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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

要文化开新,先学习文学

作者:谢有顺 编辑: 文章来源: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 时间:2018年08月21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总能听到有人在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我看来,讲文艺复兴之前,首先要学习好文学,要对年轻一代进行必要的文学教育。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人在文化传承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自古以来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终极的宗教传统,于是,“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林语堂语)。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比如唐诗,哪个不觉得好?渐渐的就成了一些人的宗教。你想,中国人从四五岁开始,张口就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直到老,古诗都还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文学,别的任何知识,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我以前看凤凰卫视,一个学者在“世纪大讲坛”讲复兴儒学的问题,可我听下来,觉得他说的复兴儒学,更多的是在喊一些空洞的口号。儒学要重新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一定要经过话语转换;没有合适的话语作载体,儒学离现代人的生活还是太遥远、太难懂了。更何况,在中国思想的传统中,也不仅仅只有儒学。


谢有顺:要文化开新,先学习文学

(林语堂)



什么样的话语载体最好?肯定是文学。文学在本质上是大众的,它的一些形式,像小说,早已成了大众不可或缺的读物之一。假如能用好文学这个载体,很多艰深、重要的价值话题,都可以得到普及。可惜,很少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思索中国文化命运的时候,能足够重视文学的作用。


这一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要高明得多。他们早就发现,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因为惟有文艺是最能深入到大众中去的。陈独秀是通过发动“文学革命”来推动社会革命的;胡适学的是农科和哲学,但率先尝试用白话文写新诗;鲁迅本来是学医的,看到国人的蒙昧之后,弃医从文,觉得治精神上的病远比治身体的病要重要得多。这些先贤,能以影响中国这么深远,文学这种话语形式是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


今天,文学若衰败,其他的知识领域,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学的,必定也受到影响。因为文学关乎人心,连人心都荒凉了,还奢谈什么人文教育、民族觉醒呢?


谢有顺:要文化开新,先学习文学


◈ 二 ◈


学者钱穆的书我是很爱读的。钱穆有很深的文学情怀,他对文学的看法,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他有一篇文章,叫《读诗》,不长,但充满真知灼见。他说:



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大。



这话是很厉害的。文、史、哲三家,钱穆把文学摆在第一位。很多人都知道,钱穆主要是研究哲学与历史的,但他对文学有崇高的评价,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中国的文学参与了中国生活、中国人生的建设,同时,中国文学也准确地传达和阐释了中国的思想。中国思想里的儒、道、释传统,中国文化里的很多精髓,许多都是通过文学来传承和解析的。像杜甫的诗,显然偏重于儒家的思想;李白的诗,比较接近老庄的哲学;王维的诗呢,更多地和佛、禅的思想相关。通过他们的诗作,我们可以更感性、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所以,钱穆在《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又说:



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即如今人生一儿女,必赋一名。建一楼,辟一街,亦需一楼名街名。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即此为推,可以知矣。



确实,中国人的人生许多时候是诗化的,艺术化的。我们的生活,很多方面都与文学有关。不仅给孩子取名,给楼房、街道取名,要从文学里找灵感,甚至连私人的书房、印章,它的名字或落款是否有韵味,也要看它有没有文气。你的孩子如果叫李福贵或张有财,听起来就一定不如白居易、张恨水那样令人赏心悦目。从孩子的名字里,或多或少可看出中国父母的身份和素养,这个判断的标准,还是和文学有关。西方人的孩子,很多都取摩西、彼得、约翰、保罗、玛利亚等,到处都是约翰,到处都是玛利亚,这一点都不希奇,因为他们取名时的参照,是《圣经》,是宗教背景,他们的宗教是和他们的世俗生活融为一体的;中国人给孩子取名字,没有宗教可以参照,即便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也经常要刻意回避这个背景,比如,信仰佛教的家庭,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取名为一灯、空相、本尘什么的,这样的名,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们怕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看破红尘、不思进取。相比之下,中国人更愿意取那些文学意味浓厚的名字,比如李晴川、西门吹雪、唐不遇什么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学是参与到了中国人的人生之中的;一个人的人生,如果缺了文学,就会少很多的风雅和味道。


我跟一些书法家、画家朋友说,艺术家的作品要有大的突破,就必须增加自己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方面的修养。古代的书法家、画家,都不是单纯地只会写字或画画的,他们同时一定是文人,一定会作诗或写文章的。诗、书、画以前是一家的。没有诗文,只有书法和画,要真正地传世,我怕也是难的。孔子的言论现在我们还读得到,孔子的笔墨就看不到了;屈原的诗文,至今还在传唱,屈原的书法,我们是看不到了;即便是离现在近一些的,《红楼梦》至今流传,可短短两三百年,曹雪芹的手迹,我怕是很难找了。许多的时候,文学比任何文化形式都要永久,正的一个哲人所说,诗比历史更永久。


谢有顺:要文化开新,先学习文学


◈ 三 ◈


中国现在是处于转型期,会出现漠视文化、轻贱文学、讽刺文人的现象,并不奇怪。但这样的状况不会一直存在下去的。我对文学的未来怀有信心。当一个社会完成了一定的物质积累的时候,文化的需求又会重新回来。当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又会追求起一种风雅生活的,甚至会投身于文化,渴望在其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去处——这种人会越来越多。我曾经在一套丛书的序言里说,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显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并不会从这个世界里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由得让人想念起文学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诚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然而,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


文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表明人类还有做梦的权利。因为有了这个梦,单调的生活将变得复杂,窄小的心灵将变得广阔。文学鼓励我们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鼓励我们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边界——每一次阅读,我们仿佛都是在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甚至,阅读还可以使我们经历别人的人生,分享别人的伤感。比如,公元七百四十二年,诗人李白游历东晋名士谢安旧处后,写下了著名的《东山吟》:“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这本是李白的个人感叹,但自从这首诗流传以来,李白的慨叹就一直被无数的人所分享。是啊,当年那如花似玉的“他妓”已化作“古坟荒草”,但“今朝如花月”的“我妓”呢,百年之后,还不照样成为一堆“古坟荒草”供后人缅怀?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贩夫走卒、乞丐傻瓜,结局并无二样。由此想来,一种旷世的悲凉就会油然而生——于是,大诗人李白那惊天动地的“怅然”,我们这些小人物在一千多年之后,也在阅读中实实在在地体会了一回。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它所创造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补充,是想象力的传奇,是许多种人生的叠加,它能为哪怕是贫乏的人生提供异常丰富的可能性。人类怎能离开文学?没有文学,真实的性情如何表达?过往的生命如何变得生动?刻骨的爱情如何才能重来?加缪在《鼠疫》一书中说:“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而“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正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由此可见,文学远没有死亡,它还在我们的生活发挥影响力,今后甚至还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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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可是现在的知识界,大谈复兴中国文化时,他们用力的主要方面,还是放在中国的思想哲学上,至于如何才能将这些深刻、宝贵的思想和中国人的具体生活对接,大家几乎都一筹莫展。


我认为,回望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如果不强调中国文学所承载和承传的,所谓的弘扬、复兴中国文化,都有可能会流于空谈。先秦诸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可一般的中国人,哪怕是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中国人,有几个能读得懂?很多人在大学读了四年书,《道德经》对他依然是一本天书。但文学不同,它有朴白、感性、容易使人产生亲近感的一面。不仅唐诗还在传唱,古典小说至今读起来不也照样通俗易懂?像我刚才所说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是千古绝唱啊!五岁、七岁小孩都可以领会。李白所表达的思乡之情,到现在也还是动人、普遍的情感。又比如《诗经》,它从诞生到现在,有好几千年了,可里面的一些诗句,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如果把后面那个“兮”字去掉,它的意思,小学生也能基本领会。这就是文学的特殊力量。


学习中国文学,在我看来,这是让人领略中华文化之美最好、最有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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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中国文化经过二十世纪历次运动的践踏之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完整的中国文化的气脉了。这是一个民族前所未有的浩劫。可能没有一个民族会像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这样,如此大规模地蔑视、践踏、焚毁自己的文化。连孔夫子都可以不要,连《红楼梦》都要焚毁的民族,真是着了魔了。几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明,几十年就可以使之变成废墟。有些人,何以会对自己的先人、民族的历史如此仇恨?百思不得其解。之前读到牟宗三的《寂寞中的独体》一书,里面讲到这个问题时,有一段话很深刻:



凡极权专制,一定要毁灭历史,所以秦始皇要焚书坑儒,诗书所代表的是那个老传统中的智慧。秦始皇所以要焚书就是不让知识分子“借古讽今”,因为有个老传统摆在那儿,知识分子就可以说尧舜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可以说禹汤文武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这就叫“借古讽今”,所以大陆上“文化大革命”就以批斗“海瑞罢官”为序幕。



确实,在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民族曾经如此野蛮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哪怕也经历过狂飙突进的革命运动的前苏联,也不敢说自己这个民族不要普希金、不要托尔斯泰了,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公然践踏孔子、打倒曹雪芹。否认历史,损毁古物,侮辱圣贤,欺凌文人,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你怎么可能再教育他要心存怜悯、胸怀苍生?又怎么可能叫他尊重历史、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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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

 

现代人的文化素质低,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其他专业的人普遍不重视人文素养的自我培育,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民族这几十年来抛弃自身传统所造成的恶果。在一些大学生眼中,像董仲舒、朱熹、金圣叹这样的名字,可能比外国人的名字还陌生了。这在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以前的中国,强调以文立国,像在座的各位,都属于古代的士人阶层,有些在地方上还做了小官,你们这个层面的士人,放在古代,如果不会写文章,不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官是会当得很狼狈的。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哪怕是正规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基本的工作总结都写不清楚的,不在少数——国人掌握汉语的能力,衰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难道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中国文化从来不怕外来文化的冲击,怕的是自己不珍重,陷入“自亡”的境地——中国文化一度确实有一种“自亡”的危机,因为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国人对自身文明血脉的漠视和践踏,在过去的这一百年达到了顶峰。所以,牟宗三说,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不一致,生命分裂。为什么会分裂呢?文化上出了问题:

 

西方来的文化冲击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来看又是自黄帝、尧、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这种中华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与西方来的观念相协调,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观念不可。结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横撑竖架,和五马分尸一样。

 

的确,社会再怎样变革,中国人的文化底子改不了,而且中国文化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你只要在这种生活中,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一个再先锋、再反叛的人,到一定时候,他又得重新回来正视这种文化和他自身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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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这个文化现实,应该成为文学写作的大背景。文学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作家对文学应该怀着更大的抱负,更宽广的视野,并与世界建立起更深遂的对话关系,这样,才能找到写作的意义和价值。否则,在广东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写作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是微乎其微的,你根本没必要苦苦地在文学里挣扎。

 

我为什么要提到上述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不可否认,我们来到了一片精神废墟,但我想说的是,废墟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开始苏醒了,有一些东西正在复活,还有一些东西正被重新聚拢起来,而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先声,理应对此有所察觉。一个时代的变化,往往是通过文学的变化来预告的。钱穆在《读诗》一文中说:



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



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很多作品,现在看来,都有先声的意义,这就在于当时的一些人,已经率先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同时也写出了新时代来临前的真实感受。我现在读一九二六年鲁迅写的《影的告别》,仍然觉得鲁迅如同二十世纪的中国先知: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鲁迅很早就有关于革命“混有污秽和血”、“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要作“韧战”准备的忠告,这些,都是一个文学家对要来的世界的一种预感,现在看来,鲁迅是有先见的。又比如《红楼梦》,也对那个时代具有预知能力,成了那个时代的先声。曹雪芹在清王朝还未衰败的时候,就已看出了一个王朝面临衰败的悲怆。《红楼梦》在实感层面是很实的,但在大的写作意象、精神追求上,它又是务虚的。热闹、繁华的生活后面,曹雪芹所传达的其实一种悲凉、哀伤的情怀。树倒猢孙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红楼梦》的精神底子是悲凉的,洋溢着一种无可挽回的衰败,这是作家的心灵触觉先行一步所看到的结果,是它,成就了《红楼梦》的大境界。


谢有顺:要文化开新,先学习文学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文学,就没有文字中的性情了;没有了性情,就不觉得做人和作文要修养了。这也是钱穆的看法。钱穆说:“摩诘诗若是写物,然正贵其有我之存在。子美诗若是写我,然亦正贵其有物之存在。”写我,要有物的存在;写物,也要有我的存在。写俗世,要有灵魂参与;写灵魂,也要有俗世作为容器。互相作为对方存在的证据,这就是把人摆到作品里面去。也有那种超脱的作品,像李白的诗,他喜欢道家,喜欢老庄那种人生,他的诗,不愿意直接写自己的生命,而是追求生命从现实人生中超越出来,但正如超世间也是一种世间一样,超人生实际上也是一种人生。李白不过是把自己更巧妙地隐藏在神采飞扬的文字后面罢了。杜甫、苏东坡这样一些诗人,是直接写人生的,也是把自己直接摆进作品里面的,所以,有时在他们的诗中,能读到惊心动魄的东西。惟有这样的文学,能够让读者的心也贴上去,从中体会另一种人生,感受另一种性情。


很多思想家都喜欢讲文学,就因为他知道中国文学里,包含了中国的思想和哲学,儒道佛诸家的思想都在文学里可以找到,而且文学里还包含作家的人格和性情。不是说思想家的文字里就没有性情,没有真实人生,而是说,就显示一个人的性情和胸襟而言,思想著作总没有文学作品来得真切。因此,学习文学,是了解中国文化、体会中国人生的绝佳途径,也是当下国民教育中的迫切课题。



(根据一次作家班讲座录音整理、节选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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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有顺 编辑:t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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