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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

谢有顺评《山本》:贾平凹的内心是有悲哀的

作者:谢有顺 编辑:田冯太 文章来源: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 时间:2018年05月10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贾平凹的内心是有悲哀的

◈ 一 ◈

离开了地理上的商洛和棣花镇,贾平凹的写作更见从容。

《山本》的叙事还是如此密集,但明显多了不少闲笔,显得精微而繁茂。秦岭雄浑,写秦岭的《山本》自然也要写得大而广,既要依托于大的历史背景,也要写好生活的细节和末梢。

这是一种写作心态上的变化

小说里麻县长这个角色的设置就意味深长。这个安分的人,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中,施展不了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品茗,结识花草,为秦岭写风物志。“他差不多记录了八百种草和三百种木,甚至还学着绘下这些草木的形状。近些日子,他知道了秋季红叶类的有槭树、黄栌、乌柏、红瑞木、郁李、地锦,黄叶类的有银杏、无患子、栾树、马褂木……知道了曼陀罗,如果是笑着采了它的花酿酒,喝了酒会手舞足蹈。知道了天鹅花真的开花是像天鹅形,金鱼草开花真的像小金鱼。”这种旁逸斜出式的文人旨趣,不仅使地理意义上的秦岭变得丰瞻、茂盛,也有效舒缓了小说的节奏。

也许,贾平凹无意写什么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但《山本》在物象、风情的描写上,确实是花了心力,小说的叙事也就不再是单线条地沿着故事往前推进,而是常常驻足流连、左盼右顾。

这种曲折和多姿,昭示出了作者的写作耐心,也是《山本》在叙事上的新意所在。

◈ 二 ◈

秦岭并不仅仅是《山本》的背景,它就是小说的主角。要写真正的秦岭志,秦岭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就都是角色,它们才是秦岭的肌理和血肉;而生活于山里的人,反而是过往云烟,他们或强悍或懦弱,或善良或凶残,或智慧或奸诈,终究本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小说的最后写道,“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

这就是“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的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它无声地接纳着一切,包容着一切,它抚平人心的沟壑、历史的褶皱,当春天来临,又是百花盛开,太阳照常升起,万物生生不息。秦岭是一切生命的舞台,也是上帝般的观察者,人与物的荣辱兴衰,尽在它的眼底。

《山本》写出了一座大山的肃穆、庄严与敬畏,所谓悲悯,正是由此而来。

麻县长以他的风物志,表达了他对秦岭中那些渺小生物的有情,多少人忙着革命、斗争、夺取,而他只为这些默然的生命立言。在历史的洪流中,这样的立言,有点像文人在乱世的际遇,更多是一种无奈,一种软弱人生的余绪而已,但它使无名者留名,让无声中发声,反而得了秦岭的胸襟和气象。

沈从文曾说,“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与麻县长的“有情”相比,更多的人追求“事功”,确实,连绵的战争令生灵涂炭,权力的追逐也漠视生命,那些丰功伟绩、英雄主义的背后,是百姓的疾苦,是人性悲剧的盛大演出。一个苦难过去了,另一个苦难又接踵而来;为制止一次由权欲泛滥所带了的杀戮,迎来的往往是更大一次的杀戮;这边刚刚尘埃落定,那边又开始暗潮汹涌。历史总是在重蹈覆辙,普通小民却如波涛中的一叶小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随着世事的浮沉而颠沛、寂灭。

麻县长对那些无辜生命的凭吊,寄寓着作者面对历史的伤恸之情。

《山本》里的这种哀矜和悲悯是深沉的。革命的纷乱,涡镇的兴亡,人事的虚无与实有,是一种生活常态。但贾平凹也看到,历史中有多少善美,就有多少丑陋;有多少坚韧的生,就有多少罪恶的死。他不再简单地写乡土的质朴、重义,更不会轻信传统文化的救世情怀,而是很早就看穿了人世破败的真相。

《山本》之前的《老生》,以四个故事呈现百年乡土社会的变局,从乡绅阶层的落寞,贫苦大众翻身做主,到乡村日常伦理一点点被政治与革命话语所“吞噬”,到最后,乡村在改革浪潮中发家致富之后又沦为空村——传统和现代的价值观都显露出了自身的乱象。更早以前的《古炉》,写的也是乡村,村民从丢钥匙这样的小事,到“破四旧”,“文革”武斗,他们的起居生活及思想意识都被迫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如小说中的善人所说,维系人与人、人与自我,社会、国家的纲常伦理已经失序,乡村也就不复有一种正常运转的经纬。

《古炉》《老生》都写到,一群小人物在历史的动乱中,或隐忍慈悲,受尽欺侮与伤害,仍倔强地活着;或被自己都还不甚了了的各种革命理念所劫持,拔刀向更弱者砍去,以善的名义不断制造新的恶。

以暴力和恶来推动的历史,只会产生更多的暴力和恶,历史的荒谬正在于此。

贾平凹的内心是有悲哀的

◈ 三 ◈

《山本》也多是写小人物的群像,重在以小民的生活史来考辨历史的事功与情义。但比之以前的小说,《山本》还塑造了井宗秀这样的乱世枭雄。井宗秀、井宗丞、阮天保这几种武装力量之间的争斗,也是小说叙事的重要线索。井宗秀成长的故事,原本是一个英雄的故事,他坚忍、能干,不断做大自己,梦想造福涡镇,应该说,他身上寄托着作者的某种理想,但权力、财富、美色使一个英雄失去了魂魄,人性失去了光彩,他终究成了另一个人。

井宗秀崛起和坠落的过程,说出的正是人性的复杂和悲哀。他并非全然的恶,他心念兄长,善待县长,尤其对女性知己陆菊人更是敬称为“夫人”,多方示好,只是,这点残存的善念已经无法拯救他朽坏的灵魂,最后落个不明不白的死。他死之后,陆菊人在井宗秀尸体前看了许久,默默地流泪,然后用手去抹井宗秀的眼皮,喃喃道:“事情就这样了宗秀,你合上眼吧,你们男人我不懂,或许是我也害了你。现在都结束了,你合上眼安安然然去吧,那边有宗丞,有来祥,有杨钟,你们当年是一块耍大的,你们又在一块了。”井宗秀的眼睛还是睁得滚圆。他有不甘,但权力和英雄的神话终究还是破灭了。

陆菊人和与井宗秀是有对照意味的。

他们之间无关情爱,他是一个男人成长与衰败的见证者,也是他的哀戚者。这个女人宽阔、平静、智慧,承受着生活的重负毫无怨言,认命但又不愿屈从于现实的安排。在井宗秀面前,她一直保持着独立、自尊,常常牺牲自我来成全他,这份隐忍的大爱,暗藏着她对家族、对一个男人的美好想象。本着这种良善和慈悲,她将茶行打理得井井有条,将花生调教成理想中的样子许配给井宗秀,鼓励、培育井宗秀,希望他造福百姓;她也屡次谏言井宗秀,对预备旅的暴行表达不满;她心系苍生,对人常怀体恤之情,她是《山本》里的奇女子,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

◈ 四 ◈

对陆菊人的理想化,可以看作是贾平凹为中国文化、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火。

这也是贾平凹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他写这块土地如何藏污纳垢,写历史背后的罪与恶时,总是对人性怀有一种良善的企盼,对寻常巷陌的烟火气有一份亲近感,对小老百姓向往安宁生活的愿望感同身受。不管革命或战争如何侵扰人心,恶与暴力如何摧毁美善,贾平凹的笔下总会有一两个人物,他们不屈或高洁的精神如同灯火,在那些晦暗不明的岁月里闪烁,如《带灯》里的带灯,《古炉》里的蚕婆、善人,又如《山本》里除陆菊人以外的瞎眼郎中陈先生,还有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他们都像是《山本》里写到的那面铜镜,照出历史的荣光,也照出历史的龌龊,照出人性的丑恶,也照出人性残存的光亮。

作者看着这一切的发生,痛苦着,怜悯着,茫然,彷徨,有一种无所适从,但也不知该归罪于谁,不知该审判谁。

在《秦腔》里,他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又说,“我没有恨白雪,也没有恨夏天义”——“不知道”和“没有恨”,这种写作伦理,可谓是饶恕一切、超越一切;《老生》里一面是山水,一面是人事,各自的脉络清晰可见,而又浑然一体,追求海风山骨的气韵下也不避人性的凶险;《古炉》察看“文革”之火是怎样在小山村点燃的,看人性如何裂变或坚守,叙事调子上是压抑而哀凉的。

相比之下,《山本》在精神省思的力度上,是进了一步。看得出,《山本》对一种文化命运的思索、一个民族精神根底的理解,更为自觉而深切。所以,《山本》已不止于一种乡村日常的描摹,散文式的叙叨,地方风物的展现,而是追求在一个更宏阔的背景下揭示小镇革命的纷纭变幻,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里面有历史演义,亦有人性拷问,而关于中国人该魂归何处的精神思辩,则透着一种过去不太有的文化气象。

作者在“后记”里说,“《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木头和石头中去了。”书写一种精神的来与去,辨析历史中的人过着怎样的日子,有怎样的灵魂质地,这背后又蕴含着多大的悲怆和代价,这才是贾平凹写作《山本》的真正用意。牟宗三说,一个有文化生命的民族,不顾其文化生命,是一种悲哀,但一个民族如果有其最原初的最根源的文化,而我们又不信,也无从信,则是另一种悲哀。

《山本》没有掩藏这种悲哀,但它还告诉我们,在废墟之上思索和相信,远比空泛的悲哀更有意义。

贾平凹的内心是有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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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有顺 编辑:t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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