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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手册

2018年第1期诗手册

作者:雷平阳 编辑: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18年01月19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2018年第1期诗手册

滇池诗刊

诗手册

雷平阳的诗/ 087

“肃立在屋顶上等待日出”(访谈)/ 雷平阳 霍俊明/ 094

一意孤行的写作者(评论)/ 霍俊明/ 99





【刊中刊】滇池诗刊

特邀策划:霍俊明 主编:段爱松


雷平阳 诗人,散文家,1966 年秋出生于云南昭通,现居昆明。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四个一批”人才。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著有《云南黄昏的秩序》《雷平阳诗选》《我的云南血统》《云南记》《出云南记》《基诺山》《山水课》《乌蒙山记》《送流水》和《击壤歌》等作品集二十余部。曾获人民文学奖、诗刊年度大奖、十月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奖、中国诗歌学会屈原诗歌奖金奖和鲁迅文学奖等众多奖项。


诗手册


作品

雷平阳的诗

访谈

“肃立在屋顶上等待日出”/ 雷平阳 霍俊明

评论

一意孤行的写作者/ 霍俊明



雷平阳的诗



暴雨


暴雨下了三天三夜

第一天,它是来压住灰尘

拯救干枯的生灵

第二天,它还是那么沉默地下着

我想它是来清洗人间的罪孽

到了第三天,它完全是在倾泻

我知道,天上的血流光了

落下来的,终于是雨水



演员


午后,在翠湖边独坐,数着头顶的海鸥

看见一个和尚,脖子上挂着念珠

从定西桥上走了过来,身上没有一丝尘土

他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我突然就想去当一个演员

在一部接一部的影视剧里

只演一个重复的角色:走投无路的人

悄悄的在深山里当了和尚

这样,我就可以不断地绝望,不断地出家

戏剧性的一会儿在俗世捶胸顿足

一会儿又在空门里穿着袈裟



在弘忍真身下


“恩典赐降我等有罪之身

不是唯一的。应该多赐降一些给寺庙外

无缘到此的那些热锅上的蚂蚁

那些放生后又被捕获的鱼类……”

我匍匐伏在那儿,没有祈求醍醐灌顶

这位佛的使者,我只是恭请他

把上面几句话,转告给佛



奔逃


明朝灭亡后,伙同一个人杀死了

豫剧里一个托孤的主角

整个国家的听众都在抓捕逃犯

我们无处可逃,躲进了苏州中峰寺

做了苍雪老和尚的徒弟

给寺庙门口的乱石堆讲经之后

又给两个杀人犯讲经,老和尚

也在托孤,那些经书里的孤儿

他说:“只能交给亡命徒了!”说完

把袈裟拉拢,遮住鹤爪一样的手

心有不甘地圆寂于窗边木榻

再不看旁落的家国与寺院

唉,多么令人绝望的乱世啊,每一次

想起这前几道轮回中的一段阅历

我就会把藏在衣袖里的短刀

用一块红布包裹起来

即使遇上了从明朝赶来抓捕我们的

不死心的捕快,我和同伙,已经形同朽木

如数放下了身上的绿叶与红花,不反抗了

宁愿被他们押送回去,接受

一个早已消亡的王朝的审判与囚禁



拉不楞寺的中午


多一个人来到这儿

人世上就多出了一座寺庙

多出了一种宗教

我和我的儿子

就是今天多出来的两个人

一个喜欢寺庙顶上蓝色的天空

一个喜欢寺庙里活生生的神灵

这多出来的天空

这多出来的神灵

我们分别敬爱

各怀芬芳的心愿

离开拉不楞寺之后

我还爱上了草原

爱上了多出来的辽阔

上面刮过的风,满足了我

对自由的思念



窸窸窣窣


窸窸窣窣,窸窸,窣窣……

我的耳朵能分辨出门外

任何一种窸窸窣窣的声音,有时是楼道上的

清洁女工,用肮脏的拖把擦拭

锈迹斑斑的扶手;有时

则是邻居鬼鬼祟祟地在生铁盆里烧纸钱

楼下的住户总是晚归,本来是窸窸窣窣的声音

因为黑夜趋于宁静而变得乒乒乓乓

女方经常站在阳台上,以跳楼为筹码

逼迫男方满足自己的愿望

男方不为所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

楼上就是屋顶了,一对老夫妇看完落日

接着看月亮或星空,窸窸窣窣的吃零食

忆旧,抱怨,诅咒,我能听见

他们身体里器官之间窸窸窣窣错位的声音

物管公司的职员,见我就叮嘱:

“最近小偷和骗子非常猖獗……”

我的耳朵愈发敏锐,发现过老鼠

沿着水管爬上了四楼,还发现过

几个穿黑西服的陌生人

坐在楼梯上读报纸,压低了嗓门接电话

我不相信他们是秘密警察,但我也想不明白

是谁替他们打开了单元的铁门

他们手中的报纸窸窸窣窣

报纸上凶猛的文字窸窸窣窣

这世界真的疯了,黎明时分,恶梦里醒来

听到窗外的街道上传来窸窸窣窣的

低声辩论,竟然是两个酒鬼

一个主张把闻一多殉难处的石碑

用油漆涂红,另一个反对

民主、斗士、诗人、红烛、死水,这些词

带着醉意,窸窸窣窣钻入我的耳孔

此时,儿子起床,窸窸窣窣的洗漱

口里还窸窸窣窣的背诵着什么

窗外的街道上则传来了清洁工的

破口大骂,先是骂吐秽物的酒鬼

后来骂伤害了他的一切。当他开骂

一个名叫“高达”的人时,声音骤然下沉

变得窸窸窣窣,手中的扫帚也窸窸窣窣

高达是谁?鬼才知道他骂的高达是谁



土拔鼠与鲸鱼


心上有寸土不让的草原,有滴水不漏的

大海。草原上的土拨鼠,它爱上了

大海里的鲸鱼

土拨鼠挖土的黄昏

鲸鱼在朝着雄浑的落日喷水

去印度洋

一支年代不详的船队,满载着和尚

经湄公河,驶向了印度洋

在印度洋上消失

那么多的袈裟,海风没有吹回一件

那么多木鱼,一个也没从波涛上返回

这就像大海里的鱼儿

那么多,被带到陆地上来

一条也没有活着回去

只有一根根鱼刺仍然卡在我们的

喉咙中,如此密集,如此隐蔽



多余


天上只有一只飞鸟

我嫌多了

世上只剩下一个朋友住在地窖里

我也嫌多了。黑夜只允许留下一盏灯

在书房里散发微光,文字都逃走了

每本书都变成了白纸

我还是嫌多了

赤裸裸的梦境中我惨遭凌迟

利刃每割走一块肉,尘土每吸去一滴血

每一次疼痛或麻木

我都会惨笑一声,说:“是多的,是多的

它们都是凭空多出来的……”



父子


从精神病医院出来

迎面就是一座山丘,父子俩一前一后

在泛着白光的小径上往上爬

父亲问:“有人问起过我的去向吗?”

儿子停下脚步,先抬手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用手掌往脸上煽风,这才

似笑非笑地回答:“我说您被枪毙了

有时也说,您被仇人追杀

不知躲哪儿去了……”

父亲想说什么,但又忍住了

昂首看了看天上燃烧的太阳

转身又朝着精神病医院走去

儿子也没挽留,把父亲边走边扔下的

钞票,一张张捡起来,坐在地上发愁

父亲消失的瞬间,精神病医院的

铁门,咣啷响了一声



聒噪


梦里被几个恶棍追杀,被几个和尚搭救

惊醒后,仍然气喘如牛,一身的冷汗

见月光破窗而入,遂找了一张纸片

记下梦呓:“那些反对绝处逢生理论的人

他们肯定会反对那些绝壁之

凌空修凿的洞窟和寺庙。”

准备弃笔再睡,窗外已经传来灰喜鹊的聒噪

接下来,楼下的建筑工地上

几十台打桩机开始作业,房屋在震颤

邻居的婴儿吓得尖声哭叫起来



孤独的老和尚


常常听见书卷里有人独白

死去的人比活人更关心现实

偶尔,也听见墙壁里

传出声音:“被砖头挤碎了骨头,但没有了

痛感,也失去了抱怨之心。”破壁之说

局限于剑花朵朵的勇士

丙申年七月十三日,在一座寺庙躲雨

孤独的老和尚,一脸的落叶

告诉我:“我每天还在诵经和度亡

但人们以为我死去很多年了。”

反之,寺庙外的死胡同里

曾经住过一个老年刽子手

死去三十多年了,老和尚还一口咬定

刽子手不会死,那人还活着

每天拂晓,提一把屠刀

肃立在屋顶上等待日出



独坐


我分不清白鹤与白鹳

分不清昨天和今天,分不清自己和别人

在白象山的殉道者墓园

独坐,望着清风吹送白云

再看园丁清洗墓碑时,那慈善、耐心

和满足的神情,我遇上了几个

分不清生与死的人

与其中一个寒暄,他鹤发童颜

说话的声音无比明亮,但字酙句酌

字字都有风骨。我赠他诗歌一卷

他回赠墓地上长出的香蕉与木瓜

他无欲求,我无欲求

我将香蕉与木瓜还给了殉道者

他则腼腆一笑,用手拍了拍诗集

“待我读过,再烧给他们!”

致月亮

月亮,今生我想至少与你相聚一次

地点由你选定:天心、海面、旷野、寺院后的山头

当然也可以就在你的体内

或者我的屋顶上

只要能接到你的邀请,一个唯心主义者

他想听见你凌空的脚步声,想看见你

因一场酒席而停顿,关键是他想

与你为徒,扛一棵桂花树走在你的前面

为你打扫满天黑暗的灰尘



父亲


下雪了,我梦见父亲在屋顶上

慢悠悠的打着太极拳

世界上所有的屋顶在他周围旋转

雪越下越大,湮灭他之前

他下楼去穿了件红色的新衣服

吃了一碗剩饭,多喝了一杯白开水

重新回到屋顶,也比平时多打了一套太极

在梦中,我喊了他几声,他没有应答

一眨眼,白茫茫的屋顶上

已经换成了一个穿黑袍的陌生人



在蔡甸,谒钟子期墓


我想我会老死在

从一座苍茫的城市到另一座

更苍茫的城市的路上

或者老死在

某个绝望的城市公寓里

无处隐居,远离了高山和流水

肋骨间的琴弦一再地弹断

血管中的鸣响没有人聆听

我与陌生人谈论过孤立、自弃

与整个世界为敌

但这些都不是我真实的想法

我也希望自己的坟墓

高出江汉平原,甚至高出

白云朵朵的天空

前提是我也得有个俞伯牙

有一个与世界与时间讲和的理由

这小小的愿望却一次次落空

仿佛我在向横空出世的帝国索取

破败的江山,仿佛

我在皇家寺庙的门口横刀叫嚣

一定要带走某个高僧大德的人头

我被高估了,被活埋在人世间了

在多次改道的汉水边上

只能听任这冬天的风

这白茫茫的芦苇

把我的灵魂送回那流水之上的楚国



激怒


我稍不留神就会激怒现实

就像顽皮的孩童

在动物园激怒笼子中冷冰冰的巨蟒

——它发疯式的卷动身体的圆柱

把为它堆砌的假山一一拍碎

那张开的血盆大嘴里,吹出来一阵阵

地狱的凉风……

而事实上,世界末日远未到来

孩童只是朝它腥臭的铁笼里扔了一个鞭炮

或者用手中的树枝

轻轻的戳了一下它的七寸



火一样的阳光


浪穹县的河谷地区

奇热难耐,而且还有那么多穿红袍的妇人

围着火堆疯狂地舞蹈

男人在喝烈酒,小孩们拿着手提电脑

坐在滚烫的石头上玩杀人游戏

那拴死在藏经楼上的高音喇叭

播放的不是梵音,而是战争广播剧

炮弹爆炸和人们厮杀的声音

令空气发烫,火药和血液

鼓荡着木棉树底信徒们开裂的身体

他们刚从葬礼上归来,衣衫上

透出一圈圈白盐。多数人

在石井旁打水逐垢,只有一个小和尚

抱着木鱼和柏枝睡熟了,火一样的阳光下

自己变成了钟馗,在梦境里捉鬼



招魂


张姨妈十八岁的门徒,左手提着

一盏马灯,右手抛撒着碎银似的白米

正在江面上给弥留之人招魂

我裸身横渡大江,到对岸的村庄去击鼓

看见她一身道袍,站在顺水漂流的小船上

一时兴起,用陌生人古怪的声音

一声声:“我回来喽,我回来喽……”

回应她的呼喊。江面上有一层薄雾

我俩的声音恍惚,致幻,仿佛出自水底

但又压住了波涛。两岸乘凉的人们

真的以为那个丢失在江水里的灵魂

回来了。而且,张姨妈的门徒

一样的把我当成了她招魂的那个人

以为他已经湿漉漉的返回了躯壳

小船行至一片沙洲,提着马灯就上了岸

剩下我继续在江面上,一边游向对岸

一边高呼:“我回来喽,我回来喽……”



在守界园


在湖北荆州沉河兄守界园

的空地上,设想中的精舍清寂无人

远离俗国和时间

少君对我说:“你在云南

也该有这么一个道场!”我果然动了贪念

为之沉吟,并为之奔波不息

但心上的一座座房屋建起来,很快就

毁于火,毁于水,毁于战乱或地震

毁于无人看守。所以,我废墟一样的心

现在仍然是一片废墟,而且多出了几个

没有身份、饭量惊人、一身臭汗

不断地清理着废墟的人

他们用铁锤重击断墙,在混凝土中取出

钢材,就像剥皮抽筋似的

令我在重归安宁时如遭酷刑



请医生不要注射麻醉剂


疲惫袭来,竟然有芒刺扎心的痛感

竟然有爱的奢求,但我愿在这

车人燃烧的街道上睡去;愿沉默着闯过

一个个审讯的窗口,像归来的流放者

再一次被摁倒在地上。暴雨即将拉开黑幕

你们别抓住我,我要手握着闪电

在天空奔跑。也请刚才踢断我肋骨的

那个人,听我一句忠告:不要轻易选择暴力

哪怕是往别人的脸上吐一口痰,你也要

想好了,从今以后,大海也洗不干净你的灵魂

我已疲惫不堪,就让我在救护车上

或者太平间里,睡一会儿,就一会儿

如果在手术台上,我还得回答你们的问讯

请医生不要注射麻醉剂,忍着剧痛

我才能回答得精准、简短:“请你们记住

我们都是罪人,我的罪过:我爱

你们的罪过:你们反对爱!”



老佛爷


最寂静的时候,是我连续问他

有关虚无的几个问题之后

他仍然埋首于光影

寺庙外没有一个前来赕佛的人,缅甸的春风

吹拂尘土,布朗山尚未进入雨季

煎水的铁壶咕咕咕冒着白雾

火苗在壶底,已经把一堆木棍

变成灰烬,有耐心,也有耐力

我给铁壶续上清泉,第三次

把旧茶倒了,换上新茶

他表情不变,和我第一眼

看见他的时候一样:淡淡的微笑后面

还藏着另一张笑脸。目光

也是柔和的,眼窝深处,还有一束目光

去了肺腑。我知道,年轻时他杀过虎

与女人私奔,在蒲甘种植罂粟

便单刀直入:“在流水上清洗刀刃上的血污

流水会不会变红?”他同样一动不动

仿佛我就是虚无,是他杀死过的某一只

孟加拉虎,今天,从缅甸的山谷

跑来找他了,而那把带血的刀,没有清洗

割了他的舌头,还悬在他的头顶


责任编辑 段爱松 胡兴尚



“肃立在屋顶上等待日出”

访谈 雷平阳 霍俊明


霍俊明:老雷,近好!这个访谈已经拖了一段时间,不能再拖了。这次必须得让你完成此次对话任务了。

雷平阳:与人对话,通常我会很紧张,尤其是遇上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或者当自己一点儿谈话的欲望都没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会点上一支烟,猛吸,让烟雾遮住自己的脸。当然,有一些对话让人觉得是神的使者来到了自己的面前,他(她)的任务是将孤悬远海小舟之中的我引向大陆,或者带着雷霆与闪电,让我在一连串的追问下学会逃亡和自我拯救。

霍俊明:呵呵!在这一期的《滇池》上你再一次写到了你的父亲,“下雪了,我梦见父亲在屋顶上 /慢悠悠的打着太极拳 /世界上所有的屋顶在他周围旋转 /雪越下越大,湮灭他之前 /他下楼去穿了件红色的新衣服 /吃了一碗剩饭,多喝了一杯白开水 /重新回到屋顶,也比平时多打了一套太极 /在梦中,我喊了他几声,他没有应答 /一眨眼,白茫茫的屋顶上 /已经换成了一个穿黑袍的陌生人”(《父亲》)。

雷平阳:这首诗的写作,有一个现实背景。父亲谢世之后,母亲搬到妹妹家去住,乡下老家的房屋也就废弃了。因此,每一次回昭通,我都只能去住旅馆,像一个外地人那样。2015年冬天,我应邀去昭通参加一个网络媒体的颁奖盛典,入住江山大酒店。酒店是一座高楼,周围的民房则相对低矮,某日黄昏,站在落地玻璃窗前看街景,我就看见一个人来到了房顶上,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打起太极拳来。那么多的房顶,就他一个人,一个人静静地打太极拳。他也没打多久,很快,一场大雪就把昭通落白了。

霍俊明:在我看来,父亲、家族、故乡、乡土、现实、中国是彼此交叠在一起的,而你的工作似乎一直就是在为他们重新安置一个身体或场景,进行一次次的复原和还魂。他们可能已经由实体转换成了精神寄托物和寓言化的载体了。

雷平阳:父亲和母亲他们在一起生活了近五十年时间,到 2008年父亲谢世为止。在长诗《祭父帖》里,我曾写到父亲出殡的前夜,母亲用衣衫不知疲倦地擦拭着父亲的棺木,仿佛想用油光可鉴的棺木作镜子。其实,在我的记忆中,因为饥寒与劳苦,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打闹,相互之间的恶语相向更是家常便饭。暮年,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灵魂走丢了,怨偶才彻底地变成相依为命的老伴。父亲离开之后,母亲执迷于用手工给儿孙们做各式各样的布鞋,我们兄弟几家及妹妹家里,她做的鞋子都堆满了衣橱。母亲在她自己的锦绣王国里静静地居住着,很少打开窗户瞭望外面人声鼎沸的世界。只有到了清明节,她才领着众儿孙,轰轰烈烈地去给父亲扫墓。

霍俊明:还记得 2016年秋天吧!我和你等几位朋友一起来到位于昭通土城乡欧家营的你家的土坯房。临来的路上,杨昭低低地说有一次来你家的路上他遇到了鬼——没有脸,声音从胸膛传出。顺便谈谈杨昭吧!杨昭的头发和表情让我想到的永远是一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那个年代特有的精神面貌,只不过现实世界中的人慢慢变老了。记得在北京,一次吃饭,遇到一个重庆姑娘。在酒桌上她盯着我,然冒出了一句话——你曾经是个文学青年。

雷平阳:杨昭的头发一直这么长,没有短过,也没有更长过。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渊博的学识致使他话语里充满肯定句式,一锤定音,朋友们鸦雀无声。他的酒量并不大,但在他的幻觉里,他的胸腔里有一个装酒的太平洋,为此,喝酒的时候,他总觉得别人不胜酒力,喜欢一再地抢别人的酒杯,很快就把自己灌醉。他写小说,以其小说的品质,他早就应该名满天下,但他始终默默无闻,始终不厌其烦地修改着他不多的那几个作品。我曾经跟他开玩笑:“你作为一个石匠,可以多凿一些石人石马石鬼,不一定非得只凿一尊尊石菩萨……”他笑而不答。

霍俊明:在你老家,我看到的情形是:房屋前肮脏的河水里尽是垃圾。颓败的房前有几个大得有些夸张的蜘蛛网,上面布满了蚊蚋。那近乎静止不动的蜘蛛是否是这个时代的化身——像卡夫卡一样被世界死死困住?敬畏、抵触,深情与无望是否构成了写作的基调——现实的困境?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目睹的是“文字的骨灰在天空里纷纷扬扬”。

雷平阳:1970年代末期,我们家从村庄里搬了出来,在村东造屋独居。房子都是土坯房,土坯与土坯之间有很大的空隙,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北风飕飕地从空隙里吹到屋里来,冷得一家人直打颤。我们有兄弟仨,父母在造房时算计好了,如果三个儿子都没有什么出息,那就一人一间,娶妻生子,老死乡下。后来,我外出读书,有了一份城里的工作,哥哥和弟弟也外出打工,在城市里安了家,这三间土坯房很多年一直是父母居住。父亲去世后,母亲也搬到了城里,房子借给了一个亲戚暂住。昭通产美酒,我的一个设计师朋友在六年前购置了六吨,没有适合的地方存放,就用汽车拉了来,存放在这三间土坯房里,由那个暂住的亲戚看守着。这儿是利济河与昭鲁大河的交汇处,欧家营就坐落在旁边。童年和少年时代,很多次我都差一点命丧于这两条河流。因此,村庄里我有着很多个救命恩人,他们差不多都死了,有一两个还活着,但大脑已经不太清醒。利济河的上游是昭通城,昭鲁大河的上游是鲁甸县城,二十多年来,两座城市的垃圾顺流而下,下游河流上的闸门一放下,所有的垃圾就淤积在欧家营一带。

霍俊明:这种失败的现实导致的正是“先行到失败中去的写作”。新旧两个时代和两种时间观念的碰撞形成了无处不在的漂泊的冰山和悬崖。每个人都处于一种分裂的尴尬境地。这就是悖论——你拥有的正是你所永久失去的。

雷平阳:是的,命运。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这时代的一个偷渡客。价值观、文化观、审美观,我所奉行的往往就是我内心反对的,而我真正以文字竭力捍卫的东西,却又连说出声的勇气都早已丧失,我的身份缺少合法性、公共性和透明度,总是被质疑、被调侃、被放逐……偷渡客只能自己给自己验明正身。

霍俊明:由你的颓败的老宅、悲苦的乡村命运,以及比之远为复杂的时代都让我看到你的写作使你成为一个有精神出处的诗人,这也是你的写作宏旨或底线,“多年来,我希望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有精神出处的写作者,天空、云朵、溶洞、草丛、异乡、寺庙、悬崖,凡是入了我的心,动了我肺腑的,与我的思想和想象契合的,谁都可能成为我文学的诞生地。”(《乌蒙山记·自序》)但是这一精神出处的发生和境遇让人感受到的是鲜血淋漓的“惨败性的现实体验”。现实中没有任何胜利可言,而诗歌内部也同样是伤痕累累。这关乎一种特有的诗歌功效,我想到了西默斯·希尼的那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的功效为零……从来没有一首诗能阻挡住坦克。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诗的功效又是无限的。这就像当着指责者和被指责者的面,在沙上写字,叫双方都无话可说,并能幡然悔悟。”是谁应该幡然悔悟呢?

雷平阳:我为什么还要写作?坚持写作的理由当然也很简单:我只是自己灵魂阅历的记录者,并且没有不朽之念,读圣贤书,只为想有光。这种痛苦的阅读,渐渐地教会我许多古老或崭新的观察、记录、想象、审美、叙事、思想的法门,进而也就形成了自己个体的写作格式。我曾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从来不反对人们对天国的向往,但我不相信,通往天国的路边,只能栽种橡胶树。”旷野在缩小,我能想象到它的消失,代之的“天国”即“工业文明天国”会是什么样子,或说为之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我们现在都难以测度,我现在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将旷野平移到纸面上。这旷野的样子,一如泡影。

霍俊明:旧时代并不是美好的,正如新世纪也并非都尽如人意,但是对于具体的生命体来说,你所出生和经历的那个时代成了你真实可靠记忆的重要部分,你的记忆从那里开始,你的身体从那里成长,它们只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个人的历史,是一个人的城市。你离开昭通后到了昆明,一个地区的中心,一个特殊的城市,这对你那段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雷平阳:1991年夏天,我离开昭通,到昆明西郊二十八公里处的一家建筑公司当了宣传部的政工干部。公司机关在一个缓坡上,东面是昆明西郊殡仪馆,南边是一家精神病医院,西面则是一个巨大的钢材堆放场。1999年至2004年,我住在昆明西北郊的虹山。那儿是城乡结合部,有着巨大的农贸市场、形形色色的杂货铺和急匆匆地走路的形形色色的人。我的很多诗作包括《杀狗的过程》就以那儿为场域。我住的社区在一座小山丘上,对面的山丘矗立着几个白光闪闪的庞大的煤气罐,周围的人们一直担心它们会因为什么神秘的原因而爆炸,像生活在死神身边,始终提心吊胆。从山丘上下来是东西向的学府路,路的两边有昆明冶金专科学校、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和省教育厅。与山丘正对着的虹山北路上有一座临终关怀医院,平时都没什么人影,秋天的梧桐叶被风吹着,刮过医院门前,总是发出一阵阵金属的响声。

霍俊明:这似乎回到了当年卡夫卡的世界,如此现实,如此荒诞,如此不可理解。也正如那句惊心的感叹——“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记得你说过一句话极其精准:“作案现场似的生活现场”。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时代场景甚至成了一个巨大的不可见的网或者迷宫。任何人都身处其中,任何人都要寻找一个出路。而对于写作者而言,似乎只有文字世界能够安身立命,“我想象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括过去和未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我沉浸在这种虚幻的想象中,忘掉了自己被追捕的处境。在一段不明确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抽象地领悟了这个世界”(博尔赫斯)。只是,博尔赫斯想象中的迷宫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境遇。

雷平阳:我们为什么总像凯鲁亚克所说,大脑极度亢奋但四肢无力一如垮掉?核心问题是,我们心力涣散,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尽管我们身边的世界状如一个正在进行的作案现场!如何让熟视无睹的场景和事件诗意盎然?如何在别人写烂了的题材上进行汉语拓边?对于一个严肃的书写者来说,这些问题都应该努力的去尝试,而不是假扮一脸不屑又力不从心地彻底放弃。某些题材具有永恒性,它们像上帝一样端坐在那儿,凡是经过其面前的诗人,都必须有所交待。

霍俊明:这个时代的诗人似乎每个人不得不抒写的正是“乡愁”下的中国式的“还乡日记”。也许,这正是当代中国诗人的集体命运。一代人的怕和爱!当这成为一种写作驱动,形成的结果正是新世纪以来大量的关于乡土、底层经验的现实化写作潮流,其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平庸和同质化之作。也就是说,这种类型诗歌的写作难度是越来越大了,也很容易被误解,被贴上

“地方主义”“乡土诗人”的标签。

雷平阳:我一直不认可地域性这个概念,尤其不认可用来对应“全球一体化”的所谓地域性。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诗歌界,有的自认为具有“世界性”的诗人,他们总不遗余力地把另一些生活在“小地方”或写“小地方”的诗人划入“地域性”,借以说明他们才是诗神的特选子民。我的写作都来自阅历。惟一的风险就是被人们冠以“地域性写作”,最大的自由则在于魂心的舒坦、语词的自然和审美的朴素。这些年,我的确写了很多关于云南的诗篇,这是因为我认为云南是一个诗歌出没的地方。礼失求诸于野,云南有足够多的野,野外,野草,野山,野水,野之间的人民及其文明,我之写作,类似于古代的采诗官。稍有不同的是,采诗官得到的是诗稿,意在建构中国古老诗歌的最初庙宇,我在野地上得到的一切,则意在搭设一个可以体现我诗歌梦想的纸上荒野,并借以反对身边猖狂、霸道的诗歌政治学,以及颠覆了千年文明的工业化的暴力文明。沈浩波曾将我视为腐朽的‘乡村才子’之一,殊不知我的内心也藏着猛扑向诗歌未来的千军万马。但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一代汉语诗人的使命并不在于迅速再造神圣的诗歌天堂,而在于在诗歌乱世之后恢复重建一座座坍塌了的诗歌小庙,让诗歌重获良好的文化生态。革命总是静悄悄的,从野外开始的革命,尤其是当这种革命只是基于诗歌精神的重建,它甚至可以视为一个诗人的自虐或自讨没趣!

霍俊明:是的,写作的差异性最为重要。即使是同一个生存空间,不同经历的人呈现出来的感受甚至所看见的事物也是不同的。多年后汪曾祺回忆四十年代自己在昆明的学生时代时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而今天的昆明作家,像雷平阳能有这种情致和淡然吗?无论是雷平阳的诗歌还是散文写作,继续从“空间”“地方”入手,从《云南记》《出云南记》《我的云南血统》《云南黄昏的秩序》《基诺山》《黄昏记》《乌蒙山记》一脉下来,“记”(包括你大量的以“记”命名的诗歌和散文)已然成为文体学(古文常见的四种文体为记、表、书、志)意义上的写作谱系。在一个个碎片化、遗迹式的精神空间我看到的是一个前现代性的黄昏和黑夜中近乎失魂落魄的孤魂野鬼式的“行者”。归附到修辞上这是一个躬身于“地方”“方言”“野地”“纸上的旷野”的使徒或行脚僧。

雷平阳:“云南”在我的诗歌中,它是语言、情怀和时空的背景,不是写作的标的,更不是审美的终点。从《云南记》到《基诺山》,有着对情感根系的寻找与持守,但主要还是为了让诗歌及物、在场。我只歌唱了正在消亡的乡村文明中的某一部分,比如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比如故乡和亲情。它们的好,基于时代的堕落,基于不灭的神性和人性。写它们,我写的是挽歌与投降书,什么都抵御不了,无非是在荒草之中给一个个孤魂野鬼立个石碑。写地方,是因为我的写作资源存在于某个地方,我仍然会坚持写下去,但不会有意地强化“地方”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福克纳“邮票大的地方”的说法,核心是“邮票”,不是“地方”。云南人说一个地方的小,“牛皮大的一块地方”,最有意味的也是“牛皮”,不是“地方”。我的想法,关于“地方”,它必须具有普遍性,它的名字是可以置换的,它的内心不是孤立的,它的命运也不是用来反抗和革命的。我不认为佩索阿一生都在写里斯本的道拉多雷斯大街,也不会有人认为帕慕克只意味着伊斯坦布尔。在我看来,云南是无穷尽的,是宇宙或比宇宙还要高大的天堂。但有必要说一下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们迷失于云南的异美和生命力,无从找到它所展现出来的人类梦寐以求的精神标高,也无从在诗人笔下的云南身上发现我们时代的肉身沦陷与灵魂反抗,那么很多阅读均可视为无效,这也就是现代性为阅读者设置的一道苛刻之门。

霍俊明:信息性的敞开使得新闻化成为了日常现实,似乎现实和写作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对于小说家,越来越多的质疑是他们写出的故事照之超出了想象力极限的怪诞的现实相比已经丧失了想象力。

雷平阳:超越想象力的新闻事件,比平庸的诗歌更震撼人心,我所理解的艺术性,就是“永恒的新闻性”。大凡优秀的艺术作品,审美追求、语言拓边、时空建设、社会功能等等方面,无一不具有永不散失的新闻性,无一不是“绝学”,无一不是对任何一代人都有神启性的“传统”。我不排斥诗歌的新闻性,相反我对诗歌中存在“永恒的新闻性”怀着热切的愿望。这就是我借用“摄影术”,大面积、大幅度罗列生活现场的原因所在。生活现场上发生的铺天盖地的事件,我感到有很多都内含了暴烈的史诗性结构和残酷的诗歌美学,以及我们一直在追问的世界的真相和我们不堪一击的命运。

霍俊明:我近期又重读了以赛亚·伯林的《现实感》。而这也回应了我近年来对中国诗歌的理解(一部分的),很多写作者都在争抢着写现实,但是缺乏的恰恰是“现实感”。就现实感问题上,我认同伯林的这句话:那些伟大的体系建构者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既表达又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看待各种事件的方式。

雷平阳:激活日常现实与生活经验,使之从个人阅历转变为精神历险,其难度约等于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我一直觉得,眼下的很多诗人、作家,因为政治和写作目的的需要,有意识和无意识地都喜欢从自己的心灵史和生活史中向外逃亡,把文字都献给了他们虚拟的故事与贫血的想象,根本不愿接受现实生活的逼视和控诉,渐渐地也就失去了书写现实的心力和勇气。别说“风俗”,就连风景和鸟叫,很多人都写不出来了。

霍俊明:转眼间,我们说得已经足够多了。尽管看起来有些是老问题,但最终无不指向了这个时代写作的核心命题。北京已经是深秋了,你下周就来北京小众书坊参加你新诗集《击壤歌》的发布会了。到时再聊吧!

雷平阳:呵呵,好的!霍书生,北京见。

责任编辑 段爱松 胡兴尚



一意孤行的写作者

评论 霍俊明


想要写出一首好诗,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雷平阳《难题》


2017年湿热的夏天,我和雷平阳、沉河等在湖北黄梅东山的五祖寺相遇。


“恩典赐降我等有罪之身

不是唯一的。应该多赐降一些给寺庙外

无缘到此的那些热锅上的蚂蚁

那些放生后又被捕获的鱼类……”

我匍匐伏在那儿,没有祈求醍醐灌顶

这位佛的使者,我只是恭请他

把上面几句话,转告给佛

——《在弘忍真身下》


此时雷平阳有些失眠,精神不振,他随身的包里带着一个诗歌笔记本——手写体的灵魂。这次刊登在《滇池》上的诗很多就是来自于这个笔记本上刚刚完成的新作。雷平阳一直保持着手写的习惯——多么“老旧”的写作者,这多少与处女座的某种“精神洁癖”有关。

无可置疑的是,雷平阳是这个时代不多见的一意孤行的写作者。这是一个着黑衣的招魂师。他是这个时代最擅长写作诗歌笔记体的人,“一直作为枕边书的只有《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目击道存,雷平阳是一个始终及物、在场的目击证人。这种写作方式完全是一个人与语言和时代空间不断搏杀的结果,他可以悬崖饲虎般地决绝,也有着聚石为徒般的为这个世界重新立法的执念——“遇见石头在江面上飞行 /比流水还快”(《遇见》)。雷平阳的诗歌仿佛有永远的暮色,在无边的苍茫中窥见人生的踪迹以及神的训谕,他一直在重建着一个高原上的精神小庙。

在这个漶散莫名而又自我极其膨胀的年代,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而雷平阳则是这一极少数的代表之一。

在 2014年夏天的西北暴雨中,我曾在一朋友处看到雷平阳的四个斗大的书法“聚石为徒”。窗外的大雨也许正来自于一场精神事件 ——

暴雨下了三天三夜

第一天,它是来压住灰尘

拯救干枯的生灵

第二天,它还是那么沉默地下着

我想它是来清洗人间的罪孽

到了第三天,它完全是在倾泻

我知道,天上的血流光了

落下来的,终于是雨水


这样说并非意味着雷平阳就是写作的“圣徒”,而我想强调的则是其写作的“精神来路”和“思想出处”。在我看来诗人的“出处”和“来路”非常重要,而雷平阳的“生发地”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极其强烈的两难性乃至宿命感。这是个离群寡欢的漫游者、“梦游者”,同时也是精神的“立法者”。从少年时代开始,雷平阳就宿命性地以诗人的“非正常性格”冷静而无望地面对着所有“破败性”遭际。雷平阳在身不由己地折返、蹀躞、游荡和寻溯,“我突然就想去当一个演员 /在一部接一部的影视剧里 /只演一个重复的角色:走投无路的人 /悄悄的在深山里当了和尚 /这样,我就可以不断地绝望,不断地出家 /戏剧性的一会儿在俗世捶胸顿足 /一会儿又在空门里穿着袈裟”(《演员》)。这是一个不断将沉暗的汉语针尖擦亮并且忍受着很深芒刺的面影沉暗的写作者,雷平阳为这个时代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并不轻松的寓言。迷离惝恍又真切刻骨都统一在呛人鼻息搅拌血液的寓言化的诗歌氛围之中。这一场景介于现实与寓言之间,更是像一场白日梦式的景观。这种“拟场景”“寓言化”的文本效果显然要比那些过于胶着于“现实生活”的写作更具有超拔性和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恰恰又是建立于主体对现实和生活的精神介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我们都在谈论诗歌与时代、现实的关联,而我们却时刻在漠视这些日常生活的真实景观与诗歌镜像和诗人精神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是一个新旧两个世界观和时间观念仍在持续惨烈碰撞的时代,一个个精神断崖随之产生,“我又来白雾中的山脉 /悬崖依旧”(《追捕》)。在时代的冰河上,过去时的上游和现在时的下游之间我们该何去何从,最终的命运是什么呢——“两个人在严冬的深夜诀别 /一个向冰河的上游走去 /另一个反向而行。冰河上嘎吱嘎吱的声音 /本来有沉重感,却因为无人听到 /而不存在。随着雪越下越大 /开始他们还像是两根木棍,撑在 /两张巨大的白布之间 /后来两根木棍也不存在了”(《冰河》)。似乎每个人都处于两个时代和迥异经验的悬崖地带,你不能不做出选择——主动迎接或被迫接受。一切都在改变,荒诞主义的结局似乎早已经注定,连乡土的后裔们也已改变了基因。房屋已被点燃,屋顶上蹲着一个失声的乡野歌手,“人们正在把‘野草和荆棘’这些大地的主人连根拔起,一个时代正兴致勃勃地消灭着旷野和山河。我能做的,无非就是在纸上留一片旷野,把那些野草和荆棘引种于纸上。”

2016年秋天,我随雷平阳来到了他位于昭通土城乡欧家营的土坯房。临来的路上,杨昭低低地说有一次来雷平阳家的路上他遇到了鬼——没有脸,声音从胸膛传出。颓败的房前有几个大得有些夸张的蜘蛛网,上面布满了蚊蚋。那近乎静止不动的蜘蛛是否是雷平阳的化身——像卡夫卡一样被世界死死困住?敬畏、抵触,深情与无望是否构成了雷平阳写作的困窘——现实的困境?田园将芜胡不归。就雷平阳的文字来说,我目睹的是“文字的骨灰在天空里纷纷扬扬”。这是否像当年的西蒙娜·薇依在 1941年夏天所吁求的作家需要对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这是否就是对作家“良知”和文学“真实度”的考验?而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换言之,“诗与真”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们。

写作是一种记忆,也是挽歌般的自我救赎。一个我们曾经熟悉的世界作为一种老旧的空间和秩序正在可怕地消失。强硬的带有“时代合法性”的铁臂正在取代一切曾有的秩序——尤其是精神秩序。破败的时代碎片却无处不在。在此,诗人不自觉地让诗歌承担起了挽歌的艺术。但是挽歌很容易导致自恋的精神洁癖和蹈虚狂人,而雷平阳却在诗歌中完成了呈现、还原与再造。雷平阳的冷静、坚深、朴拙和沉暗构成了这个时代启示录般的存在。我们难以自控地跟随着新时代看似“前进”的步调和宏旨,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喧嚣和麻木中折返身来看看曾经的来路和一代人的命运出处。而即使有一小部分人企图重新在“历史”和“现实”两岸涉渡和往返,但是他们又很容易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为旧时代的擦拭者和呻吟的挽歌者,成了新时代的追捧者或者不明就里的愤怒者。而合宜的姿态就应该是既注意到新时代和旧时代之间本不存在一个界限分明的界碑,又应该时时警惕那些时间进化论者或保守论者的惯性腔调。


下雪了,我梦见父亲在屋顶上

慢悠悠的打着太极拳

世界上所有的屋顶在他周围旋转

雪越下越大,湮灭他之前

他下楼去穿了件红色的新衣服

吃了一碗剩饭,多喝了一杯白开水

重新回到屋顶,也比平时多打了一套太极

在梦中,我喊了他几声,他没有应答

一眨眼,白茫茫的屋顶上

已经换成了一个穿黑袍的陌生人


诗人所目睹的“风景”已经变形并且被修改甚至芟除。“真实之物”不仅不可预期而且虚无、滑稽、怪诞、分裂,震惊体验一次次向诗人袭来。“贴身肉搏”的结果却是“失魂落魄”。虚无的诗人已经开始失重并且给时代巨大的离心力甩向无地。在此时代情势之下诗人的“祷辞”“隐语”就只能是一种虚无体验的无奈验证之举。诗人在为那些消失和正在消失之物以及空间祈祷,也不能不对那些现代性和城市化时代的现实之物抱以以卵击石般的不解和警惕。这样产生的结果能够保证诗人“治疗自己的失忆症”。面对着那些沉暗的异乡人、出走的人、再也回不到故乡和旧地的人,雷平阳只能用“经书”一样的祷告发声。这是失魂落魄般的重建工作,最终仍然是徒劳、无望、无告,“心上的一座座房屋建起来,很快就 /毁于火,毁于水,毁于战乱或地震 /毁于无人看守。所以,我废墟一样的心 /现在仍然是一片废墟,而且多出了几个 /没有身份、饭量惊人、一身臭汗 /不断地清理着废墟的人 /他们用铁锤重击断墙,在混凝土中取出 /钢材,就像剥皮抽筋似的 /令我在重归安宁时如遭酷刑”(《在守界园》)。在这里,诗人遇到宿疾和难解的悖论。祷告有用吗?由此诗人承受的是一次次的虚无,因为“念咒的母语灭绝”。在雷平阳这里,入世与高蹈、诅咒与赞颂、介入与游离、市井与经卷、城市与旷野如此不可分割地纠结缠绕。正如一个伟大诗人所说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实际上是同一条路。与此同时,雷平阳不断使用一些似是而非以及充满了矛盾和互否性的词语。这再次印证了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与龃龉。是的,在雷平阳的写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叙述者正在成为故乡的陌生人和孤魂野鬼。这是否像雷平阳说的自己是这时代的一个偷渡客?因为从生存的普遍性上而言,“当代”写作者最显豁的就是现实经验——新旧的共置和体验的对峙,而这更大程度上与现代性这一庞然大物有关。而对现代性的理解,无论你是一个拥趸,还是一个怀疑论者,你都必须正视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的存在。而雷平阳在现代性面前不断追问的则是隐秘的时间立法者何在?写作者的自卫性以及尊严何在?这就是现实和语言的双重困境,而在困境中写作是如此地艰难——“我戮力为之,因为我也想在未来因为它而得到一份违禁般的宁静与沉默”。我想到强调“见证诗学”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句:“专注,仿佛事物刹那间就被记忆改变。/坐在大车上,他回望,以便尽可能地保存。/这意味着他知道在某个最后时刻需要干什么,/他终于可以用碎片谱写一个完美的时刻。”

雷平阳曾自忖:“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云南,就是世界的肉身,语言的乡愁。“喊魂吗?”诗人在野!这是一个“丧家犬的乡愁”(《黄昏记·序》)。雷平阳是有精神出处的诗人,这也是他的写作宏旨或底线,“多年来,我希望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有精神出处的写作者,天空、云朵、溶洞、草丛、异乡、寺庙、悬崖,凡是入了我的心,动了我肺腑的,与我的思想和想象契合的,谁都可能成为我文学的诞生地。”(《乌蒙山记·自序》)但是这一精神出处的发生和境遇让人感受到的是鲜血淋漓的“惨败性的现实体验”。地方和空间已经不是自然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的“云南边地”,而是上升为一种精神性的场域——个人精神史的流放地或密室。围绕着雷平阳的诗歌写作,多年来阅读者和评价者会不断兴冲冲地贴上标签,反复强化那几个关键词——地方性、地域、乡土、乡愁、民生、云南经验、痛感、现代性等等。雷平阳由此被框定和局限于一个“云南作家”“现实主义作家”——而不是“汉语作家”或“中国作家”。所以雷平阳最反感的就是“地域写作”。他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有些气闷地反问——“为什么我的文字只能属于某个地方、某些人、某种狭隘的审美?”很不幸的是,这些“关键词”已经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场中变得愈加流行和时髦。但是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种写作类型在美学和思想的双重维度下不是变得越来越开阔,相反是越来越狭窄和市侩化,变得如此媚俗而欺世,变得如此面目可憎。写作者与地方和空间的关系不能是观念性和本质主义的——由“云南经验”我们还可以推而广之到“江南写作”“西部写作”“海派写作”“打工写作”,而应该是自发到自觉的生成性意义上的。雷平阳警惕于别人称自己为“地方性诗人”“云南诗人”“乡土诗人”“苦兮兮的现实主义者”,但是雷平阳在写作中又刻意或自觉地强化了写作与“地方”的关联——这可能像雷平阳说的是对他的误读。但是,说到雷平阳的“精神出处”我们的目光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转向他写作中的“云南空间”。这关乎他的个人精神史和写作发生史,关乎他前现代性的乡愁,关乎一个写作者的道德和操守。写作者的“地方血统”可以获得一种发言的权利,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期占得优先权,但是这种方言属性的话语权利一旦在写作中定型,其危险性也即接踵而至。

“地方”“空间”都是存在性体验的结果,故乡也正在沦为可怕的异乡——“这些愈来愈陌生的景致与冥想,它们是否有过最为丰饶的土壤?”确然,深处“空间”“地方”以及附着其上的传统、伦理、秩序的写作者该如何将之个人化、历史化并且在美学上具有陌生化的效果就变得愈发重要而棘手。尤其是在一个“地方性知识”被清零的现代性、城市化语境之下,残山剩水也注定了雷平阳“残稿”式的写作命运——一切都是未完成的状态。雷平阳就是在残山剩水间蹲下查勘——更多是精神意义上的满怀狐疑。他身不由己地关注着现代性语境下的“消亡学”。雷平阳所说的“山水课”,与此同理。他在“云南”草木间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文学教育和精神生活。雷平阳不断在诗歌中写到澜沧江、怒江、金沙江,乌蒙山、哀牢山、基诺山。天空、云朵、寺庙、悬崖、丛林、废墟、墓地接通了雷平阳的“人气”“地气”和“天气”。所以,雷平阳文字化的“云南”“地方”不是外在于主体的,而是文字的肉身,是自我精神的一部分或者历史个人化的延伸。这其中既有一般旁人感受不到的深情、热爱,又有着自责、虚妄、无着和救治。这也是他的散文中为什么大量的反复写到杀伐、自戕和各种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正是从这种直指“地方”“空间”“乡土”的视域出发,雷平阳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打开了诸多的写作可能性和认识“现实”“现代性”的多层空间。而一种话语的有效性显然关涉“说什么”和“怎么说”。你不能阻止一个幸福的人放声歌唱,你同样不能阻止一个悲痛的人放声大哭。云南与中国乃至世界的关系最终只能落实为雷平阳与语言的关系,因为合法性是诗学意义上的。这是外在现实内化为“现实感”的过程,而非惯性的社会学理论学的阅读和指认。吊诡的是一再抒写和反刍“故乡”的人最终却没有安身立命之所。这就是雷平阳的写作宿命。而“云南血统”的复活与再生不能不以巨大的尴尬、失落、撕裂为代价。在此,诗歌成了致幻剂,也成了精神安慰剂。这样产生的必然是汉语和内心的双重“乡愁”。作为时代时时“后视”与“前瞻”的写作者和精神“内视”者,雷平阳获得了同时代人少有的愿景和方向性。尽管雷平阳的很多诗作带有“云南”的“关键词”和“地方志”基因,但他并不是一个观念性的“地方”写作者。

雷平阳并不是一个抱有野心抒写“历史”的人,尽管他在诗歌中呈现的身份性是明确的,但是他建立某种“诗歌秩序”的努力也是存在的。雷平阳更像是一个充满野心的土司,企图为内心与自然重建和规划一种精神空间与秩序。然而这只能是一场新时代的幻梦,但是其必要性却毋庸置疑。这一切呈现和印证了关涉本土“现实”话语的焦灼和失语症状。这是诗人的“现实”,一种语言化的、精神化的、想象性的“真实空间”,“我在自己虚构的王国中生活和写作,大量的现实事件于我而言近似于虚构,是文字的骨灰在天空里纷纷扬扬。采用真实的地名,乃是基于我对‘真实’持有无限想象的嗜好。”(《乌蒙山记·自序》)

雷平阳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

他不会取巧,即使是对于极其细小的虫草和石块他也必须弯下腰去翻检和察看。频生的细节纹理、鲜活震惊的意象、本真莫名的经验、捶打的精神渊薮、深沉的文化关怀、生命烛照以及带有寓言性、叙事化的笔调印证了他不是单一视域的观察者。雷平阳的写作“在场”而又“超拔”,尤其是其寓言性质素非常显豁。这不仅涉及到对“现实”的提升和转化能力,而且关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迷离惝恍又真切刻骨都统一在呛人鼻息搅拌血液的诗歌氛围之中。当一个诗人在石灰水泥覆盖的空间“失魂落魄”地寻找“神性”“圣词”“历史”“人性”“根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化血为墨迹的阵痛。雷平阳的诗歌写作在不断印证着一个重临的时代话题,同时这也是一个时代诗人所必须面对的难题。换言之我们都在谈论诗歌与时代、现实的关联,而我们却时刻在漠视这些日常生活的真实景观与诗歌镜像之间的关系。雷平阳的诗歌是对世纪初以来流行的阶层抒情、乡土叙事、底层神话、“道德”律令沉疴的警告与提请。雷平阳的诗歌写作已经证明诗人绝非为了“流行”和“道德”而沦为庸俗的耽溺者与记录员。

多年来我一直看到的雷平阳是一个别于他人的存在。这个差别来自于他在这个时代葆有的独立精神禀赋和刻骨蚀心的持守。读雷平阳的诗歌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雷平阳的诗歌既有一部分来自于真切的“本事”,又一直带有强烈的虚设的寓言性特征。雷平阳不厌其烦地讲故事,他也是善于讲故事的人。这是一个坐在水泥丛林里讲述过去时和进行时相碰撞的牧羊人,是一个没有了时代背景可以考证的“托钵僧”在故事中布道。由这个“说话人”我不自觉地想到了那个写作《西湖梦寻》《陶庵梦忆》《夜航船》的张岱,体味到的是那种追怀故国的况味与浸透在骨子里的悲凉——就如张岱那年在绍兴城夜里目睹的几十年不遇的很冷无比的大雪。由这种对故地的追怀出发,雷平阳将他所目睹和感怀的地方空间当作旷野来写作的。旷野无人,孤独、独立、四顾茫然,前行无路……。他不能在旷野中避难或偷生,他只能发出与旷野相应的低吼或者狂啸。

一个诗人正在代替小说家。在雷平阳的诗歌中有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们不仅会被讲述者的语气吸引,被那些古怪难解的故事吸引,也会被文字自身的精神气息吸引。这一切都大体可归入一个写作者的语言能力和思考功力。雷平阳的诗歌写作完成了对“家族本事”“精神盘诘”“现代性咒语”道成肉身般的锥心自省与艰难探询。其完成的是质疑之诗,也是确定之诗。其戏剧性的结构、暗沉的智性晨读、寓言的惝恍塑造、日常的无常观照、精神世界的艰深挖掘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超拔都令人称叹。他用“诗歌现实”完成了个人、日常、历史与修辞场域间的精神“摆渡”并最终确认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真理”与人性法度的重要性。虚诞、撕裂、阵痛、敬畏的精神直抵人心与时代。

这是“自戕的挖掘”,也是一次次噤声的过程。噤声和震悚处必须有人以身饲虎。那是一个云南的秋日午后。院子与翠湖只有一墙之隔。湖边游人如织,院内有巨树两棵。阳光抖落在城市的院子里,我们已久不闻内心的咆哮之声。在那个渐渐到来的黄昏,我想到的是孔子的一句话:“出入无时,莫知某乡。”

总体来看,与这个轰轰烈烈巨响的时代相比,雷平阳显然是一个极具“现实感”的“不合时宜”者——


——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深夜

谁能拉我一把,我就是谁手上的利刃

责任编辑 段爱松 胡兴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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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平阳 编辑:h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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