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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观察

2017年第4期诗歌观察

作者:佚名 编辑: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17年11月22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2017年第4期诗歌观察

评论·谈话云南青年诗群



诗高原:差异性树种与分层的精神现实


——关于“云南青年诗群”专辑兼论《滇池》的地方性

评论 霍俊明


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谈论诗人尤其是同一个生存空间的诗人群体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们身后的地方背景和个人命运,想到一个个诗歌文本与“社会学”的千丝万缕的关联。尽管这种阅读习惯和思维定式肯定存在着问题,但是在一个愈益消解地方性知识的时代,在人人关注火热繁杂的“现实”甚至公共话题的时候,这一关乎诗人、地方和现实的传记式的阅读方法并非是无效的。除了肯定、热爱和赞颂,是否像当年的西蒙娜·薇依在 1941年夏天所吁求的那样作家需要对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这是否就是对作家“良知”和文学“真实度”的考验?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至关重要。“诗与真”的难题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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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滇池》4月号几乎用前所未有的巨大篇幅推出了“云南青年诗群”专辑,整体性地刊发近 120位青年诗人的诗作。这种力度不仅在云南,即使是在国内的刊物中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作为创刊于 1979年的地方刊物,《滇池》在新世纪中国的诗歌版图上具有着重要意义。其对诗歌的重视程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已然成了标杆,比如影响广泛的常设诗歌栏目“诗手册”“诗歌观察”“诗展”“诗人”。尤其是近年来《滇池》不断以专辑的形式推出云南青年诗群,比如“云南新生代诗歌大展”“昆明新生代诗歌大展”“昆明青年诗群”“中国都市新生代·昆明诗群”“西南三城诗展之昆明诗页”等。

围绕着《滇池》所聚集起来的不只是一个空间整体性的诗歌气象,还在于一个刊物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共生关系。这甚至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精神场域,无论是刊物、诗群,还是具体的诗人以来连带其上的性格、文化和地方背景都呈现了这座高原上差异性的诗歌树种。而这些诗歌树种自身也形成了特殊的物候,并对应于这个时代分层的精神现实。这使我想到了云南珍稀树种最少也在几百种,不要说它们的面目特性,即使是名字对于人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比如云南拟单性木兰、丽江铁杉、大理罗汉松、滇楸、怒江落叶松、滇南风吹楠、澜沧黄杉等。这些差异性巨大的树种分布在不同的地貌、地带,对应于一个个河流、丘陵、峡谷、高原。这在精神风物学上又对位于一个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年诗人(尤其是那些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诗人,当然不是全部)。如果你因为整体性而无视这种差异性,那么无异于本末倒置。《滇池》通过各种相关的地方诗人专辑的形式不断塑造起来的云南青年诗群形象使得学界一定程度上拨正了对地方性诗歌和诗歌文化地理的刻板印象。以往的空间诗学往往注重的是可规约的整体性,而恰恰忽视了即使在同一个生存空间也时时发生的写作的差异性和不可消弭的个性精神征候。从这点上来说,在一个消解地方景观的城市化时代,在同样的快速及时性的消费化阅读空间,《滇池》所建立起来的正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试图建立可供长久阅读的群体性的诗歌范本——尽管其难度超乎想象。

新世纪以来云南青年诗群的数量和整体水平成为令人瞠目的奇异景观。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在寻找原因——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青年用诗歌来发声呢?高原莽莽,风声习习,时代的铁轨正在震颤。在那些城市、小城镇、乡村、河流和山野的水电站间,我闻到了粗重的气息,这些或轻松或沉重的精神面影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精神。此次《滇池》推出的“云南青年诗群”分为“昆明卷”“滇东卷”“滇西卷”,以三个空间的诗歌群落立体化地支撑起一个地方的诗歌状貌。尤其是大量涌现的 85后和 90后青年诗群不仅在重新塑造甚至修正着人们对“云南诗歌”的印象,而且在不断树立起渐渐清晰的青年诗人的整体群象。平心而论,尤其是“滇东卷”所涉及的很多诗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新鲜的。这也代表了当下快速且数量庞大的诗歌生产与滞后的诗歌阅读、评论之间的冲突。写作的有效性和阅读的有效性都成了即时性临屏阅读时代最为显豁的问题。看看当下的中国的诗歌,所谓的“好诗”或少数人标榜的“代表作”甚至公众投票选出来的“经典之作”几乎层出不穷,但是只要你结束阅读它们的生命就宣告终结了。我们的诗歌越来越缺乏的不是修辞、不是技巧,甚至也不是所谓的难度,而是一种信仰和可供认识自我的精神生活的缺失。

这是一个飞奔“向前”的时代,与此同时,那一块块钢化玻璃窗模糊了我们与窗外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在一个城市化的时代,很多人正在经受着地方化命运的巨变。那么。在城市化时代的移民运动中,云南的这些青年诗人在不可避免的“时代景象”面前是否还领受到了另外一种特殊的精神和“地方命运”?在那些迥异于现代性的“老旧”事物面前,诗人感受到的不仅是时间给予的灰烬,而且更有生命与存在之间的盘诘,个体现实与历史景象之间的抵牾。其中王单单、影白、祝立根、胡正刚、尹马、芒原、老六等人的诗歌,程度不同地对现代之物充满了疑问和不解,而高原褶皱和巨大阴影里他们既是“赶路人”也是无家可归者。他们讲述这个时代的“命运之书”,他们胃中搅拌着草根,燃烧着高度酒精。显然,写作者与地方空间的关系不能是观念性和本质主义的,而应该是彼此激活的关系。甚至从语言和精神层面来说,个人和地方的关系有时候是龃龉和悖论式的。当然,也有一大部分写作者被“地方”的黑洞吸附进去,与此同时,有些来自云南的诗人其诗歌并未带有明显的“云南”烙印。写作者的“地方血统”可以获得一种发言的权利,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期占得优先权,但是这种方言属性的话语权利一旦在写作中定型和无限放大,其危险性也接踵而至。

群落性的诗人必然通过语言、性格甚至道德构建起多少有些风格化的精神面影。而同一地方空间里不同诗人之间的交往不仅呈现了一段浮世绘的生活史,而且也使得彼此的诗歌获得了精进。而同类中的异类,则是我在读诗的过程中所要努力寻找和追索的。

诗人和自我、现实乃至整体空间和时代场域的关系最终只能落实在语言上。只有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虚拟”和“再生”的地方景象或拟象才能够超越原型和现实表象而具有持久震撼的力量。由此我们会发现很多云南青年诗人在诗歌中构筑着一个个出生地,在不断命名和复现一个个生存空间——这是他们的精神坐标。在一个迅速拆毁的时代只有语言能够让他们在现实废墟中成为“幸存者”。也正如布罗茨基所言在某些历史时期只有诗歌有能力来处理现实并把现实压缩成某种可以被心灵保存下来的东西。而即使是同一个生存空间,不同经历的人呈现出来的感受甚至所看见的事物也是不同的。这是自我精神的一部分或者历史个人化的延伸。正如当年柏桦的诗句“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 /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这是诗人的“现实”,一种语言化的、精神化的、想象性的“现实”。“地方”“空间”都是存在性体验的结果。“空间”“地方”以及附着其上的传统、伦理、秩序都使得写作者面临重重考验——如何将之个人化、历史化并且在美学上具有陌生化的效果就变得愈发重要而棘手。这甚至成为写作者的精神出处以及据守的情感和伦理底线。正像当年耿占春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和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一种伦理和道德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他必须接受这个地方的秩序、传统和伦理约束,也意味着他对地方性的事物拥有许多个人传记色彩的记忆”(《自我的地理学》)。尤其是在一个“地方性知识”被清零的现代性、城市化语境之下,残山剩水也注定了失败式的写作命运——一切都是未完成的状态。处于乡土和城市夹缝或断裂带的诗人们身不由己地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推搡着去关注和描摹着现代性语境下的“消亡学”。是的,只有当一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写作者才会缩身于写作当中,写作据此成为疗治,“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触碰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 



2


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青年诗人所呈现的恰恰是碎片化的“个体”诗学——这在拨正以往规约性、集体性的诗歌写作具有时代意义。诗人可以是冷静的旁观者,也可以是水深火热的介入者。我看到了一个个或平静或不解的面孔,还有在文字里洒落的那些碎片、酒杯、砾石、荆棘、鲜花、肋骨、灰烬。与此同时我感受到了这些诗人坚实、朴素、粗砺、深沉的气息。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当“个体”成为圭臬,成为或大或小的唯一性的精神风暴,也必然因此形成一定的危险——正如亮光必然与阴影相随。甚至我们由此还会发现,自新世纪以来“个人”几乎取代了其他言说的可能,诗歌在承担了个人趣味和内心世界的同时是否还需要承载其他的质素?这都给我们反观这一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提出了问题。

阅读这些青年诗人的诗作,我由衷地感触到很大程度上诗歌写作类似于一场精神事件。有的诗人是柔软、深情的,试图说出个人情感和现实境遇之“爱”;有的是修辞的高手和智性的探险者;也有一部分诗人在面对时代庞然大物时满怀狐疑甚至试图说“不”。无论你处理的是个人化的、琐碎的甚至毫无诗性可言的日常生活,还是处理一个时代的分层的现实或是企图重现一个地方的风物志和文化景观,一个诗人都应该具备更高要求的语言能力以及由己及人的扩展能力和试图说出事物和人世秘密的求真意志。而在诗歌的切入角度和题材处理上,诗人既可以虚晃一枪也可以临门一脚。无论直接还是间接,迎面撞击或者迂回闪避,诗人都需要在“要害处”说出真实不虚的语词。这建立起来的才是可靠之诗。由此,我想到了芒原的一首诗《黄昏里的果园》——“枝,叶,鸟,暮色,欲静未止 /我独自一人,坐在万千木叶下 //黄昏的果园,再也没有熟悉的脚步了 /三年前,父亲因为脑梗,没有了种地的力气 //可我还是热爱这里,爱着它的小:/小小的花香,小小的血肉,小小的人间气息 //甚至,小到风涌过果园 /我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看是不是//父亲。没有人——而卡在喉咙的二字 /僵直得,再也咽不回去”。鸟鸣里有世事沧桑!黄昏里的果园,病中的父亲,安静中的不安,时间光线中个人的斑驳影像,一起蒸腾出的是来自于个体又带有普世性的精神元素。一个人的世界也可能正是扇动整体精神场域风暴的翅膀,比如影白的《关于死亡的一件真事》,“我们毫不忌讳地谈论着死亡 /在时速一百公里的路上 /我溺水三次,你溺水三次 /在一个乌有之乡的 /不深不浅的堰塘里 /我们自救又互救 /一会儿你托着我爬上岸 /一会儿我擎着你爬上岸 /我们气喘吁吁,像两头鏖战之后/筋疲力尽的狮子 /看着水中的自己 /慢慢下沉而无能为力 /——这没心没肺的假死游戏 /一直到暮色笼罩四野,车驶入巧家县城 /你谈起另一件关于死亡的真事为止”。这是真实还是虚构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经由语言的真实所建构起来的日常化和戏剧性的精神事件更具有一种持久的及物性。这是细节、场景、时间和个体存在之诗的对话与盘诘,是相互摩擦和砥砺的结果。这对于那些过于优美、顺畅、平滑的“好诗”而言是一个有力的提请。平庸意义上的“好诗”在这个时代太多了,而那些具有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诗却是乏见的——也许这些诗本身存在着缺陷——有缺陷的具有重要性的诗。

显然,一个诗人的背景、写作动因、精神出处和诗歌来路在阅读和评价的时候不是可有可无的因素,而谈论这些带有“云南血统”的诗人群体无疑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必须将一个诗人与同一地方空间的其他众多诗人予以比较和区分。云南的青年诗人群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不在少数的青年诗人大多都在处理日常经验、现代性的乡愁以及写作的痛感。我看到的事实是有些渐渐风格化的诗人主动或被动地贴上了标签——地方性、地域、乡土、乡愁、民生、云南经验、痛感、反思现代性。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种写作类型在美学和思想的双重维度下有时不是变得越来越开阔,相反是越来越狭窄和市侩化,变得有些媚俗而欺世,变得有些口舌油滑、面目可憎。多年前我就打工诗歌写作强调诗歌不能只是痛苦和眼泪,关键的是表达的有效性。这样的话,一个疑问就浮出了水面——诗人的辨识度和区别度在哪里?由此,我想到了王单单的诗句——“一滴叛逆的水。与其它水格格不入”。

在生存现场和唯现实马首是瞻的写作者中从来都不缺少“目击者”,但是将目击现场内化于写作则少之又少,而如何将日常生活中偶然性的现场有效地转化和提升为个体的精神事件则是写作者的基本道义。正像当年奥登所言的,一个焦虑的时代已经降临。在一部分的诗作中我分享到的是久违的平静,而更多则是目睹了沉痛的自省和无可奈何的叹息,看到了驯顺和僭越的博弈,看到了不安、焦躁以及试图和解、劝慰,目睹了虚无的故地以及面向远方的精神愿景。当这些交织、缠绕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诗人极不轻松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既是个人的命运,也是相应的整体性的写作伦理和文化趣味。现实自身就是魔幻的、变形的、异味的——如露如电,梦幻泡影。更为残酷的还在于写作者除了承担讲述和修辞的道义,还要承受来自文字之外的现实压力或者种种真实的不幸。 



3


一个普遍的写作现象是诗人往往在乡村和城市两个区域展开“作业”,而这在新世纪以来也成了聚讼纷纭的话题。在渐成流行的写作趋势中,大量关于乡土和城市的诗歌有的已经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命名能力。在写作中重建“现实感”,承担文字的“真实”是可能的吗?尤其是在遍地犬儒主义和狗智主义横行无阻的时代——此外还有那么多的欣快症患者。齐邦媛说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那么当下的二十一世纪呢?

由云南这些青年诗人的当下之诗和日常之诗,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常年打交道的当下空间重新发现、观照那些隐匿的足迹和更为幽暗的秘密。这类似于博物学家戴维·乔治·哈斯凯尔用一年的时间凝视田纳西州森林里一平方米大小的空间(坛城)所做出的微观学考察。也类似于当年的诗人史蒂文斯在田纳西州放置的那个不同于任何其他事物的修辞的“坛子”,“这灰色无花纹的坛子 /它不孳生鸟雀或树丛,/与田纳西的一切都不同。”现实之诗更多时候指向了一个人的命运感,而命运整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再只是个人的现实,而是具有了普世性。

由“现实”写作、在场写作、细节化写作来考察,一个诗人更像是一个地方的观察者和考古工作者,他必须具备足够的耐心和足够优异的视力,以凝视的状态“保存细节”。尤其要格外留意那些一闪而逝再也不出现的事物以及携带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事物,以便维持细节与个人、现实和历史的及物性关联——“当我坐下时,一只萤火虫用闪烁的光芒迎接我。它的绿光忽而升到好几英寸高处,随后在那里逗留一两秒。夜晚的微光仅够我看清这只小虫和它身上的灯笼。绿色的光芒黯淡下去后,这只小虫一动不动地悬在空中停留了三秒,接着俯冲下来,从坛城上空划过。随后它又重复了这一过程:打着灯笼快速上升,熄灭光芒歇息一阵,再从空中划落,一闪而过。”(哈斯凯尔《看不见的森林》)。也就是说,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现实边界是一个重要的工程。这些关乎个人日常性的诗歌,大体是具体化、日常化、个人化的,而这种具体化和日常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诗人应该沉溺于琐屑的日常。恰恰相反,一些诗人努力在反思、超越和拒绝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的惯性所制造的眩晕与茫然——天鹅绒监狱,尤其是以唐果、杨碧薇等为代表的女性诗歌。她们的诗歌气质和精神方式是冷暖交织的,可以迎向阳光,也能够在隐忍中面对阴郁和疼痛。她们把自己处于安静或者动荡的位置,有时在阁楼上自我取暖,有时又在日常情境中白日梦式的精神游荡。因此,日常生活滋生了精神事件,比如唐果的《一块胶布》:“我在地上捡到一块胶布,/一张白色的、/脸蛋干净的胶布。//我玩似的,将它贴在唇上。/刺激、狂喜、惊讶之后,/我感到恐惧。//我想喝水,可我张不开嘴,/我想说话,/声音只能在喉咙打转。//我向身强力壮的男同事求救,/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才将胶布扳离。//我的唇边留下粉红的一条,/你一看就明白,/那是胶布,用纯洁的小手扇的。”

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勘察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更为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须一起在语言中赋形。作为诗人,必须正视自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必须在诗歌中让更多的环节来拓展自我。“介入”与“担当”有别,“见证”与“作证”不同。“担当”和“指认”就如一个目击者或者犯案者重新被带到现场,他要重新分辨和指认。指认,是再次发现,也是对于旁观者的提请。

这些时代的诗人不仅要抒情言志,还要做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故事的碎片和戏剧化的场景。一代诗人正在发挥着小说家和剧场的功能。布罗茨基曾经说过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笑话讲两三回并不是犯罪,然而绝对不允许在纸上这么做。那么,落实在叙述和讲故事的层面,如何能够避开布罗茨基所说的危险从而能够讲述或者复述“故事”?如果在此次的专辑中找一个与此相对应的代表性样本的话,我想到的是甫跃成的《为了在这家店里吃一碗刀削面》——冷静和节制中潜藏的却是巨大的不安和阴影。甚至当你把这些场景和偶然性事件翻转过来的时候不寒而栗会迎面而至。


为了在这家店里吃一碗刀削面,

我做足了该做的一切准备。


二十五年来,我乘坐无数汽车、

火车、飞机,没有碰上一次事故,

也没有在步行穿过斑马线时

死在车轮底下。


我路过许多城市,到过许多乡村旅游,

一次地震也没有发生,火灾

也总是躲在荧屏之后,逼真地出现在

别人的经历当中。


除此之外,我还保住了健康的身体,

没有稀里糊涂地染上肺炎或者禽流感,

也没有在爬树时摔断一条腿。


我通过了所有必须通过的考试,

顺利地上了高中和大学;

毕业后来到这个地方,有一份工作,

可以挣到养活自己的钱。


现在,我走进这家小店,坐下来,

要了一碗刀削面。二十五年来,

只要稍有差迟,我吃过的面里头

便将永远不包括这一碗。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诗人必须具备观照日常事物的能力,而这一观照能力还不只是留意和观察,而应该是驻足,然后蹲下身来耐心察看、抚摸、翻检,而最终呈现在文字中的物象已转换成心象——甄别、过滤、提升、变形。反之,就沦为了临摹、仿真、套用、比附、硬性的二手货色。诗人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是日常事物的“凝视者”,也是能够抽身离去的“旁观者”“疏离者”。正是在这种介入而又疏离的张力角度中诗人才有可能最为真实地凸现皱褶深处的本相。细节,不是刻板的镜像,而是在写作者的观照中发生了变形。“变形”是为了加深和抵达“语言真实”。里尔克说:“我们应当以最热情的理解来抓住这些事物和表象,并使它们变形。使它们变形?不错,这是我们的任务:以如此痛苦、如此热情的方式把这个脆弱而短暂的大地铭刻在我们心中”。正是“变形”能够重新让那些不可见之物得以在词语中现身。

历史必须当代化,当代也必须历史化,因为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在“当下”和“历史”之间折返。这要求写作者必须具备以求真意志为前提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有别于考古学,而类似于重述。这能够让那些在历史烟云和滚沸现实中的“死难者”“失踪者”重现复活、现身、说话。由此,我看到了很多年轻诗人在那些已经消逝和即将消逝的事物那里流连、徘徊,低下头来查看。这是一种还原的工作,也是精神征候上的挽歌。那么多的年轻人有着凝重和并不轻松的面影和彳亍的行色。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的现实:经验现实和文本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重新打量、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而且更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现实写作往往容易分化为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我更认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对现实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但是慰藉与绝望同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现实”从来都不是虚空无着的,这一切都最终要在语言中现身矗立。

说了这么多,诗歌最终只能是“内部的工作”——因内部的流淌而负重。如果说诗歌写作有什么胜利可言的话,那也只能是诗歌自身的胜利。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微观视野下的诗歌空间》(上、下卷)《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70后”批评家文丛 霍俊明卷》《陌生人的悬崖》《怀雪》,合著《中国诗歌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文学现场对话录》。


责任编辑 李泉松



我们的诗歌地理


——云南青年诗人十五人群聊


时间:2017年 2月 10日晚 10点建群

谈话人:王单单 影白 芒原 杨碧薇 尹马 赵丽兰 一粒沙 唐果 张伟锋 尹祈晓 一行 铁柔 张翔武 任如意 胡正刚

主持人:祝立根



2月10日  8人聊


祝立根:大家好!拉大家进群,是《滇池》杂志四月的诗歌专号有一个谈话,比较松散即兴的那种。请各位对诗歌中的地域性,当代诗歌现场,个人诗歌写作等诗歌话题谈一谈,各抒己见!拜托拜托!

胡正刚:支持!

张翔武:好的!

赵丽兰:好的!

芒原:支持!

祝立根:谢谢支持呀!

杨碧薇:支持!

祝立根:杨碧薇、王单单,两位身在北京,能否先谈谈当代诗歌的诗歌现场?

芒原:赞同!

杨碧薇:我觉得当代诗歌现场就是立体的、驳杂的。说它立体,是因为各个阶层、各个层次的人都有参与;说它驳杂,是因为所依赖的文学资源不再单一化,产生的文本也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面貌。总之是一派热闹气象。但要注意,这种立体和驳杂带来的另一面就是泥沙俱下。

其实在当代诗歌现场里,每一个诗人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关键是看怎样对自我进行定位。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现场是具有开放性的。

胡正刚:雷平阳老师有次谈诗歌,也提到“及物”与“在场”,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杨碧薇:诗人自己要有在场意识,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当下诗歌场域中,而这种参与最有说服力的方式还是通过文本。

胡正刚:碧薇说得很好,打铁还得自身硬,没有作品,诗人什么都不是。

祝立根:杨碧薇,正如你所说,当下的诗歌现场分繁复杂,泥沙俱下,你能否跟我们说说你个人对诗歌的理解,或你在诗歌创作中持有的立场和标准?

杨碧薇:萧红说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就会有

各式各样的写法,我对诗歌的理解也可以套用这句话。总的来说,我对待诗歌里的各种写法是比较宽容的,我认为每一种写法都可能产生好诗歌。所以即使有的人用学院派、口语诗、刊物体等来圈地划营,我还是认为它们都有彼此贯通的可能性。前不久读到耿占春的一篇文章,他说“时至今天,事实上我已感到,在诗学上一切相反的命题都正确”。他引用了勒内·夏尔的一个概念,认为诗歌当今不再是一片大陆,而是一系列的岛屿或岩礁。所有的诗歌写作实践,就是“群岛上的谈话”,我赞同这个观点。

因为有风貌各异的岛屿,大海才显得更丰

富。杨碧薇:让大家说说吧,我听会儿。芒原:碧薇说得好,我们听!杨碧薇:芒原你也说。祝立根:估计王单单在忙。胡正刚你对田野调查和人类学有研究,你觉

得云南诗歌现在的状况和云南的边地情况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胡正刚:我先记下来,明天答复,明早还要

去加班。杨碧薇:洗洗睡了,明天继续,大家晚安!王单单:才赶回宿舍,明天再说。张伟峰:才回到家,得想想。祝立根:晚安!



2月11日  8人聊


赵丽兰:大场域的特定意义上的诗歌的现场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也是由写作个体的偶然同一性组成的。而这种偶然同一性的概率很小。写作是非常个人的行为,生命个体所处的环境以及所产生的经验、认知、感情,各各不一。决定了诗歌写作现场的各各不一。当下存在的各种诗歌流派,更多的是建立在写作技巧上的同一性,或者说惺惺相惜的抱团取暖式的同一性。而非思想或情感认知深层面的同一性。且此种同一性,也非自然形成,而是借助掌握特定话语权的外力,把诗歌写作相类似的风格、姿态、理念归并在一起而形成的。某种诗歌现场一旦形成了强大的场域,是危险的。它的危险性在于限制了诗歌写作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平面的或泥沙俱下的诗歌现场,或许才是客观真实的诗歌现场。

祝立根:你说的在理。

铁柔:其他的说不了,说说自己。这几年主要在阅读,可写则写,还是个老实交代的过程。老实交代意味着能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坐在审讯室,接受一个看不见或未知读者的候审,因为害怕,必须诚实。如果根本不用考虑老实交代,那是率性,那样的时刻太少。老实交代不用想说的好不好听,平常话,准确可靠就行。而老实交代的程度,和经验,视野有关,雷平阳老师前期的《背着母亲上高山》和后面的《我》,我觉得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它们不会过时。老实交代还意味着我必须不断否定自己,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它似乎是个不断缩小的过程。但这并非软弱,在为什么写诗上,我反而倒坚定了信念,或者说,坚定中夹杂着谦逊和忧伤。我现在感觉到,真正好的诗好像是面向众生的,引发哀悯和爱的。如果一定要有立场,我觉得就是能够持守写诗者自己独立的立场,无愧于心的立场。回溯,传统,治疗和唤醒,这是下一步。

祝立根:铁柔,个人也倾向你的这种想法,但是否是地域性让我们有如此的感受,假如我们生活在外省,我们是否还会有如此的感受?地域性对我们的思维模式、审美趣味是否有着巨大的影响?

杨碧薇:我觉得有影响,但不一定是巨大。还是因人而异,有的可能较为明显,有的则偏隐蔽,甚至化为无意识的一部分。

尹祈晓:个人体会,地域性对于个人的性格养成和思维路线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放到我自己的写作过程中我却很难感知到这种影响。

祝立根:杨碧薇、尹祈晓,两位在写作中会不会刻意回避地域性的经验?

铁柔:有,而且很深,因为老家有个阳宗海。

祝立根:铁柔你狠。

杨碧薇:个人感觉是不会刻意回避。如果写的题材与地域性有关,自然会回到地域性;如果无关,就想不起。

尹祈晓:我初三开始写诗歌,但直到大学才知道云南有人写诗歌,才知道于坚、雷平阳、樊忠慰等几位云南诗人,这也是地域性给我带来的伤害,信息闭塞的边城小镇使我无法读到当下的本地作品,甚至读不到中国现代诗作。个人觉得地域性诗歌流派或者风格对我写作影响不大,我第一眼看到的诗人是泰戈尔或者普希金,虽然未必读得懂大师佳作。但我完全同意杨碧薇的观点,不会刻意回避。如果写的题材与地域性有关,自然会回到地域性,如果无关,就想不起。

祝立根:身在云南有一种被笼罩感!

铁柔:什么都变了,但很奇怪,阳宗海没怎么变。它对我似乎成了个原在的东西。

杨碧薇:是啊,祝立根,云南现在也算是诗歌大省了。 

尹祈晓:我也有祝立根这种感觉,但写作是个人的,我很少参加诗歌活动,被逼着参加了几次,就感觉笼罩太严重,让人难喘气,我的办法是继续放眼外界,继续回溯历史,算是一种自我确立的渠道,不算对抗,我需要自我梳理和自我树立。

祝立根:或许这是个好办法。

尹祈晓:保山与其他地州相比,保山诗歌可以忽略不计,没什么值得说到的,有一次雷平阳老师在一个笔会上说的,保山和西双版纳都太安逸了,稍加劳作便可衣食无忧,人们本来就生活在诗里,不需要再写什么,也不会去写什么。似乎还挺自豪的。可保山是文化大市,文学却无从谈及,诗歌更是微尘弱草,还望大家多来保山。

杨碧薇:尹祈晓你来拉我们到保山嘛!

尹祈晓: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个人写作不断突破的一个渠道,敢于放弃自己成熟的技巧,对其进行解构,剔出一些,加入一段时间的新思考新理念,重塑自己的诗歌,这种新陈代谢式的递进发展模式,我觉得也是提升个人诗艺的一种方式。

一行:“地方性”可能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具有本质的东西。事实上,“地方性”本身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永远处在漂移和生成之中,它有待于被我们的经验、观念和想象发明出来。作为本质或稳固本性的“地方性”是不存在的。正如德里达所说,共同体的边界永远处在变动之中,永远要经受“他者”对“我们”的解构或改变。居住在这里、视此地为“故乡”的人,他的家族在几百年前可能生活在南京;现在被视为“外省人”的外来者,在长久定居之后也会生成某种“本地性”,同时,其定居活动也会改变“本地性”的边界,向其中注入某些他从外部带来的东西。对诗歌来说,“地方性”更是如此,因为在诗之中的“地方”是被语言构建起来的东西。

诗歌中的“地方性”具有三个层面:首先是“作为观念的地方性”,亦即一种身份认同的语言表现;其次是“作为经验的地方性”,亦即对本地日常生活、风景、历史的感受和书写;最后是“作为想象的地方性”,这一层是诗人用写作发明出来的地方,正如卡夫卡的布拉格、乔伊斯的都柏林,它们都是一种文学想象的产物,我们可以说布拉格和都柏林被卡夫卡和乔伊斯的写作重新发明了一遍。这三层地方性都不是固定的现成之物。作为观念和经验的地方性貌似客观,但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诗人自己的决断。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人是否归属于一个地方基本上取决于他是否愿意真正投身于此地的生活和认同之中。而诗人之所以能够处理本地经验,并不是因为他生活在本地(生活在本地的人很多,但能写出好作品的人很少),而是因为他有意愿、而且有能力用诗来处理本地经验——在这一意义上,“作为经验的地方性”也是一个诗艺和决断问题。“作为想象的地方性”更是如此,它纯粹是发明的产物——有了诗,才有了所谓的“地方”,而不是相反。

杨碧薇:赞同,沈从文的湘西也是这样的。

赵丽兰:对地域性写作个人的理解是所生活或成长的地方,对其所形成的个人气质的影响和塑造。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只归属于写作的某种姿态。就我个人成长的经历而言,十六岁以前所生活的那个小镇,对我写作的某个层面是有着很大影响的,一些记忆无可损毁。后来的大部分时间,抚仙湖的水喂养着我的身体,但是,它始终没有养乖我的心。我们对某个地方的记忆或爱,指向的是具体的人或事,是特定的自私的,而非普遍的大众的。所说的爱家乡的父老乡亲、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这是一种情感的放大或虚空。如果非得让我以生活的地方为写作的依托,那要看所写的内容是否触碰到了内心深处的具象所归。若非,宁可不写。

张伟锋:如果,一定要说地域性的存在,那也可能是表象层面的,比如特定的生活场景,以及里面的人,里面的物象。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在诗歌写作中,我所做的,不过是通过生活场来表达普遍性的东西。

等到回去了,思考一下。杨碧薇:祝立根你组织点话题,你就问问题

就好了。胡正刚:手机打字慢。影白:没想好,张不开嘴。张伟锋:对着手机打字,我感觉对我来说太

困难了。我大约得按照提纲,坐在电脑前,才能说上几句。祝立根:问问题我担心谈话古板。



2月12日  5人聊


祝立根:好吧……就请王单单说一下云南在中国诗歌现场的角色问题,或诗歌同质化问题。王单单:祝立根,今天一直在外,这个题目

我的了,我回去再写。祝立根:好的。请胡正刚结合田野调查或古典诗歌,说说地

域性和诗歌的(或自己创作)的关联。胡正刚:祝立根,我尽快发给你。祝立根:芒原最近有句诗令人动容,全句没

记全,大意是“落日如鼓”由形色及音及心,请

芒原来说一说吧。芒原:我想想吧,整理一下。祝立根:好的。影白、尹马,二位也请结合自身阅读、创作,

说一下对诗歌(或云南诗歌)的感受。唐果独树一帜,经历丰厚,一定感触良多,请你也说说这些年来云南诗歌的流变和得失。

张伟锋有个苦差,就请说下你对民族写作的看法,或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对云南诗歌的好和坏两方面的影响。

张翔武你对西方诗歌较为了解,是否可据此说下你对地域性、诗歌美学的了解。张翔武:卧床中,感冒了,晚上发给你。祝立根:请任如意、严丽琼、尹祈晓,三位年纪较轻,各位的知识结构和视点可能和我们已不一样,请各位说下个体对诗歌的理解。各位辛苦了!



2月14日  7人聊


一粒沙:我写诗才两年左右,很少关注诗坛。祝立根:你觉得你理解的诗歌是什么样子就

请写一写。一粒沙:好的。我写诗歌最初深受网友影响,14年玩“陌

陌”的时候跟着他们学的,后来在微信里玩,虽然很少说话,或者大多在群里说废话,但日子长了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一些影响。至于对诗歌的理解,我觉得所有的身外之物都可作为内心的一部分,所有不想明说的情感都可以借它们捎带一下。

我很不会说话。其实我觉得写诗还是挺幸福的。祝立根:能不能补充一下,比如为何觉得身外之物都是内心的一部分?一粒沙:好的。比如我在一首诗里写到一滴水,原本它只是一滴水,但是我把情感分一半给它,或者更多,或者我就是它的全部,我就赋予它生命,那时候它流动的速度,它流过的地方都是我经历的暗喻。

很多时候会给没有生命的物体灌于生命,当自己内心脆弱的时候,落日枯枝便更脆弱。唐果:祝立根,诗不好谈论,一旦你强调什么的时候,你未强调的那一部分,就会离你而去。我就说说自己更愿意写什么样的诗吧,我想写那种让自己感觉到自由的诗,不强调情怀、意义以及责任,但作为诗,它仍然有存在的必要。诗是无用的,它不是工具,你在诗里加入有用的东西,你加得越多,诗就离你越远。

胡正刚:唐果说得好的。但编辑是个繁琐费力的工作,多谈谈也是出于编辑杂志的需要。请多支持!

祝立根:谢谢!请多支持!唐果:知道的,公开谈诗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自己的观念可以阐述,但涉及到别人的诗,不小心就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批评了。每个人都有写作的理由,都值得尊重!

每个成熟的诗人都在朝自己认定的方向努力,而且基本上你能从每个人的诗里看出来。没了,我的观点就那一句话都可以说完!有人叫我谈诗,我不会谈,便写了这首《两

棵树》。我希望通过诗找到事物之间隐秘的联系,拿树与筷子来说,我们都知道树能加工成筷子。但除此之外,它们还有别的联系吗?也许、可能存在,于是便有了《两棵树》,我要用它来证明筷子和树之间其它的可能性。


两棵树


两棵树,笔直

掉光叶子

太阳照着它们

影子掉地上

是一双木筷子


它夹起牛羊

扔去草甸

夹起飞鸟

扔向空中

夹起嬉闹的孩子

扔到太阳的嘴里


太阳咀嚼孩子

孩子“嗷嗷”叫


祝立根,这个是我发言之前想到的一首诗,那时你点名让我谈,我不知如何开口。

王单单:唐果写得太好了。

唐果:难得王教授表扬。

通常的抒情诗可能会赞美树,牺牲自己变成筷子,但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怎么赞美对诗来说都毫无意义。

胡正刚:想象力。

芒原:好。

张伟锋:唐果,诗写得太好了!情人节快乐!

芒原:唐果,读来耳目一新啊!也有很多启发。

祝立根:很好,这个谈话越来越好玩了。

王单单:唐果说得好,诗就是诗,不是别的,如果想在诗里玩小心思,加上什么文化、概念,冒充有学问,或者认识几个生僻字非得绞尽脑汁往里塞都是傻逼行为,立即破坏诗的自然,灵动,流畅和气韵,行家一眼就看出来写作者的斤两了。



2月15日  11人聊


王单单:新世纪之后,中国诗歌迎来它的多元美学时代,加之新媒体的推波助澜,每一种诗歌流派或者美学观点都找到了自己的表达空间,打破了旧有的发声方式,这是好事,有利于建立更加立体丰富的诗歌生态。在这个过程之中,云南诗人一直保持冷静,自持的写作态度,一批批有分量的诗歌得以呈现,在整个中国诗歌界产生了较大较好的反响。其中,于坚、雷平阳这种蜚声国内外的重要诗人,他们充分运用了天赋的才情和勤奋,在推动当下新诗的发展方面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并为自己赢得了当代中国新诗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他们的写作对年轻一代诗人有着一定的影响。但随之同质化倾向问题也成为了众多年轻写作者心中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同质化倾向不单是云南青年诗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诗坛的问题,即有地域性的同质化倾向,也有流派性的同质化倾向。云南诗歌的同质化,主要是体现在意象重复,叙述类同,风格单一,年轻诗人缺乏探索与实验(区别于剑走偏锋,哗众取宠)的勇气。但是我觉得并不用太担心,随着年轻诗人阅读、写作训练、个人经验的加大加强加深,是会产生让人耳目一新的诗歌的,我们拭目以待吧!

祝立根:言简意赅,清楚明了!

胡正刚:建议大家像单单一样,多分析问题。

尹祈晓:接王单单的话:显然,诗歌创作是一个相对私人性的过程,每个人根据自己对世界独一无二的体验和理解构建出自己的诗歌世界,赋予无形的风以有感情的形体,每个诗人所触及的风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然,所呈现的诗歌作品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但纵观眼下的中国诗歌写作,同质化问题近乎泛滥,危言耸听者怒吼:诗歌成了集体的赞歌,已经听不到独唱。这显然过分悲观,但同质化的问题从作者到读者都已经感觉到了,读者惊呼一本诗歌杂志省略作者姓名就是一本个人诗集,作者感慨无法找到自我的诗学坐标,依旧清醒的作者为自己的不断自我复制和复制他人而感到惶恐忧虑,甚至搁笔不写。在云南,这种同质化的问题也已经出现,例如基于对生活和命运的透彻醒悟为基础的叙事诗在云南迅速蔓延开来,再例如基于口语诗诗学理念的物象词句排比式的诗歌构造法也在云南迅速发展着,凡此种种,都让一个自觉的诗歌写作个体感到一股巨大的黑幕开始笼罩下来。当然,也必须看到,同质化的同时,由于作品展示平台的不断多元化,特别是在互联网大背景下,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代言人,诗人开始有更多的机会让外界看到自己,这样虽然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但混乱之中必然有一番多元化的趋势在与同质化相抗衡。

张翔武:我一直阅读外国现代诗,是因为我想了解外国诗人在写什么、在想什么、他们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以及他们如何在创作中实践自己的诗学。我阅读他们不一定是模仿他们、学习他们,更像照镜子,通过他们来照见作为诗人的自己。当然,对我来说,他们的诗歌是一种养分。

每位诗人的文化背景、身世、生活、所处环境不同,他们面对的问题自然千差万别,这都影响诗的语言、结构、肌理。我要提到一批诗人,他们的诗作都具有浓厚地域色彩,比如说爱尔兰的西默斯·希尼、英国的 R.S.托马斯、挪威的豪格、美国的弗罗斯特与罗伯特·勃莱等等。出于对身份的认同,虽然他们的诗都体现了地域性,但是各人的角度不同。希尼侧重于自己的故乡、爱尔兰的历史与民族问题,R.S.托马斯侧重于用威尔士自然风光、爱与神性来对抗现代世界的种种疾病,罗伯特·勃莱根植美国南方乡村,则是要寻找美国的诗神,建立美国诗歌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勃莱的深度意象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客体主义都是对艾略特追寻欧洲文学传统的反驳。每个诗人体现出来的地域性,是必须适合他自身的写作追求,反过来,诗人也在捍卫地域性的诗歌。

随着阅读和写作的持续,阅读和写作相互作用,现实社会也施加外来影响,诗人对这些方面的观察、思考,然后进行创作,在写诗的时候,诗也塑造诗人自身,这就是一个诗人的形成。我并不拘囿于带有地域性色彩的写作,而是打开所有感官,涉足诸多方面,写湖区生活是基于记忆来重塑故乡,它不是简单的回忆流于文字的表达,而是某种精神活动;写充满隐喻的政治诗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抗;写幻想性题材是放纵自己的想象力;写动植物是出于对自然之美的好奇;写种种人物则是思考国人的当下处境,这时候,写诗就具备自省与治疗的作用,也就是史蒂文斯所说:“诗是用语言的暴力来反抗现实的暴力”。

芒原:祝立根说:“芒原最近有句令人动容,大意是‘落日如鼓’由形色及音及心。”完整句子是:落日才是自己内心最大的鼓。我想祝立根要探寻的是,一首诗的形成过程,往深层次讲,就是诗歌的审美心理活动。这里我借一个词来说:言为心声,“言”就是语言,“心声”就是内心的心理活动,它包括速度、愿望、趋向、认同等,是否忠于内心。所以,诗歌最终的形成虽然付诸语言才得以呈现,但诗歌的整个形成过程就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流变,才瓜熟蒂落的。如此一来,我就从自己这句“落日才是自己内心最大的鼓”的形成过程简单地说一下。当时是除夕的前一天暮晚,由于工作突然变动,内心还是起了波动,有种迷茫感,没想到接踵而来的却是当天一早就接到任务,一直持续到深夜,而在中途休息,也就是看到暮晚落日这个场景时,内心涌起一种前途未卜,阖家团聚,光阴流逝,以及人世苍凉,这一瞬间的心里触动,那火红的“落日”挂在天边,又大又圆,有种说不出的迷人气息,正契合了我的内心,这一刻,“落日”也就不光是“落日”本身了,而是在我的心里带上个人的色彩,像是自己内心的代言人,从而这个审美心理活动,就在不断的心理积压之下,找到一个契合的“点”,也就自然的爆发了。由此说,祝立根的由形色及音及心,其实,就是客体物象“落日”的形色与主体内化“心”的契合,从而产生了内心审美需求的意象“鼓”这样的一种心理流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突然就明白了胡正刚说到的,雷平阳老师在谈诗歌中,提到的“及物”与“在场”。

祝立根:谢谢芒原!

芒原:工作变动,明天又得回派出所上班了。

杨碧薇:你啥子工作变动了? 

芒原:春节抽我去武装巡逻,据传我这一去,将在巡特警巡逻。

觉得这样换来换去,要不断适应不同的工种,影响写东西。

杨碧薇:是的,这样很影响。

胡正刚: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生活消磨意志,都不容易啊!

尹祈晓:讨生活第一啊!

胡正刚 :希望以后少忙一些。

影白:嗯,胡正刚,从自身看问题,比较贴切一些。

就我个人而言,在当下,更关注的是接下来自己写什么?在越来越多的理论概念如桎梏般进入大脑的时候,我还能不能在不重复自己、不同质化的语境下写些什么?在坚持个人文学自觉的同时,自己还能写些什么?或许,在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并驾齐驱的探索之路上,我看到的或许只有自己失败的身影,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前行。在这条无常的探索之路,谁都无法预知它的多元性、丰富性和独创性。

张伟锋:我的职业是做记者,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提问别人。很少想过,如果别人提问我,我该怎么回答问题。所以,面对祝立根的提问,我的神经绷得很紧,也很是有些焦急。这是一个方面。我相信,但凡写作的人,都会对自己的写作有些思考和琢磨,在祝立根的提问之前,我以为我在这方面是有些想法的,直到他的问题出现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想得并不多,或者说,我的思考是混沌的、不通透的。这又是一方面。

有了这两个理由做垫背,我想我可以胡乱的说几句了。站在山顶看河流,有的人看的是远处,有的人看的近处。我觉得,我就是在山顶看河流的人,有时看远处,寻找方向,这样可以不至于迷失,可以走得更远些;有时看近处,挖掘深度,这样可以使诗歌写作厚重些。我想说的是,方向很重要,找准了,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细节的探寻不可或缺,因为情感有了具体的承载,才不会言之无物。这是其一。诗歌史是由少数人完成的,也就是说,大部分人不得不面对消失、灰飞烟灭的命运,置身于诗歌写作的我们,都在竭尽全力地避免这种无情命运的降临。对此,我所持的盾牌是尽量保持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我相信只要在社会洪流里,始终秉持着自身的理念、拥有自己的定力,即便被历史吞没,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和艰辛,也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其二。诗人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经受着各种各样的人间百态,这些东西对作为人的诗歌写作者的冲击是无比巨大的。简而言之,诗歌写作者应该克己正身,潜心修行,完善人格。这是其三。关于云南诗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宏观的问题,我说不好。但是,我有一个真切地感受,就是在我所接触的王单单、祝立根、芒原、影白、胡正刚等云南年轻一代诗歌写作者的身上,印刻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那就是,他们对诗歌的虔诚和信仰。我认为,虔诚和信仰所能激发出的力量是无限的,如果不出意外,未来云南诗歌写作的很多可能,将由这一批人来创造。而就当下而言,这些诗歌写作者已然代表了云南新一代诗歌写作的水平。关于民族写作的看法:我是 2003年开始诗歌写作的,到现在已经有 14个年头。在这些时间里,在诗歌写作中,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民族成分中,从来不以少数民族写作者自居。佤族只是代表了我的民族成分,并不代表我的思想疆界。我以为写作是开放的,它需要在表象之下,探讨隐藏在大千世界里的普遍性。说到这里,我想插上一句,就是我认为文学写作的地域性,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幻象,“地域性”这个标签的内容,不过是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存在于特定地域的物而已,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仅仅只是基于方便,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些物象和场景,来探讨和表达具有永恒性的、普遍性的内质。从集合的角度讲,“民族性”包含于“地域性”,是表现形式比较丰富多彩的部分。这就是说,生活在民族众多的云南,我们在写作上,拥有着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地方性知识”,我想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这些“民族性”激活我们的思维,一方面是可以利用这些“知识”充实我们的写作,而且选择的范围很广阔。

任如意:一直在看大家的发言,也没有什么想法,这是我对诗歌的一些看法,有说得不对的,请指正。诗歌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排解心中无处诉说的痛苦和记录触动人心的东西。很多时候,诗歌更像是一个诗人的日记,而日记里的内容可能是诗人真实的见闻,也可能是诗人的内心活动,通过思维整合,成为一首诗。诗中带着诗人的个人情感体验,即诗人的在场。

我一直很赞同诗歌应具有辨识度的观点,但要做到诗歌具有辨识度比小说和散文难得多。诗歌的篇幅普遍较短,模仿起来可以尽可能地贴近原诗。但并不是说,诗歌就可以被模仿,两者的区别就像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替身。仔细看、仔细推敲是可以发现的,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思考的。诗歌的辨识度,一定的程度来源于地域。

我没有办法否定诗歌的地域性。因为任何一个诗人的性格形成都和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信仰有关。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许多民族诗人从开始写诗就带着民族的气息。诗人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是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诗人的,而这种理念和方式多半来自地域。一个南方人不可能每天都吃面食,因此他很难知道油面栲栳是什么东西。此外,地域性是在变化的,七八十年代的南方,人们穿草鞋、补丁衣服,这些东西很可能就进入了某个诗人的诗里。我记得韩东,在一首诗里写过“棉猴”(北方一种防寒的衣服),而现在的北方诗人,很可能就会写“羽绒服”。在云南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奇特,民族风情别具一格的地方,云南诗人自然会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诗人的情怀。

祝立根:还有尹马!呼叫尹马!

尹马:到了今天,不得不说诗歌已经沦为更多诗写者的“巫术”行当。时下诗坛的纷争不再是一首诗最终的去处和作为诗歌本身折射的光芒,而是个体生命的发声和小圈子的扎营和守卫,诗歌的时代特征只能在以网络热词为主要标志的日常生活构建中得以短暂的呈现。

更多的诗写者在丧失审美转速中的诗意保留之后,只能把才气运用在诗歌本身的光芒之外,努力建设以词语为审美启蒙的个人特色上来,尽可能地撕裂、焚烧、自我逃遁,以不同视觉的自选动作向泥沙俱下的诗坛进军,完成色彩斑斓的自我安置和构建。

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时代能留下来的好的诗歌作品其实是有限的,当下“诗人读诗”的尴尬境遇给诗坛带来的是各种力量的排外、绑架和镇压,各种期刊、选本的理想是红花和绿叶的巧妙配置,以此抬高和巩固某种诗想阵地,在舆论经验中获得幸存。除此之外,更多遵从内心和皈依灵魂的作品就只能留给时代变迁之后的各种可能性,以地域色彩和日常经验为基本写作要素的作品不断被沦为平庸之作,更多的“个人”将死于凡此种种的“忧患”。



2月16日  6人聊 


……

王单单:老王刚起床,看见大家聊的不可开交,立即弹腿而起,撒尿去也!

芒原:怎么又变成老王了,隔壁的那个?

胡正刚:认真撒尿,别冻着。


回到祝立根之前问我的问题。我觉得田野调查和采访,对我的诗歌创作基本没有作用,文化和创作两个方向。诗歌创作需要天赋,但有天赋的写作者太少了,像我这样即无天赋又热爱诗歌的人,往往力不从心。

芒原:胡正刚,间接的影响还是有的。

胡正刚:我认同单单和唐果的观点。诗歌贵在自然,脱口而出,但太难了。

芒原,田野调查有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对采访者的要求很高,由于知识准备不够,我之前做的事情,称为“盲人摸象”更确切一些。间接的影响在于行走,行走总会有收获,但不是来自采访本身。或者说我现在还缺乏融会贯通的能力。

芒原:胡正刚,对的。采访本身和你说的一样,两个路径。但这份体验是触及内心的,也很好啊。

胡正刚:诗无定论,不能因为自己认定的方向是对的,就全盘否定其他人的方向。

祝立根:胡正刚,对头,什么人适合干什么活只有自个儿知道。

胡正刚:王单单的诗歌,前几年和近年的风格不一样,以前沉郁悲苦,近年来轻盈、节制了很多,但都是好诗,我都喜欢。风格的变化,是诗人主动省视自身写作的结果。这是一个优点。

王单单:既然话题回到诗歌,我再说两句,我觉得各种流派或者美学存在也许就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不能成为任何人写烂诗的借口,诗歌毕竟是心灵的艺术,如果你写了若干诗歌,没有一首或者一句打动过别人,那你再怎么在流派或者美学观上据理力争,我认为那都是瞎掰。

芒原:对!胡正刚:深有同感。写不好,做人就要低调

一些。祝立根:是的,诗只有好坏之分。尹祈晓:诗人在生活中的抱团取暖很好的,

但应避免在诗的写作上抱团取暖,写诗抱团取暖就变成利益共同体了,一定是避免不了同质化的。保持独立的思考和思想的锋利对诗人是很有必要的。

王单单:当然,“打动人心”应另当别论,这里更侧重于语言的陌生化与表达方式的创造性,如果仅仅是内容让人“感动”,那这样的写作是很低级的。

尹祈晓:严重同意。祝立根:王单单这个说到节子上了。胡正刚:写诗能做到“心手合一”就好了。唐果:王单单,诗高低的分别单单说清楚

了,也可以据此各自去对照自己的诗。王单单:不好意思,吃泡面之余,胡诌几句,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斧正!

祝立根:王单单,我们很多用词用意都是无效的、死去的,如果不保证“语言的陌生化与表达方式的创造性”,一首诗就算不是烂诗,也是首废诗,这样理解可否?

王单单:是啊,至少不高明,能做到的人太多了。走过很多省份,能像云南年轻诗人一样能在

一个群里畅谈诗歌的地方太少了。尽管我们的美学观点也不尽相同。祝立根:怎的突然感慨起来了,不像你的风

格。王单单:锤子,觉得云南真的太好了。赵丽兰:哇,今天好热闹! ……


责任编辑 李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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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编辑:h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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