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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我有光明的底色 最困难时不绝望

作者:副主编 编辑: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时间:2016年06月11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王蒙:我有光明的底色 最困难时不绝望


 

  中新网北京1月20日电 (上官云) 提到著名作家王蒙,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他曾是14岁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很早便进军文坛的年轻作家,作品几乎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一举一动,都能引发瞩 目。18日,王蒙新作《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在北京首发。随后,他接受中新网记者独家专访。无论是饱经磨难,还是文坛上功成名就,“青春活力”与“积极心态”几乎是这位作家在生活与创作上得到的一致评价。王蒙说,自己的乐观源自拥有光明底色,“写作是中心。一切经验对喜欢写作的人都有意义,你的人生和历练是不会糟践的。”?


  拥有光明底色:面对困难不曾绝望

  王蒙出生于1934年。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到《青春万岁》、《布礼》、《活动变人形》等,王蒙的作品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成为 一个时代的见证。1956年,在洋洋洒洒二十多万字的《青春万岁》还在修改之时,那部名噪一时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率先出版了。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 王蒙高调跨入文坛,随即因此陷入争议漩涡。1963年,王蒙来到新疆,一住就是十六年。

  在外人看来,生活条件变得艰苦了。但王蒙始终认为,就是这个比较困难的时间段对他来说仍然有许多正面的东西,比如说扩大视野、甚至是锻炼身体。少年时代的王蒙身体非常差,疾病连连,“有人说我能活到30岁就不容易了。”

  乐观的心态支撑王蒙坚持下来。他学会了做饭、磨面,甚至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还当过炊事员,无论如何艰难,从来没有悲观到彻底垮台的境况,“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搞不跨你的。这也可以用到我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这使我们对国家、民族,对自己的生活与未来充满了 一种光明的期待。”这种期待构成了王蒙生命中光明的底色,同时,他也有一种来自对自身为人、智商的自信,“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绝望过。”

  视写作为中心:人生和历练不会糟践

  在新疆的十多年,王蒙的写作受到了一点影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那段时间内,他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出版。王蒙坦率的承认,那会儿对写作,在短期 内是没有抱什么希望了,“但是喜欢写作的人有个好处,一切的经验对他都是有意义的。有好事儿当然高兴,遇到不好的事儿,有无奈、悲哀,但也“不糟践”, “你的人生和历练是不会糟践的。”

  “另外在我人生的历练上,有城市生活也有了农村生活;有首都生活也有边远地区生活;有汉族生活也有其他兄弟民族的生活。这都是用黄金也换不来 的。”王蒙的话给自己的经历做出了最好的注解,“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定要给自己找到正面的东西,给自己寻找正能量,让自己能够以比较阳光的态度来对 待人生的各种遭遇。”

  回到北京后,王蒙担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开始连续发表作品:长篇、短篇……令人目不暇接,那会儿,他已经是一个年过四十的中年作家,并在随后 的时光里历任《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等职,工作愈加繁忙。但他的创作生命却仍然是青春的,那样的作品数量与质量,让很多年轻作家望尘莫及。

  “写作仍然是中心。那么多的生活面儿呢,给了我写作的资源、给了我精神的力量。”?提起那些成就,王蒙淡淡的回答,“至于在乐观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商量的。不乐观,那您能选择什么呢?”

  感谢夫人助力创作:对我有及时、切近的帮助

  时光流逝,被铁凝称为“高龄少年”的王蒙在创作上又进入了一个高峰:推出《王蒙八十自述》、小说《闷与狂》以及《青春万岁》60周年纪念版…… 这位始终对生活饱含激情的老人身上永远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出版社公布的1600万字的创作记录便是他的成绩单。王蒙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从事自己最喜欢的 写作,有一个美满的爱情,这是我最成功的两件事,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

  在王蒙的写作上,夫人单三娅给了他不少帮助。在新书《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首发式上,单三娅也来到现场。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内,她安静的抱着衣服坐在台下,认真聆听王蒙的发言,并不时点头微笑。王蒙说,单三娅是一位老记者,比较关心文化艺术,对自己的写作提出过非常多的建议, “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交流讨论。她也有这样长期做编辑的职业习惯,对哪个说法有疑议便会提出来,对我是很及时、切近的帮助。”

  现在的王蒙,生活平静愉快。从工作上来说,则分为写作、讲课两个部分。出于对王蒙身体的关心,在外地的很多讲学活动,单三娅都要陪着去,“在北京倒不一定了。”

  工作之余,王蒙也去会朋友、阅读,娱乐、体育活动“一个都不能少”。他乐呵呵的跟记者说,自己有时候会散步、逛公园、打保龄球;还尽量争取一周能够游泳两次,“夏天有时候到海边去,还争取在海上游游泳。”

  “我也打乒乓球。虽然打的不好,但是能活动活动,推迟衰老。”这个浑身仍然洋溢着生活激情的老作家开了个玩笑,“保持青春?那是早保持不了啦!”

  “萌萌哒”学者:传统文化得跟全世界先进文化接茬儿

  熟悉王蒙的人都知道,他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并不比年轻人差。和他聊天的过程中,对神马等一些网络流行词都了如指掌,喜欢调侃,推介新书时会“萌萌哒”讲个段子,比如解释“思而不学则殆”是“no zuo no die”。

  熟悉新生事物,也关注传统文化。在对生活拥有作家文学式浪漫表达的同时,王蒙还是一位学者,从近年起,王蒙开始研究老庄之学、研究《论语》, “作家是各式各样的,不可能都学者化。关于这个问题我并不拘一格。我提倡作家们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准,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懂外语,懂得自然科学,希望更多的 作家认真读过一些书。”

  在王蒙看来,传统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能够优化人心,“使人心多一点善良、道德,多一点君子斯文少一点野蛮,少一点小人的毛病,社会就好了。”当然,王蒙也认为,这种传统文化要和新文化结合,“也得跟全世界的先进文化接上茬儿。”

  同时,王蒙对文坛的现状也颇为关注。他认为,现在(文学)内容多样,那种消费性、娱乐性的东西比过去更多,同时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新媒体的东西容易推广。比如一个电视剧受众比一本书不知要多出多少,一本书有几万人阅读已经算非常成功了,传播手段也不一样。这些情况都很 多。”王蒙分析,“好处是让我们的文化产品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坏处是大众接受很好,但又把水准往下拉,要拉到一个平均数,我们时时面对这个问题。”?

  以下为访问节选 

  中新网:认识您的人都说,您对生活充满激情。但是在您最美好的岁月,因为种种原因突然去了新疆,那么一个艰苦的时候,您如何还能保持乐观青春的心态?

  王蒙: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代,中国发生一件大事,就是人民的革命取得了胜利,旧中国倒了,灭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使我们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一种光明的期待。所以我说我有一种光明的底色,这是确实不一样的。再有,我也可以说还有一种自信,对自己的为人、智商以及对自己的做事情有一定的自信,所以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绝望过,没有悲观到彻底垮台的境况。我有一个朋友说过,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搞不垮你的。这也可以用到我自己身上。磨面做饭的事情那都有,做饭的时候我不是主力,在五七干校还当过炊事员,还学会了维吾尔语,说的还行。

  中新网:当时您对写作怎么看呢?

  王蒙:那会儿,短期内我是对写作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喜欢写作的人,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一切的经验对他都是有意义的,好的事儿当然很高兴,哪怕遇到不好的事儿,他会觉得人生还有这么不好的事儿?还有这种无奈、这种悲哀?用北京话说是“不糟践”,这些经验、人生的历练不会糟践。

  中新网:所以您曾经提到过,没有这段经历,就不会有后来的王蒙以及后来辉煌的成就?

  王蒙:?这就很难设想了。但是这个比较困难的二十多年,对我也有许多正面的东西:扩大了我的视野,甚至锻炼了身体。我在青少年时代身体非常差,疾病连连,甚至有人在我面前说,这个人能活三十岁都不容易。另外就人生的历练来讲,不但有城市生活,也有农村生活;不但有首都生活也有边远地区生活;不但有汉族生活也有其他兄弟民族的生活。这都是用黄金换不来的。而且,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定要给自己找到正面的东西,给自己寻找正能量。一定要有让自己能够比较阳光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各种遭遇。

  中新网:从开始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到现在,您写了1600万字,令人佩服。那您能谈谈写作在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吗?

  王蒙:写作仍然是中心。我感兴趣的面儿比较广,生活的经验也比较多方面,这都给了我写作的资源和精神的力量。这些力量和资源表现出来,不能说在盈利上有多少,首先还是要聚焦在写作上。

  中新网:在您新书发布会上,您的夫人单三娅一直陪同您,听到会心处会点头微笑。夫人对您的写作有建议吗?您平时的生活状态如何?

  王蒙:建议那是非常多的。因为她是光明日报的老记者。比较关心文化、传统、艺术啊这些东西。包括有许多的作品都会交流、讨论,她也提出意见;同时她有长期做编辑工作的经验,会有一种职业的习惯,对于你的文字、说法感到有疑议会提出,对我是一种及时、切近的帮助。至于一年中,就工作来说,一是写作,一是讲课。讲课的量相当大,去年一年讲过四十场。前几年讲过六十场,有一年讲课数量达到过八十场,平均每星期一次半的样子。其中很多夫人都陪我去,在北京倒不一定随行。关于生活,我觉得要把时间分配好。再有,我当然也去会一些朋友、还会去阅读,写作的东西离不开阅读,娱乐、休息、体育方面的活动也有,尽量争取一周游两次泳,夏天到海边去,还争取在海边上游游泳。有时候我还散步、逛公园,打保龄球、打乒乓球。虽然打的不好,就是让自己活动活动,推迟衰老,当然保持青春就保持不了了。我今天也讲了,在乐观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商量的。您不乐观,您能怎么着呢?

  中新网:随着社会发展,现在文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网络文学兴起等,您会关注这些问题吗?您认为当今文坛与过去相比有何变化?

  王蒙:内容多样化。那种消费性的、娱乐性的东西比过去更多。还有现代的文坛受到一些新媒体的冲击。因为这种多媒体和新媒体,比光是文字的东西容易推广。比如说一部电视剧的受众比一本书的受众不知道多多少,而一本书有几万人阅读已经非常成功了,但是一个电视剧可不是几万,也可能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在看,这些情况都很多。传播的手段也不一样了。好处是使我们文化的产品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坏处是大众接受很好,但是大众接受又把这个水准往下拉,拉倒一个平均数上,我们时时面对这样的问题。

  中新网:记得曾有报道说您提出过“作家学者化”,近年您从研究老子、庄子学说到现在的解读论语,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

  王蒙:现在都这么传,其实我谈的只是“作家的非学者化”。简单的说就是解放后的作家在受教育的程度、知识的面上,比过去显得有所降低。但是作家是各式各样的,不可能都是学者化。我另外也还写过“学问对作家之累”,学问太多了,也是一个局限。胡适说曹雪芹没受过很好教育,胡适是很受尊重的学者,但是这个说法,我觉得比较可笑。如果曹雪芹读到过博士、博士后,学问可能比在世的时候多,不可能写出《红楼梦》,当然《红楼梦》理的知识也很多,是百科全书什么都写到了。这个我不拘一格。我提倡作家提高文化水准,希望有更多作家懂外语、懂自然科学,更多作家认真读过一些书。我并不是提倡所有作家都当学者,这是两路工作。

  中新网:那么在您看来,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有何借鉴意义?

  王蒙:传统文化的作用就是能够优化人心,使人心多一点善良、道德,多一点君子、斯文;少一点野蛮,少一点小人的那些毛病,对世道人心能够使有一定的帮助。这种传统文化也要和新文化相结合,要和全世界的先进的文化能够接上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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