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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

在镇雄

作者:尹马 编辑: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16年06月05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以勒的备注


     我喜欢把以勒叫做“细雨中的城堡”。

     祖先们形容镇雄的天气是说“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没错,车过塘房,地上有烟尘,山脊上阳光碎碎的惹眼,树在坳口的风中一摇一摆,但一过林口就不同了,满山云雾挟带着湿湿的雨丝,往脸上浸。以勒就是一个常年阴雨绵绵的地方,特别是冬天,雾气就在离你不到两丈高的地方徘徊,久久不能散去。以勒人说的是:以勒毛坝,泥巴齐胯。黄泥地泥土很糯,像胶水,粘在鞋底上,蘸在裤管上,浇在毛领大衣的下摆上,一身泥。以勒的集镇几经修改,变成了纯一色的白墙青瓦,从寒婆岭往下看,街上像挂满了前些年放电影用的“挡子”,让人怀旧。以勒的党委书记杨正坤说,以勒好是好,漂是漂亮,就是泥巴有点多。其实,我们都明白,在一个以农业支撑起六万多人口的幸福的地方,泥土就是我们的生命。

     但以勒的晴天却是美得让人心悸的。太阳越过金钟山,阳光就一条一条地往下射,金钟山状似金钟扑地,阳光有时像红缨,挂满了金钟的每个边缘。六七月份,以勒集镇周围的几个村子稻谷飘香,蝉唱蛙鸣。集镇外一里地,有坝,坝内多井泉,泉水随细砂翻滚而出,清澈怡然,夏凉寒温,甘味美好。泉眼见人,会出现状如迎客的一串串葡萄状的气泡,从井底由小到大直往水面冒,所以被人们称为“葡萄泉”。葡萄泉在以勒老街下面,是三个,被说成“葡萄三眼”,小有名气,成了赤水河流域精彩的旁白。以勒彝语读“沂奶”,意即泉水清凉甘美的地方,其实是和葡萄泉有很大关系的。晴天,葡萄泉反射了阳光的影子,井口冒着温暖的雾气,农妇们使着挑子在井边等水,一挑一挑把水担回去,倒在水泥缸子里,洗菜做饭,泡茶煮酒,硬是安逸。

     我在以勒街上度过少年时期的几年时光。那时很小,胆子却大得很,住在防雹办的一间小屋子里读书。防雹办在集镇边上,是新修的,周围的空地里到处是修建房屋时挖出来的棺材板板和腐烂的尸骨,防雹办的几个炮兵听说我愿意住到那里去,很高兴,每天早晨为我烧烫烫的热水洗脸,还把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瓜瓜菜菜送了很多给我。但他们对屋外的棺材板板有些惧怕,说某个晚上,那些被刨开的坟茔有鬼火一绿一绿的,很吓人。可我从来没见到过,也不害怕,他们喜欢我不畏一切饱读诗书的样子,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几年以后,当时防雹办的位置逐渐变成以勒镇最繁华的地段,那里住着从农村搬过来的中医世家、做家具的四川人和开歌舞厅的本地人,还有从中学大门口迁过来的那些算命的瞎子。

     有一段时间,我喜欢把以勒当成东半县最大的“江湖”,当成生活的别处。以勒街上除了聚集着中医世家、做家具的四川人、歌舞厅老板和算命的瞎子,还聚集着一大批提着马笼头的牛马贩子、腰间带刀卖藏药的异乡人、咬着香烟嘴四下张望的长手杆和在一间很旧的屋子里写诗的家伙。

     牛马场在离集镇不到一华里远的一个土坡上,赶场天,那些专做牛马生意的人牵着牲口就来了,有一些专门耍嘴皮子的人,不带牲口,手里却拿一根绳索,早早地蹲在那里,一旦见到买家和卖家,立马就凑上去,使劲撮合,最后从卖家手中讨一碗酒钱;牛马贩子交易后,三三两两汇集到街上,酒摊上一坐,大碗上酒,要一斤魔芋豆腐,闲吹到晌午才回家。那些带刀的藏药小贩,像粘在信封上的邮票或者发在网络上的垃圾帖子,只要有人走近他们,便全然忘记了异乡的孤独,拉了你的手就不放,把一包藏药往你怀里揣,千方百计欲从你的兜里掏出几文钱来。有时我会在那些咬着香烟嘴的年轻人中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堂兄弟、初中同班同学和做法事的朋友,他们一只手露着,另一只手放在裤兜里,裤兜里装一个很长的钳子,只要发现了猎物,便都凑上去,一些人和你搭讪,转移视线,另一些趁机下手。一会儿,便有腿脚不灵便的大妈和背上背着孩子的年轻妇人坐在街边的石头上大声叫骂或啼哭了。前些年,我从茶木上以勒,总要去电影院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去看一个写诗的朋友,他叫余夫。那些日子,我把他和自己比作两个小镇上的囚徒,我们在屋子里吃酒,谈文笔山他的老家,看他写给母亲的挽歌。后来,他死了,埋在文笔山,从此我再也没去过电影院,听说,那里已经成为以勒镇最抢手的黄金地段。

     读书的那几年,我在以勒,租住过后街袁家的房子,租住过敬老院腾空的小屋。我每天穿过街道去学校,总会看见一个姓赵的痴傻人和一个姓陈的痴傻人一前一后走在中学门口。姓赵的,每天口读怪异天书“听哥说王安石”之类;姓陈的,手拿一根竹棍,从后面抽打他,但只要方圆几里的人家有婚丧嫁娶,他总会先其他人知道,便丢弃竹棍而去,是很有名的“总管”。十字街袁家和下街艾家有黑白电视,大冷天播放雪山飞狐和神雕侠侣,我们站在窗外隔着玻璃看,主人会从屋里搬来凳子,把窗玻璃打开,让我们在看图像的时候同时听到声音。在以勒,我感谢一个姓林的瘪三,在我学习一塌糊涂从茶木辗转到以勒却无法入学的那些日子,是他带我去敲开了一个姓刘的老师的门,让我有机会寒窗苦读一举成名。

     当然,昨天的以勒已经不复存在,她的今天已经很殷实和富足,宽敞的街道、高大的门面和不断更新的工作和生活节奏,越来越接近她的发展定位。我出生在离以勒只有六公里的一个叫庙坎的村庄,以勒的一切我都是熟识的,包括这些年的所有变化。前些日子回以勒,见到以前咬香烟嘴走街串巷的朋友们,他们中的一些人痛改前非后,已经成为以勒街上很有钱的个体户,还真的像个人。是啊,当我经过庙埂向家湾新农村示范点,经过焕然一新的长房子,经过成片的粮食样板走廊,我为以勒人勤奋、不甘落后的精神所打动。一个被称为镇雄东部“旱码头”的地方,一个留给我许多美好记忆的小镇,他的算命的瞎子还在,卖藏药的异乡人还在,拿着绳索赶牛马场的闲人还在,包括街上消息灵通的被称为“包爷”的痴傻人,也还在。我想,这些被时代留下来的人,他们已经成为我们所需要的风景,我们不需要的,已经不在了。当然,我说的不需要的,不包括死去的诗人。

    

    

 天下花山

    

     看得出,花山离天空要近一些。

     我常常把一些荒凉之地当做自己的远方,尽管它们并非遥远。我常常幻想,一定有一些我的亲人,他们离开尘世以后,住进高高的天空,像一个苦涩的词汇,散发着光和热。在镇雄,花山在海拔和路程上来说都是让人们畏惧的,很多人都不愿意到那个地方工作或出差。很难想象,一个这样的地方要怎样才能一下子在我们的心里变得温暖起来。除了采风,除了带着最山寨的文艺到那里去,除了背着照相机到处找光影,人们也许再也找不到其他理由。

     我去的时候,镇雄的大部分地方才刚刚变得温暖起来,而那里已经透着冷热气流互相交织的复杂温度了。山顶上的灌木丛里,还残存着没有融化完的积雪,山脚下却是艳阳刺骨。阳光碎碎的,像摇摇晃晃的金子,强烈的紫外线让人的眼睛看不到近物,有些迷乱,人一下子就想到烧酒和性爱。是的,我只看到它的高,很恍惚的距离,让草甸上慢悠悠的羊群和马匹看上去更像一堆堆散淡的云朵,仿佛风一吹,就什么也没有了。

     山脚下,白得耀眼的一座房子就是这个乡镇的中学。一行人到达学校的时候,这里正在举行夏季运动会开幕式。空旷的操场一半是水泥地,一半还是硬土皮。一撮人聚集在水泥地上,仰着头看前面一个搭得有些别扭的高高的台子,上面站着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在讲话,操的是带着川剧味道的普通话,模样却有板有眼,像旧社会的土匪。见我们扛着摄像机走过来,讲话的校长加快语速做完励志教育,就过来和我们打招呼,定睛一看,这个敦实的男人原来是师范低我一级的校友李龙华,这个在花山工作了十五年的中学校长重重地捏了我的手,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兄弟,很是幸福。随后,他安排人把我们送去的书刊拿到图书室,就同我们一起回乡政府看县内知名书画家舞文弄墨去了。

     是夜我们很狂躁,搬了三箱啤酒在乡政府接待室,猜拳行令,快意恩仇。次日醒来,阳光很干净,窗外有鸟在啁啾。站在乡政府大楼的楼顶上,看起伏绵延的群山,不觉生出异样的感叹来。是啊,我终于知道人间为什么有那么多广阔得让人惊悸的词汇,比如我一开始就想到的“芸芸众生”。

     昨天中午,在操场一角,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站在我面前,手里提着一个装满矿泉水瓶的塑料袋,双目盯着我手里的瓶子,像一个可怜的孩子。见她急不可待的样子,我没将水喝完便把瓶子给了她,没想到,她接过去,先是仰起脖子把剩下的水咕咚咕咚灌下去,然后才小心翼翼把瓶子塞进塑料袋里。其实,她每天饮用的纯天然的水比我喝过的劣质矿泉水不知道要干净多少倍,但她喝下去的,分明是一种不加过滤的梦想,她一定认为,我们这些来自城里的人,一定是凌驾于美好生活之上的上帝,而她,此时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猥琐的异教徒;昨天中午,在炽热的阳光下,那些身着白色运动服在中学操场上跳舞的女孩,笨拙的动作,夸张的表情,分明比我们武装过的山寨版还要山寨,甚至近乎于草根之中的盲流,但他们的一颦一笑却透着一股山那边的自信和坚定;昨天中午,我用相机拍下一个拼命往人群里挤的年轻女教师的背影,她白色的牛仔裤紧裹了肥实的臀,修长的脚肘在阳光下影印了一条欲念的弧线。后来我为这幅照片取了个名字叫《卑微的艺术》,送给一个开酒吧的朋友冲洗了挂在墙上;昨天中午,我在广德关的岩石下碰见几个准备赶路的农民,他们用罐头瓶装了过夜的烧酒吊在腰间;昨天中午,几个驮马的少年手里摇着脆生生的马铃,他们经过我的时候,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笑;昨天中午,我再次用相机拍下了我的童年——一个孩子熟睡在地垄间,一个锄草的妇人幸福地看着做梦的儿子……

     “芸芸众生”,是的。高原上处处都有佛光闪现,处处都埋着祖先们的白骨,人只是飘荡在风中的一个个脆弱的影子。当阳光隐去,鼓角鸣金,我们和生命之间的格斗就必须停止,另一些生命的影子又在另一些风中不停地左右摇摆。

     但在花山,也许真的能触摸到自己的命运,就如草甸上慢悠悠的羊群和马匹,就如风中飘着的纸屑和塑料袋,就如一开始就不停地在眼前摇晃的那些阳光中的金子……



十指尖尖

         

     在庙坎,三叔算得上是很子弟的男人。因为家里穷,穷帅穷帅的三叔照样摆脱不了我二大爷指鹿为马的婚姻。但是,三叔没结婚的时候,却遇到过一个来自尖山的漂亮女人。那女人穿着大团花棉袄,从木桶沟方向过来,经过我家,进屋讨水喝,看见三叔和我在堂屋里做一种叫“打圪螺”的无聊的事情,就抿着嘴笑。本来,打圪螺是小孩子玩的游戏,就是用一束拴在竹棍上的棕叶抽打一个木质的陀螺,使它在地上不要命地旋转。在一个可以忽略智商的年代,一个穷帅穷帅的男人和一个孩子忘情地跟随一只头重脚轻的陀螺奔跑,当然很有看点。三叔抬起头来,好奇的目光就定格在女人那张眉清目秀的脸上。当这个陌生女人意识到自己的羞涩的时候,整个身子已经安放在檐坎上的一只木条凳上了。

     我母亲说,干脆就不让这个女人走了。她的意思是,稳住她。我母亲猜想,这个称自己来自尖山的女人,如果她是一个逃婚者,我三叔就具备了挽留她的条件。我二大爷说,谁也没有理由证明她是一个逃婚者,说不定她就是一个骗子。仿佛很饥饿的年轻女人,在我家吃了两碗稀饭以后,就在我父亲打探身世的时候唱起了一首非常动听的谣曲——那时我还小,只粗略记住谣曲的旋律,而歌词,现在只记得两句:

           “十指尖尖抱住妹的肩

                心中有句话不好对妹言”

     很多年过去了,三叔似乎已经记不起曾经有这么一个唱歌的女人来过我们的村庄,但他却在记忆中囤积了一个地名给予他的无数个幻象——有时他会问我,你到过尖山吗?我说当然,我一年要去好几次呢。三叔就不说话,此时他望着天空,像一个孩子一样发呆。

     尖山我的确去过很多次,有时是陪同领导下去,有时是去大湾途经那里。从芒部往左,两山的夹缝里,通乡公路像一个晚睡的农妇,蜷缩着清晨慵懒的身躯。几个回转之后,头顶山还真的有一座座尖尖的山的影子晃来晃去。但这山却不是镇雄境内常见的那种,不是我小学时候在作文中写过的“耸入云霄”或“刺破青天”的那种。它们通常个头有些矮,却又锋芒毕露,致使我曾一度认为,那些所谓的“尖山人”,浑身上下装满怪点子,就像这低矮交错呈十字形状的尖尖的群峰,让人琢磨不透。我的朋友刘宝还在尖山当校长的时候,我去过尖山一次。在街上,我遇到一个算命的老先生,拿一副旧的扑克牌和一把红色的雨伞,边走边唱。见我们从车上下来,便踱着观音步走过来说:“出门在外,平安是福。先生,测个字吧!行路有看不见的风雨,世间最可贵的东西,就是先知道。”司机是个实在人,喜欢听吉利话,掏了十二元钱测了个字,是“上上”,乐得笑皱了脸。老者讲签讲了一半,突然眉头紧锁,说:“这签好是好,就是需要在菩萨面前通破,你看——”欲言又止,我们便已知晓了下文,就问:“怎么个通破法?”老者说:“需向菩萨献上大月月红的利时钱。”所谓月月红,就是一年十二个月都必须有份。先前司机给了他每月一块的小月月红,现在得给每月十块,应掏出一百二十块。司机当然不干,脸上不好看,老者见机行事,说:“其实,你也可以再添十二,变成每月两块,这也是大月月红。”说罢弯腰致谢。我解围,忙从兜里掏钱,老者见状,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说:“又不是给你测字,这钱必须得他出,方能通破。”我等又气又笑。司机只得慷慨出血,讨得两者欢喜。

     我曾好几次在出尖山时遇到过一个痴傻人,他在我们车速很快的时候忽然从斜刺里冲出来,吓得司机满头大汗紧急刹车。他站在车前大声要钱,不给不走。司机无奈,只能一边咒骂一边把零钞给他。今年,我们再过尖山,没遇到他了。司机说:“那傻子是不是已经死了?”但是每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他还是习惯地减慢了车速。

     有一段时间,圈子里的人讲故事,总爱说,这事发生在尖山,甚至还说得有名有姓。被我们冠以“喜剧之王”称号的书法家王军,曾为我们讲过一个荤段子,说是:在尖山,有一吴姓人家,家穷,有茅屋一间,破床一张;家中二老已去,膝下有一儿子,年方十岁。初冬,晚,一家三口寝于一榻,夫妇二人难灭欲火,便在儿子熟睡之前云雨起来,弄得被子里面呼呼生风,让儿子好生难睡。第二晚,儿子便不肯睡了,双腿圈火炉而坐。其母见状,曰:“幺儿,快快睡了,天冷得很,今晚恐怕要打霜。”儿曰:“你俩要打霜尽管快快打去,打完了我再睡。”

     在朋友间,我们经常拿那事开玩笑,“打霜”就成了我们戏谑朋友的口头禅,是平民欢爱的代名词。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们都好像不约而同地感到羞愧难当了。尖山,其实我们对它有着深深的误会,我们曾在生活的某一个时差里,对它进行了栽赃、攻击和羞辱。

     当我将尾坝村平坦的农田里盛开的油菜花比喻成“大地织锦”,把仁厚村农民文艺宣传队美妙的民间音乐形容成天籁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个民风淳朴、人居和谐的地方,实在是需要一种来自内心的装扮。当然,尖山的幸福是缓慢的,如同山顶上慢慢绿起来的树,如同赤水河里慢慢荡漾开去的波纹。每一种时光在尖山,都会得到不同速度的诠释。我向街上一个炸洋芋条的女人打听那个算命先生的去向,她说,“你说的是那个老者?”我说是。她说:“他不是尖山人,是从四川上来的,去年被儿子接回老家了。”我默然。“那个堵车要钱的傻子呢?”“更不是了,他是毕节吴家屯的,去年死了。”

     我问王军,“那个打霜的故事真的发生在尖山?”王军仰着脖子哈哈大笑,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王军这厮,厚道,仗义,却险些用一个荤段子给尖山命了名。我虽然认为,有时候,贫穷不得不成为一种尴尬,但更多的时候,在自然面前的却步,也有可能是一种美德,它至少说明在这个世界上,鲁莽是可耻的。而尖山,在她发育并踟蹰走向明天的过程中,她所遭遇的贫穷和无奈,同镇雄的其他乡镇不无两样,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不无两样。

     今年回家,我问三叔,你还记得那个唱“十指尖尖”的女人吗?三叔没回答。我问父亲,父亲说:“那个女人,是一个逃婚者,她就嫁在河沟头翻山背后的大羊嘴,她的儿子已经考上大学了。”

     是的,我对那个时代的逃婚者,是充满敬意的。

    

    

庙坎剧

    

     我一直尝试着用一种格外坦然的方式去揭发一个村庄的成长史。这种持续的拉锯式的尝试很容易让人懈怠甚至崩溃,相对于那些在感性认识上占绝对上风且易于突施冷箭的地方,庙坎理所当然就从一个小小的词汇上升到家园、故乡、岁月和生活、命运,最后演绎成一个个被自己不断挤压又不断扩充的秘密。比起其它地方来,我愿意无畏地做永无休止的肢解和拼凑,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我曾经无数次逃离和放弃。

     其实在庙坎,你根本不适合用具体的时间去丈量它在光阴中留下的轨迹,所以在习惯上,我始终爱用上“很多年前”这样的字眼。很多年前,也就是说,那时我还很小,兜里揣着一把母亲裁衣服用的卷口的剪刀和一张红纸,站在自家房子背后的山岗上,用剪刀将红纸一分为二,一张用于裁剪门神,另一张,则沾上口水贴在脸上。我的一个傻傻的表姐曾经教我做过这样的创造:将红纸按照一定的规定动作折叠起来,然后沿着一条弧线一剪刀下去,一个颇具门神形态的图形便呈现出来。过完一个冬天,我还是没有学会这个带给我无限遐想的手艺,于是我爱上弹弓和一种叫做“过路铡”的猎鼠武器。

     乡间的鸟多得像散落在田野上的谷物,它们常常披着各种奇异的羽毛,发出各种奇怪的叫声。我大伯一边用一根从马车轮胎上割下来的胶带做弹弓,一边模仿鸟叫,在我听来,大伯叫得比鸟还要好听。冬天了,趁鸟们都到地垄上觅食,我用从家里偷出来的一把包谷把分散在各个地方的鸟聚集在一起,然后匍匐在一棵树的背后,“嗖嗖”地发弹,然而就是从未击中过一只鸟,连鸟的羽毛也没有碰到。于是,我开始懈怠,开始幻想庞大的鸟群中有一只鸟是负了伤的,而自己,就是小学课本里射落“惊弓之鸟”的那人。当然,我在无数次幻想破灭之后,不得不爱上了神奇的捕鼠器。庙坎的老鼠尽管多不过粮仓里的谷物,却少不过整个村庄的人口。夜晚,成群的老鼠在楼板上追逐、啃食玉米棒子和交配,它们肆无忌惮的叫声最后换来鼠辈们的噩梦。用一根刚砍来的水竹,往煤火上烤,有了韧性,然后绷成一个弧形,再用橡皮筋将另一根绷成弧形的竹子和它捆起来,中间放一个活动的楔子,楔子旁边是香喷喷的食物。老鼠们演习完,闻到食物的香气,就会往上凑,“啪”的一声,老鼠代替了楔子,死在两根竹棍之间。我那时看见鲜血淋淋的老鼠尸体,心里是多么惬意和自豪,有一段时间,我近乎爱上了这种残酷的红色现场——多年以后,我深知这是孤独,是真正能让人丧失掉自己的那种最可怕的孤独。

     我大舅的儿子十岁,个子长得超小,被人称为“矮子”;我小叔也是十岁,个子也超小,同样也被人称为“矮子”。两个矮子却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大舅家的矮子沉默寡言,有点傻,往人群中一站,嘴角会不断地流出口水来。他活到十二岁,突然面黄肌瘦,慢慢的就死了。我小叔特聪明,但我二大爷家却很贫穷,没有送他去念书,所以他就每天在村庄里“狗日神猪”(镇雄土语,意为没干正事),后来被竹林里一根被削得尖尖的竹子穿破了大腿。我二大爷找了一个叫曾光普的乡间土医生为其医治,这个喜欢喝酒的老者,用我小叔的大腿做了一个荒诞的实验,实施了一个叫“打咂过”的伟大的手术,把一条活生生的腿硬是榨干了,像木乃伊,我小叔就成了一个瘸得非常厉害的矮子。那时候我也十来岁,我曾经领着两个矮子在村庄里做过各种无聊的游戏。有时,把一本刚刚学完的教科书拆开,用里面的纸张折成好多个“小钱”,分给他们,然后找一块瓦片,敲到巴掌大小,称为“打母”。遇上好天气,随便找一块空地,我们就玩起了一种叫“丢小钱”的游戏。那几乎是一种非物质的赌博,却往往使我们三人反目成仇。一段时间,“丢小钱”成了我们三人都不屑去做的事情,于是我们又玩一种叫“煽豆腐干”的游戏:将纸折成三角形豆腐状,把等边两腰从顶角处折起来,放在地上,用手掌的风把它们吹翻,直到晚上回家,右手连拿筷子的力气也没有了,让爹妈一阵恶毒的咒骂。我们还到山上去做过这样一件事情:把村里一个二十多岁的有点傻的光棍当成肥猪,摁倒在地,将一根竹片抵在他的喉咙上,让他发出嗷嗷嗷的叫唤,我们称之为“宰猪”,往往我们高兴了,还会大声叫他“杜洛克”。杜洛克是那时的农村从外面引进来的一个猪种,个大、肥实、膘好,深受人们喜欢。被我们宰杀的“杜洛克”,后来去了昆明打工,溺死在黄土坡的一个湖里,他的弟弟去领他回来——一个小小的匣子,曾让一个村庄的下午变得无比死寂。

     我到十二岁以后才开始接纳更多的同龄人,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留下被人叫惯了的小名和老人、孩子,去了远方。那时,我们一起到十里以外的大堰街上看电影,看过的战斗故事片和功夫片所有情结烂熟于心,我们就在放牛的时候模仿了电影之中的片段:我们把大把大把的蕨草箍在头上,端着木枪从埋伏的地方突然站起来,指着已经暴露的谁,“突突突”地扫射,命令他倒下。这时候,对方算作已经死了的人,剩下没死的,又相互枪杀,就看谁先暴露,谁先举枪,整个山间都响彻着父辈们认为不详的“你死了、你死了”的吼声。有时候,我们拿着竹剑从一条很高的地埂上使着飞腿跳下来,嘴里发出刀剑在电影中碰撞的声音,我们模拟的任何一种声音是那么相像,到现在了,我还在认为,我们是乡村最有才华的口技表演者。我们轮换着和村里一个姓贾的小女孩在小树林里拜堂成亲,总是像剥开一个玉米棒子一样毫无顾忌地剥开她单薄的衣裳,做一秒钟以内的成人游戏,被我三叔发现,用竹条抽屁股,罚我们给他割草,牵牛。偶尔,我们会在平地里赛马,四蹄飞扬的马在掀起路上的尘土的同时,也踏坏了别人成片的玉米,像极了电影中的某个场面……

     可能是因为过多地提防自己的成长,所以庙坎在我的记忆里,她发生的让我记住的事比我在其它所有地方经历过的还要多。我的一个堂舅几乎每天都会喝醉,在一个叫“竹林弯子”的地方大放悲声,发誓要挖自家的祖坟;我大婶,也就是堂舅的妹妹,总是每隔两天准时发一次疯,用不同的调子喊叫着我三大爷的名字;一个姓范的木匠,投注地下六合彩,屡次不中后,便也疯了,硬是说我家的房子是香港马会的开奖中心,要我父亲给他透码;姓王的老者五十多岁,是一个异乡人,每年秋收时节,他总是会出现在庙坎,用有气无力的身躯换取一天十块钱的廉价酬劳,因我母亲姓王,所以她让我们叫姓王的老者“王大舅”;一个被所有人称之为“王三姐”的女人,是个巫师,她在庙坎为人驱魔除妖,实施了一种叫做“打粉火”的降魔巫术,点燃了刘家的房子,提着一根系着马尾的竹鞭逃之夭夭;姓韩的矮个子男人,因为长相猥琐,行事鬼祟,被人疑为“走阴”,说他私涉阴间,和小鬼们串通,试图给谁带来病灾和不幸。村里有一何姓人家的孩子生了病,怀疑是他作怪,找上门去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没过多久他就死了,下葬那天,村里人拍手称快;一个总爱在半夜从床上翻身起来用拳头狠狠地击打墙壁的人,去了远方二十年,没给家里捎过一封信和打过一个电话,家人每年清明节都为他烧纸……

     二十年前的一天,人们看见一个叫“板地老林”的地方突然银光四射,疑为天神显灵,有福禄降临人间,纷纷双膝下跪,虔诚祈祷。两个小时后,银光散去,我三叔在一块刚翻犁过的地里捡了半张镜子。这个粗糙的闹剧让我从那以后对所有好兆头甚至已经来临的好事都充满了怀疑,我甚至认为村庄里所有的人从此便会更加依赖自己,而事实上,他们依然无时不刻地跪在自己的梦里,用侥幸的对明天的期待接受命运的一次次拷问。

     去年回家,我看见一个属于我的小辈的七十多岁的老汉,用一把锄头在刚刚硬化的水泥路边的自家地里疯狂地挖掘路面,他想再给自己规划出一垄苞谷的位置来。我父亲说,这个鸡巴老者,大部分土地都丢荒了,还要撬路,怕是脑筋失效了。我突然明白,在庙坎,只有无穷的对泥土的“占有”才能给人带来幸福,即便那上面已然枯黄着一秋一秋的衰草,因为他们心里装着的,是每一条日渐模糊的地界。

    

    

散花人

    

     有一群人,他们的档期比谁都排得满,他们需要不停地到所有死了人的地方去消耗自己的嗓子,从黄昏开始,到天亮结束。

     他们一直在做着一件非常庄严而又诙谐的事——散花。散花是丧葬习俗中比较出彩的环节。老人离世,村里的散花童子务必提前在家中精心准备,将能散的花好好过滤一遍。说是“童子”,实际上是一种习惯上的昵称,他们大部分是上了年岁的老人,好动,好酒,好热闹。散花童子三五人,聚集在死者灵前,只等端公奏响音乐,打开唱腔。死者入土前,有一坛法事叫“辞灵”,也就是孝家和死去的亲人的告别仪式。这一坛是最热闹也是最悲恸的,端公的唱腔哀婉,锣鼓铙钹更是凄惨忧怨,死者的子孙往往哭得稀里糊涂。但是,这一坛也是最不严肃的,间有散花童子带来笑料,有的孝子在人群中笑得前仰后合。

     散花的内容多以历史典故和乡间流传故事为主,以史为鉴,以理教化后人,同时也穿插一些雅俗共赏的料子,供人取乐。大户人家想摆摆谱、显显威风的,会提前给散花童子打招呼,只散高雅的,拒绝低俗的,如有谁把握不住分寸,会吃不了兜着走。我二大爷因为酒多,散了这么一处:“叫我散花就散花,散到对门老王家;王家自有三个女,个个看似一枝花;大姐出来眨巴眼,二姐出来眼眨巴;只有三姐稍好看,扯眼扯眼萝卜花”。此花一散,便被孝家乱棒跟上,差点丢了性命。

     一段花文散完,端公先生会针对散花内容唱和,称为“打花结子”。花结子大多是提前准备好的,只要你散的花内容大致相同,就可以拿出来唱。但是,有些端公却是被散花童子给搞得无地自容,因花文内容奇异,笑料多,花结子就无从打出,只得“当当当”敲击锣面,尴尬倍出。我二大爷曾经拿乡间一姓童的独眼老者编成花文,散完之后,端公先生睁着大眼睛,只得反复敲击鼓面,惹得众多看客笑出了眼泪,足足十几分钟,掌坛的师傅才张口唱出来:“散花童子好日脓,为何要算独眼龙;为何要算童世江,一只眼睛落框框”。周围闲人又是笑得捶胸顿足,孝家也忍不住笑做一团。

     我祖父是庙坎有名的“才人”,散花场合必有他,按照乡间人们的说法,叫做“十处打锣九处在”。他散的花经典、高级、有水平,让人打心里佩服。祖父死后,父亲基本继承了他的衣钵,还把他生前散过的花进行整理、分类,誊写于红皮笔记本。去年清明节,我回家为祖父上坟,父亲给我看了一段,算是真正的“以花散花”,称得上花中极品。不妨摘录于下:

            看百花,开满山,千千万万,

            青红紫,与黑白,朗朗明明。

            红刺花,白刺花,披挂齐整,

            泡桐花,叫三声,地动天惊。

            木通花,前吹号,统兵元帅,

            芭蕉花,扯旗子,开道前行。

            茶子花,报军情,忙来通信,

            芍药花,多智谋,议论军情。

            栀子花,年岁大,无人伺候,

            童子花,年纪小,未长成人。

            山茶花,守营寨,军心安稳,

            夜合欢,忙捡炭,添火加薪。

            狗尾花,一声声,叫到天亮,

            鸡冠花,唱到那,天色微明。

            灯盏花,过江滩,点兵上阵,

            芝麻花,忙出阵,撒豆成兵。

            杀得他,映山红,东西逃窜,

            杀得他,玫瑰花,头落地心。

            杀得他,月月红,鲜血浸染,

            杀得他,栀子花,战战兢兢。

            杀得他,茶子花,翻山越岭,

            杀得他,椒子花,不死不生。

            杀得他,脚板台,疼痛难忍,

            杀得他,金银花,买命逃生。

            含笑花,忙对着,粉团花论,

            年少花,又恐怕,海棠分心。

            百般花,散不尽,千般万样,

            把花名,来丢下,珠泪如倾。

        ……

     每每这时,孝家已经大放悲声,个个哭成了泪人儿。不是真正领会了花的内涵,而是受散花人声音起伏的感染。此花花种叫“传十字”,不是念,而是唱,每唱完十字,端公鼓点铙钹配合击打一巡,可谓珠联璧合,巧到极致。

     散花人就着大碗饮一口酒,用右手雅致地擦擦碗口,递与别人。抬头看看夜空,又散起了下一首:

     夫此花者,不说此花来历,听我散首巧技花文……

    

    

唢呐匠

    

     唢呐匠鼓着腮帮,行进在迎亲的队伍中。乡间的小路在一场小雨过后,铺满了粘稠的泥巴和腐烂的树叶。唢呐匠袒露着胸口,他们颠簸的身躯跨过乱石、泥沼和横木,他们屁股上的补丁脱落了线头,发白的布片在向晚的风中一闪一闪,像一杆流亡的旗帜。

     我的村庄在二十年前充满了唢呐的声音。那声音,几乎是一种倾诉、呼喊、哀求和抗拒。迎亲的队伍中,唢呐匠走在背夫的后面,一只破旧的唢呐和另一只破旧的唢呐,反复喊出不同的调子。在他们后面,心跳一阵阵加速的新郎和面露矜持的新娘像两朵跳跃的火焰,追赶着明明灭灭的生活。送亲的人们,总是两手捂着耳朵,生怕有一阵风会随着唢呐锋利的嗓音沁入耳鼓,生怕打翻藏在内心的小瓶子。有时候,我会随着迎亲的队伍跑出好几里路,直到暮色降临,才哼哼着唢呐的调调回家,而母亲,已然拿着竹条等在村口。母亲说,吹唢呐是没学好的人干的,是下九流的活路,有出息的孩子应当考取功名。也许是吧,唢呐匠进了村庄,到了办喜事的人家中,常常被安排在柴房里憩息,连吃饭也不能和正客们同在一桌。唢呐匠吹累了,就一人就着一个灌满酒的瓶子喝酒,他们喝酒的样子就像英雄在刑场上倒下,没有一丝畏惧,也看不出任何享受的表情,所以被人们称为“灌羊儿”。唢呐匠把喝剩的半瓶酒揣进口袋,又开始吹奏起来,而这时,围着他们的,是一群孩子。

     唢呐匠住在庙坎背后的山上,他们的土地和我家的相邻。唢呐匠姓熊、姓黄、姓马,全是苗族,它们耿直、豁达、善良,把我们当成了亲戚。我小的时候,在山上的画槁林里放马,和一群孩子偷食了熊家的一只小羊,事情败露后,不但没有照价赔偿,他们家还牵了一只大的送我,让我父亲感到内心有愧,拿根竹鞭追打我,直追出七八里路。

     熊家的唢呐很有来头,是方圆百里之内都出了名的,所以被称为熊唢呐。熊唢呐专迎亲一出,就有好几个调子。我模糊记得的是,新娘从娘家出发的时候,所吹奏的是“离娘调”,哀婉、凄厉,如泣如诉,母女情深无法割舍;迎亲队伍行至山中,要吹奏“过山调”,浪漫、粗野,催得满山野花敞开衣襟;新娘到了新郎家中,拜堂之前,要吹奏“赶亲调”;拜堂之后,唢呐进入柴房,则要吹“丰收调”、“六畜兴旺调”、“免灾调”和“平安调”。唢呐的意蕴在于祈祷五谷丰登,祝愿新娘早生贵子。乡间喜事,除了一节节响亮的鞭炮声,便是唢呐疯狂的叫喊。

     我喜欢唢呐沧桑的声音,我曾暗地里背着父母偷偷学过。三叔结婚的时候,我在堂屋背后的磨房里,跟唢呐匠熊贵军折腾了一个晚上,直到嘴皮磨破,腮帮通红,直到母亲发现,用竹条抽破衣襟。

     可是,多年之后,在庙坎就再也听不到唢呐的声音了,我想,其他地方也大抵一样吧。我堂弟结婚,我去了,遇到熊氏家族几人在堂屋里吃酒,我问他们:还吹唢呐吗?答曰:没人听了。说罢用手指了指摆在条柜上的液晶电视和音箱,说:还是高科技好啊。

     当然是的。不过,当泥沙俱下,万马齐喑,一个时代就成为历史的过客,有一些记忆,就只能是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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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马 编辑:dch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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