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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作家资料库

凌之鹤1

作者:本栏编辑 编辑: 文章来源:本栏编辑 时间:2016年06月04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凌之鹤1

辑一:〔文心探秘〕

海男:书写“玫瑰圣经”的中国萨福

 

神秘的炼金术已失传,我们仍然可以从琥珀晶莹的肉体中找回失落的青春与爱情;亲爱的世间恋人啊,请解开那销魂的情色魔咒,让那孤独忧伤的黑麋鹿,带上这部魔幻而温暖如春的“玫瑰圣经”,趁着满天星光,回到它梦中的月光之城吧!而我们,将继续为梦中的缪斯放声歌唱……


 

【1】诗歌批评的维度与梦想

我向来对诗歌评论的价值与意义持怀疑态度。多年来,我曾经以虔诚平和的心态品味过无数假名诗歌的分行文字,也耐心地拜读过若干关于诗歌的批评文章,但总体感觉是众声喧哗、经典太少、垃圾太多。如果可以用直接打分的方式来评判这种印象,顶多不过及格分罢了。就诗歌批评而言,尤其是面对那些动辄将全诗(或大部分章节)抄来,随后加上粗陋而野蛮的注解、或者索性将诗歌无情肢解断章取义胡言乱语,或唯以名言警语来讨论诗歌艺术的批评手段颇为不屑。而对于某些以权威自居的学院派批评家故作高深玩弄专业术语的拙劣表演,以及一些诗人自己作坊式貌似高深自圆其说的诗艺研究,我又觉得诸如此类老生常谈大同小异通吃天下的教材讲章式的俗物沉闷有余,生气不足,创新乏力。(至于近年来因“红包+机票+旅游”之类所谓友情批评丑闻引发的批评界信任危机,以及被李国文先生讥为文学评论界牙防组专家的那些大家名流,鄙人就懒得多说了。)偶然有缘读到几篇类似微博体的精悍批评,比如本世纪初庄周的《齐人物论》,那种高手过招直奔主题痛击要害刀光一闪而已杀敌无数的快意恩仇式的评论固然令人击节称快,惜乎其慧语高论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于今看来只能算“超级酷评”,过短过简,甚不过瘾。更重的要问题是,如此价值取向的“酷评”,显然会导致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在后来的读者群中,原本籍籍无名的平庸者会因一篇有如神赐的出类拔萃之作而声名大振,而早获令名的诗坛健将则会因偶然失手的败笔而被逐出缪斯的圣殿。——毕竟,现时的读者是健忘的。

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诗歌的多义性诚然需要最接近作者意图、最符合时代精神(甚至是跨时代)、最精准的文本诠释(或理解)。当然,有一点值得批评家们欣慰:诗歌创作先于批评活动,因此,批评绝对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诗歌创作,我说的是正向推动而非有失水准的反向拉动。审美者可以对审美对象品头论足,旁观者可以对实践者指手画脚。至少从理论上应有如是自信。关键是,如何确立批评的理想和审美维度,怎样才能不断创新批评的思维、方向、形式与途径,最终在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终极价值上形成日月争辉或双峰并峙的宏大格局这个梦想?诗歌是想象与塑造形象美的最高艺术。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伟大的诗篇可以有几种迥然不同的难度:持续有力的用典、认知的原创性、个人的神话构建。我由此断定,挑战和克服诗歌书写的难度,就是诗歌批评的维度。而诗歌批评,则是试图发现、总结和提升诗歌创作的经验和智慧。通俗地说,诗歌无疑就是神秘、敏感、多情而又惹人怜爱的缪斯;诗歌批评则是发现缪斯之多重审美追求。如果说“诗人是一种飞翔的动物,不一定是鸟”(车前子语),那么,窃以为批评家就应当是善于发现并能破译(或驾驭)这种“不明飞行物”之密码的专家。


 

【2】海男的诗意形象神似萨福

在当代中国文坛,海男及其作品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尽管她以跨文体写作的一系列成就赢得过诸多奖项,亦引起过短暂的轰动和关注,但关于她的创作之深度研究迄今鲜见。这诚然是一桩憾事。用特立独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女权主义者之类的陈词滥调或标签来指称海男似乎欠妥。单就诗歌成绩单而言,我们注意到,她的诗歌创作一直呈持续活跃、优质高产状态。与当代中国最为优秀最具实力的女诗人王小妮、翟永明、伊蕾和唐亚平相比,海男的诗歌创作指向更为明晰,更为坚定有力,其创作主题可谓一以贯之、锲而不舍。她似乎期待在“女性领域”的主题写作上创造一种高度、深度、广度和难度的四维极致。在云南文学界,如果说俨然具备大诗人气象的于坚是梅里雪山的卡格博峰,那么,海男就是深水潜流的澜沧江。前者的魅力在于诗学理想博大精深,思想的光茫有如神谕;后者的迷人之处是雄浑悠远,深入骨髓的人间情爱缠绵涵养着销魂夺魄的艺术魅力。

“带着历炼的诗歌出现的是海男/她是这个地区从香草中出世的诗人”。阅读海男的诗歌,我感觉她是一个柔情似水而又异常冷峻的女人;同时,她又是缪斯格外钟爱且经得起时间审美的行吟诗人。她不同于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薜涛者流,亦有别于朱迪丝·赖特、西尔维娅·普拉斯和艾米莉·狄金森。但鱼蕙兰的风流狂放、易安居士的精巧雅致、幽栖居士的婉约含蓄、薜宏度的潇洒才艺,以及赖特的自然和谐、普拉斯的激情创新和狄金森的深沉低调,在她的诗里几乎都可以捕捉到。这个在中国花布上精心刺绣普世大爱与人生哀愁的女子,她仿佛刚从《诗经》的源头摇摇走来,她徜徉于风光旖旎的云南大地,在“我祖国的山水和田园之间”追寻天地大美、吟唱凡尘至爱。她从不装腔作势,即使内心自得狂欢、失落盛怒,或者身处深刻的寂寞与孤独之境,她依然如月光下的灵狐,如聊斋中那些睿智、深情而善良的女妖,宁静淡定,真诚自然,坚守自我。海男在诗中多次说过,“我是狐狸,我是来自云南的女妖”;她也如是说过,“或者我是绵延不尽的忧伤和迷惘中与爱情相遇的萨福和海伦”。她在多首诗中深情吟唱过古希腊诗人萨福:“勒斯波思岛的萨福带来爱情消息/爱情的地狱或爱情的天堂;穿长裙的萨福/情人中的情人,诗人中的诗人”;“我想用女诗人萨福调料中的蜜和盐/散入夜色,既然你不回头,我就不断在垂死中碰你”;“与放纵爱情的女诗人萨福活过这一年/我就会变成亲密的蜂房,进入你灼热的嘴唇”;“蜜蜂中的萨福告诉了我什么/那些从蜂房中送到唇边的甜到底有多甜”;“那些甜蜜,凭着女诗人萨福的吟唱/已经折断,已经被万物所熄灭”;“女诗人萨福再生的舌头/就在我嘴里,紫绛色的疾病源于这种强劲的吮吸”……我想说的是,海男,中国女妖之类的雅号,就让给据说诗歌具有普拉斯气息的翟永明吧;而海男,——如果她同意的话,她亲手塑造的诗意形象,无疑就是中国当代的萨福。之所以这样评价,并非因为海男如此热爱萨福,而是因为她确实具有萨福的灵慧、气质与才情,外加一点令人心向往之的神秘。否则,即使天天把萨福当菩萨供着,也没人会认为她就是萨福转世。


 

【3】海男诗选的主旨精萃

《海男诗选·告恋人书(2007~2010)》(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是一部颇具“爱情史诗”品质的力作:它既是深沉厚重具有人文关怀的女人情感史,也是风流蕴藉别有主张的女性精神史。至少,她自信自觉、高昂不懈的写作姿态,庞大可观的诗歌体量和由此所呈现的规模情感效应,已体现出一种抱负:她力求抒写一个女诗人丰盈的情感、美妙的爱情与伟大的精神传奇,最终以此来实现新一代女性自我塑造完美形象的诗意梦想。4年时间完成5组、25万字的“情诗”,如此持久的耐力,如是强度的情感,非真性情大痴人不能承受。在这四年的时间跨度中,海男立足于辽阔深远的时空背景,以过去时、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三种时态交叉重叠,以象征、隐喻、比拟、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以碎片化的精美诗境和规模化的系列组诗,以破译密码、诠释符号的精准,充分挖掘、铺陈,倾心渲染、演绎了一个女人(我更乐意将其视为一切女性)从18岁(我拥有十八岁以来的全部幻觉和全部经验)到80岁(八十七岁的莱辛,你是女人,也是魔法)的情感阅历和精神生活;她千百遍不厌其烦地袒露自己丰饶的内心世界,一唱三叹回肠荡气地表达现世的情感追求与爱情向往:纯粹无邪的情感与自由崇高的爱情。尽管“审美来得那样沉重,又那样步履艰难”,但海男还是那样执著而自信地浸淫于自己的情感天地和内心精神探险中,进行孤独的自我熔炼。

通过《女人的炼金术》、《亲爱的琥珀》、《告恋人书》、《忧伤的黑麋鹿》和《献给独克宗古城的十四行诗》五组抒情长诗,海男赞美了女性固有的美丽、芬芳、纯洁、神圣和可贵的精神叛逆,她自豪地展示了女人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巨大欢欣、甜蜜而绝望的苦役之恋、前世今生的情爱梦想、深不可测的爱情幸福和对世俗“不屑一顾的傲慢”。她也虔诚地咀嚼了女人与生俱来的谦恭善良,无端的焦虑、无边的愁绪,深情的孤独、深沉的忧郁和如雪的寂寞。她感叹“我们被神秘莫测的命运包围其中”,“被潜在的命运推动着,在你面前上了锁”;她知道“到达厨房的路很近”,“女人因拥有厨房生活而充满活力”,“我们出发的地方永远冒着炊烟”;她警觉“她的”贪婪“仍然像黑暗中飘来的旗帜,削弱了她灵魂中的纯色”;她发现“肉体危险的美”,她相信“世上惟有爱情,可以捏造一切幻觉”;她怀疑“爱情除了是一种迷乱之外,难道还是一座地狱”?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她乐观自信坦然而有绝招。她说,“因为爱,我们创造了沙村的地名”;她坦率地请求,“我需要爱情,犹如泉水淋湿了周身,天暗下来的时候,吻我吧”;面对盘桓于体内的炎症,“而她采用的最有效的方式是默认”;“她开始窒息似的降服了他的傲慢无礼”;“我都感到过你男性的形象,被我所创造过”,“你是我的灵魂是我的生命”;“我咀嚼遍了我孤寂的个人生活后仰起头来”;“在我年迈时/爱我的人,不分昼夜地奔跑而来”。她在《给多丽丝·莱辛》一诗中,表达了如是喜悦:(她)分清了全世界含混不清的男女关系问题。既然具有分清纠缠我们一生的“男女”关系的能力与智慧,这世间还有什么不她能分清呢?

为便于充分感受和分享海男诗歌的魅力,我想走条近路,权且借她的一些诗句对诗选分组作简要阐述:

《女人的炼金术》恰如“又甜美又忧愁”的申诉,如“又遥远又惆怅”的叹息。在这组诗里,海男以强烈的女性自觉,以深情的独白或唯美表演,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女人惊心动魄的自我熔炼的过程”。眼波流转,裙袂飞扬,命里注定的女人,她拥有最大的权力,她是世界上最善于练习人类姿态的性别之一;可她不是你的囚徒,她也不是你想象中的囚徒;她要插上双翅,在不需要脚链时,她会寻找到柔软的羽毛。她曾在秘密中的露台上发呆;她曾幻想,“在粉红色的承诺里,一段桃色的生活已经在屏幕上重现”。然而,所有“像苹果一样饱满,像春色一样迷乱”的诱惑与臆想中的出轨生活,最后总“被黎明时分的露珠溶解了悬念”。婚前柔情似水的抚摸期如此短暂,而电光火石般的爱情总是结束得太快:“有一些东西在箱子中永不露面/它是女人在之前带来的,她带来了/折磨和挑衅这个男人的武器/她使这个男人陷入了绣迹斑斑的冥想中”。令人陶醉的情书已埋入记忆深处,生活从此进入日常状态。“拥有栅栏的女人到底有多少自由/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太美,使世界变得眩晕”。在这里,栅栏并不意味着禁锢或沦陷,而只是提醒我们:自由可贵,自由太美,自由有限,自由来自清醒的边界。“等候着他们的是最漫长的磨砺”:“像但丁、弥尔顿一样永不失去神秘的煎熬”;“她不想再徒劳地飞翔了/既然如此,就让她在那个男人怀中睡觉吧”。

《亲爱的琥珀》是凝固而透明的美,是女人失落的甜蜜之梦想,是清晰可见的记忆,是试图以“跌跌撞撞的姿态,使一朵玫瑰从凋零中活过来”的情爱挽歌,可她分明犹如虽已栖息大地却期待再次飞翔的爱情鸟。琥珀宁静的象征意味与甘于“隐居”的诗人心态不谋而合。如西西弗斯般屡经苦役历炼的女人终于“从深渊中站起来”,在摇晃不定而美得眩目的现实面前,在云南这个人间天堂一样的国度,她发现“我这里已经魔法初绽”,令人尴尬而诧异的是,“而我作为一个女人,却不知道解决黑暗的困扰”,“我并不是你的谁”;“我创造了诱饵和魔法,我是女人,是女人中的丝绸和狐狸”,尽管她满怀热忱要为多种面目的女人找回自己并重新命名或定义,可是,她的困境仍是“一个令人忧伤的问题”——“噢,自我在哪里,这是另一种折磨”。在这组长诗里,“逃逸者海男”以柿子、土豆、钥匙、剪刀、飞蛾之类土俗常见且温情脉脉的意象,以“此刻,你正穿衣、穿鞋、穿袜子”,“现在,你松手了”一系列的琐碎事件(情景),执著而温柔地继续以“动荡起伏的诗歌,完成了对一个女人熔炼的使命”:已经开过梨花了,石榴已绽开/神赐的道路就在门外。

《忧伤的黑麋鹿》语调沉郁低回,有淡雅的“恶之花”的意绪。在滇西幽深的大峡谷、在澜沧江不同的纬度上、在“玫瑰的深渊”,“迷途的黑麋鹿”深沉地抒发了爱的追寻、忧思、博弈、迷乱、失落和迷惘,诗人希望用忧伤的亲吻来抵御爱的绝望——“这个世界最美的一场骚乱”。失去清规戒律,“你给予了我狂野的姿态”,“我经历了爱情的窒息”,“才知道爱情多么遥远”;“当爱情停止了狂奔,停止了狂野,开始断裂或吟唱”时,灵魂开窍的诗人,终于在肖邦缭绕不息的《夜曲》中发出令人深省的天问:“替昼夜复述夏花灿烂的人在哪里呢,替昼夜复述爱情和思念的人在哪里呢,替生命复述悲悯和歌唱的人在哪里呢,替我复述爱之惆怅和生之缥缈的人在哪里呢?”灯火阑珊,斯人何在?看呵——“黑麋鹿已转身,它的背叛声如此有力,如罪孽弥漫”!

《献给独克宗古城的十四行诗》无疑具有史诗品格。如果说“独克宗古城像一本未写的书/它用简约、用风葬、水葬、火葬迎接了再生的时辰”,那么,在历史和诗歌中获得再生的诗人则用献词、传说、轶闻和故事,解开了心魔;在月色和雪光辉映的神秘的独克宗,点燃全能的香烛,在转经筒的转动中,这个“我爱你那么深,那么艰难”的“女奴”,“享受到了最优美的情爱”,最终完成了大爱的自我修炼。

《告恋人书》以极端写实而浪漫的风格和写真似的场景,让我们相信“爱情是值得飞翔的”,“海伦的脸,是战乱中唯一的玫瑰花”,“万物都称之为肉体,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肉体与灵魂撞击的生活”;而“所有背叛者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寻找到心灵的道德和真谛”。在魔幻的氛围里,海男居然从一支中国香烟的“一堆烟丝”,想象“它们类似一种玫瑰的圣经,或许是另一个女人的替身”,那折断而枯死的玫瑰,“仍被我收藏在一本玫瑰经书的十三次咏唱之上,仍被我喻为爱情中最美的谎言而怒放”。“我已决定,在玫瑰的美貌之下,让你看见,在烟雾似的朦胧生活中,神谕的智慧深邃旷远”。——用海男自己的诗来说,她“卓尔不凡的努力,已经在古老的魔法中获得了春天的降临”。毫无疑问,她谱写了一部动人的《玫瑰圣经》。让人心生敬意的是,海男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则是“象牙似的那种美”。

综观整部诗集,海男的自信还表现为一种旁若无人我行我素的叙述(或倾诉)策略。她像一条奔腾的河流,她挡不住自己的激情。她不回避反而极端强化性别意识,以一种素面朝天的姿态和变幻无常的表情直面人生;她承认女性的纤弱甚至无力,但却以令人信服的优雅形象展示了女性内心的坚韧与刚强。她对女性情感发育、心理成长和精神成熟的过程进行了诗意的观察与审美,那是激情如烟花绽放、如火焰升腾、如狂风怒号、如大潮起落,而最后归于风平浪静,有如秋水之静美,宛似天籁般空灵。在灵性的呼吸中,在多重暗示与隐喻里,她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女性内心世界是如此浩瀚广漠,情感天地是如此风云诡谲,精神力量是如此雄浑巨大。


 

【4】“玫瑰圣经”的花样审美

海男的这部诗选完全可以看作一部“玫瑰圣经”。或曰爱情圣经。

海男曾多次在诗歌中深情吟唱不爱缪斯却钟爱阿佛洛狄特的萨福。她不无欢欣地说,“我梦见了女诗人萨福的爱情生活”。为何她那么偏爱古希腊伟大的抒情诗人萨福,而非“室内抒情诗”之天才阿赫玛托娃或独擅十四行诗的勃朗宁夫人?关注这个细节,我想更有助于我们很好地领悟海男的《告恋人书》这部诗集。在我看来,人生经历坎坷但精神高贵的萨福是单纯而圣洁的,她的诗歌那样朴素自然,而感情却又那样强烈真挚(据奥维德的传说,诗人因为一名年轻水手法翁而心碎跳崖自尽);俄罗斯诗坛月亮阿赫玛托娃侧偏重于袒露内心矛盾,勃朗宁夫人却沉浸在一已爱情的甜蜜之中(毕竟,这个当年一文不名、瘫痪多年的女人能与大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缔结百年之好并获得了美满的一生),她们的诗固然优雅、深情、炽烈,但都过于讲究修辞技巧,雕琢过分,不像萨福那样素面朝天、清纯情可人。如果要为《告恋人书》写一句言简意赅的腰封广告词,只须用海男自己的一句诗就足够了:这是一个女性诗人缠绵悱恻而激情四溢的“灵魂与肉体撞击的生活”。是的,它是一部具有远大抱负的女性诗人的情感自传,而远非庸脂俗粉的“闺房之乐”或粗野的下半身写作可比。谓予不信,试读这样空灵而颇富哲思趣味的诗句:尽管,“我躺着想你,有可能打开的窗户中我靠近了圣经中的颂辞,我也吟诵了中国诗歌中的万顷繁星闪烁”,但诗人依旧为红尘肉身所惑、为爱所困,心甘情愿爱人以生以死,直到“窗外已经看见了天堂”,直到“交替出现的朦胧像真理接近了澄明”。

要想真正从精神层面上来领悟和品味海男这部厚重的诗集,需要相当的智力、耐性和与之相匹配的情感力量。我甚至武断地认为,非情感炽烈之辈或胸襟阔大收放自如的所谓情圣,恐怕不可能一口气读罢海男的任何一组情诗巨制。换句话说,凡感情虚弱、思想浅薄、内心狭隘、精神沙漠化者,不可能读懂海男的情诗,因为她需要心灵呼应、思想交流、情感互动、精神共鸣。她的诗歌或组诗几乎用力均衡,节奏紧凑且高度统一。老实说,我在阅读这部诗集的时候,不时会产生感觉虚幻、失真的状态,有时头脑居然一片空白,这种类似缺氧状况的阅读障碍迹近审美疲劳。以在下之有限经验,感情这回事,尤其是爱情这尤物,好像不可能永远亲密抵死缠绵,亦不可能总处于高亢高潮情态,——尤其对于一部结构精致唯美而主题相对明确的诗集而言。感情与爱情,烈似白酒,酽比浓茶,明如秋水,艳过玫瑰,看得见摸得着够得上,这些感觉都是不错的,但有时它却淡如白水、冷似秋霜、如风入松、镜花水月般朦胧而近于无。我的意思是,如果诗人在坚持主旋律的同时能适当地变化一些调子,舍弃一些(句式)刻意的严谨和诗行建筑(整齐)之美,可能抒情指向与诗意将会臻于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曼佳境。说句玩笑话:所谓爱情长跑,不过是时间上的考量,在我们期待的漫长而美好的爱情生活中,爱情加速度固然痛快,冲刺亦可显示实力与勇气,但愚意以为,有时不妨小跑或散步,或慢慢地走,也许会走得更远,看到的风景也会更多。所谓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狄金森曾在一首诗里如是写道:“要说出全部真理,但不能直说——成功之道,在迂回”。功夫在诗外,如是而已。

海男强烈的女性意识弥漫在其文本中,她的诗歌如此节制、从容,但她诗意的呼吸与间或的喘息,总让我如临其境,有诱人的妩媚,却绝无色情意味。读这部诗集,那些世俗的,带着人间烟火气息的意象,那些我们熟悉而陌生的肢体语言,总令人心生幻灭之感:次递呈现的是诗歌T台上的神秘模特儿,她们戴着精美妖冶的面具,她们是曾经的巫山或沧海?诚然,她的诗歌意象多属肉,但也仅止于暗示,毫无挑逗之嫌。她极力从多层次、多角度来发现和展示女性的美与不容忽视:她仿佛希望借女性完美的身体来表达灵魂的欲望。可能有人会误读其寓意,冒失地指称她的诗歌是女权主义的泛滥,——窃以为是女性的自觉与自信。当然,这种意义上的自恋不是那喀索斯的顾影自怜,而是一个女子端坐镜前的发现,是诚实而坦荡的审美。海男说,“我沉溺于拒绝,不仅仅拒绝了爱情,也要拒绝全世界的喧嚣”。然而,尽管她并不在意女性身体的隐秘趣味,她有时却明显地沉溺于“女性身体地图”的美好与诱惑中,自恋得很;而她的诗意雄心,也许更在于“女性版图”的拓荒与扩张,让女性获得更为广阔的生活天地与精神空间。这才是最大化的女性政治。尽管她的创作文本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类似“女王”、“女性当家作主”的大词或女权至上的狂傲野心。

海男自信地说,“我拥有女巫的词语”。恕我无礼,她的确像一个妖艳而颇富心机的女妖,用她透着性感气息和闪烁着惊艳之光的诗歌引诱着我们一直往神秘的“玫瑰深渊”前行。她诗中频繁出现的很多意象,其之野俗,之大胆,之坦白,之豪放,之暗香浮动,之惊世骇俗,有时真难免让人误会为有意的色诱。令人欣慰的是,她的情感是真挚可信的,血肉丰满恍惚温馨可触。她将我们带入一个暧昧的情色迷宫,让人欲罢不能却又有所顾忌。她的感情之流忽而冲动飞落一泻千里,忽而隐忍克制如遇大山阻绝。峰回路转之时,眼前旖旎风光中若隐若现万千风情;回眸恰是冷月秋水孤鹤独飞伊人已渺。

平心而论,海男的每一首情诗,每行皆如涓涓细流,在旋律的牵引下以高度统一的结构形成滔滔巨浪,最终汇成情感大河奔流向前。这些诗都有高度的情感趣味与审美指向,最后以诗集的形式构成无垠的精神空间,呈现出巨大、私密而纯粹的情感(爱情)生活经验和审美智慧。这种情感是原初的,真实、自然且不可遏制的;但这种情感(爱情)又是圣洁的、独具人性光辉的、可能享受且可以把握的。

有读者说,“读《告恋人书》首先想到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这感觉也许不错。初读《告恋人书》时,开篇兀然即兴发阅读泰戈尔散文诗的亲切感。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这种感受。在《告》这组散文诗中,我能清晰地捕捉到泰戈尔的清新、恬淡、明媚和温情;而在《献给古城独克宗的十四行诗》中,我也能轻易地领会到仓央嘉措的睿智、忧伤、决绝与豁达。但我想说的是,《告》绝对不是泰戈尔的中国版。与泰翁诗旨意大相径庭,海男的抒情对象是清晰可感的,其指向直接而准确,是诗中那个“穿着黑色的圆口布鞋”或封面题赠的那些“值得思念或嬉戏的世间恋人”。她像一个多情的代言人,“一个俗众的歌唱者”;她的诗歌意境是现实的,情景是有现场感的,书写是坦诚而大胆的,那“繁芜中的人间生活”仿佛就在眼前。相反,泰翁的抒情对象是基于人性而超凡脱俗的,有近于神性的光辉和宗教意味,是高蹈的神圣之恋。

勿庸讳言,海男的这部诗集,一如但丁之《神曲》或歌德的《浮士德》,唯恨孤篇横绝者少,但不乏“有章有句之妙”。我不想再做寻章摘句的鉴赏细活,所以在此就不浪费篇幅了。她的诗作,显见欧化诗风,亦有中国古典质感。一方面,它固然有着中国长箫短笛的幽婉意味和古琴银筝的风度,亦具有田园牧歌的抒情氛围,但总体上还是气势磅礴的现代交响曲,是诸多西洋乐器合奏和多声部合唱的浩大声势。顺便说一句,作为一本承载着高贵情感艺术的诗集,《告恋人书》的装帧设计,恕我挑剔,从品相上看,实非我所爱。尤其是那单调呆板的版式和纸张质感,看起来有盗版书或地摊读物之嫌。虽为碧玉瑕疵,惜有明珠投暗、美人错嫁之憾。


 

【5】中国式十四行诗的一面旗帜

海男热衷于用十四行诗来抒发她的思想感情。这与十四行诗最初的创作初衷恰好一致。起源于意大利中世纪宫廷的十四行诗,最早就是专门以写典雅爱情为主的诗体(内容偶然涉及政治、宗教)。这种后来在西方发展成为格律成熟、形式多变、内容无所不包、流行久远且倍受争论、毁誉参半的诗歌形式,直到20世纪初叶才引入中国。闻一多称十四行诗为“商籁体”,他认为一首理想的商籁体可以不拘行数与韵式,但须讲究“起承转合”,应该是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形,最忌的是一条直线。十四行诗在“中国化”的命运,可谓坎坷曲折,“路漫漫其修远威兮”,除了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留下的《十四行集》外,后来虽然也有人坚持尝试创作并在诗坛掀起过几次小高潮,但真正有影响力的诗人和精品并不多见。诚然,中国的十四行诗,是东方诗歌传统与西方诗歌传统“交集”的移植变体、是新与旧的融合体,还需要诗人的接力创新与建设。

郑敏认为,冯至的《十四行集》是中国“新诗的一个里程碑”。就我的阅读视野和感受来看,在下以为,从创作的韧性、创造力、诗歌数量和影响力等几个层面考察,海男允称新时期中国式十四行诗的一面旗帜。在《海男诗选》中,《亲爱的琥珀》、《忧伤的黑麋鹿》和《献给独克宗古城的十四行诗》三组长诗,都是典型的中国式十四行。海男的十四行诗,多为“伊丽莎白体”,但又颇多创新变化。她“拒绝官方标准下打磨出来的优雅”(克莱尔语),没有拘泥于西方经典十四行(正格)和中国早期成熟十四行(冯式)的韵式和音节,而着力于诗意的一脉相承、语调的清新自然和抒情的自由不羁。坦诚说,就算在我这样不入流的诗人看来,海男的十四行诗,并非每一首都出色,其中难免良莠混杂,鱼目混珠,尤其是《献给独克宗古城的十四行诗》中一些作品,不仅韵律欠妥,而且结构松弛,炼句潦草,语言修辞显得极为随意甚至于无。这完全可以用中世纪十四行诗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来点评:有“轻柔的噪音”。但这白璧微瑕幸未影响大局,“她的喊叫如此的柔软/犹如江边的香草在细雨中造化了一个女人”;庞德不就曾经指责过十四行诗造成了“格律创造的衰落”吗?难能可贵的是,正如杰出的十四行诗人锡德尼所说,海男几乎不在意缪斯女神权威的指引,而坚持“视你的内心而写”。冯至在《十四行集》最后一首中曾写道:“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我相信,海男这面迎风招展的玫瑰色秀旗,已把住了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因为正如“莎士比亚在诗中描写的爱慕对象、情景和感情来自他的生活,他的十四行诗是现实主义的而非理想主义的”一样,海男诗中的抒情对象也是具体而明晰的(他是澜沧江峡谷外种植包谷的人,值得思念或嬉戏的世间恋人、一切她所邂逅的有缘人),其诗意的场景和情境(云南任何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比如月光之城独克宗、滇西云雾中的群山、群山中流淌的澜沧江、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滇池海埂),都来自她所热爱的现世生活、她所迷恋的故国家园——这诗中的一切,都可以用现代MTV或蒙太奇来演绎。而《亲爱的琥珀》这组十四行诗,几乎每一首之间基本上做到意象顶针紧扣,连环有序而节节推进嬗变,由此形成的恍如置身“情场”的眩晕与兴奋,令人读来欲罢不能又深感呼吸急促。那琥珀晶莹的肉体内,曾经留下你我“最简洁的熔炼”:并非神仙却饶有滋味的平凡尘世生活。

在这部诗集中,与十四行诗相映成趣的,是情真意切、跌宕生姿的十二行诗(《女人的炼金术》)。这组诗在结构、节奏和韵律上带给我奇妙而清新的感觉:它们是夏日清晨在微风中舒展的青草和怒放的野花,是风中溢满露水芬芳的甜蜜而温润的气息。总之,综观整部诗集,海男皆大胆探索、积极实践以西化的句式结构和东方诗歌神韵融为一体的极致,从而熔炼出“海男式诗歌”独特迷人的风格:犹如东方美人穿上了雍容华贵的西方宫廷礼服,焕发出炫目的光彩和不可抗拒的神奇魅力。显然,浓郁的现代气息就不必详说了。


 

【6】海男诗选的现实意义

诗歌一定要有现实意义吗?这种无聊而令人反胃的疑问应该不是问题。如你所知,一首诗挡不住一辆坦克,但一首诗可能打动无数个冷血的坦克手。这就是诗的神奇魅力:它不只是为抒情而抒情,它抒情的美妙旋律总会在现实沉闷的幽谷中久久回荡;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现实发生必然关系,——并且,只要它经得起岁月风雨的洗礼,它将永远感动并影响后来的读者。

玩味海男的“玫瑰圣经”,有必要关注一下我们今日所处之社会现实,关注一下我们自身的真实生活——物质生活、情感生活、精神生活乃至灵魂生活。这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来把握和领会海男诗歌的所谓现实意义。我始终要强调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对人文精神的影响和改变是巨大的。刘原在《我们的贵妃生涯》一文中指出,“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曾从饥荒岁月列队而过……他们同时经历过性压抑的岁月”,所以,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改革开放持续扩大、全球经济一体世界文化同构的时代,为口腔和下半身寻求补偿也就显得那么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堂而皇之矣。在此背景下,在这个物化过度欲化过敏、情感保鲜困难爱情折旧太快的时期,由于个体理想缺失和公共信仰迷茫,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不知道如何享受情感和精神生活(似乎只有货币化消费)。我向来认为中国人的情感与精神生活质量颇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泣血哀怨,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黄昏梦的不靠谱,梁祝化蝶的凄艳臆想,大观园里宝黛终“被嫁娶”的无辜,沈园柳老不吹绵的无奈,沈三白与陈芸恩爱夫妻难白头的悲剧,聊斋中那些多情可爱的妖狐,今日社会上宁在宝马车中哭泣不愿在单车上欢笑的“闪婚”怪象……刻薄地说,在帝王将相妻妾成群才子佳人门当户对传统没落思想和封建家长制遗风尚存的社会氛围中,我们似乎就不会管理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也即鲜有自由、崇高而纯粹的精神生活:要么了无生气死水一潭,有聊胜于无;要么一江春水向东流,不是浪漫诗词是忧愁啊:暗流涌动,泥沙俱下。

要解读《告恋人书》的旨意,生活、女人、爱情、情色、叛逆、魔咒和恋人是绕不开的几个关键词。有必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情人潜滋暗长、二奶横行、小三嚣张的局部社会现实面前,正如现代情色与传统色情不同,今日之情人和昔日的恋人也有了本质的区别。情色是审美层面的欲望彰显,有艺术创造成分,而色情是肉欲赤裸裸的需求与表演,与道德无关;情人是家庭和法律约束之外的危险关系,而恋人是心灵和精神上的知己,前者属肉,后者从灵。

读罢海男诗选,我发现“光阴之于我犹如酒杯之上的嘴唇/言说是那样美,那样忧伤”;我深切地感到,“相思已在我体内如暗流涌动,它使我舌干燥,语艰涩/天辽阔,地上弥漫着春天的香草气息”(《公元640年的春天》)。直到从“眩晕的美感”中缓过神来,蓦然回首,我们才恍悟:一如海男那样纯善深情仁爱的人,正是值得思念或嬉戏的世间恋人。因为“你带来的忧伤如此辽阔”,“亲爱的人,世界之心都被你弄痛了”!幸好,在“我松开了双手,想还给你全部的自由”之际,“那些危及我们爱情的天气已不再使我惊悸不安”;“我们的爱,越来越谦卑,我们的眼神越来越像孩子般失去了根茎”。

我甚至相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通过读海男的这部“玫瑰圣经”来发现人类的感情深度和精神高度,来唤起灵与肉的和谐快意与美妙享受。我是在短时间内反复捧读、咀嚼她的这部诗选的,而每一次阅读都有如漫步落英缤纷的桃花源中,有如赴神秘的月上柳梢之约:不是艳遇,而是千年等一回的红颜欢晤;没有煽情,却能于无声处唤醒久违的爱情想象与失落的青梅竹马,——那些纯真、美好而令人柔肠百结的青涩梦想。她的诗一如中国风味的葡萄酒,品质纯正而回味无穷,色调含蓄却飘逸出东方神韵,令人陶醉;一如她所热爱的澜沧江,源远流长而风姿神秀,风情万千却变幻莫测,令人神往。

 

(2011年10月5日)


 


 


 


 


 


 


 


 

悲壮的安魂曲  大国殇之绝唱

——评海男长诗《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缅记》

 

中国远征军鏖战异国丛林的传奇和大滇西抗战的英雄史迹,我们已从《滇西1944》、《我的团长我的团》、《翡暖翠寒》、《大国之魂》、《冷血》和《腾越殇魂》等优秀影视剧或文学作品中有所管窥和了解。那段曾经一度被遮蔽的铁血悲情往事和尘封已久的峥嵘岁月,如今已被颇具良知与正义感的睿智者以不同的形式揭开其神秘面纱:“中国远征军”和“滇西抗战”的瑰丽传说,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历史上庄重的一页,成为祖国精神史上的光辉篇章。

适值中国远征军出缅作战70周年之际,海男的新作《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缅记》,以荡气回肠的深沉咏叹和令人动容的悲怅笔调,将我们再次引领到1942年阳春伊始的那一场血与火书写的悲怆历史情境中,让我们“亲身”与中国远征军一起经历了一次战火的特殊洗礼。读罢这部由31个章节组成,元气淋漓、情感丰润的长诗,我依稀看到了那些英勇冲锋于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烈日或暴雨肆虐、险象环生的原始丛林中的远征军将士;我仿佛听到了戴安澜将军“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丽遗嘱和远征军将士们身陷绝境时发出的低沉而急促的呼吸。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思想深邃、意境壮阔、寄托深远的现代战争史诗;它如此丰富的画面感、层次感、历史感和繁复清晰的旨趣,更像一部主题深沉而严肃的原生态纪录大片。

我一直认为,海男的诗歌是当今诗坛,也是这喧嚣尘世间“最动人、最温柔、最忧伤且最甜美的呢喃”。《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缅记》承袭了海男一贯独特的抒情气质,是一部情绪深沉、结构严谨、技术娴熟、旋律优美、风格圆润的杰作;诗人以深厚的抒情功底和崇高的情感力量,以优雅从容的哀婉风姿和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精心演绎了一曲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烽火挽歌!与我们以往所看到的影视作品视角不同,在“伟大而辽阔的时间”背景上,海男始终紧扣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布防抗倭这一基本史实,“以一个诗人的名义”,以飞翔的姿态,沿着昔日几乎是“由劳工身体铺成”的滇缅公路,深入缅北的崇山峻岭、茂林深谷中,涉江河、穿迷雾,访遗迹、探玄机,深情追溯、俯首捕捉纷飞战火中那些凋落的“梨花一样的白”和“光明之美”,于沉默之中用心倾听“一个人或一群将士的心跳”,——尽管“这心跳声未在战史中有过任何记载,历史从未将心跳声/记录在案”。但诗人依然虔诚地重回历史现场,执著地回到事件核心,以丰富的史料和令人叹服的细节还原昔日场景,用“那些从地气、井栏和牧场冉冉上升的语言”复述战争遗梦;在秋雨悲瑟、忧郁蚀骨的日子或冷月朗照、爱意弥漫的夜晚,她怀着无限的真诚与炽烈无私的大爱,仿佛朝圣般去抚慰、讴歌、缅怀、祭奠那些英灵忠魂,去探索那场惨烈之战中蕴藏的无数玄机与生死之谜。

海男开篇即以批判的口吻写道,“穿过二十一世纪的虚伪冷漠,穿过那些人造心脏的宣言/穿过遗忘,尽管这遗忘是天性,我还是要力图穿过它的长廊/我以我自己的方式”,“穿过那些满城的谎言/贪婪”,“我来到了缅北”。在热浪袭人的中缅边境口,诗人不无忧郁地发现,“缅北遍地是商品,像我的祖国,商品们/已经堆集到灵魂的出口,阻止了天下人自由自在地飞行”。面对物质主义崇拜和消费文化过度泛滥的窘境,诗人毅然以个人的力量起飞,让身心回到“六十多年以前,回到那个暗夜”,并且以雄健的诗笔无畏地揭开了那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黑幕,揭示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命运。

“从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开始/我将去用诗篇寻访到生死之谜战争舞台的传记”。在循序追忆/回望同古保卫战、仁安羌拼死义救英军、棠吉之战和腊戍失守、炼狱般的野人山大突围这些令人振奋、令人震惊且令人扼腕的艰苦卓绝、悲壮惨烈之战时,海男以多角度或俯瞰战争全景,或远观战场动向,或近看远征军将士风采(戎装、草鞋),深沉吟唱战争安魂曲,多层面反复追问、反省生死的深意。在滂沱大雨的奏乐下,默诵戴安澜将军掷地有声的金石遗嘱,在银色月光下,“我仔细地体验生/也在感悟着死”,进而发出“是谁发明了敌人这个词汇”、“生命是什么”的锥心之问。这其实是诗人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询问,戴安澜将军卓尔不凡的遗嘱,无疑就是“一部关于(另类人生极致意义的)瑰丽的宝典”。值得注意的是,在歌颂中国远征军的勇猛善战、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同时,海男居然冒着放弃诗意的危险,以近乎直白的方式或直接引用史料,以全知的视角,从战略战术、人心、制度、信仰信念、地理环境、疫病、装备给养等方面(第15节、24节),深刻揭示了远征军屡次失利和撤走野人山的关键原因。这正是托·斯·艾略特所发现的一种创作意图,“在长诗中,一些部分可能会被故意设计得比其它部分缺少‘诗性’。这些诗段,假如单独选取出来可能会黯然无光,但相对而言,可能会引出其它部分的重要意义,并将它们连接成一个比任何部分都更具意义的整体。艺术激情尽可能广泛的变化可以使长诗增色”(《从爱伦·坡到瓦莱里》)。

平心而论,诗人对战争的反省是深刻的:“战争是用锋刃掠开后的舞台/每次战争都与掠夺和侵略相关,因此,战争就是毁灭”。据《中缅印抗日战争史》记载:六十几年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胜利艰苦卓绝来之不易,不仅有辉煌,更有血泪与悲歌。鲜为人知的“中国远征军”的异域征战,无疑令人刻骨铭心。日寇横扫东南亚,中国十万远征军将士临危受命,毅然出国远征,最初以劣势装备在缅甸同强敌日军殊死激战,所经历战斗之惨烈、绝境之恐怖、敌后之艰辛、牺牲之巨大都难以想象。中国在缅印和滇西战场先后投入兵力达40万,20万官兵长眠于红土地和亚热带丛林…… 海男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缅记》第30节中如是沉痛地写道:“野人山,是我诗篇中最忧伤的/也是令我最虚弱的章节,1942年8月,最后一名远征军/终于走出黑色的布满死魂灵的丛林,抵达了印度的雷多/据资料载,中国10.4万名远征军,战后不到4万人幸存”。

“在有我舌头抵达之地,必有我爱上的人出现,这对于我/是遭遇,对于诗歌是抒情和隐喻。而此刻,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沿着中国远征军出缅之路寻找遗迹?”(第17节),带着如是神圣而亲密的强烈情感(爱情)来追忆、复述一场伟大的正义之战,亲临昔日战场(废墟),去感同身受,诗人的文学意图或审美抱负何在?显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怀旧或浅薄的猎奇之旅,更不是无关痛痒无病呻吟的骚人咏史。“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在这首激情如滔滔江河的长诗里,穿越“抒情和隐喻”的激流,我们在寻找诗歌的指向,寻找抵达彼岸的诸多可能。在我看来,诗人海男是在向远征军的英雄们致敬,她热忱地敞开胸怀深切呼唤国家和民族的英雄,呼唤一支伟大的军队,呼唤一种为了国家和民族生存、为了捍卫人类和平与普世人生幸福而自强不息、敢于担当、勇于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这就是这部兼具英雄史诗和现代边塞诗品质的长诗的根本意义。

斯人已逝,情何以堪;长歌当哭,远望当归。《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缅记》既是身临其境的悼亡之作,亦是神思凝结的悲悯喊魂谣。它诚然是一部最令人心碎、最真挚最忧伤最凄婉的挽歌,它也是当代最具悲悯意识、最震撼人心、最成功的抒情长诗。它堪称“悲壮的安魂曲,大国殇之绝唱”。“在战争中/跑得最快的人或跑得最慢的人,都有死的定数。六十多年前/世界还没有进入数字化时代,记载战争死亡者的是满山遍野的/哀悯。我知道哀悯是地球宗教中最大的神曲,是这个疲惫的/星球上最原始而永恒的宗教”(第18节)。海男喃喃地喟叹,“故人已远去,故人已远去”,哀悯固然是全诗的基调和底色,它的确让人倍感悲伤惆怅,但它却不会让人绝望;它在感伤之余让我们感觉温暖看到希望,“现在,中国远征军的大撤离已结束。而秋天刚开始/英雄之殇荡开了我泪眼中的一幅幅出征之图,幕布已拉上/漫天飞舞的落英下,是二十一世纪的空心人和金属的对抗”……“我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我撤回了它温暖的腹部/我看到了怒江两岸的村庄,木棉树下的天堂/热烈的木棉树上我看到了最硕大而最红的那一朵花”(第31节)!这难道不是远征军将士为之奋斗并渴望看到的世间美景吗?祖国的独立自强和繁荣昌盛才是对无数英魂最好的告慰!如果我的理解不是牵强附会的话,这首“安魂曲”,对于消逝的远征军和活在当下的我们,亦是一阙意味深长的招魂歌:高贵的灵魂应当永远自由地飞翔,而不应该被物质奴役甚至湮没!

“天幕中呈现了中国远征军”,在诗歌与现实、在历史与想象中走来了多情、忧伤而美丽的诗人海男。是的,在这个秋雨缠绵的雨夜,读着这部雄浑缠绵的长诗,我隐约听到了猛士高歌,听到了海男亲切而深挚的呼唤:雄魂兮归来!

(2012年10月)


 


 

《古滇国诗》:为云南历史文化增加高度的杰作


 

原乡永远是我们人类历史回家的目的地,但我们知道,回家的距离充满了迷途和忧伤。       ──海男《滇池传》

【1】

云南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明积淀,素以神奇、美丽、富饶而驰名中外的人间胜地。公元前三世纪前夕或更早以前,正是这个时称蛮夷之邦的偏远之地,曾经诞生过一个文明程度堪与中原文明比肩的古滇帝国。遗憾的是,这个在秦汉时代皆得到中央政权礼遇的边远王国,由于传统正史所载资料极少,若非近现代云南重大的考古发现,其允称壮观瑰丽之事迹几乎完全湮没于忘川矣。然而,考古发掘所获毕竟有限,单凭部分残碑断碣或竹简帛书上的蛛丝马迹和贫乏的想象力,回首沉寂的漫长岁月,前尘往事业已烟消云散,我们既无法回到过去,亦确实颇难窥望历史的真颜。神秘的古滇帝国迄今仍然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巨大谜团。

我一向以为,历史既是胜利者的光荣簿,也是一门有选择记忆的大学问。在那些偏好隐恶扬善、擅长指鹿为马的孤家寡人手中,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在那些习惯于按圣意书写的御用史官笔下,历史庶几是一种谎言的艺术。我曾多次埋首于图书馆中那些尘封蠹蛀的线装古籍里,冀望探寻到云南更久远更清澈的史迹源头,但深沉的史前之黑夜并未因为我的好奇与执著而出现激动人心的一缕灵光。关于古滇文明源流考征一类的学术著作,诸如古滇国史探秘、寻踪及古滇国青铜器艺术研究者流,诚可谓名目繁多、层出不穷、成果丰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古滇国在中原主流文化视野之外,曾经俨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强大帝国。公元前一世纪,一位滇王就如是问过汉家使者:汉孰与我大?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在中原大地诸侯割据、群雄争锋、烽火连天,秦汉相继逐鹿、思潮持续激荡之际,向来被蔑称为蛮夷之邦的“古滇国”却以“滇大国,足事亲附”的外交形象颇得秦汉宠爱并得到稳定发展,且敢于自信地以“中心”自居,虽有夜郎自大之嫌,但其文明程度似乎已不可小觑矣。

【2】

面对昔日古滇文明的吉光片羽和今天依然烟波浩渺的滇池,海男以一阙优雅浪漫的《古滇国诗》穿越时空隧道,以瑰丽而卓越的想象力,以身临其境的艺术姿态和梦幻般的呢喃,为我们娓娓“讲述青铜扣饰的出世和美学”,让我们重温“心灵之记忆”,将我们愉悦地引领到辉煌灿烂的古滇王国时代。这首长诗虽为怀古吊亡之作,但绝无猎奇之意,更不是哗众取宠的戏说。正如其诗附题所示,《古滇国诗》既是一部关于“古滇王和遥远的王者之传颂”,也是一部“日月交辉相映的古滇国简史”。而在我看来,它既是一部主题严肃而慷慨激昂的英雄史诗,也是一部满怀热忱且风流蕴藉的古滇文明赞歌。

叙利亚诗人阿尼斯说:“诗人有自由表达的权力,但现实上有一些东西是不可写的,如自己的隐私,有一些是不能完全写成文字的,如你的梦。完全忠实于现实会导致诗的完全死亡。而最难熬的监狱是自己的监狱,因为它没有墙。”海男是一个痴诚的追梦者,更是一个杰出的造梦者,多年来,她一直在她自己的监狱中潜心圆梦。《古滇国诗》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远古大梦,一个尚未打开七窍的混沌之梦,一个亦真亦幻似是而非却生机盎然的天地美梦,一个与现实人生水乳交融情意缠绵迷离难解的绮梦。

公元前三世纪之初一个万物生发、星光灿烂的春夜,传说中的古滇王(庄乔)率军跋山涉水来到“史前”的滇池之滨,从此揭开了古滇国崭新的历史序幕。几乎是同一时刻,诗人海男亦以穿越的方式,乘着诗歌的翅膀,于“轮回夜,我回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初破晓之黎明”,在滇池岸边的西山上,她近距离目睹了庄乔和他的军队接受滇池洗礼(集体裸浴)的壮观景象。让我们倍感惊艳的是,情不自禁的诗人居然以率性而近乎惊世骇俗的自然冲动,“以一个奴和野狐的双重身份”,以创世纪的勇气,与第一代古滇王一起演绎(虚构)了世俗版的“古滇失乐园”。显然,庄乔及其将士在滇池的第一次赤子之浴,是对司马迁《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庄乔“变服,从其俗”史实的有效回应,也是外来民族对古滇伟大文明(土著民族文化)的默认或接受。

【3】

经历围海造田的人为伤害、遭遇过后工业时代洗礼和饱受不洁之流污染后,原初的滇池也许不复存在了,但一个包容、隐忍、真实的滇池如今依然闪烁着迷人而忧伤的光芒。

在《古滇国诗》中,海男传颂的“王者”,乃故楚庄王苗裔庄乔将军是也。但其所赞颂的对象,又不止于这位来自楚国的流亡贵族。诗人是为以庄乔为代表的古滇先贤,为历代为云南开疆拓土、繁荣文化、发展经济的王者而歌唱。这既是对古滇英雄和文明的礼赞,也是对我们今天倡导的高原情怀、大山品质的云南精神的一种呼应。建设美丽云南,更需要具有王者气质的滇王后裔们加倍努力。至于所谓古滇国简史,那是云南农耕文明与青铜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据现有文献和考古发现,“古滇国”并非是一个乌托邦,这个领土约十万平方公里的“滇国”在云南历史上至少存在了500多年(春秋战国初期至东汉初期)。古滇国的神话(存在)与神秘消亡,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悬案。尽管史学界对古滇国及滇王的传说存有颇多争论与疑问,但滥觞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滇王之印”,在云南考古发现中已基本得到映证。《古滇国诗》的灵感,似乎亦源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考古发现,源于诗人对青铜文明的无限钟爱与迷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男的这首长诗亦可当“考古学诗话”来欣赏。

在此诗中,我们看到,作为先锋女性主义者的海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她以“女奴——野狐——王后——舞者”等多重身份和多种角色渐次展示了中国传统认知里温顺、勤勉、贤惠而不乏睿智的女人形象。同时,她以“水与女人的同构”、“泥与男人的同构”和女人与男人的同构,以长镜头和蒙太奇技术,用“青铜器魔法”、“熔炼之魔法”和“纺织魔法”,渐次复原了古滇国青铜时代农耕文明的生活图景:众鸟高飞的白天,壮实的男人们或正以檀香和楠木建筑干栏茅屋、或正在森林中狩猎,或在冶炼青铜器具,贤淑的女人们或在主持神圣的祭祀活动、或头顶铜钵在运谷米、或在窗前纺织;明月清风之夜,在星辰照亮的边疆,人们则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尽情歌舞,极尽世间之乐,享受美好人生。这种想象中的美好生活情境是颇有烟火气息、富于生机、灵动可感、真实可信而令人神往的。良禽择木而栖,人类逐水而居。在风生水起的滇池畔,古滇王和他的子民以独特的干栏式建筑开始了自由独立的逐梦抱负。                  

我们注意到,诗人在深情赞美那消失的“古滇桃源生活”之余,亦不免惆怅歔欷:“曾经有无数次/我坐在山冈,守望着这水天下,作为水的女人,是浩荡/是伟大的蔚蓝之内陆。作为泥的男人是黑色,是英勇的大鹏/今天,是公元2012年的冬天,我知道,很多女人已无蔚蓝色调/就像很多男人丧失了英勇无畏的穿越或飞行。”英雄无觅,真爱难得。在一个信仰迷失、欲望横流、精神荒芜、人情枯竭、生活乏味的经济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代,我们更深切地怀念“我唯一的王、我纯洁无邪的爱情”。

【4】

海男在《滇池传》中曾如是说,“我试图回到滇王的时代,我想记录的滇池传首先不是历史文献,因为历史文献早已琳琅满目,我想寻找的滇池传记自始至终都是一部灵魂传记……当我们寻找历史背景时,总想逾越时光,用神给予我们的时间力量回到那些历史的再生处,而当我们离那片历史背景已经越来越近时,总会忧伤地发现,我们只不过是在追赶逝者的灵魂”。

们  《古滇国诗》布局精巧,气势恢宏,全诗开合自然,收放自如。《古滇国诗》既有传统书写的特异眼光,又具有现代性书写的审美气质,更是诗人热爱云南、讴歌古滇文明的根本体现。云南是海男的生养之地,亦是她的精神原乡;是她书写的基本母题,更是她守望的思想高地。所谓诗歌的“地方性”抒写,在海男这里已成为最高自觉。她丰沛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情感力量,一以贯之,如滔滔激流势不可挡。最近几年来,她坚持行走于三迤大地山水间,始终以自觉、自信的姿态“回到过去,置身现场”,以《香格里拉王国》、《边疆灵魂书》、《独克宗古城演变记》、《告恋人书》和《世界的庆典》、《新昆明传》、《碧色寨之恋》等大量文本构建“云南形象”——诗歌的云南、文化的云南和美学的云南。她试图让云南在被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不断揭开神秘面纱的同时,依然保存着难得的生机和神奇魅力。

评论家霍俊明认为,“历史注定是被讲述的,而如果能够为历史增加一微米的高度,那么我们的诗人就是无限值得尊重的。而薄薄的一微米却也是要筛掉那些成吨成吨的文字的粉尘和伪饰的垃圾”(《2012年〈诗刊〉年度诗选》前言:古老的敌意与新鲜的荆棘)。毋庸置疑,海男正是为云南历史和文化发展增加高度的书写者。早年曾壮游中原大地的海男,对云南可谓情深似海、须臾难离。她的作品,无论诗歌、散文和小说,大多以云南为背景,以其间的人事、风物为抒情对象或叙述主题。她饱含激情不遗余力地赞美、讴歌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除了甜蜜的忧伤和难以排遣的悲悯之情,即使面对滇池污染这样的心灵巨痛,她也鲜有莫名的时代孤愤和苍白无力的一己幽怨;她对云南现代化进程的理性认同与担当精神,诚然令人感动。“我将以什么样的名义,去抵抗你?每当这一刻,心在跳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啊,心在跳动”!噫吁嚱,谁是诗中疏凿手,一语天然万古新;纵横诗笔见高情,有情芍药含春泪。如果说,“《史记》中有司马迁的眼泪,有此时、此在、有日夜的秉烛/有历史的星斗、有夜行的车辙、有绣花针下的牡丹/有秋菊像刀刃般卷曲之夜”,那么说,《古滇国书》中则有海男的热血,有史实、梦想、有执著的追求/有深沉的祝福、有无悔的书写、有电子大屏幕上的壮景/有明眸如朝阳般灿烂的未来。

【5】

哲人断言,人的心灵是有翅膀的,会在梦中飞翔。诗人车前子则相信,“诗人是一种飞翔的动物,不一定是鸟”。窃以为,自由飞翔只是一种浪漫的方式,其目的在于抵达诗人思想的巅峰。《古滇国诗》从公元二十一世纪回溯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史前之夜,从彼时又轻盈地飞临莺歌燕舞春光明媚的此刻,其间的波澜壮阔、风云变幻诚然令人叹为观止。正如莱昂内尔·克里林在评论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时所说,“一首在语气和表面范围上都如此谦逊的诗竟能蕴涵如此恢宏的时空景观”。我想说的是,此诗结尾给了我们意外的收获,且看诗人如何从容不迫地回到色彩斑斓的现实、回到莺歌燕舞的当下:

帝国的夜色,是我所仰慕中看到的深蓝色

几世草木春秋,像一部辞书,充满了修辞

水满了必溢,那留在井底的水是深渊,那漫过天际的是永逝

五谷,饱满了必离,剥离之谷带着孤寂去到了该去的远方

镜面,因为有灵魂而明亮,它的明亮四射垂照了灵魂又出窍

爱情,因思而痛,其修行慢慢者也无法抵达一场空

身体,因循环而缠绵,它的一生是为了行为了终

幸福,其短暂是为了召魂,它的秘密已注入了永逝之夜

熔炼,有水存入了黑匣,有骨存入了来世,有形存入了辞典

帝国的深蓝色下,我依然是一个奴,一个女人,一只野狐

我依然为天与地伴舞,为我的王吟诵诗词,为我的爱而永逝

青铜器已存入广袤的大地,存入那永逝的深蓝色之夜

——《古滇国诗:37、永逝之夜为什么呈深蓝色》

如此缠绵悱恻又哀而不伤,如此清醒睿智又意味深长,如此干净利落又余音绕梁,如此清晰的诗歌指向堪称圆满!这是我所读过的最漂亮、也许将是长诗中最有名的结尾之一。它给人以宗教的安慰和智慧的启发,它是马修·阿诺德所热爱和嘉许的“甜蜜与光明”!它出色地表现了海男作为一个诗人的哲学思想。通读《古滇国诗》全面36个章节之后,我们欣喜地发现,透过这一本颇富聊斋趣味的穿越之书和颇具人生意味的风雅之书,“一件有关生死之事,它的谜或成为传说或悬疑于山水间/或在幻想意境中奔跑,直到我跑过了舌尖上的呼啸/直到我跑到了你面前,让我们守住了一场春望”,历经千回百转,跑出神仙无处不在古滇国,跑出那梦中之梦,跑出心灵的迷宫,在月色般明媚的宗教情感之光映照下,海男又回到了中国哲学世俗而温暖的道路上:“只有当你爱慕上一只迎空飞翔的轻燕时/你的内心才会拥有生命中又一场春光满园”!  

 

(2013年3月10日)


 

朱天文:菩萨低眉 ,只因为热爱这红尘人世

 

【1】

台湾作家朱天文是以小说和剧本享誉文坛的,关于她的小说与剧本创作成就及文化影响,已有颇多见仁见智的高论。而她的散文作品,恕我寡闻少见,迄今鲜有批评意见。

早有论者指出,小说家热衷于非虚构文本创作,既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也是当代文学潮流和趋势。一个才华卓越的小说家,往往也具备成为一个优秀散文作家的禀赋。朱天文就是这样一个功力深厚,在小说和散文创作领域都取得丰硕收获的作家。而她的非虚构文本,却又有着虚构文本的艺术特质和魅力,有小说技法的痕迹和近于戏剧的趣味。其小说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那样“离题”式创作手法,虽然以手写作文字,但心却注意着文本以外的世界。她的散文书写艺术,亦深得“离题”之妙旨。正如台湾作家舞鹤在谈论朱天文小说时所注意到的现象,“其实守住题旨范畴和主线支线的写法早被颠覆,‘精准’早已不是最高的标杆,书写自由与书写真实是更为紧要的。‘离题’是为了自由与真实。”朱天文则自信地认为,她“写到离题的路上,是像《侏罗纪公园》里说恐龙蛋‘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超出你的预想跟掌握,却可能是最精彩的部分”。从这种认知角度说,她的散文与小说创作在技术层面上是一脉相承,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且相得益彰的。 


 

【2】

读朱天文的散文集《有所思,乃在大海南》(1980--2003),很容易于字里行间感受到传统与现代、当下与千古的诗意情调,那实质是水乳交融、日月辉映、浑然一体的人文精神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跨度长达二十余年的散文结晶,亦可视为一个青春美少女成长为一个典雅知性魅力女人的心路历程。

神思丰盈而不显隔膜,笔意跌宕却不觉隐晦,是朱天文散文精神的华光大旨。品相神清气正,文笔飘逸自在,朱天文所思之远大、之深邃、之壮丽,端的格外迷人。纵横驰骋,收放自如,驾驭文字如驯野马,总在临渊涉险之际稳健收缰,你这厢惊魂未定,喘息之间,眼前已是一片豁然开朗、雄浑壮阔的风光。曲径通幽,移步换景,你不知道下一章节、下一回合她会写什么、写到哪里。行到水穷处,峰回路转,坐看云起时,柳暗花明,恍惚间她已将你引上精神之绝顶。她要让你领略的,不是卿卿我我、缠绵悱恻、奇花异草的寻常惊艳,而是在凌云九霄之浩荡天风中任你放眼天下,然后坦然回到寂寞内心深处,看透红尘俗世之绝美,思接千载,神游八荒,让精神自由飞翔!这时你才惊异地发现:原来如此雅致、如此婉约、如此风华绝代的才女,她纤纤玉骨中竟蕴涵着“天行健”之博大思想与浩瀚的人文情愁!

朱天文的散文,有深厚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无论是写景记事,还是评书品人,抑或谈论艺术,其写作旨在皆丰饶有趣,其指向多关切人文精神、人类命运、人生况味。她写一已之所思,自曝个人之悲欢,无不真诚可感,真实可信,毫无掩饰,有赤子之心,是菩萨低眉,一壁里忧伤郁闷,秋水含愁,一壁里又扫尽浮云,看开万里,内心殿堂千重,蕴藏着无数大慈大悲情结,脸上却总洋溢着让人心生欢喜的明媚柔情。

【3】

“朝外打开”,是朱天文散文艺术之奇妙可爱之处。有如魔幻世界,纤手推开柴扉,但见满园春色扑面而来。彼时情景与感觉,岂止百花齐放,涌上心头的竟是春深似海!读朱天文的散文,若只看文题,总觉平淡寻常,甚至鸡毛琐碎,了无诗意。如《折杨柳》、《碧螺春》一类文章,若只按题眼去揣测其内涵,总觉浅俗甚而索然无味。倘若用心去读,才发觉那标题下有多少令人惊艳、惊喜、惊奇、惊叹的诗意情调:人在当下,身后即是历历千古,眼前竟是茫茫未来;身在极高处逍遥,心却在万丈红尘中流浪。以《碧螺春》为例,她不过是借胜似仙露的名茶说史事,说中国人文情调和人性之醇美。她坦言,“此文我要说的是:中国,中国并不只是瓷与茶。”而在《日本》这一貌似阔绰的标题下,她只是别出心裁地批评了日本“雅艳繁复”的过度包装。原来,文章标题在朱天文笔下,不是我们传统教育里语文老师教授的“作文模式”,亦非日常经验里的所谓“眼睛”、“窗户”或“灵魂”,它只是一个关键词,一个写作的由头,一种隐喻:它更像一种思想源头,是心灵长江、精神黄河的活水,其本质是“思想的海”。它是古典浪漫小说里的“诗曰”,是一个伟大的故事的象征。她当然不是故弄玄虚,更不是现在流行的“标题党”。


 

【4】

读朱天文的散文,每每于我心有戚戚焉。朱氏散文里总流淌着清澈的悲天悯人情怀,弥漫着清亮的忧伤与壮观的落红似的喜悦,——反而言之,是痛快淋漓落花成雨的忧郁与宁静如明月秋水的生命喜悦。怀人状物,追忆逝水年华,本身就是温暖如春的书写传统。那分千古乡愁、万代情思,不绝如缕,似有若无,不可名状,眉间烟云,心头气象,归根结蒂乃是生命的哲学天问,是与生俱来的原始敬畏。前世何为,今生何往,归宿何在?“我是拉撒路,来自死境/我回来告诉大家,把一切告诉大家”。——然而,谁曾经见过拉撒路呢?朱天文平静地告诉我们,“是的,那有去无回的非人区,没有从那边回来过的报道人,没有拉撒路”(《站在左边》)。

吾有所思,乃在不惑之年。读朱天文的散文作品,犹如读我忧伤而惆怅的心绪。她是一眼澄澈如镜的古井,纤尘不染,水月相映,照我心境。我喜欢她自然而然的恬淡,喜欢她恬淡中的顿悟,以及顿悟之后的豁达与清朗。这里有谢道蕴清婉的林下风度,有李清照的清越豪迈。我是怀了如是的欢心与敬意来读这些灵性丰美的才情文字,仿佛是听月下松涛,听荷上雨歌,听晨钟暮鼓,听遥远的海上古琴。

朱天文的文字风流俊俏,华美别致,有天然的古典优雅,亦有后天浸染的小资情调。这既与其书香门第一脉相承,也与其生活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从文化渊薮上说,相对内地而言,台湾较好地传承了中华优良的人文精神传统。限于篇幅,此处不拟作深度讨论。)朱天文的情怀,又不耽于贵族小姐的骄矜、虚荣,而自有一种“一言难尽的高明:勘破红尘但坚持厚爱生命,挑破机心仍不忘嫣然一笑”(庄周论丰子恺语)。她是那样地眷恋这红尘与俗世的绝美,譬如桃夭,热烈、亮丽、高旷,更多时候,她恰似现代繁华都市里狭街深巷古院中的一株月下梨花,清雅淡泊、娴静端庄而风流蕴藉。


 

【5】

朱天文的文学成就,更多体现在她的小说和编剧作品上。但她的散文,有情有思有趣有神,而且多情多趣多思多神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多数作品中都氤氲着一种古中国独有的“士”之气息。其散文作品情思交融而神采飞扬,书卷气与林下风相激,剑气如虹酒意淋漓,大家气象焕然其中,与其小说风格正如人面桃花相映,可谓双峰并峙矣。

单从散文的角度考量,四岁即发惊人慧语的才女朱天文,其创作是“名士派”的笔法,有颇多至情率性在焉。唯有仁爱、博爱,才能发现“天才”,才能写出生命的喜悦。唯有笔下,才能留住人生的美好。人生无常,生活中有多少美妙一刻“想留都留不住”。朱天文感叹,“我非常悲哀地发现,稍纵即逝,除了提笔,几乎没有任何方式可以留住。若有所谓写作动机,或者我为的就是这个”。而她的创作,无论是小说、电影或散文,都试图写得好看而富有文学性。她说,“从来我不相信仇愤或压迫的情绪可以写出好文章,便连若干人喜欢讲的救赎感或忧患意识,恐怕都嫌造作。对生命的喜悦,以及对物质世界的喜悦,是这样的赤子之心,不但在创作上成为不竭的源泉,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中亦能不忧、不惧”(《提笔》)。正是基于如是创作观,朱天文与现实政治甚至历史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距离。这一点与我一贯的阅读价值取向不谋而合。我向来固执地认为,伟大的文学艺术必须对庸俗的现实政治保持警惕,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批判意识。真正的文学大师不是媚臣,当然也不可能充当保镖或所谓导师。对此,我基本上不想浪费判断力。她推崇以“片断式”、“陌生化”的“远方的目光”来审视现世人生,正是集萨义德“业余的目光”、列维-斯特劳斯的“远方的眼光”和本雅明“天使后视的眼光”;她将这些眼光汇聚成一个具体形象,就成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里的抒情诗人”。这就是朱天文的创作眼光——多元、从容、优雅、自在。甚至还有一点自得与自负。她回大陆探亲的一组散文,则真实地表达了她对“中国”以及“亲情”的细腻观感与复杂情绪:“我是渗透进来的资本主义共犯。我已经开始相信在台湾的一切”;“与鱼潮般的众生挤在一起等车的时候,这里是中国,而一切恍如他乡”(《第二代探亲》)。感情如此疏离、隔膜而近于陌生,读来真令人怅然若失,欲说还休。而这种忧郁的情结,恐怕正是她那一代台湾人对大陆的总体“心理印象”罢?


 

【6】

散文的别名叫“自由”。散文之艺术魅力,正在于其形散如云烟渺如风雨,如无羁之奇思妙想,而其神则如乌云中闪电耀眼,似于无声处听惊雷。聚散离合之间,文气回荡,心有灵犀,蓦然回首,若有所见,终成散文。有论者注意到,散文很少讲技法,或者说散文最重要的品质不是技法,而是“作者的性情”。唯有真性情,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朱天文早期的散文,诚然多性情之作,甚至有恃才、率性的炫技之嫌。恃才率性的自由书写,固然不失凌厉锋芒,亦有酣畅淋漓之热血快感,但终因缺乏责任与担当而沦入浅薄涣散之窘境。好在她后来觉悟了,收敛了,如菩萨决绝低眉,再落笔时,已晓得自我约束与节制。她恍悟到,“如今写作对我而言,是以一已的血肉之躯抵抗四周铺天盖地充斥着的综艺化、虚拟化、赝品化”。她的发见与感叹,恰好说明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何等的艰苦卓绝,实在与残酷的战争无异。而写作之苦,正如孤傲的灵魂与世俗的自我搏斗。


 

【7】

“喜爱和澎湃的兴趣”,以及强大的信念和价值观,是朱天文写作的源泉和“老本”。“背向未来,面向过去”,以倒行的方式,以“废墟里的新天使”来记录当下“这一刻”,这就是朱天文文学创作的基点。而这即将消失的瞬间,是何等的生动而美好!千古风流长歌当哭,渺茫未来诗酒堪忧。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诚实的批评不妨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直击要害,却须以文为本,与人为善,不必非咬牙切齿,剔骨剜心,饮血食肉。所谓批评,应当有发现、彰显、推介之意,亦当有评论、鉴赏、品味之功。文学批评的坐标,其实就是展示自我批评文本的天才意见或想象。它是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另一种再创作,应该体现批评者的诚意和素养。文本与批评文章,应是高山流水,互为知音。这是批评之德。朱天文收在集子中的部分评论文章,让人很容易感受到她炽烈的担当情怀。更有意义的是,她让我们领悟到:真正的担当不一定是豪言壮语,不必非宏词高议,有时恰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絮语浅谈,来自庸常生活,这里面原也有壮怀激烈,侠肝义胆,那是字里行间的生命气息、思想之光、精神氛围。

“我宁可做一个世俗热闹的人,也不做圣女”(《我梦海棠》)。

在《如是我闻》中,她说妹妹朱天心是“深情在睫,孤意在眉”,“她是深情于现在这个世界的声色犬马,她爱”。朱天文又何尝不是如此?有论者在评论朱氏小说作品时指出,“朱天文从早期的青春写作到近期的世纪末观照,其中不无台湾社会变迁和文学思潮变化的投影,但她早期就已形成的一些创作特征,如着重个人真性情的表现而轻忽历史与政治的涉入,推崇感性而排斥理性和学究气,擅长细腻的细节和华丽词藻等,用于近期对于台湾后现代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描写,自有一番独到之处。朱天文文学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自身的观察和切身的体验,情趣盎然,感性充溢,文采熠熠,别有一番风味。”此见颇得朱氏文学创作之精髓,窃以为公论矣。     


 


 

(2011年4月30日)


 


 


 

王小妮:现在安静比什么都重要


 

海德格尔说: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我想引申一步:诗虽然不是豪宅亦非解毒剂,但绝对是能让灵魂安宁的镇定剂。在这个全民焦虑,文化偶像消费泛滥,诗歌娱乐、狂欢化高潮频掀,“小白文”甚至脑残文大行其道,网络写作浊流奔涌、文化伦理底线几近失守的浮华时代,读王小妮的诗集《半个我正在疼痛》(1998~2003),感动之余,我们真的能获得片刻诗意的宁静与安慰。

无疑,中国传统诗教看重的诗歌“兴、观、群、怨”之功能,在诗人自身而言,其核心实质不外是“抒情言志”,其旨归乃是充分且自由地表达个人的内心发现和审美创造,抒写人类的崇高理想和伟大的生命经验。诗当然是情感燃烧的人性温暖和思想光芒,是精神独立飞翔与语言集体舞蹈的艺术合金。诗可以让人的内心闪光而豁达,让人的灵魂澄澈而深邃。就我个人审美取向,在诗歌的上述功能日益削弱的当下,我还是喜欢诗歌抚慰世界、抚摸现实生活、抚爱人生的那份亲切感。

王小妮的诗,总体上素面朝天,平和冲淡,大气沉着,神姿清雅,没有解构叛逆的惊艳宣言,没有哗众取宠的时尚大词,也没有凌虚蹈空的骇人圣词,更没有故弄玄虚的荒诞怪词。其诗有傲骨无媚态,骨感而不性感,精神而不神经,颇具林下之风。李商隐曾惋叹那独出众木的高松“有风传雅韵,无雪试幽姿”。我看王小妮的诗,恰是既得春风传雅韵,亦有白雪试幽姿的品质与风度。

向来极端自我的王小妮有着超强、罕见的写作维度和旨意:不随波逐流,不盲目跟风,不迎合不造势,不求畅销不屑流行,我写我自在,我写我感动。数十年行走诗江湖,她始终是卓然独立,倜傥不群,拒绝浮华喧嚣与身体狂欢,置身现实而又超然物外,深入日常生活却能游离功利烟火之苦,始终对现实保持着敏感的距离、质疑与警惕:听到“一座城里有数不尽的人在唱”,她清醒地意识到“天下太斑斓了/作坊里堆满不真实的花瓣”,为此,“我和我以外/植物一心把根盘紧/现在安静比什么都重要”(《十枝水莲》)。她甚至直言:我要警告万物保持安静。“安静”在这里显得意味深长,不仅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姿态,是勇气和智慧,是方向和抱负,更是立场和选择。(窃以为,保持安静,对任何书写者来说,任何时候都很重要。)她的口吻和语气是平和而有力量的,因为其诗语总有深水潜流、波澜横生之处,让人惊讶甚至惊骇:“人抚摸头颅/寻找思想的时候/摸到了手上许多灰尘”(《恶人在前》);“从清晨活到晚上/人不能总是见到光/我说,我要追求发暗(《经历沉闷又黑暗的夜晚》);“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光芒正是我们的牢狱?(《我没有说我要醒来》)”。如此坦诚的内心私语,合乎自然与生命的旋律,睿智清新,蕴涵丰盈。她的态度又是淡定而冷静的,诗思锐利且诗意饱满,表情有时虽不免冷峻,诗语亦刻薄,但其内心是温润而敞亮的。她总能从日常琐事中发现人生的真相,洞悉世情的变幻与人性的复杂,并以惊人妙语生动地揭示生活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她的诗里有人自然的呼吸,有人间真实的生活气息和温情,有俗世明媚的梦想和希望,还有清峻明朗的哲思意味。

福克纳断言:人类内心的冲突是唯一值得呕心沥血的题材。有诗人标榜,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王小妮虽然清晰地感觉到“半个我正在疼痛”,但她并未因此而大放悲声,凄婉地呻吟求怜。按照她的诗学主张,我相信她也不准备为人类喊疼——即使无意中偶尔喊过了,她也不会为此而忘乎所以、居功自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格外关切自我的日常生活和内心细微的感受,关注身边的寻常百姓和目光所及的那些普通事物,比如农民工、晒太阳的人、等巴士的人、抱着大白菜的人和生病的朋友以及鸟兽虫鱼、路边的石头、瓶中的水莲等等,并以新鲜的语境、“具体和好的细节”,从诗意的高度赋予这些草根人事激动人心却又超凡脱俗的美学趣味。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谈论诗艺时曾如是告诫:“诗人必须敢于放弃用过的风格,敢于割爱、消减。如果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以在下浊眼愚见,王小妮简洁、洗炼而又峻峭的诗风与作品,恰好体现了“禁欲”之于现代诗歌的意义与典范,可谓别开生面,独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语境。王小妮的诗立足实地而立意高远,颇具鲜明的先锋意识和实验品质,但其高妙之处却是不动声色,不着痕迹,善于“不装腔作势的表述”(博·赫拉巴尔语);她似乎并不在意传统诗学的韵律之功,走的是反修辞、轻技术、非主观抒情的路线;她像一个身怀绝技的高手,文字在她那里如得心应手的独门暗器,用词精准而奇招迭出,结句严谨而出语峭拔,但总体结构却浑然圆润,丰美可观,这使得她的诗更具真正现代汉诗的模样。读王小妮的诗,有寒潭渡鹤影,明月照晴雪的感觉,冷艳而不失温暖,还有空灵而温柔迷人的光芒;但那明亮的寒光又不宜久看,因为有大悲悯在焉,看久了难免热泪盈眶,怅然若失。

王小妮并非激烈的女性主义者,在写作上甚至不在乎性别意识,她不事张扬,为人低调,却分明有着鲁迅的决绝与孤傲。“不能原谅那些人”,她自信地说,“到今天还不认识的人/就远远地敬着他。三十年中/我的敌人和朋友都足够了”(《不认识的就不想再认识了》);“学着花的样子笑笑/真好,没有朋友”(《死了的人就不再有朋友》)。“世上已经很难找到两片/干净的叶子”。这些颇富魅力的口语化诗句虽然有点冷,但却是人生的别一种真相。这真切而独到的人生体验与深刻觉醒,令人心头一震,脊背发凉却恍然大悟。换言之,王小妮的诗确有一种闪着寒光的美丽与哀愁。且看她如何写那人人躲不开的“永恒乡愁”:“粮食长久了就能结实。/一个人长久了/却要四分五裂。/五个我中/总有一个最固执地出列/正朝着乡下走去”(《到乡下去》);“回到过去/等于凭双脚漂流到木星”(《看到土豆》);“我不忍心再开口说什么。/伤口比哭还要深。/写下来就已经浑身悲凉”(《故乡》)。读到如此相思缠绵却又如此绝望无奈的诗,我才知道真正的乡愁是何种滋味!

“我写世界/世界才肯垂着头显现”。王小妮说,我“应该做一个制造者”。毫无疑问,鲜活的创造力正是诗人自由写作的维度与成功秘诀。她敢于调侃自己:睡醒了午觉/我发现/在这个挺大的国家里/我写诗写得最好(《紧闭家门》);她那么容易满足而不乏诙谐:我要低声对你们说/在雨天里闭门睡觉是一大幸福;她也有迷茫和困惑:我发现/我没有我自己的光。“光”的隐喻,无疑是诗人对“光明自我”的向往与重建的意愿。感觉“疼痛闪烁的时候/才发现这世界不平凡”,看到“每条街都悬挂/冷色调的男衬衫”,听见“每条街都女声女气地叫卖”,她勇于慷慨担当,“太阳永远在尘土下面/而我将苦难绵延/直到男人足以自立的年代”。作为“一个最不想被人看作诗人”的诗人,与那些沉溺于流派漩涡、热衷于玩弄空洞理论和满足于自我炫技,自以为诗坛盟主或诗界神灵的诗人相比较,王小妮的可贵之处在于她能保持世俗的清醒和精神家园的宁静,将自己当作一个正常人,把写诗仅仅当作一种爱好,认为“写诗是非常小的非常私人的事儿”,“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她说,诗,在我这儿意味着还多了点儿意思。诗,恰恰相当于那种忽然抬头看见蓝天的感觉。“诗,是我的老鼠洞,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比别人多一个安静的躲避处,自言自语的空间”。窃以为,这才是一个诗人应有的心境和创作状态。正是因为有了如是从容淡定的心境,这个“内心里随时生风生雨的”诗人,面对傻鸟般雀跃的人群,才会警觉“辉煌/是一种最深的洞”,才会萌生“由我珍藏你/一起绕开光荣/无声地/走过正在冻结的人群”的勇气与智慧;面对生离死别,才会平静地对爸爸说,“我不怕任何人的责难/这话是我说的”;“从今天开始/我已经不怕天下所有的好事情/最不可怕的是坏事情”(《和爸爸说话》)。面对漫天大风雪时才会自然地写出“我想,我就是这样站着/站着就是资本”这样大义凛然、掷地有声的警句。

单就“疼痛”这本诗集考察,我格外看重王小妮在深圳写就的《我悠悠的世界》那组诗作。她丝毫没有受都市物质主义和浮华生活的影响,那些诗歌大都品质超群,感情真挚可信,诗风简约隽永,绝无丝毫商业或怪异的气息,正是我们想象中的诗应当具有的气质或模样。组诗《看望朋友》、《和爸爸说话》是诗人直面病痛和生死的深沉吟咏,两组诗都写得情意丰沛而情绪节制,婉转深沉,哀而不伤,痛而清醒,还有温暖而人道的独到感悟,“真正的光的穿透力/像中国的针埋在事物的肉深处”。诗人对病中友人和逝去亲人的牵挂、祈祷与祝福,娓娓如话家常,深切地表达了自己对生命苦难的刻骨感受和对美好人生的深沉眷恋。她于温情中发见现实的冷酷与不公,希望我们以勇气和坚强来战胜人生的苦难与不幸。相对而言,王小妮的短诗好于组诗,而组诗又略胜于长诗。至少长诗《在重庆醉酒》就写得如醉话般“引人发笑”,好像一个不胜酒力的人,面对美酒只有豪情而无海量,不喝显得不够意思,喝高了又难免失言之虞。

王小妮在诗中说过,“我像皇帝那样走来走去”。但她并不像海子那样痴迷地以“诗歌皇帝”自居,她写的是人话而非神话,她只想做一个类似自由隐居而孤独的诗人。她说,“你到人群中去挤/变得比我还不伟大/我干脆不想伟大”(《那样想,然后这样想》)。“我让我的意义/只发生在我家里”,“没有看见我/一缕缕细密如丝的光。/我在这城里/无声地做着一个诗人”(《重新做一个诗人》)。而这样的诗人是谦卑而满怀敬畏的,她明知生存空间狭窄,但绝不允许自己的精神世界过于狭小。她相信只有放低自己,脚踏实地,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连诗人都已经放低了/哗哗翻响过的心/因为飞是最不允许的”;“我们的自由/只装在不堪一击里/让头脑出走/就已经幅员无边(《飞是不允许的》)”。王小妮曾以诗质疑《有意义这东西吗》。回答是肯定的:“孩子跑着,玩就是意义。/铁匠站着,铁锭红软如水/红水等待铁匠给它一个形状”。在她的诗学宇宙里,“意义”就是创造,是快乐的游戏,是过程,是收获,是美的发现,其实质就是相信“存在”本身。不妨说,这就是诗歌美学的价值与意义。

我曾经反对断章取义、摘句肢解文字做评论的粗鲁做法,但在阅读一些杰出诗人的优秀之作时,我又忍不住要把那些闪光的诗句摘抄下来反复品味。千载之下还能打动人心的诗歌,也许只是那么一两句(这有如人生的青春期,一首诗中最让人感动或牵挂的那几句,就是这首诗的青春时光)。这也许就是诗歌魅力之秘密所在?最后,请允许我用王小妮的几句诗来结束这篇意犹未尽的小小评论:“谁能在我们之上?/太阳昏黄/所以不配。/我们剥落着飘来飘去/要走路/就八面有路。/要幸福/也有幸福//因为一开始就是残局/所以不去想/谁在我们之上(《昏黄的太阳下》)。”


 

(2012.2.6.)


 


 


 


 


 


 

朱霄华:沉醉书斋 偶然鹤鸣


 

在这个唯钱与权是尊(哪个时代不是如此呢?只不过如今愈演愈烈,更加露骨罢了),理想与信仰大幅度贬值,稀缺资源正被少数人明目张胆地巧取豪夺,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富差距分化日趋突出,浮华且浮躁的思想碎片化时代,能安坐书斋坚持读书思索、伏案写作者,诚然不多,能写出真正个性化作品的人,似乎更少。当年,尝有读书人太息:偌大一个中国,硬是找不到摆放一张书桌的地方。今日之天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异常繁荣,城市剧烈膨胀,房地产业发展之快可谓像“子弹一样飞”,在GDP崇拜与大国崛起的自豪欢呼声中,我们不是找不到安放一张书桌的地方,而是找不到几个能真正表征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精神的书生,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放心灵的空间。我们曾经苦心寻找和倾情重建多年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旋风、现代商业浪潮和杯水消费主义的狂飙冲击下,似乎也被野蛮地“拆迁”了、变形了?!当此年岁更替时节,读到朱霄华的《丹霞斋笔记六种》,感觉书香沁人,如沐春风,欣闻鹤唳,于我无疑是一种安慰,同时也唤起我更多的文化省思。


 

一、《丹霞斋笔记六种》之基本印象

这是近年来我看到的堪称干净而纯粹的一套书。说它干净纯粹,是因它无名家作序荐读,无文朋诗友吆喝捧场,无作者题跋夫子自道,甚至无作者的基本信息。封面也素得惹眼,没有花哨的腰封广告,装帧设计简洁清爽,开本、纸色也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如此风度,如此气象,如此冒失,窃以为非大家莫办。

摆在我案头的这一套书,总体上是作者苦读笔耕的硕果,是其日常思想收获、精神生活荟萃与心灵空间之镜像呈现。粗略浏览下来,直觉不俗:看似不经意的信笔书写,读来又发现有诸多深意存焉;固然有心为之,却多为性情坦白之作。他悠然独守于繁华都市一隅,如处江湖,似隐深山,不停地阅读,不倦地思索,自由地书写。他在芬芳淋漓的酒意里、在天地一壶茶的灵气中闲敲心键,悄无声息地完成自己的日课。他似乎不为稻粱谋,不是煮字疗饥那一路笔法,写作,在他已然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写,不能不写,不可不写:不写,何以遣有生之涯?他仿佛是一个现代派新型古人,沉醉书斋,与世无争,宁静淡泊。阅读他的文字,我找到了当年读蒙田和费尔南多·佩索阿以及明清小品的趣味——这是拿到朱霄华《丹霞斋笔记六种》后,翻阅时随手写在某册扉页的印象小语。

《丹霞斋笔记六种》,即《本土、个人经验及写作》(评论)、《这个有时是博尔赫斯的家伙》(阅读)、《最远远不过西伯利亚》(电影)、《今日立秋》(日记)、《木讷人》(小品)、《我为什么读不懂唐诗》(随笔)。

为了阅读、评论的方便及有效,我们有必要分别从概貌上认识和了解这套笔记的基本内容。《本土、个人经验及写作》,“本土、个人经验、写作”这几个关键词,既是对当代云南文学创作状况的集体描述,也是极富原创性的书写现场个案研究,当然,也不乏睿智的命名与热忱的展望(其中,也以实证的方式展现了作家自己的写作经验)。这本评论集,总体上是对当下汉语书写困境与方向的实证探究,它隐约体现出作者对当代云南文化的发现、定性与重建、推广的抱负,不管是出于热爱本土情怀的自觉实践,还是其无意书写的偶然巧合,其拓荒之德、命名之功,类似文献性的书写价值不容低估,他对云南作家不遗余力的深情推介,可谓有目共睹。《这个有时是博尔赫斯的家伙》,则是对在国内一度颇具影响的现代部分西方作家的深度阅读后的简要阐述,类似于“读书笔记”。从这个小册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朱霄华骇人的阅读量。在谈论西方现代作家作品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激赏甚至流露出崇拜之情,且毫不吝啬溢美之辞,颇有言必哈耶克、“大师必出西方”之固执。这可以从他的随笔《书架上的亡灵》管窥蠡测:“每读书,言必称外国,只看得起外国的,看不起中国的,看得起现代的,看不起古代的。”幸好,这只是他早期阅读审美上的傲慢与偏见。当他重新面对中国老祖宗的文字时,他的这一狂热的西方文学情结才得到降温。《最远远不过西伯利亚》,是一个淘碟者的自娱自乐。我作如是观:朱霄华带你看电影。高看一眼,它可以是文字版的“佳片有约”解说词,可惜只有概略而粗浅的观后感,其余的,得靠你去“100号”盗版碟集中营找碟来慢慢欣赏。我觉得它不是严肃意义上的影评,因为它只是一个人的趣味嗜好,一种单薄的“纸上感觉”。它完全可能是来自某个沙龙的茶余谈资,或者只是为某类小资杂志而写的专栏,是随手涂鸦的游戏之作。我还愿意将它视为作者审美经验的练笔,或是一个批评家的日常电影课。它的好处,在于让我们知道,这世间还有那样一些优秀的导演和好看的电影。“我写作,只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博尔赫斯的这句话,在朱霄华这里,可以改为,“我看电影,只是让光阴的流逝让使我安心”。《今日立秋》标注是“日记”,我却更愿意将它当作“淘书记”来读。所谓“日记”在这里是个伪命题,因为它不是我们常识里的日记。固然,日记有多种写法,但无论怎样,它始终应该是一种忠于内心和事实的记录。换言之,日记其实是一种真诚的内心写照,是日常情绪的真实反映,具有一定的隐秘性,一般是不会公诸于众的。在《今日立秋》里,我看到的只是一些淘尽了日记品格的清朗文字,它们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日记”,聊备一体罢了。《木讷人》是一本堪称优秀的小品文集,这册文化小品里有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品佳作,比如《我们自己的大师孙犁》、《一盏油灯》、《关于废名》、《木讷人》和《女文人钱映紫》等等,笔墨酣畅而简洁明丽,意趣盎然而典雅周正,状物事有卓见,写人物尤传神,文字耐读且足见文士之才情风度,笔意颇得《世说新语》和明代小品神韵。其中也偶见不入流的鱼目混珠败笔,如《诗人XX》、《女同学》,虽好玩而无趣语,寡人以为境界促狭,器量显小,俗气过重,文字亦欠妥贴,“不庄重也不雅训”,有戏谑无聊之嫌。《我为什么读不懂唐诗》,这一组随笔总体写得从容而沉着,文笔朴素,是淡定自若之作。其中关于中西方文学、现代与古典文学的趣味比较颇获我心,有悟性在焉。唯一遗憾者,收入本书的篇章好像太过随意了,格调和气质上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作为结集亮相的作品,思想、文气、体系均显见松弛,张力不足,有勉强拼凑、堆砌之感。

总体上看,比诸其它作品,我看重他的文学评论,更偏爱他的日记和小品,阅读这类文字,我有如饮普洱、如品醇酒、如临山水、如对佳人的切身快感。


 

二、朱霄华基于江湖层面书写之价值

朱霄华是以评论家(是否命名过早?)的身份进入我的阅读视野的。综观其《丹霞斋笔记六种》,笔锋矫健多具有“评论”之征象气质,字里行间蕴藏指点江山的激情。但他的书写旨趣,如果不是误读,我以为基本上是纯书斋式的、自娱式的,体制外的、立足于江湖层面的自由写作。这种自由、自觉和自娱的写作,与体制内的庙堂文本和学院派腔调大相径庭、大异其趣。他的文本所呈现出来的表情、品相、活力、趣味与价值,是兼具传统与现代气质的文人的率性与真情流露,是柳扶春风、鹤鸣秋月、雪映寒梅般纯粹的文学气象。这正如他对柏桦作品的评论,他说柏桦的诗歌写作“透着一股浓郁的、源自中国古代传统但又被现代化生活所浸染的书卷气和文人气”。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写作完全是“朱式写作”,源自内心却不拘一格,思维明澈流畅,持论清正见性,毫无文坛硕彦或伪名家、假大腕习见的顾盼自雄之大师架势、骇人厥词和陈腐怪调。

黄灿然断言,“写作只有两种,一种是人们想不到的,这是命名;一种是人们感到或想到但还没有表达出来的,这也是命名”(《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命名,是写作的最高境界。为书写对象命名,是一切有抱负的写作者的爱好与终极追求,或梦想、野心。朱霄华同样有为事物命名的热情。比如,他为书房命名曰“丹霞斋”。丹霞者,现春城之路名也,顺手拈来,与“朱霄华”之意象大抵契合,皆有“空中华光”之妙。他居然满怀好奇与敬意地为一盏古灯起名曰“天湖一盏灯”,且自信“注上油的时候,它看起来确实就像是一个天上的湖。湖心有岛,岛上有光。入夜,一个读书人在孤岛上读书,狐仙每天半夜来访。康熙三年,他考取进士。”如此神来之笔,如是浪漫与雅致,何啻如乱花迷眼、星光灿烂。而他为仙人掌的命名之繁多,则非以“随心所欲、肆无忌惮”不能形容也。在《本土、个人经验及写作》评论集中,他刻意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对象,大多为当下云南文坛相对活跃的作家作品(尽管不能囊括其核心及所有重量级作家,有的甚至仅属小荷才露尖角的青年文学新锐)。他将此群落的创作风貌、现象和成果归纳为“云南经验”,并由此指出“地方性”与“现代性”之于当代作家书写价值或写作合法性的意义:非当下,无以获得现代性的自足;非地方性,无以显示书写的根本与个人化特征;个人经验则惟有在当下语境经由对地方性题材持续不断的处理方能获得(《云南经验的现代性书写——在雷平阳诗歌书写的层面展开》)。他认为,于坚的《人间笔记》“是一种回到常识、向下的写作”,并由此对当下汉语书写方向进行了比较研究。我以为,发现云南这个“文化外省”的当代文学,对云南作家群的持续关注、研读和倾情推介,是朱霄华对当下云南文化的理性描述和理想塑造,其独特的个性化命名意义与书写影响不容忽视。舍此之外,迄今我还没发现谁对云南作家(尤其是昭通作家群)比朱霄华更为熟悉,更为关切,也更为热爱。笔记六册,可管窥朱氏才华构架与写作坐标之一斑。他足不出户就可以写出漂亮的书斋作品,因为书架在他背后,世界在他眼前。

朱霄华之书斋写作,虽然表象上是自娱自乐,但其书写指向是丰盈而充实的内心生活,其多题材的作品意指和能指是丰富而厚重的。我注意到,如是写作,作家面临双重可能:平静地还原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本真面目,关切自我成长经验和内心深处的诉求,试图以特立独行的思想创造和自由的精神飞翔来接近或抵达灵魂家园。这是一种寂寞而孤独的探险。另一层面,则是向壁臆想,意淫文化,卖弄风情,玩弄文字,满足于纸上狂欢和自我调情炫技,虽然看似文化盛宴,博学热闹,实则凌虚蹈空,思想寡淡,作品最终沦为浅薄。这无疑是书斋写作的硬伤和陷阱。

历来知识分子大多以关切社会现实为人生责任,以激扬文字、肩负道义为第一担当。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经历着、承受着经济社会转型、文明嬗变之苦乐疼痛,目睹诗意的故乡在城市化进程中一次次拆迁沉沦、城市高楼疯长、良田沃野消失、地产房价狂飙、城乡文明消亡与嬗变、社会转型重建等重大事件或现象,感受着世情变幻、生活巨变和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任何一个书写者都不可能无动于衷。霄华似乎也注意到了,但他只是以一个书痴的身份,突然发现“淘书者的天堂”马街消失了;他从于坚的诗歌中看到,城市上空青天上的“一行白鹭”已变成了凌空飞舞的白色塑料袋。他为此发无奈之叹:我为什么读不懂唐诗?如果他能再多一点关注和思考,以他的敏感,我相信他会表达出更多别具现实意味的人文关怀。

昆明北郊的丹霞路总是车水马龙、人潮涌动。而在丹霞路一隅的某小区内,朱霄华经常闭门埋首书斋,或翻书、看碟自娱,或与中国古人煮酒论茶,得意时拊掌大笑,或低头沉吟,与书中人物或作者心灵感应,与人乐亦共人忧。兴之所至,遂于电脑上敲出几行妙文。书斋内的霄华,是一个内心宁静的读者和书写者,也是一个乐山乐水、纵情诗酒的现代隐者,大有“心远地自偏,而无车马喧”,“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之意境在焉。我甚至以为,他始终生活在米兰·昆德拉所谓的“别处”,隐居在精神的原乡,他就是生活在当代的明季文人,仿他钟爱的袁小修,也像张岱。

朱霄华当然也有传统意义上的书生气质,有“书生留得一分狂”的清醒。他坦言“比较讨厌文天祥”,指责此君因留下名垂青史的《正气歌》便“变成了胆小鬼和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并因此影响了元代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他对于当代文学史教材亦颇不屑,多有微词,认为中文系的教材和讲授都大有问题。他善调侃,“今天大学里仍然在使用的那些文学史教材,在我看来不过是一堆狗屎。80年代我上大学中文系的时候,文学史教授就是拿那些狗屎来糊弄学生的。20年过去了,听说文学史教授们拿来糊弄学生的仍然是同样一堆狗屎,怪不得今天中文系的学生,比当年的师哥师姐们还要白痴”。他敢嘲笑,“文坛是一个臭水塘,沉在底部尽是乌龟和王八,是看不见几条金鱼的。真正把文学当回事的作家很少,当回事的,又很低能”。在谈及“纳博科夫对中国当代文学意味着什么”时,他甚至偏激地说,“不知道。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中国当代文学是什么?当代中国文学基本上是一堆垃圾,怎么能够跟人家比?”读到如此“目空一切”,凌厉锋芒,几乎是信口开河的率性文字,我相信有过如是经验者必定会心一笑。对于激赏的作家作品,他却不吝赞词,极力荐读。霄华也有名士遗风,刚直较真。曾记得,某次吾与朱君对酌,席间忽忆某友。余借酒意戏言:多日未见XX小流氓,不知近况安好?朱正色曰:XX是个好人,不是小流氓!其一本正经之情形,让我讶然称叹,此后谈及朋友便不再随意开玩笑了。又如,他与妻在重庆沙坪坝闲逛时,“忽见一美妇人执子之手以游,妖娆有韵致,姿态,眼目流转,似有声,大类古之罗敷矣。予驻足观之良久乃去”。读到如此活色生香的文字,余如见悠游竹林之阮籍也。


 

三、关于朱霄华创作的批评与随想

这些年来,收到文朋诗友赠阅的作品不少。但说句老实话,能让我一气读完并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却不多。那些由专卖书号的野鸡出版社编印的书籍,在作者自我当然是心血之作,值得珍藏和引以为荣;在读者那里,则无法称为赏心悦目的力作,因为它们大多是一堆粗糙的文稿,只是一种急切需要唤起写作认同的情感。有时,我真想对那些沉浸于文学梦中多年而一文不名的文学爱好者说,别再折腾了,干什么也许都比你舞弄文字强。可我终于还是不忍心开口,因为他们太痴迷缪斯了。尽管笔耕多年而毫无收获,更谈不上有任何建树,但他们依然对文学怀着真诚的敬畏与热爱,那种感情仿佛与生俱来。失去文学,他们的生活将黯然失色,生命会更显单薄。勿庸讳言,这是文学的力量。而我始终对这可以成人之美、亦可误人一生的“文学痴梦”保持着足够的警惕。

扯远了,回到正题。友人送你新作,一般都会客气地“请君雅正”。这是自谦,也是客套,原本无可厚非。可你读罢不仅不“美言”几句,反而一上来就批评挑刺,这大约是让人不快的。就好比人家好心做了一桌大菜,盛情邀你品尝。你吃罢非但不说一句好,反倒指责菜色不佳、口味失调,岂不让主人扫兴?这也许就是批评朋友作品的不便之处。是故,你只能拱手道喜,唯唯点头,连连称妙,朋友的心意,反正不好也好而且是相当的好,总不能拂了人家的面子。话虽如此,遗憾的是,在下偏生就是一个头有反骨的挑剔者,眼里不揉沙子,喜欢直言不讳。这就是我批评朱霄华作品的基点或原则:宁可失去朋友,绝不讲违心之语。岂不知,文坛之妖风怪雨,多因言不由衷的所谓酬唱而兴:恬不知耻的自吹已属过分,用心险恶的矫情捧杀更令人不齿。虽不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但说几句肺腑之言总是能做到的吧?陪着笑脸和小心,虚与委蛇,说些云山雾罩的场面客套话,甚至以批评的方式表扬,皆非吾所愿也。

在这个思想混沌而暗流涌动,观念争鸣而喧嚣激荡的浮华时代,许多以文人自居者皆傲慢轻狂,一副唯我有才的尊容,甚至怀有哈耶克所谓“致命的自负”,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这是当代文学创作自我陶醉与批评“红包”泛滥、文坛潜规则盛行的症结所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当然需要理性、智慧与勇气。吾非学院派弟子,不唯眼拙笔钝,于文学批评更纯属外行,惟以一读者身份对霄华作品谈点感想,但求发直言、说真话罢了。转念一想,以吾之口才,吹牛拍马之雕虫小技不敢说炉火纯青,但要说几句让作者或他人快意的妙语嘉言,绝对不是“神马”难事也。恕我无礼且刻薄,寡人平生最痛恨巧言令色之辈,尤其讨厌口是心非、口蜜腹剑之谄媚小人,不屑奉承之道,只好信口雌黄,贻笑大方了。

首先,我想重点谈谈朱霄华的文学评论。《本土、个人经验及写作》一书,应该是他最用心、最用力,也是最有价值或成就之作。当然,他也难免俗,那些评论作品中,也有请托应景“急就章”式的批评痕迹。看得出来,他所评论的作家,多半是朋友、熟人,他的批评,自然与人为善,鉴赏、肯定、褒奖、荐举的意思多,鲜有一针见血、直击写作核心问题的批评。换句话说,他满足于“温和的批评”,对评论对象没有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更为有益的“告诫”;他似乎已习惯于当前的写作高度和难度,因为我们看不到他挑战“再命名”的姿态与雄心。这固然与其温和的性格有关,但于文学批评却实在有害。

以朱霄华批评云南作家群的效果而论,从袖珍型的角度观察,考量文人及作品,效果虽然不错,但边际效应和影响实际不大,总有画地为牢之虞、坐井观天之弊。朱霄华在讨论昭通文学现象时谈到,“写作是为了什么?这几乎是一个立场问题”。同时指出“写作最忌讳的是没有方向地往前冲”(《我看昭通文学》)。如何修炼一双火眼金睛,打破“云南眼光”,用世界眼光来审视“这一个”云南作家乃至中外作家作品,无疑也是他今后文学评论和书写努力的方向。

著名文学批评家谢有顺早就注意到,文学批评的障碍,是“因为大家都普遍认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必须非常熟悉批评的对象,而且必须通晓艺术内部的所有奥秘,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面对文学发言的有效资格”。这种貌似权威、迹近霸道的苛求,究竟有几个高人能做到呢?显然,至少如吾辈非学院派者绝对望而却步,非但无从下手,亦不敢轻易出手。对此,谢氏以独到的见解和不懈努力,使自己从这种批评焦虑中解脱并避开了批评话语的陷阱,最终让批评成为了夏普兰所希望的“一种向作家提出有益告诫的艺术”。我以为这是非学院派批评的唯一可行且合法的核心价值所在。谢有顺的贡献,正在于他的这种理论创新、现象发现和实践坚持。这可以从他的《话语的德性》一书获得映证。在他看来,“如何在批评中建立起自己的观察方式和话语方式,比如何掌握某种批评理论和知识谱系要重要得多”,因为,“最伟大的批评,从来不只是对文学现象的描述或某种知识背景的推演”。相反,好的批评必须有“我”的全面参与,有“我”的审美发现,“以及对未来的全部想象”,呈现“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谢有顺:《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愚以为,这既是理想批评的路径,也是文学批评的最高理想。

其次,我想给朱霄华一点建议。读其作品,我时有惋叹。以他的博览及识见、性情与才华,似乎完全可以写出更深邃、更有现实意义、更能打动人心的力作。因为,著作(包括对西方文学、影视艺术)仅停留于简单的解读、鉴赏乃至推介,拘泥于寻章摘句,妙手剪裁,点评成文(且愈有个性评点愈好),虽有功于文化传承和普及,但这样倚小慧讨巧的活计,愚以为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有中等资质的读书人都可以做到的。以霄华之才情、气质和学问家底,如此写作无疑是一种浪费,或许还有偷懒的意思?毕竟,在文学创作层面上,他已具备娴熟的技术、老练的经验、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理论基础。仿其口吻,寡人的意见是:沉淀求升华,厚积当薄发,当此思想多元诉求,读者渴望经典之时代,朱霄华不妨潜心作破壁计,忍痛删繁就简,决绝领异标新,坚持立一家之言,假以时日,庶几可望大道焉。

最后,我想指出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低级错误。《丹霞斋笔记六种》,超过容忍限度的错别字和所收文章的篇目重复(主要是日记与随笔),实在是一大瑕疵。这至少反映出编著者态度不够严谨,也有损出版社形象。指出如此弱智的问题——并非无事生非,它也许不应是一个批评者的责任,而只是一个挑剔的读者的意见。治学者,不可不察。


 

(2011年2月10日—12日)


 


 


 


 


 


 


 


 


 


 


 


 


 


 

张稼文:埋没之后的重新发现与期待


 


 

【1】

诗人张绍民在一首名为《有的东西要被埋没才有价值》的诗中写过:红薯,花生/被黑暗泥土埋没后/出场才很美。讨论张稼文及其散文诗作品之意义与影响,在我,庶几近于发掘已然成熟而依旧埋没的那些“红薯或花生”,并真诚地期待他们不断隆重而惊艳地出场。


 

【2】

若干年前,张稼文相继以《今晚自找舞伴》《我是我从未遇到的人》两部诗集,先后两次叩响了缪斯神秘而庄重的朱门,尤其后一次,他以卓越的散文诗创作成就,凭实力敲开了那一扇无数人为之心驰神往却不得其道而入的诗坛法门。没人会怀疑,那一刻,他只要一抬脚就跨进了缪斯迷人的圣殿。出乎意料,他却突然转身离开了(潜心做网络传媒事业去了),而且一走将近二十年!这无疑是诗坛的一桩憾事。人间固然从不乏诗人,然而,真才子、大诗人毕竟百年罕见。

时隔十几年,重读张稼文的散文诗集《我是我从未遇到的人》和后期零星出现于网络的部分作品,仍有强烈的先锋、时尚气息如春风扑面而来,文本呈现的彼时人文风尚,与我们现在生活之情境依然有诸多惊人的相似,大多数诗歌的旨意与今日文学之审美趣味亦相吻合。其诗意氛围还让我忆起20世纪90年代走红大陆的台湾歌手齐秦。同样表达深刻的孤独与渴望自由翱翔的梦想,前者以散文诗,以冷峻的观察、内敛的笔调和冷静的态度大胆置疑、持续追问现实,其哲思趣味深入内心直抵灵魂痒处;后者以桀骜不驯狂放不羁的张扬姿态,长歌当哭,深情呐喊、呼唤回应现实,有颇多叛逆意味。如果齐秦是长啸于歌坛的狼,那么,才情丰沛而颇具先锋气质的张稼无疑就是纵横诗坛之狼。——这大约就是所谓经典的魅力吧。行文到此,不禁想起梁文道先生的一句话:很多文学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到了后来都只剩下一个名字。信矣!放眼文学史,以文学巨著独步天下、凭作品流芳千古者稀,心中难免惶恐,对那些有幸流传后世的伟大作家和作品陡生无限景仰与尊重。


 

【3】

诗人于坚认为,“汉语与世界的关系是抚摸的关系,汉语的性质是柔软温和的”。窃以为这种感觉是真实而可信的。据此而论,我以为张稼文正是以中国式的散文诗,以重建现实生活和精神家园的不懈努力,对现代人类(或世界)进行深情的抚慰。

“我是我从未遇到的人”这个书名,是解读张稼文散文诗集主旨的重要线索和方向。他的诗歌内容,可以用他喜欢的乔治·杜阿梅小说里的一句话来概括:“我全部的遭遇都发生在我心灵里”。在诗情画意的田园故土和梦想的精神故乡双重失落、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都市文明剧烈碰撞、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呈多元化的“美丽而混乱”的时代,或者不妨说,他的诗歌写的完全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钱中书先生所谓“围城”意义中的人)真实的内心生活体验和感受:面对坚硬的现实世界时自我频繁的冲突与精神过度焦虑;对人生的偶然与命运之必然的关切和探究,也是对精神原乡的积极寻找。这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如韩少功评论佩索阿作品的意义:“其惊心动魄的自我张扬和对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得到的内心奇观,更不是每一个人都敢于面对的精神挑战”。诗人通过若干诗章,反复坦白了内心的孤寂、迷茫、困惑、失落、无奈、焦虑、期待与豁达,表达了飞翔的欲望、自由的向往以及追求理想、重建自我的勇气和担当的精神:

我无法拒绝吗:被物质诱惑,被性蛊惑,被告人生迷惑?说实在的,对明天,我心头没底!我体内是否有一些荒诞的东西:它们经由苦恼、欢乐、欲望、恐惧等等蒸馏而成(《四季》)?明天会怎样我不敢奢想(《其它》)。我说过我不想说的话,我也去过我不想去的地方(《烦恼》)。我们失落的、或者我们从未得到过的到底是什么(《贪财的人遇上骗子》)?我们真正的梦到底是什么(《梦寻》)?我总想在没有鸟的城市,证明自己是一只鸟(《而我呢》)。我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生活,又是生活中的什么妨碍了我们(《夜色居住在我的心里》)?自由之道是什么?“自由就是亡命江湖,自由也是相忘于江湖”(《自由》)。梦想,即使最卑微的生命里,也有这束光(《梦想是一束光》)。请赐予我章鱼的心脏,但我仍然要做人(《做人》)。而我更想知道怎样才能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明天》)?哈!活着,或貌似美丽地活着,或美丽地貌似活着,一只虫子也是有理由的(《病室》)。我喜欢从树叶的脉纹里占卜命运:我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树》)。但我疲倦了——我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天堂或者下地狱;我只是在抹去草木上的粒粒尘埃:我想让这小园中的草叶亮一些?(《我指尖的火焰》)

诗人敏锐地发现:每个人都必定来自一段隐私(《化妆舞会》)。冰凉的手指打开梦:发现是旧梦(《旧湖》)。每一扇家门外,都站着不速之客?每一双鞋子中间,都潜伏着第三者(《事件》)。我至今认为不动声色的另一只鹰想抓住一个瞬间,然后朝我们的世界冲下来(《看鹰》)。这是诗人写作的秘密吗?他正像一只不动声色却野心勃勃的雄鹰,以诗歌之手抓住了美好的瞬间。不仅如此,诗人还对自己的神圣使命作了界定:诗人可以给儿子当马骑——但诗人不是什么人的椅子(《在任何时候或某些时候》),风也可能是诗人的手:为忘却辩护,为梦想作证(《风之歌》)。


 

【4】

张稼文的散文诗,不唯为抒情而书写,更为思想自由与关照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困境而着笔。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你是在叫我吗》一组散文诗,则以更加大胆的臆想和极端碎片化的形景,深刻揭示了现代人内心无边的孤独、寂寞与迷茫。《飞翔》的荒诞不经,《我在一棵树下过夜》的颠覆性指向,读来无不令人心生荒凉之感:美好的事物(青春、爱情、友谊、理想或生命之类),会在早晨醒来时,像那棵原本郁郁葱葱的松树莫名其妙地枯了吗?披头士乐队唱过:爱情有一夜消失的恶习。一切皆然?《在她的眼睛里建座城》,可能会被误读为色情之作,但在我看来却是一首极富于想象力和当代人文意识与抱负的佳作:在反复“推倒,重来!”的雄性魄力与傲岸意志坚持下,诗人有重估一切价值、重建大美的信心与毅力;对爱情天堂重建抑或对理想女人的塑造,必须依托“她”的一切美好品质。《外星人》是极端孤独的呓语似的荒诞臆测,“我家里住着两个外星人,一个是外星人,另一个也是外星人”,这虚幻的情境正如鲁迅先生发现的秋夜的枣树一样清寂,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邻居和邻居的朋友家中居然也住着外星人!“这年头,每间屋子里都住着外星人”。如此怪诞而荒唐的幻觉与想象,恰恰揭示了现代人的深度寂寞与茫然:我们虽同为地球人,但彼此感觉却像外星人(熟悉又陌生,不可理喻,无法交流)。《流星雨》、《蝶花梦》和《是你在叫我吗》,则写出了我们对既定目标无常变异的坦荡与无奈,对失落的理想的积极追寻。


 

【5】

海德格尔早就注意到,“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引申一步,我们是否可以作如是判断:凡没有哲学意味或思想光芒的诗歌,皆是浅薄而平庸的伪诗或非诗?文学批评的价值——如果能用绩效指标来衡量批评的价值——那么,我想另辟蹊径,重新来确定文学批评的方向和途径。在我看来,关于修辞技巧、语言艺术和结构法则的作坊式研究,甚至关于表现主义、文体创新的炫技式批判,显然更适用于课堂教学而非广大的读者。相反,我更关注的是文本所能呈现、贡献出来的思想甘泉,那些在我们阅读过程中持续打动人心,不断唤起人生激情,激发崇高美感、智慧生成和幸福向往的神奇而温暖的因素,譬如穿越沙漠看到绿洲、攀越高峰看到故乡那样的欣慰与感动。

亚理斯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诚然,诗人或许具有某种先知的禀赋,但诗歌毕竟不是预言,诗人也不可能忽视当下已然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几乎不可能真正地逾越现时的生活经验。这是诗人与诗歌的局限性,但这局限性,正好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真实生活境况。张稼文的散文诗固然是现实“心灵苦闷的象征”,但同样是“心灵自由的写真”。诗人以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以逆流而上的决绝与随波逐流的凡尘俗世现象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较量,以孤标独帜的胆识和率性洒脱的风流成就了“先知的箴言,撒旦的诗篇”——让我们从诗歌中看到了未来可能出现的、神秘的(心理)景象。

【6】

秉承伟大的文学传统,坚持不懈地探索人类精神生活和内心思想的秘密,对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诗人而言,都是终其一生的光荣使命,也是其孜孜不倦独立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一人之心事也许微不足道(人们都只关注自我,所以导致谁都不关心别人),但一个人对人生与人性的深切关注和独特感悟却不容忽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凡尘间大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对人生的共性问题,我们的关注程度和渴望解决的心态也许并无二致。有时候,认清了一个“我”,可能就认清了“我们”;解决了“小我”的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大我”的困境。所以,我向来相信,凡真诚不渝地坚持自我独立追求的书写,均应高度重视并予以支持和探究。

人的本质是孤独。大哲们永恒的困惑如斯: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将到哪里去?这是人生恐慌与生命难解的天问。张稼文通过散文诗,真诚而深切地表达了我辈俗人现实的疑问: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此生意欲何为?我们到底能干什么?我们将如何成就自我?我们百年之后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或必要?这是对现世人生意义和生命存在价值的深刻思索与深情叩问。诗人立足当下、秉持公共关怀的诗意沉吟和执著探索是难能可贵的,其悲天悯人之情怀是可信任可接受的,其诗之三昧,与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和博·赫拉巴尔的《我是谁》意旨可谓异曲同工。


 

【7】

兰若将张稼文推为中国当代散文诗坛第二代中坚力量之一,并对他近年来鲜有作品问世进而三呼“可惜”(兰若:《第二代中国当代散文诗十六家短评》,互联网〈2007〉)。吾意亦然。

张稼文的散文诗,大多短小精悍,意境清朗,文字精炼,意象新颖,诚如板桥先生所谓“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读其诗作,总有灵光似昙花一现之惊艳,或有闪电之迅疾耀眼,很多百字短章都可见留白之美,形断意连,颇得书法“屋漏痕”之妙。当然,其作品风格,与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朦胧诗含蓄蕴藉相仿佛,亦擅长意象派与象征主义、蒙太奇之技法和通感、隐喻等多种修辞手法之综合应用。比如《火把花》《雨后》《情幻》一类的精美短章,大可与庞德的《在地铁站内》媲美。而《牧墟》、《给我两支枪》、《恍》、《打工妹》、《城郭》和《小城故事》等一系列散文诗,则在形式、结构上有颇多的实验价值。当然,混迹于诗集中的部分作者敝帚自珍的“鸡肋”,于我看来,也的确是食之无味,大可弃之无妨。

【8】

张稼文曾有类似困惑:真有“散文诗”这种形式这种东西吗?固然——文学理论界对“散文诗”这种极端自由的文体一直充满好奇或困惑,苛刻地说,甚至对其命名都因缺乏自信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诚如楼肇明先生所云,迄今为止,散文诗“仍无一个公认的定义和相对稳定的审美规范”。他从发生学的角度推进,“将历史的概括和典型作家的个案剖析协同动作,从创作主体和文学内涵联系和区别中进行整合,将散文诗定义为:先知的箴言;撒旦的诗篇”。程光炜先生则认为,散文诗是介于散文和诗之间的文学样式,她的出现与世界文学的源头一样古老。中国先秦诸子散文可当作散文诗来读,西方的散文诗最早应追溯到古希腊诗人萨福,而荷马史诗也是一种放大了的散文诗(《世界百篇经典散文诗·前言》)。在我看来,楼论或许过于“玄虚而模糊”耳,而程见无疑过于宽泛而随意矣,二者均不能从根本上把握散文诗的精神特质与深刻内涵,均有故弄玄虚或圆滑讨巧之嫌。

现在理论界比较统一的共识是:散文诗萌芽于十八世纪,法国诗人贝尔特朗是这一文体的拓荒者,而将这一文体从实践上集成、流布世界范围并获得广泛影响的,则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大师波德莱尔。散文诗在中国的兴起,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虽不过百年历史,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世界文学艺术(新思潮和经典理论)相互碰撞出彩、相互吸纳争辉的地球村时代或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已发展成为独具中国传统诗歌品质和韵味的“中国式散文诗”,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万千姿态。

毋庸置疑,散文诗是诗歌与散文艺术高度统一的崭新文体。她不是二者抽象或简单意义上的变形,而是具有独特审美追求、独立存在的新生文体。她有诗歌的旋律、节奏和美感,也有散文的形式和风度,是形神兼备、相互彰显的文学样式,结构和主题均是“形散而神凝”,其审美维度,依然是纯粹诗性的升华。化用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的一句话,我想说,“不同文体有各领风骚的时代”。散文诗亦然。

关于散文诗的完美定义,且留待天才且严肃的智者去研究吧。我只想说句俏皮话:如果说诗歌是著传统经典礼服、端庄尊贵而神圣不可侵犯的熟女缪斯,那么,缪斯亲爱的表妹——散文诗就是穿着现代时尚牛仔裙装、活泼可爱引人注目的青春美少女,是“美丽的混血儿”(王幅明语);散文嘛,则是一位性情宽厚、心地仁慈而温和可靠的仁兄。而此刻,我仿佛听到缪斯的表妹甜美而温柔的呼唤:

张稼文,快交你的诗歌作业!——这也是我们对张稼文的期待:千万不要让才华和诗歌埋没一辈子。


 

(2011年10月20日夜)


 


 


 


 

胡性能:发现春天有多困难?


 

写下这个标题时,我觉得显然落了俗套。不仅如此,我似乎还陷入了某种成见,也就是一些论者所谓的,胡性能的作品中弥漫着川端康成的气息。在胡性能的小说里,大雪、死亡、故乡和淡淡的感伤,“我们分明感受到恍如《雪国》、《古都》、《千鹤》那般的意境”(杨志广:《内窥的癖好》)。云南青年评论家朱霄华则认为,胡性能写的是一种招式古怪的小说,他是罗伯·格里耶和川端康成的中国弟子(《叙事的艺术:评胡性能的小说》)。胡性能的作品中,有着川端的气质和个性,这似乎已成为读者普遍的共识。但我对此论并不感冒。作家的气质与个性相似,如果不是刻意模仿的话,那只是作家或读者个人的主观感觉或喜好问题,似乎不值得我们过多关注。

我对小说的基本要求,一是要好看,文本没有太多的阅读障碍;二是要好玩,作品结构和叙事有点新意;三是读完后能有一些记忆(或唤起与文本相似的经验),至少不是读完就没有任何印象;四是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或某种理性的思考,能唤醒沉睡的心灵。胡性能的小说,正好符合我的这些阅读嗜好。撇开写作方法和叙事艺术这些纯技术要素而言,胡性能的小说,总体上让我感受到《生死场》(萧红)、《活着》(余华)一类作品的品格和旨趣,那一脉相承的,无谓的、寂寞的生存与死亡主题,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无可奈何的叹息,是如此忧伤、郁闷且略显沉重。但这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是我们向来熟视无睹的生活写真。其实我想说的是,胡性能的作品,从小说文本的现实维度来看,确实引起了我内心深处的疼痛和忧伤。在《在温暖中入眠》(作家出版社,“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4年卷)这个中短篇小说集中,他用娓娓动听的故事,将我们引入庸常的现实生活,引入到那些鲜为人知,亦不为人注意的现场,让我们忽然发现寻常人生的无常与无奈、人性的可怜复可叹。掩卷之后,小说中那些小人物(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形象模糊,只是一种符号象征)的命运却让我们不能释怀。对生者命运的深切牵挂,对死者的沉痛怀念,对爱情的莫名向往和极端怀疑,对人生际遇的焦虑与困惑,对人性善恶的深刻探索,小说留给我们太多的想象空间,也留下了太多的悬疑,让人欲说还休。


 

猜疑与游戏:平民的爱情与婚姻危机


 

在夫妻俩做爱达到高潮时,因为丈夫居然喊出“小杏”这个名字,年轻的口腔科医生吴越惊愕、猜疑之余,因强烈的嫉妒而产生了报复心理。一个偶然的家庭PARTY,一个情色的成人游戏,一场暧昧的假面舞会,一次拙劣而危险的挑逗,由于“小杏”这个假想情敌的刺激,让吴越“发现自己的骨子里同样也隐藏着可怕的激情,隐藏着她性格中自甘沉沦的那一面”。正是对爱人的猜疑与报复,使原本忠贞而温顺的女医生情不自禁地走上了一条背叛之路,并最终在“快乐与新鲜中堕落”!这足以令至爱者警惕:原本纯洁的爱情是怎样突然失落的?同床异梦的悲剧何时能够落幕?诱惑无时无处不在,躁动的心何时安宁?故事的结局,当“吴越清晰地听到那只驾驶着战机的狮子叫了起来,啊,小杏!”时,我们也不由得心惊肉跳、面红耳赤并为之感觉深刻的羞耻。坦白说来,我们同样面临着类似吴越的情欲困境。事情到此地步,欲罢不能,覆水难收,谁是“小杏”已不重要,也许是邻家少女,也许是梦中情人,也许就是潜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欲之魔。《小杏》的象征意味,正是那一枝随时伺机出墙的“红杏”!胡性能不动声色、略带诡谲的叙述,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和自嘲品格。如果说《小杏》是对纯洁爱情的质疑与解构,是对婚姻生活危机的预警,那么,《在温暖中入眠》,则是对人性复苏的期待与赞美,对原始情欲的肯定和慰藉。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贫病交加的未婚中年男人席叔,渴望能在临终前享受“一夜夫妻生活”。为了却一生中最后这个可怜而可耻的愿望,他在寒冷的冬天出门找“鸡”。结果,偷“鸡”未成,他掉进了“鸡头”设下的色情陷阱,被警察抓了现场,他和她一起进了拘留所。“鸡头”跑了,席叔拿出自己的救命钱替可怜的女人办了保释。一个命运多舛的妓女,面对一个善良老实的父辈“嫖客”,出于感恩,她宁愿以身相许,以温暖的肉身拥抱并抚慰一颗寂寞的心。在她的温情努力下,“席叔终于在那爆炸声中抵达了高潮,然后在温暖的满足中永远地睡去了”。勿庸讳言,我们对这样的故事太熟悉,类似的江湖版本很多,近乎有点泛滥。但故事的结局却让我们长吁短叹:谁说妓女无情?人性的光辉,肉欲之外的真情,在那些苦命的女人身上,曾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是多么的让人尴尬!有谁会为这样的妓女和嫖客的一夜情坦诚地一唱三叹呢?

诚然,爱情是美妙的,同时是自私的、排他的。“性是我们惟一非二手的行为”。而杯水主义的流行,却让多少自以为曾经沧海的人对纯洁、崇高而神圣的爱情失去了耐心和信任。诱惑无处不在,背叛随时可能发生。世纪交替之际、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物欲横流,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之风肆虐,快餐文化的影响,潜在的信仰危机,一路走红的“身体文学”和充斥荧屏的“欲望出轨号”肥皂剧,一夜风流的露水姻缘,黄色短信的流毒,遍布城乡的KTV之情歌艳舞香风,让精神文化生活原本单调甚至沙漠化的普罗大众患上了集体躁动症,心猿意马且定力差的人基本上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被污染的精神暗流中。这就是《在温暖中入眠》所收作品的时代背景。

最大的伤害来自自己。无法消解的情欲冲动,使曾经海誓山盟的爱情在谈笑间灰飞烟灭,使苦心经营多年的婚姻之城刹那间轰然坍塌。可怕的是,一些人在游戏暴力中伤害别人感情后,对自己的另一半也产生了疑人偷斧的症候,甚至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一些道貌岸然的情欲之奴,比如小说中的医生简述、蒋一,记者邹树,教师陆苇,他们原本有着体面的工作,有温柔美丽的妻子,可他们为了满足肉身(暂时或无厌)之极乐,不惜离经叛道,疯狂游戏人生,最终一步步滑向情欲的火坑。《小杏》中吴越的红杏出墙,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虚幻和人性的脆弱一面;《在温暖中入眠》的席叔卑微的生理需求,竟然得到一只行骗未遂的“野鸡”的倾情满足,谁说妓女无心?《来苏》的寓意,则是对母爱的追忆与寻觅,可惜,就是这种可怜的恋母情结,最终也被情欲误读了,被人作践了。《暗处》的玄机,是让跟踪者简述在求证他人秘密的同时,让暗处的人也发现了他内心的隐秘。细说下来,就算是普通人的婚姻生活,大多有些难以启齿的隐痛:怀念老情人与背叛现时的爱人,在我们的情感生活中都可能潜伏着类似的信任危机,甚至感情走私的可能。因为“即使是最美满的婚姻,提供给彼此的也只能是亲情”(《小杏》)。“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李商隐这首《闺情》所揭示的同床异梦现象,无疑是许多人婚姻生活中难以言说的暗伤。《进修生》则完全是一篇猎艳记。身为人师的陆苇,仅仅为了增加一点谈资,为了与同事唐老师比一比玩女人的能耐,竟不惜与记者邹树狼狈为奸,居然将泡女人作为第一等要事,在遭遇“色劫”后仍然乐此不疲,最后害了别人也误了自己。陆苇和邹树这样拥有话语权的强势角色,表面风光,道貌岸然,“既要当嫖客,又要表清白”。它的反讽矛头,岂止是直指腐化堕落的所谓知识精英?诸如此类的“进修”,我们岂能指望他们修成什么正果!我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既佩服胡性能的勇气和耐心,又对他的这种冒险行为颇多忧虑:他不厌其烦、津津乐道的这个猎艳故事,为何要将“性”弄得那么醒目?不说诲淫诲盗的嫌疑罢,其文本价值和意义何在?而颇有自传色彩的《米酒店老板的女儿》,则是对纯真爱情的缅怀与颠覆:那个曾经令“我”牵挂、眷恋的纯洁的少女,居然就那样不可避免地沦落为风尘女子。当理想迷失,看不到前途,在生存和欲望的困境面前,美好而浪漫的想象是多么苍白!爱情到此,已成为最后的悲怆挽歌:那纯洁而羞涩的黄色小花,终于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中黯然凋零了。

情欲→猜疑→游戏→精神背叛→肉体沉沦→两败俱伤→“?”(危险的残局,神秘莫测的未来)。胡性能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或明或暗的线索,以收放自如、肆无忌惮的游戏精神,从全知的叙事角度,在不经意间将我们引到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精神暗处,并最终陷入了无可挽回的绝境。事实上,平民精神生活的贫乏,导致了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错位。不道德、无节制的,近乎混乱的性生活,更让人感觉到茫然、空虚,让爱情和婚姻生活充满了变数。克里希那穆提说:“爱一不见,地狱就在眼前了。”当爱情变味、婚姻走样时,危险的游戏仍在继续,有多少人能“在温暖中入眠”呢?


 

宿命与反叛:有几人能回故乡?


 

哲学家说,命运是你周遭的人。每个人都渴望重建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生活。我甚至相信,每个有理想的人都希望高尚地活着。为此,很多人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命运。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耕耘,结果似乎总是付出很多,收获很少,反叛失败,宿命难改。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出身决定人生的现实,让很多平民反叛者在艰苦拼搏之后,依然一无所有,伤痕累累,无力挣扎,只好妥协,只能认命。《有人回故乡》就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欲哭无泪,黯然神伤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老鲁,和朋友条杆一起到海南淘金,“原来想在这里(海南)一起混出个人样风风光光地回家”,为此,他们卖过报,种植过人工菌,最后又去当矿工。殊不料,条杆在同别人争夺矿源的械斗中负了伤,因无钱医治不幸死去。老鲁只好回到昆明继续他的淘金梦。走投无路之际,老鲁为帮奸商老沈讨债,险些被另一个奸商豺狗打死。老沈为此找了个名叫小银的女人“伺候”老鲁养伤。这个女人来自滇西一个小镇,原本是一个护士。为了爱情和“男人所描绘的都市生活”,她和讲师团的一个矮个子男人来到了昆明。短暂而甜蜜的新婚生活很快被无情(无钱无业)的现实摧毁,飘零街头的小银不幸成为老沈和他的客户的玩物,最终沦为风尘女子。当老鲁和小银在相互关切中逐渐产生感情,一场看似不可能的爱情,在即将开花的前夜,却又横遭摧残。梦醒时,心已碎,老鲁只能回故乡了。在经过多年的飘流、打拼之后,两手空空、身心俱创的老鲁,在回乡之前,又一次见证了人生的无常:那个善良无助的苦命女人,那个以为找到爱情和归宿的女人──小银“像一只冬天的鸟儿扑向了火车”!小说的结局是残酷的,胡性能将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后一线希望之光也掐灭了。当精神和肉体都失落之后,小银走了,走向她必然的宿命;而悲切的老鲁,当美好的城市淘金梦一旦破灭,不也同样要走向他不可知的宿命么?

人的来路不尽相同,因此,不同来路的人会有不同的生活轨迹。基于如是判断,我相信,人的归宿也不可能一样。关于生存的意义,俗世的说教是劝人放弃现世的享受,要在痛苦中赎罪,以期获得解救。至于死亡,似乎只有宗教,那所谓精神的鸦片,才能安慰恐惧的心。天堂很远,地狱很近。此岸与彼岸之外,能否找到一片人迹罕至,甚至连神仙也不知道的极乐净土?在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有多少农民兄弟背井离乡,又有多少人为圆都市梦到城里淘金?在城市边沿,一无所有、柔弱善良、逆来顺受的他们不得不忍受老沈、老陈这些小市民的欺负,还要忍受老王这类无良公务员的伤害。当冰冷的城市梦醒来,有几个老鲁无奈离开,又有多少个小银无家可归?而“故乡”的象征意义在于,纵有俗世的家园可回,但精神的家园何在?


 

小说的主角:容易被忽视的“那一群”


 

胡性能所关注的是当下寻常人的生活境遇和情感世界。说是当下,从文本跨度看,其实应该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至本世纪初期(1984—2003年)的平民社会生活缩影(这些年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变革最剧烈、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城乡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的时期);说是寻常人,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小县城和城乡结合部),是典型的草根族。这一类人为数不少,他们的生活现状,尤其是爱情婚姻生活的质量,由于失之于琐碎、平庸、困窘,表面上单纯、粗糙、野蛮,看似鸡毛蒜皮,波澜不惊,最容易被我们所谓的精英阶层和主流社会所忽视。朱霄华注意到,在创作形式上走后现代路径的胡性能,就人物塑造而言,与“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里浓墨重彩”的人物相反,他小说中出没的,“却清一色是卡通式的人物,这些人物在小说里的重要性,并不比一个胡性能式的典型句式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实际上,胡性能小说的主人公已经不是那些有名有姓的人物,他们只是一些没有性格的符号,一些道具,被用来完成小说叙事的一些必不可少的活动幽灵而已”。而我却认为,在胡性能的笔下,这些“幽灵”的身份,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市民,也就是户籍意义上的城里人,如牙科医生吴越、记者汪楚铭、旅店老板老陈、税官老王、刑警队长马良等,这类人是平民社会中相对强势的群体,基本上是衣食无忧,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另一类则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如建筑工人席叔、第一代打工仔老鲁和条杆、身份不明的姑娘(妓女)等,这一类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他们通常是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进城淘金或寻梦。在《有人回故乡》中,我们惊讶地看到,阴郁冷漠的旅店老板老陈、薄情寡义的暴发奸商老沈和好色无耻的无良税官老王,这些原本在旧小说和旧时代里才可能出现的人物形象,今天仍然活跃在社会边缘,散布在我们周边!正是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将老鲁和小银这样的弱势群体无情地推向命运的深渊。值得注意的是,老王他们这类人对经济生活与社会秩序的破坏力,是相当隐蔽而不容易为人察觉的,即使有一天他们的恶行暴光了,也不容易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但他们却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小市民也好,农民工也好,他们都是平民社会中不容忽视、又极容易被忽视的“那一群”。通过胡性能的叙述,我们发现,“那一群”的生活,正面临着怎样的窘境:他们的物质生活,刚刚跨过温饱线,富裕谈不上,所以他们仍然渴望发财;而精神生活,则是暴发以后典型的“饱暖思淫欲”,似乎只有身体的狂欢了。总之,“那一群”的生活,似乎显得有些茫然无光、混乱无序,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命运,他们“能过一日算一日”的生活,似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纯粹的物欲和肉欲遮蔽了人性的光辉,在“那一群”身上,我们好像看不出来生存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与人性的美好,更看不到崇高的理想、坚贞的气节和坚定的信仰。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判断,我更多的感触是小说中弥漫着颓废、迷茫、困惑、浮躁和莫可名状的忧伤。难怪,胡性能会在小说中精心地设计了那么多的死亡。 


 

发现与拯救:春天还有多远?


 

胡性能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当下沉默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窘境,他甚至发现了经济社会变革背景下平民命运的无常与现实的残酷。他优雅的叙述,近于绝情的故事,秋月一样的感伤、凄美、忧郁和寒意,能激发我们的阅读兴趣,而“快感是无法与痛苦分开的”,当阅读的快感很快地消逝之后,我们则只能感觉到沉重、压抑、无奈。作为一个全知视野的叙述者,他显得从容不迫,满怀热情,在叙述上,他更多地采用了蒙太奇的手法,在推拉摇曳中,多角度将故事讲得颇为精彩。从技术层面讲,他对小说的结构、章法、节奏以及文字的驾驭,均显得独具匠心、游刃有余,当然,为了制造悬念,为设计阅读的趣味和写作的难度,他难免故弄玄虚,像魔幻小说中的智慧精灵,不时跳出来挑战我们的阅读能力。同时,我们发现,胡性能是清醒而克制的,就小说的结尾而言,他的作品几乎都体现了节制的美,仿佛西门吹雪那飘逸而致命的一剑,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遗憾的是,综观这个集子所收的十篇作品,我们还发现,在叙事狂欢的背后,挑剔地说,这些故事,大多只有对事象的展示,没有经典意义上的作家立场;只有繁华的表象,没有升华的气象;只有自觉不自觉的沉沦,没有积极能动的拯救行动或愿望。换句话说,小说写生活多,关注生存不够;写情感多,精神层面着墨不足。他只停留或者只满足于一个发现者(旁观者)的姿态,拒绝批判,致使人文关怀明显空缺,没有给出我们所期待的希望或方向,哪怕只是一些暗示。当然,就小说模式的创新而言,他已走出了一片天地,如《扑腾的鸟》、《印象》和《毒酒事件》这类颇有小品风骨的短篇,文本清新、空灵,精致、典雅,形式上别具探索和实践意义。但我以为,过分地沉溺于技术的层面,而放弃了对小说主题的深度探索,以胡性能的才气和阅历,实在可惜。

谢有顺在评论苏童的作品时曾指出,“轻松的写作是一种消解性的写作,也是一种危险的写作”。他以为,“生活不是这样的。我们渴望的是我们正面临一个怎样的精神事实,以及在此之上的救渡之路在哪里;如果一个作家向我们出示了一堆耳熟能详的生活事象之后,便从人类的精神领域抽身而去,这样的写作显然是有限度的”(《话语的德性》)。而就我所熟悉的胡性能而言,他心地善良,忠厚可靠,乐于助人,有悲悯情怀,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功底,——他应该有解决精神领域问题的能力。

美国哲学家赫舍尔说:“在我们时代,离开了羞耻、焦虑和厌倦,便不可能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思考。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忧伤和无止境的心灵痛苦,便不可能体会到喜悦;离开了窘态的痛苦,便看不到个人的成功”(《人是谁》)。我相信胡性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川端康成属于过去,胡性能拥有今天,还有将来。从绝对的游戏精神中抽身而出,发现解决“那一群”苦难命运的途径,给他们也给自己一个春天,这是身为作家的胡性能的光荣使命。既要拯救别人,也拯救自己。开辟新的创作途径,胡氏天地自大。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大雪融化之日,春天就在眼前。这就是我们对胡性能的期待。

 

(2008年7月)


 


 


 

陈鹏:临界写真,自由飞翔


 

陈鹏是云南文坛近年来比较活跃且多产的新锐青年作家。我想围绕他近年来(2008——2011)在《边疆文学》和《滇池》杂志上发表的部分小说,谈谈对他作品的基本印象。尽管我觉得现在评论陈鹏为时尚早,因为他似乎刚刚进入创作的高潮时期,但他持续表现出来的爆发力与近乎飞翔的写作姿态诚然让人惊异而着迷;他能走多远、飞多高,这将取决于他的韧性与不懈探索。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显示出非凡的创作功力与卓越的叙事才华,还有略显自负而不羁的野心与抱负。身兼记者、足球运动员、作家、新媒体影视艺术总监,陈鹏的多重身份与诸多专业素养,无疑是他创作的丰富源泉与实力所系。尤其是他作为记者特有的职业素养,形成了一种别具魅力、近似写实、客观而理性的叙事风格:在简洁的笔法和诗意的想象之外,其作品承载着更多丰富的内涵与深度思考。而他对当代时尚趣味、体育运动与多元文化现象的深切关注和睿智领悟,甚至对现代中国社会现状深层矛盾的积极探究,皆为其作品提供了宏大深远的视野,以及无穷无尽、可靠而真实的人生景象(现状)与生活境况(现场、细节)。


 

挽歌·不仅是昆明生活的真相

花枝不断四时春之昆明,作为中国西南边陲文化重镇,彩云之南日益勃兴的新型国际化都市,本身就具有诱人的魅力和独特的书写价值。始终着意而有力地将昆明以文化符号实名带入虚构文本,尤其是“貌似写真”的文学作品中,陈鹏是用心而执著的。尽管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他此举的真实意图何在。陈鹏的大多数小说,都极富有游戏姿态和实验精神,都是以现代昆明为中心或背景不动声色地展开情节。这是新都市小说写作刻意营造并着力渲染的现实感,我姑且称之为“后先锋时代”的突围。从这个方向或叙事策略理解,如果不是出于一时意气的误判,窃以为陈鹏就是一个后先锋时代的“急先锋”。

尊重、维护并传承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其实就是呵护和尊重传统文明。然而,一波高过一波的现代城市化浪潮,正以可怕的政绩冲动、GDP崇拜和发展是硬道理等各种恬不知耻的宏大理由,理直气壮却又肆无忌惮地破坏、摧毁着城市固有的历史形象和人文经典,一些与我们成长记忆和精神生活须臾不可割裂、颇具文物价值的城市景观正在消失。陈鹏执意以上世纪老昆明形象为作品背景,其用意不言而喻。他作品中的地名,都直接沿用昆明著名的街道或娱乐场所名称,比如文林街、大观路、小西门、昆一中、黄土坡、金马碧鸡坊、红塔体育训练基地、昆都……这让熟悉昆明的读者会产生一种错觉:这些故事真的就发生在身边吗?他是在演绎他的青春故事吗?逼真的现实感和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加上一系列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昆明景观(包括街道名称),足以令人怀念甚至怀疑:陈鹏写的莫非就是真实的“昆明故事”?!我将此现象视为基于真实场景的“临界写真”。读陈鹏的小说,你总会产生一种真实的虚幻感:这是虚构文本还是真实存在?

在《什么是小说》这篇创作谈中(我更愿意将其看作他的写作宣言,或解读其作品的密钥),陈鹏坦承:我是忠实的城市(题材)写作者,当身边飘浮着苦哈哈的农村故事、农村荒诞和农村“史诗”,我们是该好好思考怎么表现更复杂也更诡异的城市镜像了。基于这样的价值判断和取向,陈鹏才对其“爱之深恨之切的昆明”真相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发掘(尽管他有时对“昆明形象”的批评显得随意甚而过于偏激)。这是一个从骨子和内心深处热爱故乡的赤子才有的独特感受和深刻顿悟。我也有类似的经验和体会:我无限热爱生养之地,但也同样深恨这个极端世故且容易变形的地方;她轻而易举地让我获得恋母一样的恋乡情结,最终却无情地禁锢了我的人生。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家乡似乎都难得有大作为。其中缘故,也许一句土话即可说明:当乡不养当乡人,人不远行不金贵。无论从哪个地方考察,“故乡”似乎从来都是异乡人成就功名的风水宝地(所谓借贵地而施展抱负,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也)。

品读陈鹏近四年来发表的小说,其创作指向和旨趣是明显而实在的。从表象平淡庸常、支离破碎的世俗生活中发现被物质(欲望)遮蔽的人性,尽可能客观地还原或呈现出这个时代小市民本真生活的自足和无奈、浪漫与忧伤、悠闲及淡泊。《你收到我的短信了吗》,是弥漫着老昆明过去式“慢生活”与现代时尚气息的杰作,它平和冲淡的节奏让我充分感觉到昆明真正的魅力所在。谁他妈说“温吞”不好?寡人偏爱这种从容淡定、安逸自在的生活方式呢!——“你总会找到适合你的那种生活。生活本身并没什么诀窍”。这才是昆明生活的真相(也是一切现代都市和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应有的实际生活),四季飞花却一雨即冬,但这丝毫不影响她作为春城的美誉。尽管琐碎、散乱、缓慢而平淡,但这样的生活节奏,不正是一切我们所向往的美好幸福生活的真实品质吗?“加速度”、“跨越式”、“超常规”之类的牛逼大词,不过是三流政客的口头禅,是那些经不起推敲和时间考验的形象工程的遮羞布,是一时权力冲动与“致命的自负”的无耻呓语,与升斗草民追求的快乐生活何干?《迷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优秀短篇,其象征指向更为多元而丰盈:独居的女人住在新开发的空洞的危房中,基于真实的血腥谋杀的再三想象让人心生焦虑、厌恶与恐惧、绝望。这是这个时代疯狂的房地产暴利与土地暴政对普通市民的另类精神伤害:令人难以置信、令人发指的凶杀案与同样令人忧心忡忡的建筑安全,让疲于奔命的寻常百姓(房奴)的生活质量和人生幸福指数大打折扣。作为人类栖身之所,芸芸众生打拼归来最后的归宿,“迷墙”暗示的多重危机,实质上就是我们日益浮躁而碎片化生活状态下产生的强迫症与莫名紧张、无端忧虑之诱因。《去越南》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陈鹏深情地缅怀上世纪纯粹热血而激情四射的足球梦想,以一个足球名将多舛的命运,为彻底失落的中国足球不经意唱了一曲哀而不伤的挽歌。葛云峰的多种死亡猜想和死亡真相令人惊骇于人生之无常。而昆明和中国足球运动灰色的一面,也得到了有意识的揭示且节制的批判。“这个世界从不缺少诡异的巧合”,那位越南胖女人说,“只要你降低欲望,活下去一点不难,对吧?”然而,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生活突然变得荒诞而悬空”?天才歌手蒂朵那忧伤而嘶哑的歌声,能否让我们长久漂泊于都市的灵魂安宁片刻?陈鹏对此明显持质疑和否定的态度。在获《中篇小说选刊》多家名刊转载的《闯入者》这部中篇小说里,陈鹏以更为荒诞离奇的双重叙事表达了这种忧虑:已婚男人李果突然被十年前的初恋情人带着孩子找上门来,他现任的妻子居然撒手度假去了;而久居于斯的老木在面临强势拆迁时,竟然选择了与拆迁队长王重进行射击比赛(先射猎废墟上的流浪猫和狗,最后以决斗的方式相互对射)来决定搬迁筹码。似乎毫无征兆,“闯入者”从天而降,令人难以置信,“闯入者”无处不在。结果可想而知,“闯入者”无情地打破了固有的秩序和曾经的平衡。如果说李果的同居女友贸然“闯入”他看似风平浪静的生活,是因为他“年轻时的荒唐历险”埋下的祸根,那么,拆迁者和推土机野蛮地“闯入”木森的家园,无疑却是令人猝不及防的另类“人祸”。自我设计导致的“闯入”必须由“我”负责,而因强权或别的缘故导演的(既没有道德忧虑更不知道忏悔害怕的)“闯入”,又该谁来收场呢?陈鹏没有、也没法给出任何建设性的答案。“而闯入或者被闯入通常是男人纠结的游戏,前者总离不开金钱美女,后者,那可能就是一场毫无来由的生活危机”,陈鹏如是认为,他尝试着将“男人的颓败历险与钉子户的诡异遭遇结合起来,寻找男人内心深处(尤其是生活在城市腹地的70后男人们)的蛮力与脆弱,狂妄与孤独”(《闯入:男人的游戏》)。读罢《闯入者》,我不由心生警觉:幽灵般的“闯入者”正在改变或即将改变我们的生活与人生。或许,我们也是“闯入者”?!——因为这一系列小说咏唱的不仅仅是关于昆明的挽歌,那些故事也不仅仅是李果、老木他们的生活真相。


 

爱情·美丽而脆弱的露珠

陈鹏的小说似乎不乏青春自传色彩。他追寻令人晕眩的理想爱情,又置疑、嘲讽爱情的真实性(或纯洁性),但他仍然固执地在这喧嚣、虚伪、诡异而暗流涌动的都市生活中寻找无染的真爱。《爱情不是请客吃饭》正是以双重叙述和双重隐喻,嘲讽现代都市爱情是何等脆弱、善变,又何等令人伤感失望、心有余悸:“人人都是二手货”。一个宋代版的奸夫淫妇故事与一个当代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悲剧同时荒诞上演,相映成趣:背叛与怀疑无时无处不在。在暧昧、冰冷而灰色的绝望情仇背后,有多少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繁华风月故事仍在堂而皇之地上演?表象永远是温情脉脉、华美时尚而令人沉醉不知归途的,而当繁华事散,歌吹沉寂之后,今霄酒醒何处的身体尴尬与寂寞无助的情欲孤独,又能向谁倾诉?更令人难堪的是,那些沉沦于红尘中讨生活的红男绿女,他们的情感世界与精神生活何时变得如此荒凉,是源于骨子里的信心、信任与信仰危机,还是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及时行乐的都市功利生活让道德倏忽堕落、人性迷失? 

与其说是寂寞怀旧,不如说是甜蜜而无耻地重温风流旧梦。因为所谓爱情(情色)的诱惑在俗世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令人茫然失措、无法把握。偶然的艳遇、刻意的出轨、率性的红杏出墙、家常便饭似的一夜情,美丽的谎言、无止境的欲望、金钱和权势的腐蚀与无限膨胀的虚荣心,轻易就将高悬心空、原本纯洁的爱情星辰打落尘埃。你找到浪漫而温馨的归宿了吗?陈鹏小说呈现的都市爱情如此现实,又如此经不起审美。爱情从来就不是什么玉石、宝石、钻石,但令人绝望的是——它有时恰恰就是玉石、宝石和钻石的俘虏或囚徒。这也是现代都市爱情的另一种真相。都市的爱情传说有如游戏:他或她总有一天要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相见不如怀念,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鱼目混珠的人间,谁的爱纤尘不染、谁的情地老天荒?在陈鹏小说中,爱情只不过是晨风中草尖上晶莹剔透的一颗露珠而已。这就是“闪婚”时代的都市情感生活:惊艳眩目、浮华诱人、虚幻如梦、单薄柔弱、暧昧粘稠、势利刻薄,它来得快如疾风,来得惊心动魄,消失得更快如闪电,消失得魂飞魄散。

陈鹏笔下的爱情(或情感生活)虽然不乏温情(近于体温的那种),但总体上的质感是粗糙、尖锐而坚硬的。它不是贾平凹沉溺于《废都》里的那种颓废而赤裸裸的情欲滥觞,也不是苏童臆想中妻妾成群的那种阴郁与乖谬。“都市之爱”尽管若即若离,似有若无,但却呈现了情感世界的局部真实:现代社会人群的流动性、人生的不确定性和无处不在的诱惑,失落的故乡、粗陋而潦草的情感生活,沦落的信仰和荒芜的精神家园,绝对的孤独和寂寞,身体背叛与心灵伤害的双重危情,导致仅有的可怜的爱情幻想都那么离奇古怪,一点也不靠谱。《坡顶上的黄房子》是一篇忧伤而甜蜜的“花祭”。阅读它时我总会想到王朔的《动物凶猛》。可惜,它的结局并不像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那样让人温情油然而生。美女苏叶的自杀,是对青春期暴力事件的谴责与反思;而何志拒绝为当年的无知和野蛮行径忏悔,与昔日护花使者李果的内疚自责相呼应,则体现了一个无辜受伤害女子的脆弱、善良与宽容。青春是美好的,也是危险的。同样如花似玉的青春岁月,可能演绎异样的传奇。《象》的结局是残酷而出人意外的。那个著名的记者李子南居然就是连环杀手,而他的作案动机又那样简单:因为他早已对爱情失去了信心。面对女友的背叛,他力不从心亦无意拯救,得不到爱的男人最后竟然选择了野蛮的报复。而野象对人类的报复,只是出于对同类的无法放下的“爱”。这真是令人难堪的巨大反讽啊!《情人》则耐心地讲述了孤独无望的“情人”们胶着与疏离、混乱无序、空洞苍白,几乎失真、失控且毫无安全感的情感生活,尽管它可能毫无道德教益,但从世道人心的悲悯角度读来却令人惆怅而茫然。《十二月的左前卫》,是关于足球与爱情的故事。尽管我很不喜欢这篇略显平庸的小说,但我还是乐意享受其中隐喻之妙:爱情与婚姻太容易出现意外。身体的创伤固然能够愈合,而伤痕累累的爱情最终也能恢复元气吗?那个芳名唤做马丽丽的迷途的女人,她最终会带着鲜花来吗?而《闯入者》中为回避丈夫初恋情人而选择离家度假的冯娟,她还会带着“完整的自己”回来吗?尽管怀疑“这世道谁都不靠谱”,我们依然愿意等待真爱,哪怕就像等待戈多一样。


 

期待·陈鹏小说的抱负与野心

挑剔的读者都有类似的经验:一本书摆在案头,如果前三页的情节或文字不能吸引自己,那么,这本书的命运可想而知。我对许多自诩为经典的东西弃如敝履,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道貌岸然、了无生气、枯燥乏味。这一点,陈鹏的作品称得上技高一筹、手法繁多、匠心独运:开篇看大戏,他总是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果不认为是我想偷懒的话,我想直接引用伯纳德·马拉默德在谈及电影与卓别林对他创作的影响——感受——来评论陈鹏小说的魅力,因为我感觉十分贴切:“比如说节奏感,对喜剧元素的捕捉,滑稽色彩的追求——那种美丽的疏离,那种略带忧伤的滑稽感,那种意外连连”。谁说不是呢,陈鹏自己就说过:“当下的小说是该考虑怎么样更好看而不是怎么样更苦大仇深了……它应该有影视剧、大片和舞台剧的蒙太奇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细枝末节和耸人听闻的新闻表层,得有点自己的思考却又让人乐于捧起来往下读(《什么是小说》)。”

小说技艺在陈鹏已不成问题。他借鉴影视创作的技法,以记者的敏锐洞察将他写时尚文化酷评的风格融入小说创作,文笔干净,文字雅训,其多数作品都有诗歌一样的节奏和和韵味。陈鹏的才华与锋芒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戏剧禀赋与小说技巧可谓珠联璧合、天衣无缝。“事实总比虚构有力,至于结果如何、你看了有什么想法就不关我的事了”(《隐形眼镜》)。陈鹏就是这样,他似乎只专注于他的故事。诚然,他是讲故事的顶尖高手。然而作家的任务不能仅停留在讲故事方面,因为“优秀的小说、伟大的小说似乎不是给我们讲述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用它们具有的说服力让我们充分体验和分享故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我的另一个发见是,我觉得他有时过于激动,经常有“跳出来”说话的冲动,话语滔滔不绝固然可视为口才不错,但从小说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审美取向)来看,他的叙述倘能再节制、再含蓄、再隐晦一点,可能小说的效果和影响会更佳,其美学成就会更高,最终也才能激起读者更多的美学想象。当然,如果他写得再慢一点,再少一些浮躁之气,像当年的杰克·凯鲁亚克那样,“从快速写作到内敛神秘”,他可能会写出更厚重、更大器的作品。

青涩稚嫩而年少轻狂的青春、沾着泥土与青草气息的足球、露珠一样惊艳而脆弱的爱情、时尚而率性的音乐作品、上个世纪老昆明的形象……这些在陈鹏作品中反复出现甚至不厌其烦呈现的主题或背景,无疑是解读其小说的关键词。而多次以“我”的身份出现于不同作品中的主角“李果”(或男或女,时好时坏,亦正亦邪)和“王重”,在我看来则是陈鹏的多面自我展示。如果我的猜测不错,他似乎是在模仿梅勒与罗斯的经验:“为了写出一部伟大的好小说,他得创造出若干个自我来,具有复杂多样感觉的自我”。这一点也可以用菲利普·罗斯的夫子自道来佐证:“要想明白作家就是演员,上演的是自己最拿手的好戏,那得需要极其天真烂漫,更不要说当他戴上第一人称单数的面具。”又或者,他实践的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方向之游戏精神,因为“多重的身份也许或多或少是一个有意的游戏”?

大英博物馆里对于文艺复兴的解说中有一句话,“这是人们改变看待世界方式的时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众声喧哗,天地俨然一个大秀场,人人都想当家作主,人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锋。陈鹏说,“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如何发声与声音的质地都显得更重要也更脆弱,更深邃也更经不起推敲”。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厘清我们写作的抱负和野心”。正是有如此清醒而睿智的认识,陈鹏才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小说就是自由自在,小说就得天马行空”。陈鹏还年轻,无论从其创作热情、精力、智慧和当代小说趣味与审美经验变异趋势来看,现在正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他有才气、勇气、朝气和难得的自信,他具备写出更多优秀都市小说的实力和潜质。现在往他身上贴任何标签都显得过于冒失和鲁莽。大风起兮云飞扬,北溟之鱼,终有化鹏之日,现在看起来,他完全就像传说中的大鹏,正扶摇直上九霄。

 


 

(2012年4月)       


 


 


 


 


 


 

樊忠慰:太阳的孩子,上帝的眼睛


 

读我的诗吧,愿你感动,为它的灵性……

拯救人类的人谁能拯救/有苦难而辉煌的诗篇为证。 

——《墓志铭》


 

楔子


 

阅读樊忠慰的诗集《绿太阳》和《家园》时,我曾突发奇想,这个童心未泯的赤子,这个宣称“诗人是上帝的眼睛”的太阳之子,假如他贸然出现在《皇帝的新衣》庆典游行现场,他会发出怎样令天下瞬间安静的声音?且让我模仿他诗歌的口吻:

趾高气扬的玩偶穿着一件长满皱纹和枯草的肉衣

皇帝的江山谎言滔滔伤痕累累,贞洁的少女流下羞耻的泪和血


 

天才·虎啸


 

在这个伪天才、假大师走红吃香的时代,放眼这个物质主义和消费文化泛滥,“身体”狂欢与信仰迷茫的社会大转型时期,我还是要固执地说出我真实的意见:樊忠慰是今日诗坛难得一见的天才诗人(至少是半个;如他所说,天才是半个诗人,另外半个是生活,是生命历程)。他的诗歌清丽、干净而纯粹,是那种丝毫未染现代都市邪气与市井尘俗、独具民谣韵味和传统乡土气息的抒情诗。

明人张潮云:古今至文,皆血泪所成;西哲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樊忠慰认为,“诗,(是)语言泣血的奇迹”。在艺术实践上,他确是以虔诚的圣徒姿态,用“灵动、纯净、奇幻”的语言,倾注泪水、心血和灵魂的书写来追求他梦中的缪斯。遗憾的是,这位勤奋的天才诗人虽然写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但就其诗歌的精神力量和美学成就的影响而言,他迄今好像还未实现任何一个诗人都渴望的梦想:写出一首足以笑傲当代、可望流传千载,堪称伟大的诗歌。这是他作为天才诗人的局限:天才固然可以挥笔如剑,泼墨为云,凌空高蹈,追日逐月,令我辈凡人惊叹,但由于天才昙花一现的及时消费特性,以及有花无果不堪风雨考验的后天不足,故殊难攀临伟大的艺术巅峰。他在创作过程中对宇宙精神和人类生存困境虽有所探索和感悟(《吃烂桔的母亲》《农民》《星与人》《即景与杂说》《宇宙的孩子》《对话》《诗篇》),可惜浅尝辄止,如彗星一闪,远不及他对童话或民谣的兴趣(成就);其诗之语言惊艳炫目、情感饱满醇正自然无须置喙。然而,尽管他知道“在宇宙里最快的不是光,是思想。信仰是相对的,思想才是绝对的”,这个誓言“不放弃思想”的诗人,恰恰在诗歌的思想深度和精神硬度方面还颇欠挖掘与淬炼。他沉醉于自我冥想的诗国,“在诗中追赶真理,太阳和少女”,因为“我不知我要去哪儿”,所以他迄今非但未能追上梦幻里闪烁着生命本原之光的“绿太阳”,也完全可能在现实的“家园”中与心仪的少女失之交臂。“绕过大师。像绕过大理石的宫殿/听江边的粽子背诵楚辞/看遥远的月光诵读唐诗”,愚以为,炼丹者樊忠慰目前仍然没有跨过“命运的栅栏”——“诗是文字音乐的建筑,是弱者的避难所”,他难道宁愿像蚂蚁一样流连于那弹丸似的“温馨的童话”世界,以诗遁世,此生就做一个偏安一隅的行吟诗人?

“命运不朽/血碰血 骨头碰骨头/苦难在天才脚下发抖”《命运》。“我多想去森林里学一声虎啸啊/哪怕被虎吃掉。一无所有的诗人/住进虎斑斓的宫殿,得到了虎的心”(《虎啸》)。愤怒出诗人,苦难未必出天才,但天才肯定是苦难的产儿。天才诗人绝对是苦难的别名与象征。天才的使命,就是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战胜人间的一切苦难,“拔动田园和暴风雨/把人类的命运浓缩”(《贝多芬》)。相信“有大痛大梦才会有大诗”的樊忠慰,已然体验了大痛大梦,但他何时才能发出令人颤抖而欢欣鼓舞的虎啸之声呢?现在,我只能在繁星点灯或秋雨缠绵的孤寂长夜里,倾听他内心深处那低沉、哀婉的浅吟轻唱,如空谷足音,如空山鸣泉,如旷野中的鹤唳……


 

语言·修辞


 

蒋勋说:当语言不具有沟通性时,语言才开始有沟通的可能。此语庶几道破了樊忠慰诗歌语言的独特魅力。在樊忠慰的诗学理念里,“诗歌是本能的语言”,文字是神性的呈现,是上帝的意愿:“当文字具备神性,水珠汇成江海,人山变成石林,米化作星辰,小鸟孵出鸡蛋,一切存在都是偶然的必然,必然的偶然”(《绿太阳·跋:真理或梦想》)。

哈曼说,诗歌是人类的母语。樊忠慰坦承,“仿佛纸上的宫殿娶下新娘/离开母语。我会更加孤独和卑微”。他岂能离开诗歌、停止言语?“有一种语言高于人生,高于死亡”(《千年后的阳光》)这个用诗歌安身立命、奔跑言说的太阳之子,他一直以来都以堂·吉诃德式的执著向语言的极限挑战,试图以“诗的悲哀的绝望”来缓解或消除“人的绝望的悲哀”(《太阳墓地》)。

公正地说,樊忠慰对语言有着惊人而高妙的冶炼和应用。他在语言的天空中腾云驾雾,呼风唤雨,遣词造句得心应手如鬼使神差,其诗语言瑰丽机灵而不失天然本色,语势奔泻跌宕生姿如银河飘落似清泉出山。乍读其诗,恍惚时如闻梦呓,清晰处似听神启,有瞬间过电的阅读快感(如果能打动人心就更完美了)。他擅用通感、夸张、明喻、隐喻、转喻、幻喻、拟人和象征、比兴等诸多修辞手法,——修辞的华美浑如刀锋上的月光,冷艳明亮而生动;其中运用得炉火纯青的粘连修辞大法与意识流笔法,几乎使任何事物都能顺理成章地融入他的诗歌狂流中。他驾驭诗歌的技法,如书法中的狂草,如屋漏痕,如水墨画的留白,如戏剧里的画外音,如电影的蒙太奇,具有变幻莫测、雾里看花的神秘美感,在那奇特而丰饶的想象力驱使下,其诗语言呈现出浓郁的魔幻气息,那些看似普通然而极富弹性的词语在诗句里得以复活并焕发出无限生机,有的已然超越了原词固有的意义,在特定的语境中,一些词语发出了尖锐无情的冷笑,另一些词语则露出了温情脉脉的忧伤。囿于篇幅,此处仅随手采撷几行以窥一斑:


 

这无法游泳的海/只能以驼铃解渴/每一粒沙/都是渴死的水

——《沙海》


 

雾是山的蚊帐/夜是鬼的衣裳/萤火虫睡了/取下灯盏/在荒旷的野外唱歌/蟋蟀说,有朵花壮胆/我闻到野草挤落的花香/美人,哪一丛乱草遮住了你的容颜/骨头上的鲜花谢了/刀锋下的头颅开了/我碰上我前世的亡灵/目睹我来生大理石上的脸/那些死去的人,活着的人/他们比白天更爱我/我幸福的歌点着了磷火/和黎明前打鸣的鸡冠

——《夜歌》


 

提着鱼和灯笼奔跑的大海/打开人类的心胸/咬紧的闪电是我破碎的牙/堕落的雷是谁不想说的话//我身上有一个人/露珠到流星是他的爱情/美人在花开之前凋谢/艳骨长出云朵和香草

——《狂风》


 

英雄比虎血更冷/美人比鼠肉更香吗/土地呵 谁掀动秋天捉住彩蝶/谁让晚霞渗入你怒吼的伤疤//你摘下头颅 摘下自己的头颅/像把玩一只小飞鸟/玩够了 放飞它 它能飞多远/谁将告诉我 谁能永久留下

——《土地》

我看见鲜花像羔羊/在屠刀的草地上生长/我梦见雪峰斩落月色/沐浴彩蝶的忧伤//美短暂,像露水撞击春光/珍珠项链挂上桃花的脖子/谁微笑着晃动前胸/藏着两罐甜蜜的药浆

——《乞丐与少女》


 

喉咙里饥渴的云朵/像撒尿的雨点在叫喊……

阳光和飞鸟站着天空/月色婀娜在草丛打盹 

——《脸庞是游子的衣裳》


 

月光射进树林/斑驳的影子是静/点亮宿鸟的鸣唱/树叶坠下的爱冷若冰霜

——《光是太阳的羽翅》


 

月光真吵,吵醒了冰雪/花脱下香气,鱼脱下流水/我穿不上你,你脱不下我

——《相思》

 

单就语言的绚丽多姿和句式之新颖独步而论,有谁会认为这些诗歌不是美得令人“黯然销魂”呢?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读到如此令人心生欢喜的华美诗句,尽管不是很明白诗人要表达的意思,但又有谁会计较呢!他言说的方式和技巧已足以让吾辈倾倒矣。“红草莓喊我”——我确信能听到它甜蜜的水灵灵的呢喃,“皮肤上尖叫的鲜血”,我也有可能清晰地听到那痛苦的呻吟;“千年后的阳光吹开我的诗章”——恕我眼拙,我看不见阳光如何“吹开”。(我注意到,樊忠慰诗歌里经常冒出这个“吹”字,用得极为怪异,不知是否与昭通方言有关?)“掬起少女的芳香”勉强可以做到,“脱下石头的羽毛”却让我束手无策,而“蚂蚁发芽,露珠吐绿”,“鸣叫的露水飞翔”则让我目瞪口呆。我无意从语文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作品,但在此我还是忍不住要提醒樊忠慰一句:写作,创新言说方式或自铸新词都是难能可贵、值得鼓励的,核心是要做到文从字顺、勿悖常识。


 

诗艺·炫技


 

写诗作文各有其道,方法得当自然各臻其妙。愚笨如在下,写文章或洋洋洒洒千言万语,归根结蒂也只是为了抛出我最想表达的、最能打动人心震撼灵魂的几句话,譬如万绿丛中一点红,绿意虽浓不嫌其繁芜沉重,那烈焰似的夺目之红虽少亦不显其孤寒轻薄。樊忠慰的诗,原本可以在今日之诗界开疆拓土大红大紫,或于诗江湖中毫无悬念地巍然自立一派,只可惜他激情奔腾汪洋恣肆,一路狂飙总如脱缰野马,或因炫技之习,有时刻意堆词叠句,故作惊人之语,难免泥沙俱下,遂有画蛇添足之憾、鱼目混珠之嫌甚至故弄玄虚之异。我研读其诗时,总会浮生如是感觉:仿佛妙玉之雪泉煎新茶,初饮清香沁人酣畅淋漓恍若腋下生风,颇觉过瘾,饮罢却发现杯底浮着一叶不明何物的野味;又如小葱炒豆腐,碧玉雪璧冰清玉洁,色香味俱佳,正嚼得津津有味时,忽感牙齿疑似碎石之类硌了一下,岂不扫兴乎?他的诗歌,仅看一句或一节,你或许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分开来看(不是肢解),几乎每一句都算得上闪亮的明珠,连着读下来,却令人神思恍惚,晕头转向,有时竟不知其意欲何为,根本无法揣测他想告诉我们什么(需强调者,此非诗之含蓄或委曲品格也)。他的一些诗作,随意抽掉其中一节,基本不会影响总体的诗义,任意增加两节,亦不会影响其旨趣。我据此猜想,以其天纵之才和书写方式,倘能将丰富的生命体验和当代深刻的美学思考自觉地熔铸于恒久的诗歌修炼中,假以时日,他完全可能写出一部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乡土或命运史诗。然而,他好像只喜欢做一个玄秘的预言者,他不负责解说诗中三昧。作为一个迷恋语言艺术的诗人,他诗情激越,思维跳脱,神笔横扫,言语飘忽,天马行空,飞鸿踏雪,天上地下,神出鬼没,飞沙走石,雷鸣电闪,风雨交加,阴晴圆缺,高山流水,形断意连……上一句还是闪电的鹰,下一行也许就是沉默的石头;这一节还曲径通幽,不知何往,下一节早已山穷水尽,烟雨空濛。恕我愚钝,我无法想象他下一行会“冲出”什么美得令人眩晕的怪句,也不知道他何时准备为这匹狂奔的诗歌野马收缰:蓦然回首,那徘徊于灯火阑珊处的魅影却不知是秋水伊人还是花妖艳鬼!我只能说一声——眼见得万千杂色的鲜花,开满了这棵生机勃勃的诗歌之树!

对此绮丽奇幻的诗歌之树,我的另一个感觉是,樊诗宜吟诵。曾国藩在《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信中曾说:《四书》《诗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而樊忠慰的诗,尤其是那些颇具童话意味和民谣风格的短诗,我宁愿将它们归为抒情歌谣——非宛转之咏唱不能感受其绵柔纤秀之美,非声情并茂之吟诵不能体会其灵气飘逸。


 

主题·死亡

史铁生曾质问一位诗人:你连死的问题都没想过,你写什么诗呀!

人生是一部玄奥而迷人的天书,死亡则是一部最伟大的悲剧。对于生命起源的天问、茫然,面对死亡的畏惧、痛苦,乃世间一切正常人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亦是华语诗学悲剧精神之源头。显然,樊忠慰是思考过生死问题的,“死亡”是其诗歌酷爱的主题,也是其诗歌最引人注目的标签。他对“死亡”的关切,起初也许只是出于人类普遍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悲悯,具有人所共通的生命敬畏和死亡疼痛之美学意味,是对人生必须严肃面对的终极问题的哲思。这是无可非议的。让人匪夷所思者,是他不仅反复将目光投向“死亡”这一无法消解的悲情事实,而且把死亡之毒酒当作诗歌的兴奋剂,兴致勃勃、毫无节制地将死亡的焦虑、死亡的暗示和死亡的阴影,以大量意象群落植入诗中,几乎到了触目皆死,有思必死,无诗不死的恐怖境地!(让我稍感快慰的是,同样写死亡事件,他哀悼母亲的四首诗歌却写得宁静平和,情思缠绵,哀婉动人。)姑容我臆断,这无疑是典型的“死亡强迫症”,是一种关于死亡崇拜的极端妄想。单就死亡的敏感而言,樊忠慰与多愁多病的唐代鬼才诗人李贺有着惊人的相似!说实话,读到类似李贺“鬼灯如漆点松林”之类阴沉的诗歌,譬如与妖冶的女鬼对坐,无论对方如何的惊艳销魂,但毕竟难以让胆小如吾辈的书生气萌生恋爱亲近之意。品读樊忠慰那些星光迷离,磷火闪烁的诗章,我有时竟生读聊斋异想,读到情深处,只觉后背发凉。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鄙人是瘾君子,见香烟无不欣然品吸,而当某天友人送了两条外壳上印有骷髅之类极端可怖图案的外国香烟给我享用时,尽管那香烟颇为昂贵,我也不禁心生厌恶,顿时失去了吞云吐雾的豪兴。作家老村说过,“文学最终的目的,是教会人们怎样找到尊严,以及怎样去爱”(《吾命如此》)。在我看来,诗歌的终极旨归是至爱与大美,是真切温暖的至仁大善。应当警惕的是,樊忠慰对死亡的习惯性书写,会将他带入更为孤独而荒凉的精神世界。我隐约感觉,他写诗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幸运而痛苦地活着;但活着好像也只是为了不断观察、积累、抒写死亡的经验和现实人生的无意义。

他的《青年诗人遗像》,也许就是诗人的悲情自画像;他居然过早地、不无浪漫地想象到“我死的那天”,将会“在鸡鸣里抵达天堂/枕着音乐的芳香入梦/拒绝了黑暗的衣裳,人间的痛苦”;他甚至在《夜遇荒冢》时,向孤魂野鬼倾诉心曲,坦言人生如梦,人鬼之距阴阳之隔,“只因为我还在做梦/而你的梦已做完”。但是他晓得,“有一天我终将告别人间/与灵的世界握手言欢”(《鸡鸣扯出长长的炊烟》)。死亡之于樊忠慰,或许正如威尔斯所说,仿佛一位亲切而严厉的乳娘,他一写诗就会听到她的呼唤;因为死亡意识被一再地强化甚至美化,对所谓死亡的恐惧也就不复存在矣:他虽不喜欢这位絮絮叨叨的乳娘,但也不讨厌她那吓人的鬼影。

死亡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关注死亡本身没有错,也不算稀奇。《古诗十九首》关于人生命运的悲凉咏叹迄今仍不绝于耳。如何看待死亡,中外杰出的诗人们都深沉地表达过悲欣交集的意见,不同民族的圣哲们都已给出了各自的答案。谢有顺感叹:“人生的结局,有时和花草树木并无不同,望远皆悲,可我们却往往忽视了今日的欢乐,过早地被悲伤劫持了”(《有一种美是有颜色的》)。鄙人以为,为避免过早地被悲伤劫持,也为了避免欲望或死亡的伤害,《红楼梦》中跛足道人那面“风月宝鉴”是有必要偶尔看看的,但如果习惯性地紧盯着正面或背面看,那后果可能都不容乐观。


 

命运·表情

樊忠慰曾借《父亲的梦》解说自己的命运:也许我一生都在追求虚妄的东西/诗歌、真理、友谊、爱情/也许在病魔面前,我永远只是个孩子/谬误的幻听与诅咒,我不会低头屈服。——倘如其所言,他所追求的一切绝非虚妄,反而是那些确实存在、我们毕生都在追求但难以言表的人间“大爱至美”!

“我孤身一人来到这世上/走过地狱,炼狱和天堂/受上帝的启示和恩宠/让我和文字把世界征服当作梦想”(《渴望英雄》)。“为了祖国的美人和诗篇/我忍受疾病与孤独”(《牵手》)。眼见得这诗人心雄万夫,何等慷慨,何其英勇!殊不料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梦想最终止于梦想,渴望成为文化英雄的诗人更渴望爱情,征服世界的宝剑最终化成了玫瑰的哀叹:我用文字修筑不朽的宫殿/灵感,思想和童贞住里面/有许多忙碌的人来来去去/却从没女人看它一眼(《寻觅》)。对于以诗为灵魂伴侣的樊忠慰来说,这不仅是爱情不遇的悲伤,也是知音难觅的凄怆:“幻听别人怀抱花朵的细语/幻听亡灵的丧钟徘徊人间/我错过幸福像美酒掺水/痛苦的磨砺,叩问信仰与饥寒”;为此,以诗歌的名义,他不断重复着美丽而真诚的“呓语或独白”,在无边的孤寂中期待“一个可以对话的人”。

性格决定命运。也许,樊忠慰毕生都走不出他自己的命运:他潜藏于黄昏的某个角落(他像一个喜欢跟上帝玩捉迷藏的孩子),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这喧嚣尘世间的一切,风吹草动是诗,月升日落是诗,露水尘埃是诗,鱼儿飞鸟是诗,蚂蚁大象是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一切都在他的想象中飞翔为诗,他只是随口说出意念中的想法。这个善于聆察,对音景尤其敏感的诗人,他冷峻的眼神早已将一切看穿、看透、看冷:“时间的屠刀下/一切都是暧昧,忧愤和麻木”(《牛年的眼睛》)。他因此自怜自叹自勉:热爱自己的命运/做好一只蚂蚁 /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小小奇迹(《蚂蚁》)。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一如命运多舛的诗人李贺,擅长于冷抒情的樊忠慰的诗歌表情总体上是冷艳的(部分童话诗和少数抒情短诗的气象则是难得一见的春光明媚、清新可人),其诗歌命运注定是孤独而寂寞的。如上所述,他的诗歌里弥漫着一种阴郁而诡秘的气息:触目惊心的骷髅和游荡的孤魂、寂寥的荒冢和凄迷的女鬼、悲怆的命运与人生的不完美,在其诗中反复被呈现或被揭示。他像一个好奇而顽皮的孩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屡屡掀开死亡沉重的幕布,让我们看见人生的另类真相:花香凋谢,月光吹拂/累累白骨呈现了生命的本色/肉体腐烂了千年/灵魂依然残破(《天葬》);虽知“诗人为赞美而生”,但樊忠慰却喜欢以冷峻的目光追逐或注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甚至是极丑陋的事物。正如“乳房”作为意象频繁出现在海子的诗里一样,“坟墓”形状的乳房这一意象同样出没在樊忠慰的诗歌中。以诗歌皇帝自命的海子的诗意之乳房是鲜活灵动美妙的,是出于对生命温暖的眷恋和礼赞,樊忠慰诗意的乳房则是冰凉僵硬的,是对生命孤独衰老荒凉的绝望哀叹:少女乳房 春天的坟/埋下短命的痴情郎(《歌谣》)。纠结于《人鬼之间》,即或《神思》这样惬意的时刻,他也躲不过死神的诱惑:人走着走着迷了路/怎么都进了坟墓。难怪他会有如是骇人的听觉(幻听):蟋蟀在草丛叫/叫谁的乳名/听着 听着/不觉眼睛喝饱了泪水(《篝火与蟋蟀》)。


 

救赎·批判

凡高遗言:悲伤将永恒。在与凡高同病相怜的樊忠慰的潜意识里,不唯悲伤如流,强烈的幻灭感和死亡意识更是无处不在,无物可遁:死亡泡软了伟大的真理。他对生死有着过于清醒的认知:尚未降生的人/我已看清你的命运与归途/所以我有先知的悲哀/灵感的警钟碰响肉体的丧钟(《时间》)。他起初还怀着宗教理想,还相信:一个人死了,活在众生的身体里(《印象》),转而失望又否定:人是些飘不进天堂的种子/注定饮尽尘埃、苦难与忧伤(《感悟》);他以赞赏而愉悦的口吻写道:站在悬棺下/我是一只耳朵/聆听到死神/山泉般清澈的脚步声(《初谒悬棺》);他认为活着不过是死亡的另类形式而已:“一只鸟儿/总觉得有声音叫它/叫它飞”,飞翔的欲望固然“高于一切自由和暴力”,然而,死亡是必然的,因为死神无处不在:“这一团黑暗的黄金/点亮了天空/这一座飞翔的坟墓/搬来了枪声”(《一只鸟》)。

活着就进行着消亡/整个诗人看见/看见这一切,他不说出,他多么悲伤(《红桔》)。这个向小情人委婉倾诉衷肠的诗人虽是全知者,却不是全能者,他面对这强大而可怕的“消亡”也束手无策;他感叹人生平淡如水,平凡者的人生默默无闻,无足轻重,有聊胜于无:“水的滋味在于/喝了一辈子/就跟没喝过一样/如同许多人来到这个世界又/消逝/仿佛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水》)。

“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缪塞语)。樊忠慰的诗歌总体上就是“绝望之眼泪”——这眼泪虽然澄澈如秋水明月般美丽,但因为绝望而让人感觉寒意彻骨。如果我的判断不属于偏见,窃以为,诗歌对他来说,是唯美的悲剧,是对死亡的唯一安慰,惜乎未能上升到“死亡美学”的高度。“崇拜死亡,在呼吸间颠覆生命/君王也不懂它的长相、性别、着装/僵冷的美,绝望的力”(《诗草》),诗人固然知道“生的价值,在于文明的繁衍与不朽/死的意义,一滴腐烂的血汗/冶炼泥土,稻谷与诗行”,但这貌似伟大而空洞的价值观于生命个体(更不用说人类)而言,基本上毫无教益和正面激励。他知道:以骷髅和鲜花为食的人/是时间和泥土/拯救人类的不是神灵/是正直和善良的生命延续(《光是太阳的翅膀》)。因此,他希望以“悲凉的文字”来实现自我救赎,自我升华。然而,让我深感惋惜的是,由于他的自负(有时则是自卑)、自恋和自我放逐,他始终浸淫于一己想象的童话天地里、陶然忘情于华丽的文字游戏中,遂使原本可贵的救赎意愿、崇高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失去了应有的力量和意义,至少显得虎头蛇尾、力不从心。令我深感困惑且不安的是,作为缪斯的宠儿,他本身是无辜的,也没有任何神灵要惩罚他,可他为何却心甘情愿地像西绪福斯那样,执意在诗歌的山坡上推动死亡这块冰冷的黑色巨石? 

樊忠慰诗歌营造的氛围,总让我想到存在主义所谓的“阴性心情”(不安、忧郁),亦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最根本的处境”。相对于令很多小资情调或自以为小清新一类人叹赏而陶醉的甜蜜的忧伤,他的忧郁是苦涩的,对于平淡人生而言一如他偏爱的一个意象——雪白的盐,虽然无毒,但太咸了就让人无法接受了。我感觉他内心里堆积的愤怒、不安与失望太多了,发而为诗,自然就成了诗歌背景上浓郁的灰色、冷色甚至黑色,看着让人倍感压抑而沉重。就算他偶尔露出玫瑰花似的微笑,那你也须提防玫瑰花间那些尖锐的刺。

刘再复在《罪与文学:灵魂的对话与小说的深度》一文中指出:“没有苦难的人与上帝无缘。苦难是领悟上帝的必要条件,也是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假如没有重重的人生苦难,救赎就显得毫无意义”。自觉肩荷苦难且胸怀神灵意识的樊忠慰一直深信“诗人是上帝的眼睛,在万物中搜索神性”,可他却以孩子般的天真稚气,像台湾诗人痖弦一样践行了另一种使命——诗人的全部工作在于“搜索不幸”:樊氏没有搜索到他为之魂牵梦萦的“神性”,他只清晰地看到了人类的终极命运(或部分不幸),仅限于看到——而没有持续进行深刻反思不幸的因缘;痖弦则不仅收搜索到了人类的“不幸”,而且发现了不幸的根源与深渊,进而揭示了人性的善恶并接近了神性。恕我刻薄,由于批判精神的匮乏,樊忠慰只是以异常的敏锐固执地引领我们去接近那分不可避免的苦难,让我们自己去感受或面对无处不在的死神(谁能躲开骷髅或一捧骨灰);他似乎不太关心人类的大命运(尤其是活在当下的时代命运),他只爱他的缪斯——他的诗歌新娘,他那无所不能的上帝:诗歌给了我虚妄的永恒/这也许是错误。一个接近真理的错误(《太阳墓地》)。读樊忠慰的诗,我总会想起海子的一句诗: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日记》)。我为此扼腕叹息,这个基本上只习惯于以第一人称写诗的天才,这个一手高举着骷髅玩具,一手却掌控着星星和蟋蟀的诗人,他仿佛生活在真空中,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他只在意“我”而非“我们”,他对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和生活真相、尤其是当代人复杂多元的思想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毫无兴趣。他似乎不想带给我们温暖、希望和灿烂,他如此忧郁而近于冷漠;所幸,他的诗歌品质,他的真诚还是感动了我们——作为诗人,这是他应得的最高荣誉。舍此,我们还有必要强求他什么呢?

偶尔在月光下的雪地上独自走一会,是诗意,是浪漫,是风雅,但如此痴迷地长久徘徊,只怕身体吃不消。樊忠慰已经在雪地上走了多年,我想奉劝他一句:哥哥呀,是该走向春天的时候了!


 

审美·爱情

“青年诗人必须崇拜美”。樊忠慰对美有着深沉而复杂的感情,对美或美的事物极其敏感,既充满热爱,又心怀仇恨:月光的少女像破碎的云片/以可怜的眼神乞求我放下摧残/哦,我是冬天的狼嚎,我喜欢狼嚎的冬天/片片少女被残忍地赶上雪山//当少女们在绝望的阳光下以泪洗面/我的小鸟要强迫她们开出雪莲/你看那么多的美跪拜在我脚下/你看那么多的美在我眼底腐烂。在《魔鬼的屠刀》一诗中,我们看到:一个可怕而凶悍的恶魔,他挥舞着屠刀,以美的暴力随心所欲地摧残美!

在樊忠慰的美学词典里,美是原罪,美意味着危机,美一直面临着至为可怕的伤害威胁:“美摘下美/美让美去死/我的诗和蜜蜂一起嚎啕”(《玫瑰与少女》)。他发现:“美会诞生丑,丑会孕育美/生死之间,人是思维的露,轮回的泪/也是一节草茎的闪电”(《残简》);雪和花朵/似乎是一种伤害(《蝴蝶》)。所谓的大美,来自另一种美的消亡,或谓脱胎于另一种美:“我的歌吟走进多少无助而焦灼的心灵/少女与鸽子在岩画低语:美复活了,枪口熄灭”(《歌》)。

这个“视美为恶”的诗人,他的审美态度尖锐无情近于刻薄。他在《诗篇》中劈头就甩出一个惊雷:“太完美本身即缺憾”。在《黑豹》一诗里,他痛快地大喊:“嚎叫吧!诗歌/不幸的生命 因破碎更美”!不可否认,他诗歌里吟唱的大自然以及人间万物皆有大美的特质,他所钟爱的诗歌和他所仰望的思想星空也确实闪烁着美的光芒。然而,因为这个从白宫总统梦中醒来的东半球布衣(《棉絮的人生》)总会无端地受其死亡情结的强烈干扰,他的审美观自然亦难免受到负面刺激,因而,美在樊氏的眼中总有残缺,反映在诗歌里,是决绝、悲愤、惨烈的玉碎情怀,这美便如黑布上的血脉或细碎的红花,看上去不是很美。本文仅以其爱情审美意识为例作简要论述。

“春天在少女脸上害羞/喉咙掏出歌谣,美酒吹动嘴唇/人间有一种剧毒的病菌/或者叫做火焰,或者叫做爱情”(《火焰或爱情》)。平心而论,樊忠慰的爱情诗是其诗集中最为迷人的瑰丽奇葩,也是读者的最爱。爱情是人心激荡之美,爱情诗是情思涌动的美,但这令人神往的人性之美在樊诗里却让人不敢恭维,譬如高傲落寞的美人让人敬而远之,总让人感觉不爽,欲爱不能;又譬如夜空下荒野中明灭的流萤,“时光的猫眼流动刺骨的冰寒”,看得久了,还真令人心生凉意。即使是《童话》那样精美的短诗,也因为血腥味太重而让人感觉残酷。

“我渴,舌头却压住一条河流/我的马儿跑出草原就是个远/那远打在高高的山,空旷的天/那远打在颤抖的心上/你和我的爱情,都一样痛吗”(《情话》)。樊忠慰的情诗可谓语言大胆,炽烈奔放,但内心里却奔涌着羞涩与恐惧,欲望之痛与相思之苦交织,有时感觉甜蜜、喜悦如坐春风意恋情迷:“你的美貌打败时间/在我多情的诗句里安息/你念我像冰块/我想你像八月(《情诗》);有时则顾盼自雄、自作多情、自以为君临天下,红颜舍我其谁:我写诗,是因为天下有许多女人爱我,而人类的另一半会因此恨我;我不怕一个女人不爱我/女人从此抛弃我/我担心一个女人爱我/女人都会爱上我(《渴望英雄》);隔世的美女/趁天没亮/快带上你的枯骨/跟我回家(《荒冢》)。可怜的是,春风得意马失蹄,欲折花时百花残——“你娇嫩的皮肤淌出鲜艳的汁液/我咬碎音乐的骨头,吐出圣洁的牡丹//你的花朵饱含红日的露水/我的阳光突破你纯情的火焰”,即或让人销魂,心旌摇曳的爱情盛宴,最后亦难免阴风忽起,吹灭燃烧的红烛:你将在我的怀里安然死去/像温柔的梦跌进恶魔的睡眠(《夜色飘进小屋》)。甚矣,卿既渴望“让遗憾的岁月去赞叹/让惊喜的人生无怨无悔”,高潮时分又何苦凭空多此一恶魔乎!

抱负·期待

樊忠慰的诗学主张清晰明澈,高标独帜。他认为“人是诗中之诗,人通过万物发光”;他宣扬:“天地之间,诗为贵,人为轻,众生平等。/以隐喻、暗示、象征、玄秘、超感觉、非凡的人格力量和灵性去表现这个世界,〔人类社会、大自然(宏观或微观)〕乃至宇宙万物,并表现其中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是我的梦想”。窃以为,“诗为贵”作为诗人之追求是必须的,但不宜轻言“人为轻”,毕竟,如他所说,“人是诗中之诗”,——作诗须先做人,且要做一个有灵气的人(人之灵为语、言、文、字),才有可能以诗言志,借诗成人之美,进而通过万物发光。顺便说一句,诗歌诚然是语言的最高艺术和精神圣殿中的瑰宝,但也仅止于艺术和瑰宝而已;过分强调诗的地位甚至将诗的作用神话,似乎于现实的人生和创作均无益。诗歌,说到底,不过是美好人生的附丽罢了,明乎此,方可做大诗人,方为真懂诗者。

樊忠慰曾在诗中对误读自己的批评者表示不屑:自诩看透我文字雕虫的人/像老树的寒鸦吹奏嚣张/没读懂精神的高度、梦想的质量/道德力量与岁月沧桑。他同时表白,他写诗只是为证明自己活着,他只是用自己的才华与兽性“向罪恶的世界复仇”(《独角兽》)。因为世界在他眼中是如此的混乱不堪(尽管他很少关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和这个风云际会的世界):东亚泥土洗净樱花的骷髅/西亚落日抹去沙漠的宫殿/猪头政治雄起睾丸的核弹/宗教阳痿。信仰梦遗。一幕幕反人类的祸乱(《即景与杂说》);亚丁湾海水起狼烟/索马里危机在长叹/乱纷纷非洲东海岸/几滴血折射暴力世界(《索马里海盗》)。这难道不就是诗人的复仇吗?诗歌虽然挡不住一辆坦克,但诗歌可以在坦克上写下和平的愿望、要求和梦想:我爱每滴水的分子每朵花的香气/每个人的爱情/我要唱歌给她听//我要和她结婚/生两个孩子/一个叫纯真,一个叫和平(《星球之爱》)。

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说过:最美妙的是活下来把你的作品完成。显然,清醒地活着,本身就是一首最绚丽的生命赞美诗。相信自己的诗可以触摸人生和万物灵魂、一心想拯救人类的樊忠慰在诗中心平气和地说:等我写完传世诗篇就死去/我的死比睡眠更漫长(《召唤》)。要想实现这个抱负,无疑要承受诸多苦难,必然要付出太多心血。“文字是令人痛心的梦/让现实的睡眠出血”,哀平生事业之苦楚与不幸,他最大的愿望是:“渴望生命的皮毛消逝后/有一行骨头的诗留下”(《人鬼之间》);而诗歌事业带给他最后的安慰是:“文字挣脱生病的肉体/挤破我的骨骼与精神/泄露心灵荒唐的秘密/我爱上了自己,残忍而嚣张”(《隐瞒》);为此,他以罕见的大气与豁达笑曰:“莫说诗人清贫寂苦/大众的命运也相差不远/……别渴求虚妄的永恒/活过会死去,梦过便醒来/人生的短暂是不朽的错/江山与爱情,也不过是闪烁的油灯一盏”;“我要像氧气般博大而悲悯/滋养水的天堂,青草的自由和人间良善”(《选择》)。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诗歌的膜拜之情:“油灯一盏,照见诗歌的高贵”;“只有诗歌是人类价值的结晶”。基于对诗歌的无限热爱与迷信,他有时则在《神迹》之类的诗草中大发诳语,大说痴言,大讲神话,大做诗人的白日梦:祖国,我的姐姐/我爱你,你真大/你的美丽大善良大/你的公鸡叫声大(《祖国,我的姐姐》);地球啊,你就是我的祖国/人类的历史就是我的辛酸/当所有的水淌出双眸/所有土地都使我热爱(《献诗》);我的后代将缔造一个星球大国/以正义为旗帜,以崇高作兵器/驾着真善美的飞船,穿行茫茫太空/直到天堂降临人间,美梦赐予幸福(《棉絮的人生》)!

樊忠慰的诗歌无疑是典型的“纯文学”。他的诗歌之旅和诗歌精神中,有顾城“用黑眼睛寻找光明”的信念(《我和你》),有海子这个“发疯的天才/留下钢轨上血腥的诗句”的壮烈情怀(《太阳墓地》),有里尔克徘徊于囚笼中的豹影雄心,还有济慈称颂的夜莺那凄婉的哀歌——最终则幻化为他荆棘鸟般的喋血绝唱。在那个全民皆诗人的时代,伊沙扬言要饿死诗人;在这个诅咒诗歌已经死亡或必将死亡的时代,樊忠慰则在《宣言》中呐喊,诗人要像最初的黄金一样活着,“但不要写诗/饿死这个时代”!

作家张炜曾在上海某次书展上感叹,“这是一个稍微谈点儿善良、谈点儿理想就被嘲笑的时代”。我则坚信,在这个消费文化勃兴的所谓新财富时代,诗歌,仍是我们最后的宗教;诗人,仍是“未来时代的英雄”(理查德·罗蒂语)。章子怡在电影《一代宗师》里有句台词说,习武之人有三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作文者又何尝能绕开这三个阶段呢。优秀的诗人须聆听自己灵魂的声音,跟随自己心灵的呼唤,去追寻自己最初的梦想;同时,他应当胸怀天下,情系众生,努力去实践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最大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四句教”)。

樊忠慰曾以“宇宙的孩子”自命,在我看来,他是地道的自然之子,他诗笔下那些天真无邪、散发着童真气息的童谣、童话诗,才是人类永恒的希望;那些蚂蚁、星星、蜜蜂、飞鸟、游鱼、青草和野花,永远是人类善良、纯真的美好象征。樊氏的诗中固然已可以清晰地“见自己”,坦率地说——但还不能清醒明白地“见天地”、“见众生”,至少见得还不多。就其行世的两部诗集而言,《绿太阳》生机盎然的童话(或寓言)趣味,《家园》厚重朴素的大地情怀,二者都有深广的书写空间和独特的美学价值。前者是仰望星空的童心言说:“那颗飞来的彗星/像妈妈喊我/我听见了/我的影子在石头上发光/我看见我了”(《宇宙的孩子》),“月光渗入骨髓/血点亮灯盏 开满我的心/空气是神旨 诗歌是爱情/让我们 黑白分明/让我们制造我们 让我们成为我们”(《乌鸦与月亮》);后者则是扎根大地的忧思:“匆匆的过客是谁/仗剑走过流水、衰草和秒针/留下枯骨、尘埃与皱纹/找到家乡的人已没家乡/找不到家乡的人满面灰尘”(《北方》);“面对故土 我低下谦卑的头颅/有人变成坟墓 洗净泥巴的衣裳/一盏油灯 扑灭夜和忧伤/整个星空也抵不上它的光芒”(《乡村三十六行》),“我哭了/苦难人生/你比诗更震撼灵魂”(《吃烂桔的母亲》)。向死而生,克服死亡消极和偏激情绪,因为“真实和美并没有死亡,作为人类的终极关怀,它们是语言这位流浪者在永无抛锚的航途中吟唱的童谣,温暖而灿烂”(韩少功《夜行者梦语》)——回归现实,拥抱时代,满怀热情地重建幸福生活,重建美好人生,重建伟大的诗歌精神,继续提升精神的高度和梦想的质量,这才是太阳之子、上帝之眼的樊忠慰诗歌创作前行的方向和归宿。                            

(2013年9月)


 

半夏:因为潦草,所以疼痛


 

【1】

爱情与婚姻生活是世俗社会与人生的基本母题,也是世界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就当代中国而言,关于爱情婚姻生活主题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近年来一些名家亦相继推出了不少好看而颇具市场影响力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文化视角、社会现象和伦理道德层面,对当今爱情婚姻生活现状作了建设性的探索和研讨,取得了一些成果;挑剔地说,真正从人性高度和人类心灵深处关注和探究其品质和真相的精品佳作却十分罕见。百花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潦草的痛》,却让人眼前一亮:作家半夏以独特的知识女性视角和清新典雅的笔调,对当代都市日常的爱情婚姻生活境况作了严肃而堪称经典的案例观察与惊艳呈现;其作品浓郁的人文精神带给我们别样的感受和感动,还有些许惊喜和震撼,对于如何经营好平庸日常的爱情婚姻生活具有深刻的警世意义和道德教益。

半夏认为:一个时代的内在精神线索可以从生活的细节上发现,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要有能力倾听来自生活内部的疼痛和叹惜。正是基于如是创作观,如雷达所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半夏不仅从都市家庭生活细节上发现了当代爱情婚姻生活的内在矛盾和深层问题,而且为解决这些令人伤感而尴尬的问题进行了方向性的探索;她不仅耐心地倾听来自爱情婚姻生活内部的剧烈疼痛和轻微叹息,而且以理解、宽容与博爱的心态满腔热忱地对这些“疼痛和叹息”进行了仪式一般的有效诊疗和抚慰。

【2】

《潦草的痛》以清朗平和的口吻和摇曳生姿的语言,娓娓讲述了三个现代都市家庭日常的爱情婚姻波折。总体上看,三个故事的基调皆平淡而不乏热烈,俗丽但不显香艳,暧昧却不见庸俗,有欲望绝不容泛滥,作家于此可谓匠心独运,作品旨向发人深思。

小说大量应用隐喻手法,来阐述人生、爱情与婚姻的风云变化绝非偶然,而似乎是有先兆的,换言之,这些旦夕祸福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小说开篇即以一只水透清亮且罕见的豆瓣绿玉镯突然黯然失色,变为一只普通的稀饭玉,暗示了玫表姐与唐朝感情的变异和婚姻走向。两地分居的玫表姐与唐朝,表面是富足而幸福的一对:唐朝常年在异域创业,将大把外钞源源不断寄回家;传统的玫表姐则甘守妇道,在防盗门窗背后全身心相夫教子,将自己的感官系统完全封闭,做着诸事知足的家庭主妇。忽一日,当女人锦绣的内心化为粗布烂裳之际,五十岁的玫表姐无意中从网络视频中发现丈夫唐朝竟在异国他乡与丰乳肥臀的女人偷情,曾经貌似恩爱幸福的家庭就此瞬间陷入危机。这正如她左手上的玉镯,无论先前怎样的精美可人,终于不敌时间的打磨,迟早还是现出了原形。尽管,当初对这尤物是怀了何种的欢欣,如今面对美玉变色却只有茫然失望,看着心痛,弃之不忍。哲学家说,距离产生美,然而在现实而世俗的婚姻生活中,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各自创业,距离非但没有产生美,却滋生了不可遏制的“情欲孤独”。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情欲总是要发泄的。这是否暗示:漫长的时空距离乃爱情与婚姻生活之大忌、大敌?(距离即漏洞。)

小说最精彩的是第二部分,也即周舒与陆静霆婚姻出现危情的故事。素以精明强势面目出现,自以为对感情生活游刃有余,可以自如拿捏情感天下、轻易成功驾驭男人、稳守婚姻圣殿,以玫表姐的救世主形象纵横周遭的周舒,却因了自己老板甜言蜜语的短信诱惑而数度红杏出墙;而她平素厚道、向来心软的丈夫陆静霆,这个颇具才华的商界精英,发现妻子居然给自己戴了绿帽子之后,恼羞成怒的他亦冲动地采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报复手段。面对“在外面玩情人,回家来装贤妻”的周舒,看着她偷情回来后还居然恬不知耻地向自己坦然秀爱,这个“开宝马打高尔夫住市中心高档公寓的精英”气疯了;“想放肆地活一回”的他苦心策划了大学同学聚会,其醉翁之意只是希望找到旧时情人抚慰疗伤。可惜,半是金戈铁马半是繁花如梦的西安不相信爱情,陆静霆的旧爱邵美因故未参加聚会。失落之余,当获悉周舒要到西安负荆请罪时,情令智昏的陆静霆又冒失地直取武汉襄樊找到邵美,出乎意料的是,关云长水淹七军的襄樊也不产生杯水主义的爱情,时间改变了一切,与加缪在《鼠疫》一书中所预言的正相反:“当年伊人”已失去了“昔日柔情”。陆静霆只好灰溜溜地回到昆明。在我看来,尽管陆静霆到襄樊寻找情人这一节可能写得烂俗而稍显虚假,尤其是他对老情人过于急不可耐且赤裸裸的倾诉与表白,根本不符合他股神一惯沉稳而工于心计的性格(除非是爱情让他瞬间失去方向和理智,他要孤注一掷),既有经验方面的失真之嫌,也有作家“书写潦草”的感觉。但我还是愿意将其领会为作家的用心良苦甚至就是温馨提醒:因爱而受伤者,不要再轻易义气用事,更不能再以愚笨的爱的方式去伤害别人!在陆静霆那里,随意赠送女同学的那些玉坠,一方面固然是炫耀财富与能力的显摆,理所当然也成为“玉石坠落”的隐喻。周舒之所以甘心情愿地深度迷恋陈浩波的信(性)骚扰,轻易地由“爱信”(短信)到“信爱”(性爱),情不自禁再三出轨,无疑是因为“语言孤独”而产生的心理落差,可谓“缺什么补什么”。读到此处,不妨留意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成天在职场或网络打拼、疲于奔命或忙于应酬各种关系的红男绿女、旷男怨女们,夫妻之间还有多少“知冷知暖的体贴话”或如《浮生六记》里沈三白与陈芸似的共同语言、闺房之乐,还有几分激情坦诚相对坦白示爱?繁忙的生活节奏和沉重的心理负荷,让多少人的日常爱情婚姻生活失去了应有的朝气、活力与天然乐趣?我们宁可各自面对面玩手机游戏,甚至向远在天边不知年龄与性别的陌生人调情,彼此也不想和对方说句话。

而周舒的姐姐周弥与姐夫高凯的离异,则是高凯越轨的必然结果。这桩看似正确其实非常草率的离异事件,始终深刻影响着周弥的生活,也彻底改写了高凯的人生:“举止温文有职业素养更有自我克制力”的优秀教师周弥为此彻底断绝了与高家的关系,并拒绝高凯探视儿子;企望浪子回头的高凯则相继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因防卫过当致人死亡而遭拘禁半年。

【3】

红楼梦醒红杏凋,桃花扇破桃颜劫。按理,这似乎应当是个悲情结局,但作家没有如是冷漠决绝。令人感觉温暖而欣慰的是小说的尾声,随着“无脚鸥”少年飏飏的出走与被寻找回家,劫波历尽,峰回路转,这三个面临分崩离析或早已破裂的家庭终于出现了一线生机与转机:陆静霆和周舒结束了冷战对峙,并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回归家庭;玫表姐和唐朝和好了;周弥也让儿子与父亲高凯团聚了。经过诱因不同而形式相似的潦草的情爱游戏和婚姻危机,痛定思痛,每个人都渴望脱胎换骨,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虽然,一切源于自我放逐的悲情没有导致令人扼腕的悲剧,但如是意味深长的结局,依然让我们欲说还休。狄更斯早就说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我却要说,在这个经济社会变革激烈、转型漫长而浮华浮躁、信仰迷失、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坚强并坚持自我激励自我成长,学会自觉抵御声色犬马和强权暴富的诱惑;幸福的爱情婚姻生活,只能依靠自己的真诚热爱与纯洁自律来建设,面对情感危机和婚姻危局,只有自己的理智与善良才能拯救自己。半夏为裂痕乍现的家庭留下了美好希望的品质,尽管这希望看起来有点忧伤而勉强,毕竟有隐忍、温情和宽容在焉。

甲壳虫乐队唱过,爱情有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恶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时候爱情消逝得比闪电还快。婚姻亦如是,甚至比爱情消失得更快。面对表面上毫无办法解决的围城危机,何以浇胸中的悲情块垒?半夏致力于爱情婚姻变异现象和规律的观察与总结,看得出来,她想尝试深度探讨面对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及当事人如何自救?显然,她没有走池莉以零度情感、“不谈爱情”,唯重相互理解与帮助来消解爱情神话的“正名之路”,也没有使出金仁顺“爱情冷气流”的杀手锏来置疑、否定和批判爱情;她没有折衷地抛出香奈儿19号揭秘爱情保鲜原则的“半糖主义”,以一副悠然的生活态度直击恋爱婚姻的软肋,也没有仿柯云路那样揭示爱情与婚姻的种种潜规则,以“婚姻诊疗”法为当代人提供心灵自助。诚然,她指出的路径未必适用于所有人,但绝对有现实意义。摆脱短信依赖和“文字抚摸”的周舒给自己的招是:坚决忏悔并捍卫婚姻,重新塑造这个家,寻找新方向;因绝望而一度自杀的玫表姐则“看开了”,当年“不解风情”的她逐渐打开封闭多年的感官系统,跳出小家庭主动走向人群融入社会重拾自信,终于过上了充实的生活;渐如秋菊落英、美人迟暮的周弥则选择心理干预,向“心灵捕手”寻求抚慰并成功地完全“悦纳”了自己,“她越来越自信,她有了多余的时间爱自己”; 从五台山云游归来的陆静霆却动了移民新西兰的念头,希望换个环境重头再来。半夏指出的路径看似庸常,但却是找回失落的爱情婚姻家庭唯一安全而便捷的途径:因为每个人都清醒地知道了自己最需要什么。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有时也惊人的相似:《潦草的痛》所呈现的三个家庭内部的爱情婚姻生活问题,其不幸的根源实皆因情感变化而引发,因所谓艳遇而使原本表象上和谐的家庭面临土崩瓦解之态势。这近于写真的观察与呈现,的确发人深省。掩卷回眸,看看近年来发生在我们身边同事或朋友的情感事件,它们何其相似,甚至有的版本就如出一辙!令人费解的是,我们都知道爱情要忠贞,婚姻伤不起,家庭须捍卫,但同样不堪的故事几乎随时都在上演。爱情婚姻生活其实是一门学问,需要双方共同研修,共同经营,共同成长。“驾驭未来”,陆静霆那辆宝马5系的广告语,是一种真诚的期待,还是可怜的奢望?如果我们已然习惯潦草地对待或游戏人生,如果我们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芜景象,如果我们的情感生活依然一团乱麻,连现在和自己都无法把握,如何驾驭未来?孩子,那些一向代表着希望与未来的无辜的孩子,我们又如何呵护他们?

【4】

读罢《潦草的痛》,我感觉必须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现实的极端复杂性,其实就是人的复杂性的总和。在社会转型与人生转向的关键时刻,这种复杂性总会以具体化的问题或不期然的事件出现在真实的人生历程中,浮现在琐碎的日常生活里,令人猝不及防且无法回避,只能正视并妥善地加以解决。否则,原本可能幸福的人生将会呈现别样的走向和趋势。勿庸讳言,情感走私、精神或肉体背叛这样尴尬而令人蒙羞的事情,仿佛一个幽灵,自从亚当和夏娃窃食禁果以来,它就一直纠缠着素以多情自傲的人类。它要么放纵情感为所欲为,让痴心人寻死觅活痛不欲生为情所困,为伊消得人憔悴;要么让人享受贞洁清纯的感情滋润,体验温馨甜蜜欲仙欲死的情欲之美。

如胶似漆的爱情固然危险,若有似无的精神牵挂亦未必是无上原则。爱情是美丽而野性的,诱惑与艳遇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婚姻是需要经营的。毕竟,这活色生香的烟火人间,正如花边小报记者揶揄的,“再性感的女人,也敌不过老公的花心”,“再宽容的男人,也不该让老婆太放肆”。贫贱夫妻百事哀,但相濡以沫的爱情却令人敬重;富贵之家千般好,可惜爱情不见了。物质的富足与奢华,可能诱惑误导情色肉欲的放纵与泛滥。而浓情日渐转淡、情感呈现沙漠化、激情忽然干涸,则恰是精神空虚、伦理道德涣散、婚姻触礁的征兆。“解决性问题”,居然会堂而皇之地成为一个普适性的命题。诚然,性也许不是人生的全部,但绝对是婚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是和谐人生的润滑剂,是男女之间的相互欣赏,是烟火神仙对人体的最高审美表达,是爱的信任与需要……于丹认为,人的情爱过程是三部曲:40岁以内是性爱,60岁以内是情爱,60岁以上是恩爱。性爱,是饮食男女不惑之年前在红尘人间最具活力与影响的俗事,也是最活跃、最重要而不能公开谈论的闺房乐事。“解决性问题”,对于大多数身处此一阶段的俗世的红尘男女而言,可能是不可回避的日常课题。

朱德庸感叹:我们这一代的人,先被贫穷毁坏一次,再被富裕毁坏一次。如果你相信他的观点,你就会注意到,贫穷也许只会摧残我们的凡身肉体,但富裕却可能摧毁我们的精神家园。没有人会麻木不仁,那些面对婚姻危局的人,不妨听听高尔夫明星老虎伍兹第六次婚姻失败的感言,他坦言离婚是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我想不能用“解脱”这个词,更多是悲伤。因为你进入一段婚姻的时候并不会想到自己会离婚,这就是悲伤的原因。明星尚且经不起婚恋的伤害,何况我辈平头百姓?在我看来,《潦草的痛》蕴涵着如是道德寓言:世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冤家宜解,夫妻恩爱,拒绝潦草的痛与爱,真心诚意爱一回,脚踏实地过一生,才是世俗人生的价值与乐趣所在。

【5】

《潦草的痛》是一部用真情和思想写成的情感小说,实为不可多得的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可谓近年来文坛的又一重大收获。它绝对不同于传统的女性写作,与所谓的新女性写作也同样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对爱情婚姻这类属肉的香艳题材,半夏断然放弃了简便畅快的身体哲学和世俗偏好的情色渲染技术,她的作品无意炫耀一己之秘密经验,也不像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之流宝贝们那样“尖叫”或刻意玩弄欲望修辞,她呈现的是“属灵”而非“属肉”的状态,字里行间有人自然的呼吸,有精神和思想的气息;相反,她执著地以女性知识分子独具的智性、激情和热忱,用干净而节制的笔法呈现了现代都市部分(准中产阶层)家庭真实的婚姻生活景象;她以“生活在当下,写作在眼前”的姿态,不遗余力而又客观地对现实的普通市民家庭的爱情婚姻生活作了艺术观察,尤其是对爱情婚姻生活的细节和品相作了一次心平气和的审美,为我们了解当代城市家庭爱情婚姻生活的真相提供了全新的人性视角。她试图探寻当代衣食无忧的都市家庭幸福人生的方向,揭示爱情婚姻生活的本质、真相、困境和障碍,并积极探索美好的爱情婚姻生活之希望所在。对于渴望幸福人生的家庭而言,夫妻一方无论任何形式的背叛都是致命的。美妙的爱情是幸福婚姻的源头,也是美满婚姻生活的主旋律;爱情不是婚姻的坟墓,漫长的婚姻生活是浪漫爱情的方舟,是爱情这只飞鸟夜晚栖息的巢穴。果蔬要保鲜,必须依靠冰冻雪藏;爱情欲保鲜,则必须依靠夫妻相互的温暖和信任。只有无私而纯洁的爱、相互理解与尊重,才是婚姻生活和谐与人生幸福的秘诀。半夏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情地为我们演唱了一曲关于人生爱情婚姻的挽歌——以宽容、理解和最后的温情来挽救爱情婚姻和家庭,重建幸福生活。小说以传统章节式分部结构,语言质朴无华却别有趣味,文字简洁干净,有真实的世俗生活味道,古诗词与现代段子的巧妙穿插,使其成为一部氤氲着古典气息和兼具现代时尚气质的地道的中国小说(我如是认为是完全基于它没有西方现代文学技法痕迹或没有受西方小说流派的影响,是完全用汉语写就的中国小说而非金庸先生所说的“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让我稍感遗憾的是,几乎平行且独立的叙述方式虽然便于阅读,但小说应有的悬念、戏剧性和艺术张力似嫌不足。窃以为,倘能将作品的四个部分按照“情感变幻”这一主线相互交叉演绎,哪怕在叙述方式上做适当的调整,比如将三个家庭的婚恋故事和对孩子成长的负面影响(暴力孤独)有意稍加剪接处理并有机交融,形成节外生枝却相互呼应、花开数朵但相互映衬的蒙太奇效果,在故事的生发和情节的设置上可能会有更多想象空间,其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亦可能随之增强。

最后一点,我想指出的是,半夏以春城昆明作为作品书写的背景,不经意间将日新月异的现代新昆明形象不动声色地带入虚构文本,对云南(昆明)市井方言、土话熟语的有效应用(比如白拉拉、死头干僵、掼嘴、抖鳞壳颤、憨不溜秋等等),不仅使文本的地方特色格外引人注目,而且有推介之德。作为云南人,读这样板扎的小说,仿佛听芳邻闲话家常,恍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亲切感。


 

(2011年8月23日)


 

张庆国:疾风其表  缠绵我心

 

【1】

对一个创作风头正健,刚处于最好时段或恰巧处于最佳状态的作家而言,轻易做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似乎都显得鲁莽而且危险。以我浅薄的经验来看,预言是不适合用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事实上,一些乍看平庸、一文不名的作家可能会越写越好,甚至有望成为大师级重量人物,而另一些出道即以所谓天才闻名的作家,也许不过是虎头蛇尾、昙花一现,刚起步就呈强弩之末、江郎才尽之势矣。但如先知一样发出惊人预见的评论倾向,对批评家本身来说无疑既刺激又颇具诱惑;如果他果然慧眼识珠,他的预言不谬,他的卓越见识和审美判断经受了考验,那么他将获得意外的收获:因为他的一时冲动或冒险让他发掘甚至是催生了一位文学天才。(莫言获诺奖后,许多编辑和评论者都按捺不住跳出来表功:我当年没看错他!)

张庆国是云南文学神秘云雾中日渐显露、愈来愈引人瞩目的一座峭拔之峰。身为职业编辑的张庆国始终视写小说为自己的生活且乐此不疲,他有着稳健的创作心态和持久而让人敬佩的创作激情。迄今为止,他已创作了四十余部中短篇小说。从他近年来好评如潮的小说《如风》、《如鬼》以及我的阅读体验来看,他属于那类越写越好的作家。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张庆国的中篇小说集《黑暗的火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为线索,对其小说艺术品味与价值作简要探讨。


 

【2】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忽然都患上了强迫症,比如有人总担心自家的门窗没锁上,有人则莫名其妙总觉得自己身体有病。《惊慌的钥匙》正是这样一篇反思心理问题(疾病)的优秀作品。一向谨小慎微而又爱占小便宜,但胸中还有些许正义豪情的小市民/小公务员李正,想给住房安装防盗笼又害怕钥匙丢失了,“防盗笼防了小偷也防了自己”。邻居赵处长就因为钥匙锁在家里而摔死了试图爬阳台开门的儿子。更深层次的疑问是,门窗安装了防盗设施后,人心就泰然自若了吗?我们是害怕丢失心灵之钥吧?爱情/身体也能安装防盗笼?不然,姓花的女人如何能守住花心的王老板只爱自己?胆小、诚实的李正,为帮助姓花的女人监视王老板,在一次笨拙的跟踪过程中被联防误当做贼而塞进了警车。物质一旦富足之后,如何建设贫瘠、荒凉的精神家园?显然,李正的妻子陈妹迷信的广东气功大师对此也束手无策。不然,可怜的李正就不会遭此一劫了。张庆国从“钥匙”这一寻常而颇多象征意味的意象,让我们轻易就发现了寻常人生惊慌的真相。

《意外》无疑是一篇极富寓言品质的作品。尽管我读这篇小说时为主人公的幼稚与迂腐深感不快。一个才华出众、志向高远,将献身教育事业视为毕生追求,善良正直的农村青年教师土豆,在斗胆举报副校长腐败之后,经受不住一系列诽谤和打击报复而被迫逃亡(小说设置为涉嫌私奔),最后不明不白消失于“公安大院”内。义愤的读者看罢小说后可能会感觉现代农村社会的无知与粗暴,甚至会大骂“土豆是白痴,土豆真的土得可怕!”我则颇怀疑作家的叙事趣味与反讽指向,浅表的隐喻之外,作家究竟还想告诉我们什么?以我长期的农村生活阅历和对基层政治、文化的观察,《意外》中出现的一系列“意外事件”的确算得上意外;然而,我又觉得其荒唐、离奇而过于失真——至少人物塑造上如此,如果不是出于误读,我以为那绝对是一种(有意)变态而极端的表达。作为一个内心纯洁而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土豆”无疑是底层社会理想与希望的象征,但随着他被警车撞飞的刹那间,作家似乎让“理想和希望”都破灭了。如此绝决而绝情的灰飞烟灭,诚然令人惊骇且痛心。我们也知道,当代农村社会诚然很复杂,尤其是值此转型期城乡文明大碰撞、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时代,但对农村社会现实、尤其是农村知识分子处境的关注不应该如此草率而肤浅。

城乡文明碰撞的过程,实质就是城里人/农村人思想交流、交锋的过程。说白了,就是市民/农民的价值观和生存哲学的较量与妥协的过程。张庆国似乎对大城市/城里人与小地方/乡下人的交融/冲突颇感兴趣,且有让人感慨万端的温情发现——尽管这种发现只是基于同为城乡草根阶层局部生活真相的呈现。《疾风缠绵》讲述的是那些命贱如草的底层人的生存状态。马七枪、马绿头和陈学习一类的小混混(以及一些身份模糊、身世复杂的女子),他们出身农村、身份卑微而一无所有(他们像一堆随风滚动的石头,全部财产就是自己的手和脚,换成女人,身子还可以用,男人不行),但对世俗人生也有着温暖朴素的憧憬,在江湖中折腾无功后打算改邪归正,在艰难创业谋生的过程中还要遭受社会强势人物的骚扰(赵镇长吃喝挂账、卫生防疫和税务部门的非难);他们生来就没有受到有效而真诚的关注,他们纯属边缘草芥,只能听天由命,我行我素,自生自灭,凭着本能茫然而盲目地谋求生存之道。幸好,作家给了我们一个温情脉脉的结局:马七枪和春凤在春天来临之际结婚了。春天过去,日子还得继续。然而让人忧虑的是,谁来关心这些沉默的、仍然挣扎于最底层的人们的精神世界?他们最终的出路何在?同样写农村盲流命运的《子弹》,围绕农村青年李有财进城打工的离奇遭遇,揭示了农民在城市谋生的艰辛及由此产生的潜在危机。渴望通过努力发财回乡娶亲建房的李有财,才踏入城里便因包工头二叔的三角债问题而失去依靠,好不容易投奔一个四川老板做装修,又因装修噪声与飞扬跋扈的城市女人发生冲突被关进了拘留所。正路走不通,李有财只好跟随另外两个城市盲流——老鼠、和尚铤而走险,干起了打劫的勾当,最终走上了“吃子弹”的绝路。在《十二天》中,头脑聪明的吴小三原本精心策划了一个夺取矿洞的完美计划,最终却因为绘画这一高雅的理想冲动和可贵的人性之善,遭到了老奸巨滑而心狠手辣的陈老板的算计。作家为此感叹,“他(吴小三)的人生真正的失败就是不得要领,就像挖金子的人在卡奴亚罗山上掘洞,摸不清方向”。我们不禁怀疑:难道放弃恶念、撇开恶行也不能追求“梅花”一样的生活吗?面对欲望的黑洞和无穷高远的天空,我们不禁要问,人生的要领是什么,人生的方向究竟何在?我们知道,尽管“以人为本”的口号及理念已高喊多年,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尤其是那些怀揣淘金梦想进城谋生的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有多少制度层面的安排和人性化的关注落在实处呢?李有财与老鼠报复城市女人的行径、孤僻柔弱的春兰将刀子刺向精明而又恶毒的陈学习胸口的一瞬、卡奴亚罗山上抢夺金矿的阴谋、吴小三他们对于美好爱情纯洁而绝望的向往——在这些小说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底层生存的艰难、生活的苦闷和精神的荒凉;我们能清晰地看到野性的正义仍是螳臂当车的以暴制暴,却很难看到人生救赎的美好希望和人性升华的有用之道。

在张庆国小说里,表面风平浪静的平民情感生活同样蕴藏着暧昧而惊心动魄的隐秘趣味。心灵的站台既已疏离,《黑暗的火车》将开往何方?出轨遂成为必然的悬念。牙科医生赵明为见到初恋情人马晓虹,决定赴成都参加一个行业会议。在列车上,一个名叫李艳的成都女人和他一起——“演出一段黑暗中摸索的故事”。不可否认,赵明的心中始终有一列欲望的火车,但他一直理智地隐而不发。当赵明几次面对初恋情人马晓虹的暗示与诱惑时,他虽然心有所动却又克制了欲望。直到广东的吴医生与马晓虹幸福牵手,没有享受到“情感之旅”快乐的赵明竟被李艳的丈夫捅了!这仿佛是情理之中的事:一个内心总想着“那种事”的人迟早是要出事的,黑暗的火车随时都可能驶出我们的内心。但出乎意料的是,越轨者(吴医生、马晓虹)如鱼得水,而心有所动却不敢越轨的赵明则冤枉地做了刀下鬼。同样讲述城市男女情感生活的《桃花》是一出哀而不伤、一唱三叹的轻喜剧。为疗治因车祸突然失去妻儿的心灵创伤,原本在亲切而熟悉的小县城里心平气和过日子的王木,决然辞掉公职孤身前往陌生的大城市谋生;当他好不容易混成一名出租车司机,以为“已经过上天堂里的日子”,准备重新找个满意女人结束五年来支离破碎的单身男人生活之际,他的东家、火锅店老板娘李惠为他介绍了独身女人吴青青。王木和吴青青经过一段时间和风细雨式的交往,眼看着“桃花”即将绽放,殊不料吴的前夫凭空从斜刺里杀出,硬是将一对原本有望比翼双飞的苦命鸳鸯惊散了。这厢王木情路甫断,那壁里李惠的老公刘胖子却跟别的女人跑了。小说至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王木最终与李惠缔结连理,让我们相信再平淡的生活都可能充满玄机:即使错过了欣赏桃花,也有机会收获桃子。


 

【3】

就创作(时代)背景而言,相对于云南另外两名成绩斐然的小说健将胡性能、陈鹏,张庆国的创作几乎与时代平行或稍慢半拍,是傍晚就着一壶浊酒或一杯清茶的侃侃而谈,是从容淡定的“朝花夕拾”;胡氏的创作倾向关注的是“昨天”,其作品热衷于对既往的深情追溯;陈氏感兴趣的却是“今天”,且擅长于“新闻式”现场直击。基于如是判断,窃以为,张庆国的小说是典型而地道的、原汁原味的“中国式”作品,它们总体上结构严谨,节奏明快,谋篇布局从容不迫,起承转合张驰有度,文字简洁而允称典雅,有极强的可读性。通过对上述作品的阅读,我认为张庆国有着非凡的、不动声色的控制力——“一种有节制的奢华”(杜鲁门·卡波蒂语);他心态平和却又一丝不苟,他几乎就是凭自己的性情和生活经验,用最自然的方式来写作;他的小说通俗却不媚俗,率性但不粗鄙,其近于写实的风格,对作品的构思与情节的设置基本上与现实生活如出一辙,语体和作品氛围与日常生活非常接近,从根本上体现了云南(昆明)人温和不争的人生态度。毋庸置疑,张庆国有罕见的(冷)幽默气质,他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而酣畅淋漓。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张庆国小说中偶然出现的风景描写,虽廖廖数笔却颇具功力,却是当代所谓先锋小说中难得一见的奇妙景象。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张庆国的小说中虽然也“有人有事”,他也成功塑造了诸如李正(《钥匙的惊慌》)、王木(《桃花》)、马七枪(《疾风缠绵》)和吴小三(《十二天》)等一个个生机勃勃、令人印象深刻、呼之欲出的小人物形象,可惜还少见“经典人物”和“深度思想”,如果不是刻意淡化,好像也鲜有审美寄托。他关注的平民世界,大多还停留在日常和表象的层面,作品中出现的人物(有些甚至是符号化的)大都普通习见,他们的人生、生活与命运固然乏善可陈,但也同样应当具有属于“人”的一切。小说里有人间的一切,大抵不会错,但还应该有天地气象。伟大小说家的抱负,就是要写出天地荣衰有道、人生悲欣交集的大境界、大气象。作为一个高明的叙事者,张庆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却显得过于冷静了;而他的一些故事本身又稍显单薄,且采用的是一种粗线条、高浓缩的速写形式,其结果就像毛姆评论柯南·道尔的故事集所说,有时“读完故事后你甚至都还未回过味儿来”——有极个别作品情节过简,收尾固然干脆,但显得太仓促了。

“疾风”和“缠绵”,是张庆国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词语,这两个看似诡异相悖的关键词,其隐喻何在?张庆国在谈论《钥匙的惊慌》时曾如是说,“我在这部小说中,有意把沉重的生活写轻,把世俗人生的困难写得与世俗概念关系不大,把落在地上的石头写成浮在空中的烟云,把实有其名的城市写成并不存在的梦境,把有写成无”。这与米兰·昆德拉“以极端轻薄的形式来书写极端严肃的主题”追求庶几相近,亦是对伊塔洛·卡尔维诺所看重和强调的“轻逸”理论的回应和实践。在我看来,《黑暗的火车》这部中篇小说集,恰好充分诠释了他的这种小说观;“疾风其表,缠绵我心”——命运的疾风过后,表象的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平静,可我们悲悯的内心深处,依旧缠绵悱恻,波澜起伏。(我们确信,轻逸是克服重负、实现飞翔的必然条件,诚如保尔·瓦莱里所说,“应该轻得像鸟,而不是像羽毛”,文学和灵魂才能真正飞翔起来。)


 

(2012年6月)


 


 


 


 


 


 


 

温酒的丫头:后院煮酒,独酿风流


 

【1】

后院原本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表方位的名词,其意指正房后面的院落,引喻为后方或内部。使用“后院”命名一部诗集是有风险的,因为单从字面看不仅稍嫌平实乏味,而且“后院”歧义甚多且偏近贬意。作为游戏如《后院三国》、作为电影如墨西哥惊悚悬疑片《后院》、作为小说如高和的《常委大院里的女人:后院》——“后院”均表现为阴谋诡计上演或指向权力与财色博弈的——阴郁且变幻莫测的舞台。

而当诗人温酒的丫头将其诗集欣然命名为《后院》,评论家朱霄华将温酒的诗歌创作引申为“后院写作”时,窃以为“后院”就变得颇具意味了。众所周知,后院是属于相对隐秘的私人领域,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暧昧所在。之所以说它神秘,是居于局外人的视角与猜测;而对主人而言,躲进小楼成一统,闭门即是深山,它也许是熟悉而亲切的方外净土。要而言之,荒凉寂寥也好,生机盎然也罢,“后院”绝对是主人独享的领土,是失意散发归去来兮的诗意栖所,主人可以在其间自由活动,“后院”的隐喻与内涵因此而丰蕴迷人。作为尘世间最后一方净地,毫无疑问,后院对应的当是人类宁静和谐的内心世界,或谓精神家园。在喧嚣浮华风云变幻冷暖无常的红尘凡间,我们如何构建并固守纯粹的精神家园?从怀疑论的角度来看,当人类被上帝逐出乐园之后,是否真的可能存在一个安栖心灵、让人疗伤或隐修并最终实现自我成长的诗意空间?

【2】

与翟永明的愤然辞掉公职而后潜心写诗兼经商相似,温酒,这个来自云南边陲、毅然放弃公职后在昆明自由打拼的青年诗人,能否像翟永明那样“在有劲的黑夜里”,继续在自己的精神高原上“策马扬鞭”,在金钱至上和消费过度的现代都市中构筑自己诗意盎然的“后院”?我所指的当然不是经济独立意义上的那种货真价实的建筑物,而是形而上的“精神后院”。这让我情不自禁联想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传世经典之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认为,“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以及一间自己的屋子”。在对女性的生活环境、人生觉悟、奋发独立和文学艺术创造能力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后,她断言,(在她那个时代,)“你要想写小说,就得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和年薪500镑的工作”。——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这个愿望在今天看来,至少在相当一部分人可谓易如反掌;而令人惶惑且尴尬的问题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通过拼搏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和体面的工作,衣食住行固然无忧,但不幸却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尤为可怕的是不知不觉间就连创造美好人生的理想和激情也丧失殆尽矣!伍尔夫始终强调,经济独立与教育修养对于思想成长、文学创作至关重要。她以英国近百年内最伟大的十二名诗人为例,指出大部分杰出诗人不仅家境富裕,而且“有九人获得过大学的教育”。看得出来,她不太赞成穷困能出伟大诗人这一说法,与中国诗人所谓“诗穷而后工”的高论持相反意见。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种有趣而发人深省的见解。以写作本身来考察,据我个人浅薄的经验判断,诚然,没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安定的空间安静的环境,要想安心创作并获得巨大成就,显然殊非易事。没钱、没闲也没有自己的房间,安能独立,又何以能够平静而自由无羁、心无旁骛地思考?如若不然,所谓创作无异于痴人说梦也。我相信大多数靠文字讨生计的人都有同感。但让我们感觉遗憾而忧虑的是:现代颇多富足并拥有豪宅的写作者们,在尽情地享受着巨大虚荣和优裕的生活时,正为疯狂的物质消费和诱人的浮名甚至权力春药所迷惑,日渐放弃独立思想,一些曾经才华横溢、如今脑满肠肥的文人,大都已呈江郎才尽之势矣。——据此看来,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栖身之所和维持生活的工作,而且需要建设一个能够孕育更为辽阔的精神世界和瑰丽的思想空间。


 

【3】

诗歌对温酒而言,也许只是现世生活的一部分,我指的是深层次的心灵生活。在我有限的阅读印象中,她的诗歌记录或捕捉的大多是瞬间的“情感冲动”。换句话说,温酒的多数诗作呈现出诗意的“即时性”,是其“内在激动”昙花闪电一类的玄秘诗思,是瞬间即逝的灵感再现,是一种让人非常惊艳的感觉定格。借用董桥评论插图画家杜赖克作品的话来说:她“笔下在意的是瞬息的体悟不是永恒的寄托,宁静的感念中不敢忘怀的是无告的牵挂和缠绵的失落”。我确信,在温酒意念中永恒绝不是梦想,而是难以根除的精神乡愁,所以她只能借酒浇愁;而牵挂因为是内心深处的秘密,哪怕失落亦有一丝温暖的慰藉,所以不妨淡然处之。

从诗歌表情考察,温酒显得格外内敛而平和,她似乎早有准备,看上去却几乎不动声色、从容不迫。诗歌是邂逅,是精神的艳遇。“诗就埋伏在街角那头。诗随时都可能扑向我们的。”——博尔赫斯的诗观,在她这里得到了验证。从感情角度而言,如果我的感觉与意会不错,我相信温酒的诗里有一个明显的“倾诉对象”(至少所谓情诗如是),她委婉而温柔的倾诉,总让人想起张爱玲的一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而在温酒甜蜜的意识里,“这个低过尘土的/匍匐着的肢体/有着我身上全部的秘密”(《你可以从背后看我》)。作为女性诗人,温酒的内心是睿智而丰盈的,她虽然有时会忍不住以“坚硬的叙述”、“节制和燃烧/明目张胆背离逻辑/侧目而行的善良”的方式来积极地表达自我修炼和成长的梦想,但明显没有丝毫强烈的女权意识;女性意识在她那里,恰如秋日怒放的野菊花那样率真、俗丽、热忱而自信,因其“细小”、坦率而显得更真实,“针尖上的那一点光芒和蜜/让她/急于索取亲近/急于相亲相爱”(《后遗症》);她偶然也会张扬剑气如虹的豪情或壮烈,但亦只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披着风/敲着骨头清唱”,凭借“温暖的线索”,“用手来触摸生活/纯粹无比”,“用诗歌敲打内心的石块”,信手拈来寻常生活与庸俗人生的真相,虽然有一丝羞涩和本真的疑虑,一如她的眼神,清澈、温婉而可怜。


 

【4】

如何阅读诗歌?我个人的经验是,小说可以一气呵成读完,而诗集不能一口气读罢。一首诗也许就是一个世界,一部体量可观的优秀诗集,定然是诗人殚精竭虑满怀激情持续不懈的天才吟唱。我只能谨慎地一首一首的认真阅读,否则,在诗歌的丛林中,我可能会误入歧途或掉入陷阱,最终忽略了诗歌版图的绝美风景。一首诗可能反映一个诗人的才华禀赋,但要考察一个诗人的成就 ,则至少需研读一部以上的诗集。这是探究诗人思想和创作动机的依据。在温酒的诗歌里,“后院”秉承的独特传统乡土意味、芬芳的自然气息和其刻意植入的现代平民意识,依然是我们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而诗集中这些闪光的思想轨迹恰好呈现出诗人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就当代审美趣味而论,温酒的诗歌总体上展现了都市知识女性独立卓绝、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其诗中或隐含或飘逸的情欲孤独与梦幻魅惑,直面险象环生的青春和情感危局时的痛楚决绝,对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与冰冷现实失落的敏感,无不体现出女性传统观念与现代精神价值取向难以避免的摩擦:妥协或抗争、突破或顺从,放弃或争取、沉沦或超越,在此间显得纠结而深沉,有时竟以暴力姿态痛快淋漓地实施自虐与伤害。温酒的可贵与勇敢,还体现在她诗歌中有意“祛男性化”的自觉,这是女人摆脱男权束缚和制约,最终实现自我成长的必然选择。“从前 你非站在他的面前不可/从镜子里看他的笑容/后来 你下了好大决心 打碎镜子/低着头 望着碎成无数片的他 沉默”(《折射》),只有彻底地打碎“他”的形象,才能走出“他”的阴影并重塑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后院》延续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思考和追求——女性当有独立自强的意识和渴望创作、创造的可贵精神,即关键是“写你想写的东西(做你想做的那个人),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这是中国的诗酒传统,也是诗人向往的诗酒人生。对酒当歌的豪迈情怀或借酒浇胸中块垒的旷达,在温酒的诗意世界中同样是令人瞩目的动人景象。她以美酒当灵泉饮,并经由酒精的刺激而获得写作灵感和诗意的生活。且看:“美酒醉倒的身体就挂在料峭处/像件衣服 晾着/草屑过来 草屑醉/露水过来 也醉”,多么调皮多么传神;豆荚裹着白雾、青菜粘着冰霜、萝卜滴着水进锅,何等田园何其风雅!“得多 得更多寂寞/三杯两盏 /灵魂慢慢/爬出身体//你好 幸福”,写酒、饮酒、醉酒之魅如此,岂不令人神往?一如在雾凇顶上、蒿草枝头睡去的白雪,“简单地白着”,尽管无法离地飞翔,但“在边界内思考/挣扎于冷暖”中的诗人分明清晰地知道,“原来 疼痛在骨头里”,自己迟早也还要虔诚地表达善良与忠诚。这也许是她诗歌固有的天然本相与她的诗歌抱负?温酒的诗歌,有一种“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谦卑、温婉,淡定从容,外加一点“倚门回眸”的天然率性,让人倍感亲切;她是业余的,但比诸那些领取国家俸禄的职业诗人,她的创作成绩并不逊色,她的写作姿态更像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就创作取向而言,温酒似乎热衷于“去探索自己的黑暗,而不是别人亮闪闪的表面”。尽管她有时显出让人心疼的忧郁、美玉如悬的脆弱,有时则流露出明显的怀疑与犹豫,但诗歌的功能与意义却在她这里得到了强化、拓展和延伸:她反复表达紧张、焦灼、失落、遭遇挫折乃至绝望的情感,但这些明显留着正常芬芳体温气息的生活阅历与独特经验于我们并不陌生,相反——它们与我们息息相关,甚至如出一辙。


 

【6】

莱昂纳多·特里林在谈及约翰·济慈的《夜莺颂》时曾指出,“我们最美丽的诗作似乎往往以人类生命之痛为对象”。《后院》中亦有相当数量的诗作关切到人生、生命和滚滚红尘中那些令人揪心的生离死别。温酒给生命中失去的朋友写挽歌,她体验心脏复苏的神奇,她上坟祭奠,到医院探病,虽然不知道该“朝着哪个方向流泪”;面对疾病,她感叹 “诞生和死亡都有叹息的声音”,她如是坦白,“我的梦都是 痛醒的”,“我开始害怕了 而我不知道这种害怕是什么”;她发现,“储备食物是我全部的生活”,“我始终认为/我背上的米粒/重过世界上任何东西”。但不管人生有多么沉重,生活有多么艰辛,内心有多么酸楚,有多少疑问与不安,这个风情万千、冰雪聪明的“狐狸精”总能平静地回归现实,面对当下,有隐忍、倔强、节制和思索,更多敬畏、骄傲、乐观与淡定:“描眉画眼涂唇/我必须忍受自己做人的模样”;“只要醒来/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进入幸福”。


 

【7】

诗歌旨意的丰饶与心灵的复杂,是我们审美高度和深度的一种体现。复杂并不仅仅意味着沉闷,它也指向挑战想象和才情的欢愉。温酒的诗集中也不乏些许艰涩且难以理解的作品,有些甚至只能称为诗歌的碎片——但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诗却无须具备专业的眼光来鉴赏,正如唐诗宋词中那些广为流传的杰作,它们无须冗长的注解即可领会其美妙之意味。这是一切伟大诗歌的追求,期待必要的理解和欣赏——尽管理解和欣赏的角度可能千差万别。

恕我武断,《后院》对温酒而言,也许只是其诗歌创作的起点。虽然她对于当今诗坛还只是一个令名未彰的诗人,她也知道,“听说 写一首好诗/要攒足三世清贫”,但她一起步就展现出了优秀诗人的气象。李白有诗云:“好鸟迎春歌后院,飞花送酒舞前檐”,后院煮酒固然风流,温酒何妨从“后院”走向“前台”,将一己的体验升华为普罗大众的经验,将诗歌这坛美酒让更多读者品尝、分享?诗歌也许神圣,但神秘却无从谈起;诗固然是小圈子的艺术创造,但诗所蕴藏的智慧与力量应该是属于大众化的精神财富。

(2012年10月)


 


 

段绍任:在花开的声音中倾心书写

 

中国向来以诗的国度自居。然而,自上世纪中叶以降,由于经济社会急剧转型、新旧思想激烈交锋和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等诸多影响,中国文学在新一轮的大变局中表现几乎乏善可陈,唯独散文创作一直呈蓬勃发展态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所以“有人爱说中国是散文大国”(庄周语)。平心而论,所谓“散文大国”的夜郎式定位,不过是表象繁荣,泥沙俱下,基于产量上的自慰罢了,而非质量上的异峰突起。王国维说,散文易学而难工。换言之,要写出惊艳传世的散文名篇殊为不易。散文的概念,可能是所有文体中最为宽泛也最为模糊的一种,颇有海纳百川、包容天下的器量。凡诗歌小说之外的文学作品,大约皆可纳入散文范畴。传统理论认为,散文最大的特质是形散而神不散。散文的“散”,譬如某一区域内散布的山川花草人物气象,皆为散文元素,而其精神要旨则为散文之“文”,统而言之,“散文”就是作者独特的书写指向和审美理想。窃以为,但凡散文,无论感觉派、说理派抑或所谓“情调派”,都必须具有丰美蕴藉的文学性和深邃悠远的思想性,至于传统语文教材和教授讲章里定义的“抒情写意”,则是任何文学作品固有的共性特点。在“世界文学”的曙光初露之际,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产量固然颇丰,但要达到《散文》杂志所标榜的“巅峰笔意和思想之美”,可能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放眼文坛,以散文纵横四海、以散文名世的作家,几如凤毛麟角(恕我冒昧,如果不是出于傲慢与偏见,以当代中国散文艺术的成就论,大陆作家可能较港台作家还稍逊风骚)。

在当今中国文坛,颇具传统文人精神气节和性情的作家可谓寥若晨星,而文学江湖中的独行侠、云南青年作家段绍任则允称此类文人中的“星火”。作为一名业余作家,自出道以来,他已先后出版《诗意文心》等三部著作,尽管其身怀刀笔绝技,诗文创作成绩斐然,但向来喧嚣浮躁的文学场上却鲜闻其声、难见其影。本文拟围绕其《不要离我这么远》和《我在会泽听花开》两本散文集,就段氏散文艺术成就及其精神世界作一粗浅探讨。


 

文学品质:都市“口哨”,田野鹤唳

从极边之城腾冲山村到省会城市求学谋生,从省直机关到滇东北乌蒙山区挂职锻炼,变化的是海拔高度,不变的依然是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不要离我这么远》,是风流少年段绍任独上层楼的青春放歌,虽然还夹杂着些许书生意气和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青涩,但其间散发出来的淋漓才气、肝胆豪情和人文精神,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矣;《我在会泽听花开》,则是作家俯身大地,深入底层生活,感恩现实人生,发现乡土人文大美的秋水华章。

在《不要离我这么远》这部散文集中,段绍任以“游子心态”,从地理意义和心理情感上,对现代都市与传统乡村生活作了深度的“距离审美”。他抒写都市生活及体验,可谓类似魏晋时代阮籍之长啸,仿佛浮躁喧嚣的现代都市夜空中清亮悦耳的“口哨”(尽管“口哨”这个意象在他那里类似“尖利的翅膀”,是噪音之一种;但我更愿意将它视为“光明之哨,自由之音”,毕竟,随着口哨声音,那暗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他写腾越乡间风物和记忆中的人事,有如久违的鹤唳,有牛在山坡上吃草的宁静自然,有火塘边喝茶闲款的悠然自得,让人恍惚产生“回到故乡”的慰藉。回眸城乡沧海桑田,作家不无忧郁地发现,人类心灵的原乡,在日新月异的现代都市中,正悄然无声地与同处于“被拆迁”和“被重建”命运的乡村渐行斩远;此生何在,今生何为,我们如何保护生死相托的良田沃野,怎样建设寄宿心灵的精神家园,无疑应成为知识分子的深切忧思与责任担当。 

《我在会泽听花开》这部散文集,既是段绍任追忆逝水流年的甜蜜忧伤,也是对第二故乡“清凉感恩”的深情回报,亦是为失落的农耕文明吟唱的挽歌;既是发现乡土文化价值的审美之作,也是长期行走观察之后的担当之作,更是探索重新命名之作(在那些赞叹乌蒙山水美名、解释乡村充满诗意的名号的文字中,我能充分感受到作家尝试为会泽再命名的抱负。当然不仅仅是为会泽命名)。抛开商业与功利目的,我以为《我在会泽听花开》可谓别出心裁之作,它有别于传统志书或旅游指南一类通俗读本,而是一部文采风流的“地方传记”,完全可以解读为另类《会泽传》。不妨说,它是志书的纯文学版本,是《马桥词典》一路的美文集成。会泽美不胜收的山水风光、底蕴丰厚的人文风情和足以演绎鸿篇巨制的兴衰史,经作者慧眼发掘、妙笔点化和精心剪裁,遂使其独特而迷人的文化个性和地域灵性之美呼之欲出。这不禁让人心生感慨:人间何处无诗意传说,何地无大贤异才,何方无佳山秀水?正是:非常之境须遇非常之人,非常之功须待非常之才。倾国倾城之姿,流芳百世令名,尤须知遇贤德神笔传颂。尽管我素来反感千篇一律、华而不实的旅游文化书籍,但这又有神马关系呢?在这个货币化、娱乐化尤为激进的消费时代,代表着文化和文明传承、象征着修养与素质高低的书籍,也难逃世俗价值规律摆布的命运,那就当作一部精彩电视剧中插播的广告吧!何况,图文并茂的《我在会泽听花开》只有真情大美存在,那些心灵的花朵,思想的花朵,随着语言的花朵,次递盛开;在那漫天迷人的花海中,灵魂如蝶翩跹起舞,只有纯粹的审美普及,看不出吆喝招徕的霸道、浮躁与诱惑。


 

文人情怀:热心当下,深情入世

评论家雷达认为:最有分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应该是关注人的存在境遇,展示民族灵魂和心史的,直指人心的,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学。越是这样,在这个物化的时代,文学就越不可替代,就越有生命力。段绍任坦言,“我固执地认为,真正的文学是对人类生活原生状态的精神关照,不是脱离现实的呓语”(《操作时代的祭品》)。我以为可以用“热心当下,深情入世”来概括段绍任一直以来的创作旨意。他的作品的总体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不唯指向当下,而且从心灵深处和情感高度直指过去和未来。让我稍感遗憾的是,他的这种“指向”目前还只停留在一切有心人目光所及的表层(表象上),仅仅是点到为止;以他的阅历见识、敏锐气质和思想能力,他完全有可能触及我们当中大多数人一生都不可能看到的人性和灵魂深处的“疼痛和大美”。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传统文人的忧患思想和悲悯情怀,是段绍任散文作品的精神底色和情感基调。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他始终保持着“一如本来的气质”。这种气质,正是大多数作家和我们毕生所呵护、怜爱且引以为豪的立身之本。在具体文本中,这种气质体现为可以感受和触摸的风度、器量、品质和鲜活的性情、鲜明的人格。作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部散文集,都是“我留意的”智慧结晶,也是我们所留意的人间寻常之事;有“我”在现场,“我”的思想亦在现场的亲切感。在文本中,作家所注视过的翠湖、尚义街、“春山里的瑞滇”、“拉小提琴的老人”、“年轻道士的眼睛”、“一棵小树的花样年华”、“一只松鼠的快乐时光”、“挖洋芋的人”、“躺在板车上奄奄一息的老妇人”,以及代表着传统与落后的古老村寨巷陌、象征着现代和先进的繁华都市,都是烟火人间的唯美记忆,也是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纯粹审美。

深沉的乡土情结和深刻的都市生活经验,始终是段绍任散文创作的核心主题。作为一个从农村打拼出来的城里人,身份、地位和生活境遇的改变并不影响他对故乡、尤其是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像个身上浸染了农业时代遗风的过期的旧人,我在古人的梦境和现实的生存里行走,徒劳地寻找”(《在古人的梦境里做个旧人》)。他要寻找什么呢?在《不要离我这么远·心像昆明》一组散文中,他以一唱三叹、哀而不伤的笔调表达了自己人在都市,心系乡村的唯美感受。诗意的乡愁,在他的感受里是深刻、诚实而可信的,“故乡很远,故乡又很近,需要心灵的寻找”。他珍惜并热爱当下的生活,对都市文明有“非常私人化的情感体验”,身居城里,却“永远徘徊在城市生活的玻璃幕墙外”。乡下人都相信“远亲不如近邻”。而在城市生活中,邻居多习惯关门度日,大有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势。在《邻居》一文中,段绍任写道,“我和我的邻居依然是熟面的陌生人。邻居家养了一只漂亮的小狗,见到我就摇尾巴。”城市生活的无根、焦虑、孤独与人际关系的僵硬、冷漠与不信任,在这一笔间有多少寓意!刻薄地说,邻居不如狗友好,因为狗还会自然地向周遭的人示爱。面对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他显得茫然而无奈,“城市不等我。城市也在追赶着什么。城市的后面,也是一天追着一天”。而在《不要离我这么远·影印时光》一辑散文中,他则痛快淋漓地痴情回望滇西故乡的村庄、天空、田野和父老乡亲,像沈从文先生深爱着湘西那样,他也一样动情地将“偏远、闭塞、落后的滇西变成了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卷,青山如烟,绿水长流”,恍如人间仙境似的(《牛在山坡上吃草》)。值得玩味的是,与都市人情的冷漠荒凉相反,在滇西那个名叫绮罗的村庄,你遇到的每个乡下人都会像那位老妪,亲切地请你“来坐,来坐”,不问客人从哪儿来,“她转身自顾倒茶去了”。如是淳朴而让人温暖的事情,在会泽乡间也有温情展现:在烈日暴晒的崎岖山道上,到牛栏江背水的村民“看到我的水瓶空了,他们问:要不要喝水”;在“绿色树林”,那个朴实的乡村汉子,执意要将他逮到的两只野鸡送给“我”带回去尝尝,因为他“家里也没什么,就几个洋芋”。我感觉,在别人的故乡中,总有他自己的故乡梦境。在写到会泽境内的河流时,他记起收留了自己15年记忆的“家乡的一条小河”,面对它几近断流的情景,“我极力抑制着流泪的冲动”,想起童年、母爱,“泪水最终还是流了出来,像一个孩子,我从未长大。”在这个连年干旱(情感枯竭)的时代,能读到如此令人心灵滋润的佳作,读到这样温情脉脉的情节,实为大快事也!我也希望“我渺小的敬畏和泪珠,在风中无限放大,如霞光满天”。

到了《我在会泽听花开》这本散文集中,段绍任将全部心血和情感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乌蒙大地和生活在红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他“从心灵抵达会泽”,一去四载,与会泽和世居其间的乡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在《尘土有多轻》和《岁月静好》篇幅中,他以独特的视角和诗意的笔触,写出了村民的朴实善良、生存现状和充满希望的田园生活。不管怎样,这里的“人们温暖亲切,情意充沛”,他们“在土地上活着或逝去,无人不心安理得”。


 

文学走向:归去来兮,大道青天

身处凡事皆消费过度的时代,写作何为?我始终最关注的仍然是作家执著于“写什么”,也就是其创作旨意何在。至于“怎么写”,我相信这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不是问题,无非技巧或方法,通过研习可以掌握甚至创新。真正的问题是,“写什么”不仅取决于作家的态度、观点、立场、思想境界和审美理想,还取决于作家的智慧、性情与文学抱负。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如果没有勇于担当的精神,一味地刻意回避甚至拒绝崇高,缺乏深沉的思想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绝对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相反,即便他有取悦当下、哗众取宠、媚俗时尚、令人大呼过瘾的畅销之作,但瞬间的阅读快感如昙花一现之后,终究难免速朽之可悲命运。

有资深编辑称:段绍任的文字简洁干净,惜墨如金。诚然,段氏的文学童子功是诗歌,他的文笔清雅节制,浑然天成,毫无雕刻匠气;谋篇布局跌宕生姿,遣词造句妙笔生花,繁简相宜;写景定影、状物图形擅用简笔而有工笔之妙,写山水风景颇得柳宗元、张岱神韵,言词姿态冲淡平和,亦颇有李渔、汪曾祺之风。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曾说过: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已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段绍任的散文作品,多能意境浑然相容,意在境中,境托意旨,所以感人肺腑,不唯情深语秀,且有思想在焉。相对于文字层面获得的心灵感动与慰藉,我更倾心于字里行间的秘密趣味,文字之外的隐喻暗示。我指称的是作家的理想寄托(如果有的话),即平素所谓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哪怕还需要一点想象力,甚至有牵强附会之嫌(其实是我的创造,因受了作家的启迪,唤起更大的审美理想)。这是一切文学的魅力所在,单篇独出的散文尤其如此。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寂寞的文字生涯,浪漫的文章事业,显然已注定为段绍任公余之毕生追求。冒昧地说一句,段绍任目前的文学成就,与其才华结构和涉世经验并不匹配,虽然其散文造诣已远远高于大多数职业作家,但其创作收获仍然不够丰厚博大。如我判断不错,一贯有着积极的用世之心和入世激情,然而在性情骨子里又随时渴望来去自由的段绍任,他今后要努力摆脱内心的纠结与精神焦虑:一如他人在都市却心寄乡间的游离状态,也就是身在庙堂而心在江湖,但又希望像古东川知府义宁为官那样,“亲历亲为的每件事都上合庙堂之意,下顺百姓之心”。我的意思是,勿论扎根乡下抑或客居都市,无论身居上位还是沉沦下僚,段绍任都应当淡定自持,应对裕如,稳健、从容而优雅地演绎他自己的现世人生:快乐干大事,纵笔写雄篇。毕竟,他自己说过,“人生总要有些积极的担当。尽力即可,经过就好”。

大道如青天,有志拿青云。行走于三迤大地上的段绍任,这个怀瑾握玉,谦逊儒雅,低调而务实,体验过民间疾苦,自谓“在风中长大”的滇西文侠,我们期待他在花开的声音中,以凌波微步的文学姿态继续前行、倾心书写。——卿既已敲开文学圣殿的大门,便只能决绝地向前迈进!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2011年9月8日)


 


 


 


 


 


 


 


 


 

黎小桃:风雅固然妙,风流似更佳

 


 

文学表情·印象黎小桃

近年来飙红网络的新锐作家黎小桃,总让我想起唐代才女鱼玄机,因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嚣张。这名号当然不是我随意乱取的,它似乎是小桃自己无比钟爱的第一绰号。细说下来,“色既倾城,思乃入神”,天资聪颖,才思敏捷,“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鱼玄机端的是颇“嚣张”;而向来以新一代“嚣张派”掌门自居,自况“人中女吕布,马中女赤兔”的黎小桃则应当呼为“太嚣张”。( 不知小桃何以迷恋“三姓家奴”吕布?吕奉先虽然骁勇,可叹此人有勇无谋,正所谓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典型的匹夫、竖子;赤兔马固然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亦无非别人坐骑而已。窃以为不值得以二者来自命芳名。)

“小桃无主自开花”,读《太嚣张》散文集,黎小桃俏皮机灵、鲜活惊艳、变化莫测的文学(文字)表情,又让我想到从桃花岛持打狗棒一路闯荡江湖的丐帮帮主黄蓉。她们一样天性烂漫、慧黠多端,智谋丰盈而稚气可爱。

从《太嚣张》这本散文集的总体风格和审美趋向看,我感觉黎小桃其实就是文学殿堂外的一株桃花,不管春风乍起,抑或北风劲吹,她总是鞭炮似地忍不禁要泼辣辣“炸开”来(三月有灿若云霞的桃花,如今冬天也有凌寒绽放的冬桃嘛)。


 

另类姿态·当嚣张邂逅悲怆

嚣张是一种让人侧目的姿态。悲怆则是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情绪。当这两种判若云泥、风马牛不相及而迥然不同的姿态与情绪叠加、交叉相继呈现,会是怎样一种非凡的效果?当悲怆邂逅嚣张,如烈风闯上大钟,似洪流碰到峭壁,仿佛怨女撞着狂生,好像飞雪遇上红梅,那种悲壮激荡之美,惊心动魄又令人猝不及防,啼笑、歌哭皆有些莫名伤神。表面欢欣、骨子里忧郁,脸上得意忘形,内心却块垒郁积,这又是怎样一种耐人寻味的人格形象?

“躲开某些人或某个事件及自然规律带给自己的痛苦,逃避责任感和道德感及使命感,这个状态很不好,必须改正,立刻改正。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每个人其实都是天使,能让自己和他人都更美好的天使” (《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意味着勇气、责任与担当。这个态度是自我成长与成熟的表现与结果。仿小桃口吻,这个态度肯定绝对非常正确而令人欣慰且满意。当星光灿烂的理想忽然失落,“大学毕业后,哗,没方向了”(《东西南北中》),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茫然地看着陌生的社会”,“就像一个手握金钢钻想去揽瓷器活的优秀匠人,突然发现人们早就弃用瓷质器皿了”,黎小桃们不仅会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而且会理智地做出积极选择,迅速重新修正人生观和世界观,毫不迟疑为自己立心,构建巨大的“心内的秘密花园”。因为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理想能否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来能够无愧地躺在祖先们的身旁”(《清明上河图》)。

《太嚣张》作为文集中的重要篇目,是颇具忏悔意识与反省精神的“轻喜剧”:作者与自己的幻象“醉友”进行了“醉话人生”,表达了一朝酒醒后的茫然、焦虑、郁闷与渴望,实际上就是作者的内心独白与青春期检讨。我读此文,脑海中不自觉便浮现魏晋南北朝的人文风景,眼前竟有嵇康与刘伶的醉态身影,在青青竹林间晃悠、吟咏。如吾辈碌碌者,多年来纵横诗酒江湖,经过千万次填海追日、醉生梦死,原以为已修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武功,殊不料哪一日飘过酒池肉林,断然放下天地,到头来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伯牙琴断、广陵散绝,只有区区文章、病酒与药,哪里还谈得上一丝“儒林”风度,更莫说功成名就!

嚣张,看上去有些滑稽,可这姿态摆得很时尚,很抢眼,好像也颇合时宜;悲怆,听起来有点悲壮啊,但这情绪只怕过于哀伤了,偶然发之则可,长盈于胸恐伤玉体。话说回来,人不嚣张枉少年,意气风发的小桃当然有嚣张的资本,而我更乐意将这份嚣张解读为“书生留得一分狂”的意思;“狂来说剑,怨去吹箫”,小桃其实不必太悲怆,但凡文人,只要有一点悲天悯人之情怀与特立独行的精神,“念天地之悠悠”,神交古人,意在来者,大约也就有做千古文章的底气了。


 

别样呈现·“80后”的成长

黎小桃说自己没有为世界喊痛的本钱,她信马由缰、随心所欲、痛快淋漓地写自己或身边人物的小事情,经常在文字里不厌其烦地赞美、歌颂或调侃自己:“在散文里呈现自己的生活及精神状态”。她坦承自己的散文里没有疼痛,“只修自己不渡别人,也不需要别人来渡我”(《散文里的疼痛》)。这个“众人含笑,她含泪。众人含泪,她含笑”的女子甚至率性扬言,“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不介意任何攻击与侮辱甚至践踏。支持众生玉碎,允许自己瓦全。不驴头犟脑, 不人面兽心。不影响谁,也不被谁影响”(《黎小桃传·一个插着翅膀的鸟人》)。她认为人生不过“生死荣辱”四字:“生”的时候哇哇大哭,“死”的时候含笑而终,“荣”的时候尽情笑把腮帮子笑酸,“辱”的时候尽管把泪流干。就《太嚣张》散文集写作旨趣和指向而言,小桃的这番坦白诚然实话,她的文字与文章是激情四射且轻快活泼的,她的思想观念和她的精神生活是自我而张扬的。抛开“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浅薄偏见,如果不是出于武断或偏激的一时误判,这是否可以看作“80后”精神生活追求的一个基本方向和人生价值取向? 

众所周知,“80后”是被当代社会误读、诟病最多的一代。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急剧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这一代(更多是独生子女)似乎一夜之间“获得”了改革开放的所有红利,他们大多被无端指称为“小皇帝”、“小公主”,好像天生就是来享福的。勿庸讳言,刚从贫困线上列队走来的“60后”、“70后”们,经过漫长的饥饿考验与难堪的个性(或性)压抑,在突然富足起来之后的各种利益分配和声色犬马诱惑面前,对“80”后充满了一种欲说还休的情绪:你可以说是出自人类天然本性的羡慕与嫉妒,也可以说是出于对国家民族未来负责的深切忧虑。因为大家都注意到,与“长在红旗下”的前几代相比,“80后”无疑是生在蜜国中,他们几乎是被长辈宠大的一代。不仅如此,这娇生惯养的一代大多表现出天生的优越感、自私自利、唯我为尊、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总之,这一代似乎比美国垮掉的那一代更可怕。一时之间,学术界的假道学、伪大师,尤其是那些以精英自命的擎天柱们,对“80后”的批评可谓苛刻之至、穷尽无聊,社会上对于“80后”能否独立撑起家国大业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不表示置疑。而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玉树地震之类的天灾或关系国家形象的一系列大事件,却让那些因不被信任而几至妄自菲薄的“80后”有了表达自己的报国雄心和担当胸怀的机会。正所谓患难见真情,国难出英雄。这真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冷幽默啊!

黎小桃以独特的青春书写呈现了“80后”(至少是这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表象上,她的文章总体显得“很小器”、很调皮、很搞笑,尽管她喜作侠客行状,然而作品里绝对没有“仗剑去国”、“闻鸡起舞”、“投笔从戎”的豪迈表白和花拳绣腿的生硬表演,也没有“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欲上九天揽月的豪情气概。事实上,她好像手握七彩神笔,娴熟地驾驭魔法文字,笔锋飘逸如快刀闪烁,谈笑间将寻常生活琐事化为非常故事:原本平淡无聊之事,经她娓娓道来如闻传说。这就是她的“小散文”令阅读者着迷甚至于倾倒的缘故。她或许是独倡独行还独卧的,但她绝不是寂寞嫦娥舒广袖,写到得意处,她更像公孙大娘舞剑,更像红拂夜奔,间或还有文君当垆的意思。我喜欢的还是她“又软语、商量不定”的温婉可怜。因为那是小桃天然去雕琢的真情流露,是七情六欲的人生常态,是可疗饥养生的柴米油盐人间烟火。她是本色演出,尽管素面朝天依然能打动人心。基于如是认识,我愿意将其视为“80后”成长、成才的样本:他们独立自强,有重估一切的勇气与价值判断,有自己的思想方向和审美标杆。


 

书写方向·既能风趣风雅,何妨风骚风流

在2005 年前,以《青年文学》为主的纯文学期刊就讨论过“网络时代的写作可能”,承认“网络写作不同于以往的文学样式和叙事视野的试验”,颇有意义和富有生命力,并对网络写作寄予了厚望。时至今日,朝气蓬勃、活力迸发的网络文学与依然强势的传统文学已形成分庭抗礼的江湖争霸局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网络文坛藏龙卧虎,高手云集,网络创作风起云涌,新秀辈出。黎小桃正是网络文坛新近脱颖而出的著名“侠女写手”。

黎小桃的散文作品,多以博客形式见诸网络。网络写作即兴、即时、时尚、娱乐甚至消遣的特点(这种文学现象其实可以衍生出另一个重大的文学研究课题:跨文体的新文体写作,一种不同于以往写作经验和所谓理论规范的新文本已然出现。这在当前散文创作中表现尤为明显),在小桃的文本中都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充分展现。她近乎“乱码式”的遣词造句或颠覆式的章法,确有令人“销魂得不能自拔”的喜剧效果。但我对她过度滥用宁财神《武林外传》和周星驰式的无喱头的刻意搞笑、夸张讽刺、嬉笑怒骂这些腔调、笔法却深感不快且厌烦;平心而论,那些语言、语气和表现手法原本皆有趣,但只是热衷于模仿而鲜有创新,以小桃的才情,似乎可惜了。何况,如此装疯卖傻摆酷追风的油滑腔调,毕竟只适合在茶余饭后表演脱口秀,绝难登大雅之堂。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贝娄认为,“一个作家应该能够很轻松、很自然、很充分地用一种能够释放能量、自由思索的方式来表现自己”。黎小桃的写作,正如她所调侃的,完全是“意淫式”的,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撒野似”的写作,有时连标题都不拟想到什么写什么,写自己想写的、写给自己看的东西。这种我行我素的书写的最大价值,在于其无拘无束的真情流露,表现在文本上就是轻松、明快、阳光、自然。而抒写真性情与“形神”的高度和谐,在我看来恰恰是散文审美的最佳境界。

有人说小桃的散文很小,“从来都是小角度、小私人、小情绪”。但我对于这种所谓“小散文”却情有独钟,因其玲珑可爱,千儿八百字篇幅,有如现代版的明清小品,正适合现代“快生活”的节奏。再说了,这样的小散文,固然比不上洋洋洒洒动辄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所谓“大散文”,可它有真性情,“呈现了自己的生活及精神状态”,还有一点容易感知的思想趣味,不搀水,不呻吟,不做作,不说教,不是虚情假意为稻粱谋的急就章或敷衍塞责的命题作文,绝对有感而发,货真价实,好读、耐读。小桃的文字诡异奇妙、空灵机智,关于她的文字功夫,已获得了众多读者的认同和一些评论家的激赏,我就不做寻章摘句的点评功课了。撮其要旨,我看她的文字不单单是“肉做的”(董桥语),她的文字血肉丰满,肌肤胜雪,仙风道骨,真的有着“影铺秋水面,花落钓人头”的惊艳娴雅与“布衣终作云霄客,绿水青山时一过”的洒脱惬意。

不错,黎小桃是风趣的,但有时却因了言语刻薄稍嫌轻佻;黎小桃也是风雅的,但偶尔过于风泼而有失风度;风骚之意固然氤氲其表,风流蕴藉才是最佳境界。“立身须谨慎,为文须放荡”。我的意思是,有着“昆明气质”和“雾都气象”的小桃,不必急着往自己身上贴那么多妖啊、侠啊、火星人、美女作家之类的时尚标签;她只要慢慢地写,坚持不懈写下去,她一定能写得惊天动地,写到百花盛开,写出满园春色,最终实现从为自己立心到为天地立心的完美跨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她应该有如是“嚣张”的雄心壮志。


 

(2011年7月28日)


 


 


 


 


 


 


 


 


 


 


 


 


 


 


 

高专:我听见俗人的声音在痛快地喊叫

 

在没有自由的时候,我们获得了精神;在没有精神的年代,起码我们保存了真诚。

——顾城


 

【1】

博尔赫斯在年逾古稀之境时断言:“诗人的光荣取决于世世代代的不知名的人在他们冷清的书房里检验诗人作品时所表现出来的激动或冷漠”(《论古典》)。他进而强调,“文学引起的激情也许是永恒的”,那些经久不衰的作品不一定是具有某种优点的书籍,“而是一部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顺着博尔赫斯的思路,我想说的是:诗人和诗歌都有过时(淘汰)的危险,像食物或别的东西一样会因为过期而作废;诗人和诗歌不朽的魅力,无疑应当取决于他们唤起任何时代不同读者激情的那种魔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专其人其诗,值得我们认真品味。

今天看来,高专写于上世纪末期的那些抒情短诗,颇有挽歌意味:作为一代人的理想、青春和爱情的证词,它们纯粹、真诚,执著而又激情四射;经历过岁月的洗礼,这些作品独具的光芒和品质依然能引发我们对既往那些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遗忘”的温暖追忆。在当今这个情感和思想源泉几乎枯竭且了无“诗意”的世界,在人生与生活异常碎片化而“意义”匮乏的微时代,这也许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诗歌写作等于“在一个野蛮的世界中实践微妙”的意义所在吧。

我个人感受,高专似乎不是凭才气与技艺写诗,他只是以诗的方式,用头脑和心灵来表达自己对世界、人生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想法与看法而已。从《高专诗集》和其部分近作看来,高专的诗是其心思与心志的忠实记录。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诗人一直在努力从诗歌中探索一条光明、自由的道路,哪怕荆棘丛生,他总是满怀信心和期待;他仿佛是黎明前赶路的人,不畏暂时的黑暗,因为他的心底早已霞光万道。这个表面上愤世嫉俗的诗人,既不虚张声势孤注一掷,也不会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说愁”;他固然有做诗人的抱负,但其写诗却并非为稻粱谋,他只是偶然真情流露,有感而发,不吐不快。从这个判断出发,我认为高专只是一个及时的,活在当下的“即兴诗人”:只要心灵不死,感觉不迟钝,只要对现世生活和当下处境葆有真切而敏锐的感觉(不是灵感),他随时都可以写诗;相反,他可能因为懈怠、厌倦甚至绝望,在不自觉间不经意会将诗歌永远放弃。这是高专的局限,也是他能否成为杰出诗人的致命伤。作为诗人,像大多数写作者一样,他也曾对诗歌及诗人的存在价值表达过深刻怀疑,也曾一度产生与缪斯分手的想法。但这一切都只是刹那间的思想短路,当他意识到诗人的使命与责任在于抚慰灵魂、叩问天地人生的终极意义时,他对父母说,“今天,我飘摇风雨中,只为了用诗去写红人间最美好的时刻”(《赠父母》);“可春雨一注,面对两岸渐渐嫩绿的山脊/和画眉黄鹂鹪鹩日胜一日地喧叫/溪水相连又不顾一切向前奔泻/我重新拿起笔,把最绚丽浓郁的色彩/在纸上墙上在大自然的皮肤上/疯狂挥写涂抹/愿望之诗在诗宇悠悠飞翔”(《诗人与诗》)。

【2】

就审美倾向和写作形式而言,高专的诗属于中规中纪的“人民文学”体,与艾青、臧克家、李瑛是一脉相承的路数,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现代诗。其诗歌选题平实,直面现实,他关注寻常人生和平凡生活境遇,诗中探询的多为我辈普通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及心灵困惑;他像矿工一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言词来发掘“里面沉淀着的哲理”——这哲理虽然不那么神秘、深奥,但却格外实用,有如暗夜里的火光,给人以亲切、温暖和希望。

与很多标榜为“先锋”或“探索”的诗歌,以及那些自诩高贵的朦胧诗相比 ,高专的诗,大多数清畅可颂,雅俗共赏,可谓“老妪能解”:一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一样的清新愉悦,读罢颇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雅兴快意。在这个披了马甲人人皆可信口雌黄,潜在网络横议天下的信息泛滥的时代,高专以赤子之心平民口吻嬉笑怒骂,以世俗姿态征逐诗坛,不媚俗,不讨巧,其语率真、坦诚、自然,颇能打动人心。读高专的部分诗稿,我感觉一个拍案而起的形象跃然眼前,愤怒出诗人,高专即是。窃以为,“老夫聊发少年狂”,偶尔表示一下愤怒,不失可爱,但诗到老境求天工的努力不可不放在心上。诚如大多数论者的共识,诗之两极,无非语言和哲学,或诗意与思想。高专的诗中,颇多叠词或长句,有的用得较好,但多数过于冗繁、芜杂,从音乐美或旋律、节奏的要求考察,譬如一首清婉幽远的古铮雅调,横空竟多了些唢呐锣鼓的热闹,无疑有害诗的整体效果。诚如顾城所说,“诗的大敌是习惯”,“写诗要克服语言习惯性和观念性”,“习惯的终点就是死亡”(《学诗笔记》)。我以为在语言的更新、炼句以及韵律方面,高专仍需劳神斟酌,用心打磨,倘能达到海德格尔所赞许的“既澄明又遮蔽”的境界,删繁就简,领异标新,风流其表,蕴藉其中,那就更可观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诗歌写作固然不排除心理学的要素,但诗歌关切的是完整的心灵而非局部的心理,是美的自然生成而不是刻意活动的过程,作为高级心理咨询师,在诗歌写作方面,高专仍然要遵循艺术规律而非科学精神,毕竟,诗歌过于直白理性总不如含蓄朦胧些更让人浮想联翩。 

高专当然是一个有激情也有创作实力的诗人。据说,他的诗作多次在全国获奖。恕我狂狷,寡人对此向来不屑(即使对那些有幸荣获诺奖的大诗人,我都保持足够的清醒),因为我们身边从来就不缺乏平庸异常但却屡次获得骇人巨奖的“著名诗人”(获奖专业户)——如何“谈笑风生修复个性”,“重展昔日嫩叶的风姿”,这是高专一直思考的问题。——在诗艺上达到“既高且专,技高术专”,则是我们对诗人高专的唯一期待。


 

【3】

高专的诗歌题材粗略可归纳为励志、感悟和爱情三类。关切眼前,倾情现实,书写当下,是高专诗歌的立足点。就励志与感悟这两类诗歌而言,高专的诗里有人,有孤寂失落但自强不息的寻常一群或四处闯荡上下求索的平凡一辈,有我们常见却基本不为人重视的模糊身影和琐碎场景(有些完全就是我们自己曾经体验或如今正面对的现实生活境遇与内心思想波澜)。他以无中生有的诗笔,大有大无的情怀,为我们呈现了现实生活平淡而亮丽的一面:“思想之峰愈高,越接近虚无/虚无中应有尽有,纷呈出万千世界”(《境界》);他警示:“没有梦想的天空下,所有的愿望在胸中枯萎”(《孤寂》),倘若理想的火炬一旦熄灭,人生也许就真的一片漆黑了;他在“信念的光芒下”高唱“青春之歌”,为自由翔游的“鸟与鱼双双步入洞房”而热烈鼓掌;他深谙命运各有玄秘,所以懂得选择明智的唯一活法:“纵然前途荒寂如冬/万万不可偏离抉择,成为迷途者”,“只要能插足的地方/荆棘就是阳光大道” (《路》);他宣称,“冰冷中生命的意义不冷/寂静中卷起生命的喧腾/是海——就应碧波浩渺,千帆竞发/是山——就应巍峨绵亘,钟声的紫霞雾绕古柏”(《纵然前途荒寂如冬》)!他固执地相信:“人生际遇里,来不及开花就凋零的/只要心不死,就会在/另一个季节,以另一种方式/灼灼怒放”(《秋望》)。在我看来,个人持续不断的励志与习惯性的感悟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我救赎,也是自我成长的必修课,在这里,诗人是自足而自信的,他在现实的悬崖峭壁前,想象和实践的唯一追求永远是精神的攀援和思想的升华,是乐观向上的自我砥砺。因此,热爱生活,向往光明,相信希望,追求永恒和昂扬勃发的生机,是高专诗歌的一条主线,有真实的存在感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爱情,是人生中除事业之外最瑰丽最销魂最可宝贵的重要篇章,也是高专为之心醉神秘倾情书写的壮美华章。高专的爱情诗(以散文诗为主),大胆沷辣、坦荡率性,可谓真情炽烈,洋溢着不可阻挡的青春气息。但“面对像风一样抓不住的美丽”,这感情却过于高亢激昂,冲动有余,激情一泻心跳骤停之后,风流余韵荡然无存:只看到眼前的惊艳,未能触及心灵的崇高与大爱的光芒。无论是缠绵悱恻的离歌,还是不期而至的艳遇,“执著而傲慢地爱着”的高专都显得过于清醒,这厢爱情的火花才点燃,那壁理智的暴风雨便骤然袭来。他虽然经常为情所困为爱痴迷,有时茫然无措甚至愿意为爱殉情:“若爱是灵魂与灵魂相融/宁肯这样相拥——直至死去/火光中烟缕也要拧成绳索/升入天宇/狂风不能把我俩分离”(《夜》)。但他不因别离(分手)而哀怨、颓废,而是在巨痛中反省、祝福和奋起。有时,他竟然显得放肆而佻达,将野合之趣如此炫耀:爱情便斜斜躺在针叶上/纷披的枝叶遮住蓝天遮住太阳/松针叶存储了太多夏天的温暖/写诗魔手的培植下,胸前的果实/几下便成熟诱人起来/还附带收获了极其饱满的紫樱桃(《十二月的松林》)。尽管深知“肉体的对话不比思想的对话轻松,它使冥顽不化的思想化作缕缕青烟”(《作画》),襟怀坦白的高专最后仍然毫无羞涩地如是说:飘飘欲仙中,我听见神仙的声音/在——喊——叫;对此我们不能免俗,恐怕也只能不无欣羡地、一脸坏笑地调侃一句:我听见俗人的声音痛快地在喊叫!


 

【4】

高专是当代都市中平民意识尤其强烈的诗人。《峡谷》直面人心陷落、灵魂出窍的浊世乱相,以大俗话大实话痛快淋漓地勾勒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图画。在“物质大旗下”,“我们的文化已经变得牛头马面不东不西”,道德沦丧,人文缺失,一些人公然放弃尊严,拜金崇物,为了权钱和浮名虚荣不惜出卖肉体、良心乃至灵魂;诗人发现“生活已非初始的面貌/生活在很多场合已沦为表演”,在这个物欲横流、消费过度、娱乐至死的“变异的时代”,人类“最致命的魂没了”。诗人的批评直指人心:“峡谷”危局,对应的无疑是人生绝境,我们是否已深陷其中?我们最终能否跨越这“峡谷”,重新谱写生命哲学的伟大篇章?

高专是最不讲风度然而最性情的诗人。这一点,他有魏晋诗人遗风。他喜欢远离喧嚣,在繁华人间独自寻觅宁静之境,哪怕翻墙而入(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他有时徜徉在老昆明街头巷尾,有时行吟于暮色迷人的滇池边的庄稼地里,将我们带回星光灿烂、蛙鸣虫唱的都市边缘。在现代都市文明中,在“或许天生摇荡起伏的/这个魔障世界”,他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决绝地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他只能做一个思想的叛逆者:既不愿循规蹈矩、俯首帖耳讨好权贵,也不会摆出一副道貌岸然莫测高深的模样糊弄百姓。

高专的诗有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有我们熟悉的市井气和烟火味。在这个讲诚信有风险而搞欺诈易得势的时代,在“信和疑”这个问题面前,“面对口缸空了的等待”,高专对人间乞者怀着复杂的感情:有痛楚的怀疑,也有深刻的同情;他对那跪伏于龙蛇混杂、人流涌动的昆明双龙桥头的乞讨者,以及对冬夜露宿于“正义路转光华街的墙跟脚”的一对老年乞丐的同情,与那些温暖而幸福的人群作了强烈的对比,其悲悯与不平之情,让我情不自禁想起杜甫的《卖碳翁》,想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境。

吟唱着“死水的目光里已映带不出生机/你和失去知觉的梦在沉沉下坠”这样的诗句,尽管尴尬,自称已经习惯苦难的高专依然不失风趣与幽默,他平静如初地说一声:苦难,你好!我却只想对这个期望“冰的肉体中/诗歌精神发芽、抽枝/爆破着生命的坚冰”的诗人不合时宜地问一声:高专,诗意安好,坚冰破否?当“积淀恩怨的静湖四处漫溢,抒情的大海已步入枯寂期”(《宿鸟》),打算“从此,心平气和地面对世界”——你要记得有人对你的嘱咐,写诗是一生的事情;而你喜爱的童话诗人顾城则说,写诗是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业。单靠数量有限的几首诗无助于成就令名。雄心与使命感是打开文学圣殿的钥匙。高专应当涵养做大诗人的“野心”。


 

(2013年6月)


 


 


 


 


 


 


 


 


 


 


 

黄立新:日暮乡关漫说愁 独上高楼唱大风

 

【1】

《日暮乡关》是黄立新于知天命之际推出的第一本散文集。书中收录的作品,单看篇目,多为寻常、平实之名,丝毫不像时下有些“名不惊人死不休”的空洞无物之文,不足以诱人深读。但认真读过之后我们发现,此书的魅力,是那种“生活在此处,写作亦在此间”的真实与真诚姿态,是看得见作者身影甚至心灵的亲切与亲近感——恰在于那些看似日常、琐碎,素面朝天的篇章之中,蕴含着超凡脱俗的思想力量和颇堪咀嚼的人生至味:这是一部追忆似水流年、缅怀故乡旧事、讴歌云南大美、追求人生与生活意义的性情之作,其间有婉约深沉之吟,更多豪迈奔放之歌,庶几可视为作家的心灵自传,或曰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

崔颢诗云: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日暮乡关,孤鹤横江,自谓人近半百的黄立新却以“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情,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热忱,以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孤绝,“欲赋望岳学老杜”,独上高楼唱大风。他一如既往吟唱那些梦里梦外的动人诗篇,执著地书写着自己的逍遥游,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他说的只是自己的人生感遇与恍悟,是蓦然回首千帆过尽的心有灵犀,是思想繁花与精神硕果的渐次呈现与升华,更是人生旅途上惊喜不断的美好发现与自然收获。

人到中年,乡愁渐浓。乡愁何谓?就中国传统美学而言,乡愁即神圣的生命源头,乃欲说还休的“思乡病”(是一个生病的人因为他并非身处故乡而感觉到的痛苦,或者是再也无法见到故乡的恐惧),是日夜牵挂的母亲或魂牵梦萦的家园故国。少小离家,老大难回对残阳;乡音无改,双鬓飞雪情何堪?然而,就算衣锦还乡又如何?何况归来时两手空空!最可悯者,置身故里,我们才惊觉昔日的乐园已成为古老的传说,伪浪漫的现代版“乡愁已无觅处”!原来我们所热恋且引以为豪的那些淳朴的乡情和粗犷的异风奇俗,与现代都市时尚文明竟然如此隔膜: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而在黄立新那里,“家和故乡其实是母亲的外化形象”,乡愁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精神忧思,是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或建设的精神家园。


 

【2】

从滇西大山深处一路走来,素以“领悟和体验或者说是修正观照生命的心路”为乐的黄立新,俨然一位儒雅的现代“行者”:他在云南这片神奇瑰丽的沃土上自在行走、勤奋耕耘,以书生问道、独步江湖的壮志行万里路,以士大夫兼济天下、胸怀黎民冷暖的雄心担荷使命。他对云南、尤其是对生养自己和曾经工作过的滇西故地,始终怀着赤子般的深沉眷恋和无限忠诚。他将浓得化不开的儒道释情结,熔融生命淬炼灵魂,倾注笔端斐然成章,感恩生活,感悟人生,感谢命运,感应自然,最终凝聚为天地人合一的精神追求。

云南之美,蔚为大观。云南大美,旅游者的目光多聚焦于此间的山水彩云如梦如幻,仅陶醉于绚烂多姿的民俗风情。而云南深厚的历史人文壮景,才是云南美的精髓与灵魂。黄立新以其独具慧眼,在云南大美的版图上,“豪吟远眺生春风”,于相同或平淡之处看出绝色,满怀深情吟唱感天动地的云南人文精神之美。他赞叹滇西风光如诗如画,写神奇、秀美、灵气十足的山水之美如在眼前,如《小游方山》、《高黎贡山》、《龙王潭》、《清平洞》;他满怀虔诚为云岭大地尘封的历史揭开神秘面纱,写风流人物和英雄传奇,如心怀百姓的明代永昌知府严时泰、率军平叛孤悬报国之心的邓子龙将军、倾心为云南山水风物立传的旅游家徐霞客、为救亡图存而奔走的近代文化名人李根源先生,着墨虽不多,但其敬重之意、景仰之情跃然纸上;他写友情、乡情真诚而温暖,写旧雨新知如芳邻呼之欲出,读来令人热泪盈眶,比如《后山》里的凤平一家、《没有站长的小站》中倔强而善良的“老杨头”、仅一面之交能歌善舞的“朋友巴桑”,《黑云母》中深情而寂寞的E君。置身高黎贡山之巅,他为凛冽寒风中那些根与根盘错,枝与枝相挽,同生死共命运的小灌木惊人的生命本能和力量而叹服;在当年枪炮交响硝烟弥漫而今沉寂落寞的松山古战场,他为因贫穷而漫山遍野寻找兰花赚钱的孩子没法读书深感不安;他从少年时代山坡上失落的向日葵的味道中恒久体验生命升华的高洁快意,在燕郊月色里聆听心灵上芦苇潜滋暗长的声音…… 多年来,黄立新虽然陶醉于公余偷闲云游三迤大地,但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徜徉灵山圣水间探幽揽胜,谒访英灵圣地,只为在大美天地间、仁山智水中涤荡尘俗、壮阔胸襟,涵养精神、升华心境,洗濯灵魂、完善人格。正如他的业余写作一样,他只想以诗文明志,以写作隐修,表面上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内心里渴求的却是月白风清,襟怀磊落。他像大多数古滇前贤一样,在心理上实在是难以割舍“文人趣味和雅士风流”。尽管其文可测,其心难测,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想象,黄立新是一个性格矛盾而内心和谐的人:在入世方面,修齐治平的抱负和担当精神浑如与生俱来,注定此生如影随形,虽九死而不悔其志,虽千万人吾往矣;在出世方面,豹隐南山归去来兮的意念和拈花一笑“把大千世界一袋装”的诱惑无处不在,所以洗尽凡俗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而放下俗务的决心可能随时闪现。——幸好,他已修得“定势”,面对千奇百怪的人生世态,经过严肃的思考,他已学会从容和处变不惊。


 

【3】

黄立新是个敏锐而多情的有心人,其行止之处,目光所及,思想所系,皆可能化为灵光闪烁的尘世华章。试看,他有时心思单纯且用情至深,从《三角梅》的花开花谢,他感悟人生之潮起潮落,竟为几朵小花的惊艳而惊喜,且将这分惊喜打电话与朋友分享;他有时则心细如发,惋叹落红有情,既坦承“从来出处自不齐”,又深信“命运之神是公平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参悟和把握机遇。从《姐妹早点店》,他观世风人情,辨取舍之道,发现“欲望真的会使一切关系发生解体和改变”,而且“在小小的早点店还会吃出那么多的社会最底层的素材”!在《金鸡古今叹》中,他对“执忠绝域”十年而高张汉帜的吕凯的英雄气概和报国之志肃然起敬,对主流文化曾经野蛮强加给云南边疆固有的偏见和无知予以四两拔千斤的理智回应;感念吕不韦后裔千里迢迢谪居永昌郡金鸡村的人生命运和千古兴衰,原以为身陷樊篱、郁闷独知的黄立新不禁太息,“我惊叹天地之浩茫,归宿处处在”。同样的《静夜思》,在李白是唯美而浪漫的思乡小夜曲,到了黄立新笔下却演化为一种彻骨的疼痛与温情的忧思,仰天长啸遂成一阙失落的精神挽歌:“一个现代化的石猴,走漫长漫长的路,还是被压在一座五行山下”;“有一只虎却没有虎的凶猛,却为一种万般柔情缠绵”!曾经大闹天宫的“石猴”无疑是精神叛逆和坚贞不屈的象征,而虎——赫尔博斯所谓的黄金的虎和布莱克所说的火之虎,在现代极权专治文明的囚笼里,显然已失去了特立独行、勇猛威武的象征意义。尽管心中尚有猴的不安和猛虎的不甘,但思想的结论是悲情而发人深省的,神话和史诗结束了:猴戏是演出来的;虎威是装出来的;月是难以圆的,世事原本如此。

现实的经验固然需要明白晓畅、清晰可鉴,但真实的情感却须以含蓄、婉约、节制甚至沉默来表达。在这一点上,黄立新是清醒而明智的:缄默也许比感慨更合适(《龙王潭》)。超越滇西的鸟道云梯,徘徊于滇池之滨的《金色池塘》边,看着那“雪藏的明镜,滇池的眼中眼,鱼虾的乐园,三春杨柳的福窝,青莲红藕的香潭”,他自觉心临渊却不退而结网,只想着“前入一步,当一掬清波洗心革面”;临风伫立兰津古渡,他身处迷津亦自在从容,唯思谋如何凭“空视和高见”以自悟自渡。这是黄立新为人的基点。这个乐于狮虎独行却又不喜欢“自我张扬和鹤立”的人间行者,他只希望在这喧嚣世界里堪破红尘,“心居梵音园”,“于纷纭的尘世见素抱朴”,于“方寸之间自然聚炼出十方世界”。

【4】

品读《日暮乡关》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曾任都柏林大学校长的约翰·亨利·纽曼演讲录中那几句动人心魄的名言:“他的心能处世而又恬然自安,不能外出时就在家里自得其乐。他有一种本领既能从事公务,又能支持他隐退,走运时不庸俗,失败与失意时不失风趣”(《一所大学的设想》)。我感觉这几句话用在黄立新身上也许不会错。黄立新从一个地道的汽车司机,因文学之缘而走上了一条他意料之外的阳光大道。他自况曾一度因此而形成了“形神分离的状况”:一方面现实的责任驱使自己要恪尽职守,有所作为;一方面则渴望自由翱翔于文学的天空,探索更辽阔的精神宇宙。他做到了,因为他懂得珍惜,更懂得妥协:他自知“我需要一种火与血铸炼出的历史来注入心头,以使得为政做事能够增加一分责任感和使命感”(《永远的国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他扎根边城埋头苦干多年,在任何岗位都不辱使命;公务之外,他已将对缪斯女神的喜爱当作了毕生追求。书生意气的他因此有底气如是说,“对于人生,有没有地位、财富不是很重要,而有没有追求和境界却是很重要的”(《五月,去长沙看儿子影展》);“当我明白已经把有价值的人生精华部分展现出来给了世人并且对得起这块与我有不解之缘的土地时,我释然。我愿意真实而不会去摧眉折腰。我会越过自己的”(《边城之秋》)。我相信,这个在“行藏之间,唯有本色不变”,勇于将自己的生日用一柱香来点燃的滇西汉子,他一定能超越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甚至愿意将他的《日暮乡关》当作一次庄严而意味深长的“人生祭”来欣赏。


 

【5】

马修·安诺德说“诗是人生的批评”。在我看来,优秀的散文亦当是人生的批评。散文须具备意境、思想和语言、风格之美,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美文。黄立新的散文有别于风行一时的“文化大散文”,他的题材和题目皆平实显小,其散文多写实之作,皆有感而发,颇具古雅格调,堪称风骨俊朗。他注重对周遭人事及日常生活细节、经验的把握,善于在日常生活的背面发现人性和精神之美——哪怕只是一些闪光的碎片;他安静地坚守在真实而非虚构的生活内部,致力于“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谢有顺语);他写景笔法简洁,抒情自然到位;最令人称道者,是他能将平易简朴却不乏真知灼见个人感悟和人生智慧巧妙地贯穿其中而无牵强附会之生硬感,议论画龙点睛,说理水到渠成,浑似曾经沧海的淡定,除却巫山的自信。尤为难得者,是他的文字里有意或无意间呈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和个性”——他也许希望表达出自己的信念,尽管还不够强烈,还不成气候,但已弥足珍贵矣。概而言之,黄立新的散文多为美文,大多数是景语、情语、心语和妙语的交织,熔哲理、诗意和艺术于一炉,基本体现了他所神往的“艺术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和精神的真实”,其最终指向则是生命意义的真实。他的散文颇有书卷气,文字雅驯,语言朴素,品质纯正,趣味高洁,厚重而不失灵气。但有些篇章在文字、句式上却有失章法,显得拖泥带水、冗繁涩滞。他喜用长句,擅于点化唐诗宋词,若能在节奏、语速上稍加节制,再从容些,在句式结构和修辞方面稍微用心一点,再精炼些,其文无疑更美矣。高僧担当有名句曰:嚼铁丸不费力气,食豆腐须下功夫。套用担当的话来说,就黄立新而言,写文章不费力气,炼句时须下功夫。夫如是,期待“自成一家风度,情怀独斟酌”的他,自然能够写出自己所崇尚的徐霞客那样的“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因为他说过,“我会虔诚祈祷如影随形的沉香,如何翻出经书之外,越恒河的金沙滩,露真与美的面目来惊世骇俗”(《沉香》。


 


 

(2013年7月)


 


 


 


 


 


 


 


 


 


 


 

钱怡羊:在喝咖啡时看见眩光

 

【1】

2013年深秋。昆明金碧路和环城西路仅存的法国梧桐树叶已然枯黄,萧瑟凉风一吹,便有落叶如蝶纷飞;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先头部队此时也如约飞抵春城,这些美丽的小精灵给灰色沉闷的城市生活带来了些许怡人的灵气和亮色,它们在翠湖周边、滇池之滨与人翩跹同乐,惬意地享受着这座高原城市独有的温暖与热情——这是出生于昆明的“80后”作家钱怡羊小说中故乡常见的靓丽景象。

值此碧桐飞黄、鸥戏秋水时节,钱怡羊以昆明为主体背景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引起了我浓厚的阅读兴趣。《黑色咖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眩光》(台北酿出版,2013年7月版)两部小说,均以活泼轻快、优雅从容的写真式笔调,娓娓叙说了昆明一群普通“80”后探索成长、追求理想生活和美好爱情的青春故事。小说情节曲折,布局大气,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具有触手可及的现实质感。小说中描绘的那些人物,仿佛就是我们熟悉的邻居和同事,而其中很多场景,我们每天在出行的路上大约都能看到,读来的确“有一种融融的现场感和亲切味”。《黑色咖啡》以坚实而朴素的叙事手法,以少女陈心圆的成长、生活及工作轨迹为主线,将一个朝气蓬勃、才具灵慧而心地纯善的少女身世遭遇演绎得让人称羡却又令人心痛;《眩光》则以清新而不乏厚重、庶几纪实的笔法,精心讲述了女大学生任菲菲涉世前后一段寂寞成长、孤独放飞,令人扼腕、发人深思的离奇经历。观其大意,撮其要旨,这两部小说的主题,都是我们此生中必须要学会理智表达的、看似极为寻常而又十分罕见的“宽容与理解”之诉求:这个世界无疑真的并不完美,这个时代还有颇多痼疾,这个社会尚有诸多矛盾和问题;幸运或不幸生活于此时此间的人们,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自身或多或少还有些许可怕的甚至是丑陋的缺点和致命的弱点,但人们应当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去看待这些固有的症结,正视并坦然接受既已形成的铁一样的冰冷现实,以人为善,宽容错误,理解挫折,克服障碍,谅解别人,融化坚冰,用包容之心和友好义举来温暖这苦难而短促的人生。显然,作家为此用情之深冰心可鉴,其寄望殷切而姿态诚恳,情致温婉而善意感人。然而,正如当年吾侪曾经呼唤“理解万岁”,恰是因为缺乏理解一样,在这个信仰严重迷失、信任严重匮乏、信心严重受挫的消费时代,作家热切关注和倾心追求的“宽容与理解”,不也正是眼前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人文精神吗?


 

【2】

《黑色咖啡》的女主角、弃婴陈心圆在襁袍中即获陈静鹏、文秀兰夫妇收养。在严父慈母的精心呵护和培养下,冰雪聪明、童年便会吟诗的陈心圆不负众望,大学毕业后,她以优异成绩和出众的才华进入电视台实习,并在前辈同行曾俊和舒仪的帮助下幸运地留台当了一名记者。事业起步顺利,正当她和“冰王子”曾俊娇艳的爱情之花含苞欲放之际,美女舒仪“舍身”救母的惨痛经历和尴尬的情感生活却让热恋中的她做出了让步;而西藏采访邂逅“做事成熟稳重,也充满文化味”的成功儒商顾汉斌,又让善解人意的陈心圆获得了一份自以为天赐的甜美爱情。与双亲看好的曾俊决绝分手,突然从电视台辞职,不顾父母反对,执意和年龄与乃父相仿且离异并有两个孩子的顾老板“闪婚”,陈心圆一系列出人意外的惊世骇俗之举,令人倍感错愕!陈静鹏,这个向来性格有些孤僻、安分守己的小学老师,当爱女离家出走后不堪邻里非议,饱受心理磨难的他终于在冲动棒杀野猫之后彻底崩溃了:他留下一封遗书便跳楼自尽了。正当我们对心圆的草率而近于无情的行为产生的恶果恨得咬牙切齿之际,这个蜜月都未度完的可爱复可怜的女子,却被证实罹患绝症矣。原来,从西藏回到昆明后,心圆便检出自己患了胃癌。青春怒放的才女瞬间便感觉世界末日来临了,她如何还忍心让养父母承受如此沉重的精神折磨和经济打击?在最脆弱最绝望无助的时候,面对曾经沧海的顾汉斌炽烈而真诚的追求和无私守护,充满叛逆精神、满心想为自己活一次的陈心圆“红颜冲动为知己”,公然违背父母之命选择了属于自己的爱情。然而,她的看似冒失之举,她的这一番苦心,却要到最后,直到她如鲜花遽然凋零,才能从她留给母亲那字字悲泣、声声喋血的绝笔里得到理解:

你们竭尽全力地照顾我,爱护我,你们并不富裕,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这些我心里都十分清楚。但是我却对不起你们,没能尽到一个女儿该尽的孝道,请你原谅我。我以为我的痛苦不该拖累你们,应该由我自己去承担,却没有想到这反而害了爸爸,害了你,害了这本来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医生发现我患了肿瘤,当时我不敢告诉你们,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也怕你们为我伤心。……记得我离开家的那天,非要出门吗?是因为医生要告诉我检查结果,我本想拿了结果就回家,可是没有想到会是那样的结果。……我只有选择躲起来。……汉斌和我是真心相爱,我和他的感情是患难中建立起来的,他也愿意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照顾我,所以,尽管你们反对,但我还毅然选择和他在一起,请原谅我的自私。我只是不想再增加你们的负担。可是我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竟然会让爸爸走上绝路……这让我无法原谅自己,这是我一生中不能饶恕的罪过,妈妈,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说实话,读到《黑色咖啡》的最后三章,尤其是当弥留之际的陈心圆怀着不孝之女的忏悔之心回家探视双亲,惊悉严父自杀,感觉慈母心冷那一节,我也情不自抑潸然泪下。幸好——这残酷而凄凉的结局还不至于那么让人绝望——它恰如黎明前的黑暗,虽让人深感压抑但不会丧失希望,毕竟曙光即将再现:因为陈心圆之夭,尤其是心圆事事为人着想的善良与临终前痛彻灵魂的忏悔(尽管因其人生经验不足已铸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终于使多年来沉溺于情天恨海中的舒仪决心放下曾俊和她与李主任那段无爱而可耻的孽缘,与真爱自己的男人携手走向新的生活,而一直以自虐方式惩罚自己的曾俊也有了走出了爱情阴影的可能;痛失心圆的顾汉斌决定替她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沉浸在悲痛中的文秀兰亦谅解了魂归天国的爱女。

故事虽然结束了,但陈静鹏与养女的不幸遭遇,却令人歔欷亦发人深省。父亲始终疼爱女儿(一直把她当宝贝,捧在手心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女儿也一直敬爱父亲(除了爱情选择,余事几乎唯父命是从),遗憾的是,因为一时的误会和冲动,竟然一个选择轻生,一个负气出走。我想说的是,这父女俩谁都没有恶意,只是因为他们都太在乎亲情,但彼此沟通交流不够而已。应当注意到,在矛盾冲突发生时,在迫切需要映证亲情与爱情的关键时刻,世故而固执的父辈并不比率真而感性的孩子强大,在大爱亲情受到质疑时,父女都是弱者,谁都需要保护——身处这个时代,任何一个阶层似乎都需要心理干预。否则,因爱而产生的伤害或许比仇恨引发的灾难更为可怕——这种经验与教训,在我看来,陈静鹏那封让人心碎的遗书也许胜过上万本心理学巨著的陈腐说教。


 

【3】

同样的80后,《眩光》的主人翁,出身平民阶层、从小在昆明城郊结合部长大的大学生任菲菲,却身处更为恶劣且可怜的生存环境:她家庭贫寒,其父当过兵,复员后当了几年工人便遭下岗,从此,这个失意的“任牌长”除了吹牛打牌外不务正业,只会将不满与怨气撒在女儿头上,骂她是个“赔钱货”;其母杨菊芬年轻时是一大美人,这个逆来顺受、唯命运是从的农村妇女大约称得上“菜市西施”,一家人的生计全靠她起早贪黑贩菜维持;任的弟弟则是一个不谙世事、只会伸手要钱的高中生。生活在如此一个弱势家庭,与所有出身于底层的农村孩子命运相似,任菲菲这个自小就承受孤独和同学欺负,在深刻的寂寞中几乎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农村姑娘,始终默默无闻地在凄风冷雨中自我摸索,(据我多年的底层生活经验和感受,恕我刻薄,这些农村孩子在涉世之前要想真正得到父辈的在人生方面的有效指点与理解几乎是一种奢求。从这个角度看,这是《眩光》关注的巨大价值所在,可惜作家并没有深挖掘进这一主题之意)。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也就失业了,任菲菲未能获得家庭的帮助、理解和就业指导,也没有得到社会的及时关爱与任何救助,这沉重的打击本身已令她手足无措;而因为门第偏见,出身侯门的男友赵旭在其母反对下突然的无情离弃,更让风雨中挣扎的这朵鲜花雪上加霜,让这个一度沉浸在美满爱情与奢华生活遐想中的女孩一时有如天塌地陷。喊天不灵,叫地无应,她只能以泪洗面,借酒浇愁——可叹连买醉的酒钱都付不了!经过一番自暴自弃的折腾后,自幼就饱经贫困磨难,一直对富贵生活充满憧憬、不安于底层挣扎的任菲菲,尽管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与尊重,她还是颇想谋一份工作来实现出人头地的梦想。然而,高不成低不就的美女大学生,眼见得拿国家俸禄的工作无门可进,像母亲那样俯首尘泥自给自养又于心不甘。不堪忍受父亲责骂的任菲菲终于愤然离家,投奔小学同学秦川暂时栖身。在发小秦川的无私关心和鼓励下,任菲菲凭自己的学历、才干和娇好的相貌应聘到一家地产公司做了售楼小姐。善于察言观色、才貌出众而精明强干的任菲菲,通过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的打拼,不到半年时间就实现了从卖菜女到售楼冠军的华丽转身,获得了公司老总金川的青睐与信任。虽然关于她的各种非议不绝于耳,但任菲菲依然以蚂蚁的生存哲学自勉,以舍我其谁的姿态向着成为富裕阶层的目标大步挺进。

倘若任菲菲就这样自强不息,像《黑色咖啡》中的林语弦,依靠实力一路走下去,相信她一定能闯荡出一片新天地。


 

【4】

然而,亟需获得自卑补偿的任菲菲却阴差阳错地走了岔道。

任菲菲的生存哲学功利而现实,她懂得自身处境和劣势所在,便选择在缝隙中求生。且听她对同为售楼小姐的冯霞说的一番心里话:

我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出身,都像是讨生活的蚂蚁,随时可能很容易地就被人踩死和捏死,但是蚂蚁就没有出路了吗?蚂蚁也可以躲在缝隙里生活得很好。这就要看你怎么想了,我就是在努力寻找这个缝隙。平坦的大道谁不想走?可是越平坦,越光明,我们这些蚂蚁就越容易被发现,被踩死,只有在缝隙里,才能安全地生存下去。这个世界多数时候是不美好的,你不要用你那颗美丽的心去想象它,那会让你很失望。

如此貌似谦卑的生存哲学,任菲菲还向精明的珠宝商人王总兜售过。蚂蚁的生存哲学显然不是任菲菲所认为的那样,蚂蚁虽卑贱、渺小,但它们绝不会在缝隙中苟且偷生,更不会投机钻营或玩弄伎俩,它们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担当与勇敢,在天地间脚踏实地建设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相信只要给自己一个舞台就会变成最灿烂的明星的任菲菲当然不愿意在夹缝中度过卑微的一生。从卖菜到售楼,这个骨子里始终渴盼富贵生活、虚荣心极强,信奉及时行乐的女子,她所追求的仍然不外乎财富与奢华的享受。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和满足可怜的虚荣,她居然可以打着维护自尊的大旗(实乃艳帜高张罢了),用尽一切手段甚至以身相许。面对出手阔绰,精于人情世故的情场老手王总,得寸进尺、步步为营的任菲菲借酒近于无耻地向他挑逗并暗示:

没有一个男人是傻瓜。而我也不笨,我是个有血有肉的女人,那个血,应该有这红酒这么红,应该也比它贵,因为独一无二,那个肉,应该也比鲍鱼好吃。但是我不是红酒和鲍鱼,可以被人用来消费而没有任何感觉。

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她的转变(实则是堕落)诚然让人惊愕。为了庸俗的人生追求(住上豪宅,开上豪车,过上衣食无忧、纸醉金迷的生活),为了让家人过上同样富足的生活,任菲菲认为,“求一求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为此,她对送宠物给自己的金超说:

我觉得没什么,求就求,人活着,本来就是求生存,求权力,求财富,当然也包括求幸福。人其实很弱小,你可以不觉得,因为你含着金汤匙出生,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些社会底层人的生活,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有多艰辛。

极端地说,如果不是出于误读,窃以为《眩光》是一部企望从正面关注“小三”人生与命运的世情小说。尽管改革开放多年,在东西方文化激烈交锋碰撞,经济社会剧烈转型,思想观念日益呈多元而复杂化的当代中国语境下,“小三”仍然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耻辱的符号。按理,在“小三”横行的当下社会,从猎奇的角度看,因其暧昧性,这应当是一部颇可置喙的欲望小说,因其危害和影响,这似乎又应当是一部严肃的警世作品。然而,事实上,它只是一部情感小说,在任菲菲不断掀起的情感漩涡中,我们既没有感受到春色撩人的情欲意味,也没有看到丝毫萤火寒光的道德警世意义。

说实话,读罢《眩光》,我感觉怅然若失,内心颇多难言的郁闷。尤其是读到此书结局时,寡人只能用“震惊”一词来表达惶惑的感受了:老情人安排给任的浪漫之旅何其诡异,而青也的从天而降更显突兀,作家纵有伏笔千里的神思,但此时此地突然出现的斯人,未免更显任菲菲之轻佻放荡也。迫于媒体的跟踪炒作与强大的舆论压力,任菲菲一家无奈而尴尬的从昆明城中离奇消失,并不能立刻唤起读者的同情和理解。也许我们会不自觉地继续深陷于渴望理解的人性误区,认为这世界对任菲菲过于残酷,她既已摆脱“小三”的命运,且自觉自愿无私地捐钱给秦川为父治病,媒体就不应当再去揭翻她那不堪的历史。这想法当然不错,昔日的“小三”转身从良,过上了她一直追求的有钱有“尊严”的美好生活,她家也因为城中村改造拆迁获得了巨额补偿和新房安置,这本是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啊。然而,任菲菲似乎醒悟得太晚了,而且醒悟的方式太眩目了——王总安排的一趟浪漫的欧洲之旅,她是否已从感情的困境中走出姑且勿论(值得怀疑),但我们却一直没看到她有任何自我救赎与升华的行为;最致命的是,这个奉行蚂蚁生活哲学的当代大学生,在面对社会不公和暂时的生活困境时,她基本上没有像蚂蚁那样,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努力打拼来改变命运。她一边自叹自怜,一边却顺水推舟,心安理得当了王总的情人,过上了可以向同学炫富(昔日在学校被人轻蔑、欺负,“而今开着高级跑车,一身珠光宝气和名牌的她反倒成了焦点,成了可以请大家吃鲍鱼喝茅台的主”),向乡亲显摆(为葬爱犬不惜一掷千金)的寄生生活——如此有钱,却用上在正道上。任菲菲的情感世界是复杂的,“虽然渴望一份惊天动地的爱情”,尽管也曾为囚如金丝鸟的情形感觉难过尴尬而不情愿,“但是生活的现实,让她不得不低下自以为可以骄傲的头”;因为她太爱权势,她梦寐以求的是非富即贵的生活。尤为可恶的是,在被王总包养的同时,这个漂亮的女人居然还念念不忘抛弃了她的前男友赵旭,让一直深爱她的好友秦川在孤独无助时来充当自己的骑士,在丽江旅游时,她居然险些又莫名其妙地恋上了偶然相遇的日本留学生青木——荒诞的是——正是此人,在欧洲之旅中为任菲菲治愈了情伤!不错,她曾深爱赵旭,这个出身官宦人家的贵公子一度是她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但讲求门当户对的赵府拒绝了这只丑小鸭;她也爱秦川,但这个忠厚老实,曾经带给她无限快乐的寒门弟子虽然可靠却不可能带给她向往的荣华富贵。她与王总的暧昧关系,在如火如荼的时候,她发现,“在这场原以为感情优先,金钱第二的交易中,最后还是金钱占据了主导”。如此一个让我辈寻常读者惊心,宁可在宝马车里哭泣,决不在自行车上欢笑,只想“让自己活得快乐”的滥情而无耻的女人,你能相信她所谓的“尊严”吗?我只能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表达我的愤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可以说,任菲菲是一个不求积极而正当上进的故意沦落者(她的操行甚至不足与舒仪比,舒仪为救病榻上的母亲被迫委身于上司,但她懂得恪守道德的底限),如果此前她的出身可以作为同情的基础,那么,我不知道天下当有多少值得同情的苦命人。仅仅因为出身于农村,身份低微,经济拮据,为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而放任自流,竟不惜放逐青春,甘愿以身体赌明天,岂不荒唐耶?就常识而言,金钱当然是好东西,易中天说,不要羞于谈钱,要钱没什么不好,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必须守住底线:有许多事情是给多少钱都不能做的。中国近14亿人口,栖身于底层者不知几许,倘若每个人为钱所困时都做如是消极而自私的选择,天下岂能安定,社会还有何希望,中国梦何日能圆?出身不是根本的问题,问题的根本在于错误的人生观和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资本时代,渴盼过上富足的生活无可厚非,颇有知本的任菲菲原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来实现梦想,可她经不起人生的挫折与考验,在成为售楼小姐后,为了追求业绩,特别是在裸照事件发生后,她半推半就半迎合,利用自身的姿色和身体,心甘情愿做了珠宝商王总的“小三”。她本想获得尊严,却为此放弃了身为女人最可宝贵的品格与美德,以青春、自由和身体作赌注,去换取一时的浮华与虚荣。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她不是无路可走,她完全可以像《黑色咖啡》里的林语弦那样,在父母离异和到海外求职受挫的双重打击下,她也不愿在父母的宠爱之下啃老,而是积极地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双手去推开一道充满希望的幸福之门。                 


 

【5】

《黑色咖啡》和《眩光》的象征意义是潜在而又昭然若揭的:前者象征的是生活和人生的滋味(我更愿意将它当作青春的滋味),但喝下或浓或淡甘苦酸涩的黑色咖啡之后,其回味是苦涩还是甘甜,有无刺激感,是否真的提神醒脑,那感觉却因人而异;后者象征的无疑是成长过程和人生旅途上面临的危情险象,是考验我们的困境更是光彩诱人的“陷阱”——权力、名望、富贵、财色皆是我们这些一度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方向、渴望在蔚蓝晴空中自由飞翔之鸟的致命眩光!

“什么是眩光?”钱怡羊借任菲菲之口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候鸟在迁徙中,白天休整觅食,夜晚飞行。盗猎者就在它们经过的山头,夜晚生起大火,这火光就是眩光。因为它能让高空中飞行的候鸟头昏目眩,误认为天亮了,该歇息了,就俯冲向光亮处。”眩光让许多鸟儿死于非命,侥幸死里逃生的也难免伤痕累累。

“金钱”这个意象,在同样面临为钱所困的窘境时,这阿堵物在《黑色咖啡》里依稀还有一种人情意味,钱还不意味着一切,人们对它还有满足感,正如在金钱上经历过大有大无的痴情商人顾汉斌所说,“金钱真的是身外之物,亲情,家庭还有珍贵的友情才是最重要的”;曾经哭喊“谁能出钱救我妈,要我干啥都行!”的舒仪亦认为,“如果你对人的看法,就只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话,我只能说你的人生太可悲了”。而到了《眩光》中,那劳什子就变成了可怕的眩光,金钱似乎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宝,不信试看,当买醉彻夜未归的任菲菲与负心郎赵旭一夜风流之后,她开口竟将赵公子比作嫖客,让他为短暂的快乐买单。不仅如此,做了“小三”的任菲菲尽管从珠宝商那里获得了丰厚的财物,但这位欲壑难填的二奶,一面养尊处优享受着奢华生活的她竟舍不得给亲弟弟多余的零用钱,一面却丧心病狂令人发指地要为一条小狗花重金买公墓——我承认她说的“有的人连狗都不如”,但她居然为了埋葬一条死狗而采取的毫无理智近乎变态的夸张铺排,却令我非常不爽!这与旧时代那些无法无天的土豪劣绅为鹰犬行人葬之礼的恶行有什么区别呢?我想弱弱地对钱怡羊说一句,即使欲以狗骂天下,此处是否用力过猛了?吾亦爱宠物,尤其是义犬,但即使是出于讽刺或报复,也大可不必如此尖刻啊!

宽容谅解是钱怡羊小说设置的基本议题。在《黑色咖啡》里,宽厚仁慈的陈静朋夫妇要求爱女陈心圆“一定要以宽容的心去对待别人”,为情所困的曾俊也相信“有的时候,人们就只需要一个宽容的谅解,什么事都变得容易解决了”(他最终谅解了曾给自己爱情造成巨大伤害的父母);一度甘受权势屈辱的舒仪,当目睹一位哑巴民工遭到小市民的辱骂时,她挺身而出为这个可怜的残疾人主持公道,她有礼有节地对那个嚣张的女人说:宽容能表现你的高尚,“用一颗宽容的心,包容别人,快乐地开始新的一天,不好吗(她最后原谅了曾经深爱过也伤害过自己感情的曾俊)?”

宽容和理解,正是我们这个贫富悬殊,机会不均,仇官、仇富和信仰沦丧的时代最稀缺的可贵品质。平心而论,我们可以理解并宽容陈心圆的轻率任性、曾俊父母的自私冷漠,也可以理解曾经向潜规则妥协的舒仪,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的上善之火从未熄灭,他们还有自我忏悔自我救赎的努力;然而,想让这个社会真正理解并宽容恬不知耻做了“小三”却自有一套“小三理论”(不伤害到正房的利益,得到想要的,不争地位,不争名分,保持着和谐)的任菲菲,宽容官商狼狈为奸不择手段损公自肥的赵副市长夫妇和为富不仁的包发富(暴发户),宽容在国内赚得盆满钵满包养过二奶最后又移民到海外的珠宝商王总……那未免显得太天真幼稚了罢?我感觉奇怪,钱怡羊为何对“眩光”的危害与杀机隐忍不发,却以区区不足为外人道的小恩小惠(任菲菲给家人钱物、救助女友冯霞、帮秦川交医费,王总给任氏金钱和各种好处,安排她去国外旅游)而一味为书中的主人公开脱,鲜有批判意识甚至一丝道德谴责?这是颇令人费解的。我一直在想,倘若作家能在秦川、林语弦那些人身上多洒一点灿烂的阳光该多好啊!


 

【6】

钱怡羊的文字总体上可谓简洁干净,流畅可观,描写情感纠葛既没有卫慧棉棉木子美们的前卫咸湿(情色点到为止),亦鲜有时下风行的“小白文”和“脑残文”的痕迹,但就语言趣味和行文方式看,有过留学新加坡背景且喜好亦舒者流作品的钱怡羊难免受“港台化”(苛而言之,在人物对白方面,《黑色咖啡》前半部有“学生腔”,《眩光》则混杂着“港台腔”)的影响。如何将海外华文的时尚精粹与中国方块字的传统韵味和优势融合生辉,这是她需要谨慎对待的“言说”方式。因为我们知道:文从字顺,文字雅训,哲思与诗意和谐双飞,是汉语文学写作的基本要求。

索尔·贝娄说:一个作家应该能够很轻松、很自然、很充分地用一种能够释放能量、自由思索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作为小说,从可读性和艺术性来考量,《黑色咖啡》和《眩光》均不失为优秀之作,但远非有分量、能震撼灵魂之作。钱怡羊在创作方式上虽然做到了轻松、自然、充分和自由的表达,她不假修饰,满怀真诚,倾心尽情地写出了当下人世的表象,写出了底层平民卑微的人生梦想——尽管那是原汁原味、触目惊心的真实,但那人世太功利太浅薄,那梦想太琐碎太庸俗太现实,烟火味太浓重,只见物质闪亮而不见精神闪光,只有强烈的欲望攫取却没有灵魂升华的理想,只感觉到钱权之热度而不能明显地感受到人性之温暖,只发现沉沦之危机而没有救赎的举动,只关注现实困境却未能指出光明的未来大道。毕竟,21世纪的小说属于世界,“小说赢得了批判世界的权力,那么它首先就要展示自我批判的能力”(卡洛斯·富恩斯特语)。诚如谢有顺所说:好的小说,不仅要写出人世,它还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从密室走向旷野的写作》)。

叙事灵动,线索清晰,作品清澈明净、纯真而不乏理智,感情丰沛而懂得节制,是这两部小说最明显的优点;小说以时间顺序和旁枝横逸的插叙和分镜头组接结构的手法,堪称匠心独运:情节跌宕多姿,蒙太奇技法纯熟,剪裁合理得当——从两部小说的结构和情节设计来看,钱怡羊的叙事才能和驾驭长篇小说的功底是深厚的,我也毫不怀疑她驾驭主人公命运的能力。然而,在徐风细雨般展开故事的过程中她似乎只想顺其自然,让笔下的人物随波逐流随心所欲,并为他们不负责任有时甚至是不合逻辑的言行赋予正当性并予以超常的理解与宽容。这种愿望姑且称为艺术的自然吧。她对现实生活的体察与反映,哪怕是人物对话和一个场景设置,都有着极为罕见的原始的生动与真实;但我以为,一个有抱负的作家不能只专注于故事的趣味性,也不能仅仅过度地忠实(或满足)于对现实生活层面的描摹,而应该有人文担当和理想寄托,敢于揭开生活的真相和解剖人性的善恶。即使有远大理想和神圣担当,也不能牵强附会,为赋新诗强说愁,在艺术追求上更不可画蛇添足自圆其说。文学源于生活,但其客观价值和审美取向必须高于生活。写作的最高境界是实现新的创造,而非简单地抄袭现实。罗杰·盖洛瓦认为:幸福的小说使真实不为人知的一面得以现身;小说不仅反映现实生活,而且创造出一种新的现实;小说将人类重新带进历史;在一本伟大的小说中,主角的命运被重新展示,而他的命运是其经历的总和:不可避免而又是自由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卑意以为,作家应当记住卡尔维诺的忠告:即使能将“生活”的原貌转移到书面上——但“简单化地忠实于摹写严酷的现代生活,会使文学像乏味的现代生活一样失去魅力”。作家不能只停留在反映生活真实的层面上,他们必须对生活说点什么,否则,写作将失去固有的批判和建设生活的意义。尽力与时代沟通——这是作家的光荣职责和崇高使命所在。

风华正茂,天性善良,慈悲为怀,热爱写作且甘于寂寞的钱怡羊,绝对不能、也不可能永远当一只温驯的文学小绵羊——以她的才情和对平民社会的热忱关注,她何妨偶露峥嵘,以尖角来挑一挑这个社会的真正痛点呢?顺便再说一句,喜欢将昆明当作小说背景的钱怡羊,又何妨将昆明乃至云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风云激荡的发展变迁和丰富的时代精神以及独具魅力的方言土语规模化地融入作品中呢?

艾萨克·辛格说:“这个世界和这种生活不是一切,还有一个灵魂,还有一个上帝,也许还有一个死亡的生活。”雏凤初鸣闻新声,才情焕发期大笔。26岁即操刀长篇小说且出手不凡的钱怡羊,怀着好奇喝过《黑色咖啡》,当她敏锐地发现《眩光》之后,我们注意到,——随着苦涩在其舌尖(笔下)渐渐淡去,她已然脱去青涩与稚嫩,不再留恋那种瞬间即逝的刺激感,不复惧怕那耀眼而危险的“眩光”:她只要心肠硬一点,目光冷一点,下笔狠一点,进一步把握好节奏感,再提升一点层次感,就完全有能力写出更多有影响的精品力作。 


 

(2013年10月)   


 


 


 


 


 


 


 


 


 


 


 


 


 

《 夜莺颂》:永恒而欢乐的人生悲歌

【1】

我用诗歌所呼唤的宇宙之灵气

降临到我了;我的精神之舟在飘摇,

远远地离开海岸,离开胆小的人群——

试问:他们的船怎敢去迎受风暴?

我看见庞大的陆地和天空分裂了!

我在黑暗中,恐惧地,远远飘流;

而这时,阿童尼的灵魂,灿烂地

穿射过天庭的内幕,明如星斗

正从那不朽之灵的居处向我招手。——雪莱《阿童尼·NO:55》

读罢上面这节气势恢宏、气氛诡异、情感波澜汹涌而颇具预言气质的诗歌,敏感的读者难免会有一种不祥之感:勇敢的诗人可能将魂归天国,尽管愤怒且心怀恐惧,但他似乎确已做好慷慨赴死的心理准备。一语成谶。预言不幸成了遗言。雪莱1821年完成《阿童尼》这首哭祭济慈的挽诗之后,竟于翌年7月8日和友人威廉斯自斯培兹亚海港泛舟去雷享的途中,因遭遇风暴不幸溺逝海中。

与济慈生前的创作屡遭恶毒批评一样,雪莱悼念济慈的《阿童尼》亦受到了更为恶劣的批评:“这篇诗是鄙陋的;它不过集合了一堆浮夸的词句,毫无层次、和谐、意义;只能算学童作业本上的糟粕罢了……所幸的是,这篇恶劣而极端无聊的东西不可能在英国有什么市场”(《文学报》1821年12月7日)。平心而论,雪莱倾心为济慈歌哭的这首长诗(未尝不是借别人的不幸来哀悼他自己),是一篇满怀义愤、情真意切而寓意丰富、意味深长的杰作,在那个势利而异常保守的时代,它更像一篇战斗檄文:雪莱既是为天才济慈所蒙受的不公正批评和早夭而鸣不平,也是为一切勇于创新而不幸早逝的优秀诗人招魂,更是向一切企图扼杀自由、反浪漫主义者的宣战。(雪莱以希腊神话中为美神阿佛洛狄特所钟爱,但却惨遭野猪咬伤身亡的库克罗普斯之子阿童尼指代济慈,为阿童尼之死深表哀痛,恨不能舍弃自己的生命与其同归。雪莱固执地认为,天性既美丽又脆弱的济慈,是因“每季评论”粗暴的批评以及那些无耻文妓野蛮的攻讦才加重疾病而去世的。他惋叹,崇高的人,被人或神的嫉妒所击倒,在灿烂的盛年归于寂灭:“这可怜的人仿佛是被人们从生命的舞台上喝走了。”)

《阿童尼》相信崇高的人和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死亡。这与济慈的《夜莺颂》主旨可谓一脉相承。濒死的济慈在诗中对夜莺说:“你永远不会死去,不朽的精禽!”雪莱则借《阿童尼》强有力地回应,“你心灵的姊妹,那孤独的夜莺,”“他没有死,也没有睡,/他不过是从生之迷梦中苏醒”,“不,他活着,醒着,——死的只是“虚幻”,他与自然合一了:在她的音乐中,/从雷的嘶鸣直到夜莺的清曲,/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因为,像他那样的诗人无须从/世界的蹂躏者借来不朽的荣誉,/他已居于思想领域的帝王之列了,/他们都曾和时代的衰风为敌,/在逝去的事物中,唯有他们不会逝去”!

【2】

《夜莺颂》是一首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更是一首向死而生的永恒而欢乐的人生悲歌。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夜莺的歌声显然是情欲之声,但济慈的夜莺唱的却不是情爱,他只是以这只鸟儿“快乐”、“放开了歌喉”歌唱大大地挑战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观点——这歌应是悲歌。他为此特别指出,《夜莺颂》“呈现给我们一个新奇而深刻动人的悖论”。相对于夜莺歌声的欢乐不朽与人类生命的悲伤易逝,垂死的济慈期盼解脱,像自由的夜莺一样飞向未知的远方。很显然,这首诗的艺术魅力是其丰富的旨趣和繁多的感应指向。诚如特里林所肯定的,《夜莺颂》以“一种近似音乐的即时性和澎湃感”,完满地实现了颂诗(这一体裁)对崇高对象赞美时所应达到的高昂强劲程度;他说,“这首诗不仅赞颂这鸟儿的歌声,它还模仿这歌声并与之媲美。尽管这首诗的情感方式迥异于它所描绘的歌声,因为说起来歌声是快乐的,而诗歌却是悲伤的,但这首诗对读者的情感影响甚大,正如夜莺之歌对诗人的情感影响甚大,甚至到了这般程度——许多读者对于它的吟唱之魅如此着迷,以致他们仅仅满足于对这首诗(确切地说,此诗正娓娓道来的东西)的有限理解,真叫人觉得遗憾,因为这首诗所带给我们的愉悦是随着我们对其复杂性的理解而增加的”。我们注意到,关于此诗的诸多评论和由此引发的思考或思想,更让这首诗歌像夜莺神秘的吟唱一样神奇而令人迷醉。博尔赫斯在《济慈的夜莺》一文中,梳理并分析了五位评论家的评论意见。他认为,济慈的夜莺,就像老虎是布莱克的形象一样,其实就是济慈的形象。换言之,作为种群的夜莺是不死的,正如作为人类的济慈是永生的,只要夜莺还在歌唱,诗人的精神必将不朽。评论家们关注的这只夜莺,是流落异乡的“路德的夜莺”,还是耽于意淫的“柏拉图的夜莺”,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夜莺颂》的理解。博尔赫斯认为,无论怎样解读,都不能“把那天晚上生命短暂的夜莺与种群夜莺对立”,这是破译这首诗歌的密码。

【3】

关于《夜莺颂》的创作时间及背景,也是解读这首诗的一条重要途径。博尔赫斯说,1819年4月,在汉普斯提德郊区的一座花园里,23岁的济慈晚上听到奥维德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夜莺永恒的歌唱时,这位患痨病的失意诗人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便把死亡和那看不见的小鸟不死的婉转的歌声相对照,写下了这首诗;另一说是1818年春天的某个清晨,济慈听到夜莺在他的屋外放歌,他随后从餐桌前拖过一把椅子,坐在葡萄架下的草坪上,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写出了此诗。当他一气呵成写完这首诗后,像往常一样顺手将纸片塞到书架上了事。是一个叫查尔斯的人将纸片拣出来,细细誊清后诗歌才得以传世。原来,济慈有点像唐代诗人李贺,前者习惯将诗写在纸片上随手放在书页内,后者则喜欢骑驴觅诗,将冥思苦想所得的一句半联放入锦囊中。

品读《夜莺颂》,从诗歌里透露的若干细节,我们可以断定,不论它完成于1818年还是1819年,此诗显然是写于夏季(你放开嗓门,尽情地歌唱着夏天),是奄奄待毙的诗人(我在黑暗里谛听着:已经多少次/几乎把安宁的死神当作了恋人)躺在医院病榻上于昏昏欲睡间听到夜莺歌唱后,有感而发写下的千古绝唱。

《夜莺颂》共八节,每节十行。诗人开篇即以写实的手法,直接倾诉了自己面临的人生困境:“我的心疼痛,困倦和麻木使神经/痛楚,仿佛我啜饮了毒汁满杯,/或者吞服了鸦片,一点不剩,”饱受疾病折磨的诗人,在“沉入忘川”之际,忽闻林中天仙夜莺悠扬尽情的歌唱;身卧病榻的诗人渴望能够享受美好的人生后悄然遁世,遂欣然招夜莺共饮“诗神的泉水”:我要痛饮呵,再悄悄离开这世界,/同你一起隐入那幽深的林木(第二节)。可惜,无情的现实却令人黯然神伤,处于烦躁和疲倦中的诗人,听着病友的呻吟,目睹瘫痪者颤动的白发和绝望的眼神,感觉青春易逝,死亡在即:这里,美人保不住慧眼的光芒,/新生的爱情顷刻间就为之憔悴(第三节)。然而,就算看清了人生的诸般苦难与尴尬,诗人也满怀信心要与夜莺一起飞向星光灿烂的夜空:我已凭借诗神无形的羽翼登程(第四节)!尽管“我这里看不见脚下有什么鲜花,/看不见枝头挂什么温馨的嫩蕊/只是在暗香里猜想每一朵奇葩,”但通过对自然人间如此芬芳四溢的想象,足见诗人的内心世界是何等生机盎然(第五节)。午夜闻夜莺,疑似神召唤。此时此刻,死神也如恋人般可亲可敬,耽于想象、心神恍惚的诗人已坦然自若视死如归:在你安慰的歌声中,我变成一堆土(第六节)。恰恰是这坚贞不屈、曾经打动过皇帝和村夫,让路德流泪、令窗里人(公主)迷醉的歌音,又唤起了诗人强烈而美好的生存欲望(第七节)。但欲望毕竟不等同于希望,当夜莺哀怨的歌音渐行渐远,直至深深地湮埋在附近的幽林深谷,到了“再见”的时候(尾声),内心波澜起伏的诗人依然满怀狐疑:这是幻象?还是醒时的梦寐?/音乐远去了;——我醒着,还是在睡眠?读到最后,读者也许会产生这样的困惑:这是真诚的诗歌还是病态的呓语?是诗人的心里话还是高烧状态下的胡言乱语?

【4】

为什么是夜莺,而非百灵鸟或画眉(特里林曾将夜莺误为画眉鸟)?这种其貌不扬、体型偏小的灰褐色小鸟,不仅乐于在白天一展歌喉,而且(雄鸟在求偶季节)习惯在众鸟沉睡的夜晚引吭高歌。它音域宽广明亮,其百啭千声之鸣也令歌唱家望尘莫及。斯温伯恩、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和马修·阿诺德都深情地赞美过它。博尔赫斯为此揶揄道,“诗人们把这歌声赞美得过了头,现在反而有点不真实了,觉得那歌声不像百灵鸟倒像天使”。

夜莺的啼叫固然是嘹亮而悦耳的,但在不同心境或处境的人听来,其叫声之意义绝对大异其趣,不同的人对此反应可能大相径庭。(身为现代人,即使刻意远离喧嚣与浮躁,我们在某个夜晚偶然听到清婉的鸟唱时,也可能会引起短暂的好奇和愉悦,但已经身心交瘁、情感粗钝的我们再也不会真正去关心那鸟歌的意义了。这一点说来颇令人气短。)毋庸置疑的是,夜莺作为不幸与哀思的象征,与济慈充满苦难的身世命运却颇为贴切。在古希腊传说中,夜莺乃是底比斯国王泽托斯之妻埃冬的化身。埃冬和国王原本有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儿埃苔露丝,可她鬼使神差居然失手杀死了爱女,埃冬因此陷入了无尽的悲哀和自责中。神祗们出于怜悯,便将埃冬变成了夜莺。夜莺自此每夜悲鸣,以表达对爱女的哀思。埃冬与济慈,一个是痛失爱女的母亲,一个是身患绝症的青年才子,病中的诗人听到夜莺之歌,其心境自然与他人不同。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濒临绝境的人,都不可能像睡到自然醒的隐逸诗人孟浩然那样,在春朝闻听鸟啼而萌生梦里花落知多少的绮思闲愁,也无法想象和感受到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悠远情趣。而济慈诗中关于人生之美与生命的礼赞和留恋,更加深了此诗的悲剧意味。莺老花残,青春一瞬,生命如此脆弱。如果说,“衰老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屠杀”(菲利普·罗斯),那么,疾病于青春年少者无疑是一种意外的刺杀或自然淘汰。夜莺与精卫多少有点同病相怜的意味,前者是通过不停的悲鸣来求得心灵解脱,而后者则以志在填海的雄心来表达愤怒与仇恨。面对死亡,二者皆心有不甘,但西方的精灵意在忏悔,而东方的灵鸟却是报复。这也许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吧。作为神灵与人的化身,高贵的夜莺只为愿意倾听者歌唱。济慈歌唱的这只夜莺,不是作曲家雅尼在水城威尼斯听到的“颇有中国古典音乐味道”的那一只,也不是安徒生童话里能为国王唱走死神的那一只。公允的结论也许是,济慈为之歌唱的夜莺,就是博尔赫斯所说的——是济慈自己。

【5】

约翰·济慈(1795年~1821年)出生于伦敦寒门,据说他是那个时代英国所有大诗人中出身最卑微者。济慈父母早亡,他曾一度学医,后因热爱文学而弃医专事诗歌写作。在诗人流星般短促的一生中,疾病与经济问题始终如影随形。(令人感慨的是,济慈并非像博尔赫斯所说那样曾遭遇失恋打击,他病逝后,他十九岁的恋人方妮·布朗曾为他守灵七年。)

济慈是一个不爱虚名的纯粹的诗人。他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这简直让一切渴望不朽的俗辈汗颜。幸运的是,这位淡泊名利的浪漫主义诗人,死后却因一系列经典之作获得了不朽的诗名,一如他讴歌的夜莺,迄今依然在天地间婉转地歌唱。

济慈认为,诗人写诗应该像树长叶子那样地自然,他主张“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作为同道中人,济慈的知音雪莱在《阿童尼》中对其诗学主张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本是“美”的一部分,而这“美”呵/曾经被他体现得更可爱;他的确/从宇宙精神接受了自己的一份。时隔60年后,另一样同样才华横溢却敏感脆弱,“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则认为,诗歌是理应站在美神一边的。她在《现代诗剧观感》中写道:“当初济慈听到夜莺鸣唱时,他的情感却是单一的、完整的;尽管他从最初的美感逐渐过渡到喜悦,又从喜悦转向对人类命运的哀伤与忧愁,但各种情感是依次出现的,并不相互混杂。在他的那首诗里,伴随着美的、就像美的影子一样的,是一种淡淡的忧伤——两者非常和谐。”她进而调侃道,“然而在现代人的心灵中,与美相伴的却不是它的影子,而常常是它的敌手。现代诗人写到夜莺,大概会这么说:‘那啁啾婉转的乐声,灌进我脏兮兮的耳朵’”。——是真诚的诗人成就了夜莺的美名,还是夜莺的歌唱升华了济慈的梦想?我们能确定的是,每个人都可能会听到夜莺之歌。这精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时段总会飞鸣而过:这首永恒而欢快的生命悲歌,将一直在人类中深情传唱并得到热忱的回应。                                (2013年4月)

里尔克:想象着你我的生命原质燃烧得更亮


 

谁用眼睛观察美,

他就将自己交给了死神,

他再也不能在尘间尽人事,

但他会在死神面前战栗,

只要他用眼睛凝视美!

—— 普拉滕


 

里尔克是我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巨大障碍。尽管用了很长的时间来阅读、研究他的诗作,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写他的诗歌评论,但我很难像以往那样,仿佛收获自己播种的庄稼似的、满心欢悦而轻松地完成我的写作。我在《里尔克抒情诗选》(张索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的几乎每一页上、每一首诗旁边都写下了最初阅读的第一感受;我还认真研读了里尔克的生平和关于他的部分诗歌评论(此前撰写关于某位作家的评论时,为免受影响而保持自己的唯一理解或判断,我从不在动笔前参阅其他人的评论)。可是,当我断断续续写完数千字的里尔克诗歌评论后,却感觉不到一丝快意:从我读诗的经验看,里尔克的诗歌于我而言并非一些论者所说的特别深奥、幽曲、晦涩难懂,或过于空洞、枯燥乏味;相反,我对这些诗歌中的大多数可谓心有灵犀,颇解其妙。

然而,我习惯性的“以诗解诗、以诗论人”的批评法宝在此却遭遇了滑铁卢。我发觉里尔克不吃这一套,仅仅引用他诗歌中那些珍珠般的佳言警句和部分名篇来粗略界定他的诗歌成就也许勉强可以管中窥豹,但要清晰地阐述其诗歌美学价值、哲学趣味以及他对诗坛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却未免显得捉襟见肘。我面临的困境,也许只能以博尔赫斯式的惊人睿智、斯蒂芬·茨威格式的坦诚率性、J.M.库切式的宏大视野,抑或哈罗德·布鲁姆式的崇高激情、莱昂内尔·克里林式的精准提示、伊塔洛·卡尔维诺式的“我爱……因为……”、艾略特和伍尔夫式的平易近人来化解?我想说的是,我必须改变批评的思路和方法,唯其如此,我才有可能写出我心里的、真正属于我的那个诗人里尔克(哪怕只是一个侧影)。

“视角造型已告完成,/今请开始心灵造型,/表现你心中那些被囚禁的形象;你固然征服了它们:但还不了解它们。/内视者,请留意,你内心的少女,/那从一千个天地/猎取到的,仅仅/猎取到的,却从来/还没被爱过的造物”(《转变》)。

在我看来,《转变》这首诗所表达的旨趣,庶几可视为里尔克最重要的诗歌主张,也是解读其诗堂奥的一把钥匙。在里尔克终其一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他倾注心血以昂扬的“乐天上冲力”不懈追求的是“未名境界”;他对那绰约多姿、独立自强的“芬芳玫瑰”的怜爱至死不渝;在孤独、苦难而充满诱惑的现世生活中,他像囚于笼中之豹却雄心不灭,始终渴望以自由浪漫的天鹅之舞演绎出人生的美好与壮美;他发现“世界寓于情人的脸庞”,遂以独荷人类悲哀的勇气,以诗笔为刀,殚精竭虑为自己、也为人类刻画出了最不可思议的、不朽的另类精神形象——如果说罗丹是实物雕刻大师,那么,里尔克无疑是以诗意和哲思为人类心灵造型的大师,而且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心灵造型师。


 

乐天上冲力和未名境界

就如何评价诗人的价值,海德格尔曾说过: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对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都谈不上是诗人;只有那些在世界的黑夜里担当着不断追寻真理,追寻人类终极价值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

里尔克是世界诗坛上备受争议的风云人物,关于其诗歌成就的评论(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向来褒贬不一,可谓判若云泥:热爱他的人称其为天才,相信他的诗贯注着对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客观化”,视其为“这眼伟大诗歌的清泉”(贝恩语);讨厌他的人认为其诗平庸乏味,毫无价值,甚至认为他除了会阿谀奉承贵族外一无是处。克劳斯·曼赞赏他的诗“用字大胆,甜美”。托马斯·曼则调侃他是“一只小鸡生了几个金蛋”。他的同胞、奥地利作家罗伯特·默希尔在其追悼会上感叹:“这个伟大的诗人,除了第一次完美地写了德文诗以外,别的事一点也没干。”里尔克的诗歌在汉语诗界也同样存在巨大争议,其中有深刻的误读,也有颇高的价值认同。著名诗人王家新称里尔克是一个强有力的源头式诗人,是一个为现代诗提供尺度的诗人,其诗具有青铜般的质感和启示录的意义(《里尔克诗传·序》)。我还注意到,他的作品(名言警句)可能是被引用最多的诗人。抛开那些功利、庸俗和为我所需的极端之论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傲慢与偏见,窃以为,里尔克作为诗人所追求的最大价值和终极意义,仍然是对崇高的美和人生命运的礼赞和内心世界的不懈探索;其志在于以诗歌为人类塑造永恒、不朽的形象。

若想充分领略里尔克诗歌的艺术魅力,对我这样的汉语读者来说显然不易:因为不懂外语,我只能阅读译文而不能直接读原著。我对翻译虽心怀敬意却颇多疑虑,尤其是诗歌翻译,能否真正体现“信、雅、达”,生动而原汁原味地传达原诗旨意姑且不论,单是原著语文字词层面的意思和诗歌技艺可否准确转译就值得推敲。手捧一份译稿,我们只能当作二手材料来研究。有资料表明,在德语世界,里尔克诗歌的抒情性、节奏感和音乐美是令人着迷的,他的诗歌大多可以改编为抒情歌曲。著名的“里尔克计划”就是以音乐会或CD的形式来演绎这位诗人的作品。遗憾的是,阅读那些译为汉语的被称为西方优秀抒情诗的分行文字,恕我愚钝不敏,摒弃“啊呀哇啦依哟喂”之类的语气助词,我很难体会到纯正的“抒情”趣味:不论是雪莱、济慈、普希金、阿赫玛托娃、泰戈尔,还是里尔克、马拉美、叶芝和惠特曼,——这是汉语诗歌与外语诗歌的隔膜,还是翻译不可避免的硬伤?基于如此尴尬的语言障碍,我只能从译本传达出来的有限信息,谨慎地谈一点里尔克诗歌的意义。庆幸的是,除了一些论者所推崇的音乐美和雕塑美,我还能领悟到里尔克诗歌修辞的大美与深邃的哲思意味。

里尔克辽阔而隐秘的精神版图,总体色调是神秘而忧郁的。那些触及灵魂的哲思的诗意力量,总会唤起我们更为深沉的思索。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都是一样的:不论人从何处来,将到哪里去,人都不可能回避生死。生存还是死亡,哈姆雷特的疑问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来解决。而更多的人对此除了茫然、恐惧、痛苦、麻木、认命外,几乎别无选择。叩问生命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因此成为哲学的终极问题。里尔克诗意的人生观以及他思索生死问题时所显示出来的优雅而高贵的态度,迄今依然让我们感动,并且将一直与后人进行颇具建设性的“对话”。诚如张索时在诗选《译序》中所说,里尔克继承歌德的艺术理论,他“主张人类要做大地的主人,诗是人与生俱来的乐天上冲力启动下用血所谱写的悲歌,为人生苦短而悲而奋发有为,以腕底眸间的成绩战胜天使吹起的末日号角,赢得永生”。里尔克以极为平民的心态和现代书写方式,满怀激情地表达自己对人生、生活和生命意志的感动、感悟、感伤与感慨。在创作实践方向上,里尔克习惯于以单刀直入、冷峻坚硬的,有时却略显突兀怪异、令人感觉陌生而离奇的语调或技法,仿佛渔翁撒大网似的,以势吞山河的气概尽力向空中抛去,然后落向辽阔的水面,以期捕捉鲜活的忧思与向往;而在创作指向上,他却表现得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穿越迷雾、风雨,迎着阳光自然而然地慢慢向心灵深处掘进,有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让人相信转过山坡或拐角就可能回到温暖的家园!

从视角造型(对客观实景的观察与把握)到心灵造型(对心里成像和所思所想及主观感应的事物的诗意呈现),里尔克坚持以深刻而执著的反观自省,引领读者毫不迟疑地“向内心转去”,他殚精竭虑、苦心孤诣要让我们意识(或潜意识)里那些关切灵魂但却不容易看见的、甚至是我们熟视无睹的、不可捉摸的、瞬间即逝的、最隐秘的激情和最神圣的心灵事件生动地呈现出来:他试图以诗意的方式和哲思的玄妙为人类心灵造型——让人类的生命原质燃烧得更亮,让人生因卓越而不朽。哪怕这种努力让他耗尽才华,有时因其艺术理想陡生叔本华式的虚无幻灭感或与尼采式的现实悲剧生活对立而显得高度紧张且近于神经质,他亦在所不惜。

《一元复始》所称颂的上升之美,正源于“我们的乐天上冲力”:人生虽然有限且短暂,但“这泪花飞舞里”,奔涌的却是绵延不绝的崇高大美,是喷泉般高潮迭起、循环往复、昂扬向上的生命旋律。“我的内在生命于是更响亮地重新吼起来,/宛如登上更辽阔的河岸。/万物于我愈益亲近,图像愈益鲜明。/我感到自己更加属意未名境界。/我凭感官鸟攀”(《前进》)。诗人追求的是辽阔、高远、亲切而鲜明的“未名境界”。这种境界,也许就是我们内心莫可名状之绚丽奇观。凭借源源不断的“乐天上冲力”,去追寻、攀登那雄伟险峻的人生的“未名境界”,也许就是里尔克诗歌的主旋律吧。


 

“野玫瑰”的人生抱负与艺术理想

玫瑰是诗人们最钟爱的意象,她是爱情的象征,也蕴涵着精神和永恒的美。在中世纪,玫瑰亦代表青春的意象,后来在欧美诗歌中演变为童贞的象征,玫瑰凋亡则代表童贞的失落。玫瑰是里尔克诗歌中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寓意的意象。在《玫瑰内景》一诗中,里尔克通过对玫瑰深情而怜悯的内观外视,感觉天空与玫瑰的内湖洒脱而自在地相溶,将一朵芬芳的玫瑰视为万朵尽情盛开的玫瑰——“一间梦之屋”。在诗人看来,那绽放于黄昏雨中的满枝玫瑰,尽管“无人问津无人侍”,但它们依然“无休无止地自我超越/和无法形容地自我激励”(《野玫瑰》)。这卓尔不群、风流蕴藉、自益自了、不断超越自我的“野玫瑰”,与叶芝吟唱的“时光十字架上的玫瑰”、“尘世的玫瑰”和“战斗的玫瑰”,他们在精神气象及其美的信仰是一样的;里尔克的玫瑰虽不像叶芝的玫瑰那样神秘而不可侵犯,但我们能够感受到,那在黄昏雨中独自绽放的野玫瑰,其实就是一直落拓江湖,终生都在苦苦地追寻精神故乡的诗人自己。就叶芝和里尔克而言,这两枝玫瑰(“红玫瑰,骄玫瑰,我毕生悲哀的玫瑰!”)——哪怕在凄风苦雨中飘零,他们都极不情愿被人类的命运蒙蔽:“而在爱与恨的枝柯下找寻,/在朝生暮死可怜而愚昧的万物里,找到在路上漫游的永恒之美”(叶芝《致时光十字架上的玫瑰》)。

玫瑰带给了里尔克无限纯美的诗思和遐想,也将他引入了死亡美艳的阴影中。据说,里尔克是因玫瑰花刺伤而染疾致死(其实是死于白血病),所以他的《墓志铭》即以玫瑰收场:


 

玫瑰,纯粹的矛盾啊,快乐,

是众目睽睽下的无身

眠居。


 

透过如猫眼般幽深诡异而绚丽夺目的“玫瑰窗”,在凡尘俗世历尽苦难的诗人最终找到了他的上帝。绝色玫瑰遽然凋谢的瞬间,众生喧哗,有谁相信:死亡如眠居般恬静、快乐?——然而诗人似乎早有预感:“你的眠床设在玫瑰花里,亲爱的”(《抵临》)。

里尔克的创作曾先后受到叔本华、尼采哲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塞尚画风和一些杰出的雕塑艺术家实践理论的影响。里尔克与雕塑大师罗丹有过一段亲密交往,前者曾满心欢愉、任劳任怨为后者当了一年秘书。在创作理念上,里尔克深受罗丹的影响和教益,他十分推崇罗丹的工作原则,即“艺术家必须不断地干活”。里尔克认为,艺术品作为人性的产物,一旦创作出来“就恰如大自然一样”,而艺术创作是孤独者的权力和安慰;孤独的人应该如是:“他们要盛开如花,/而开花即美;我们则要结果儿,/而这意味,沉潜下来努力工作”(《在大厅里》)。那些养尊处优的绅士淑女们,尽管一板一眼泰然自若地消度“他们并不理解的生活”,然而他们不知道,人生追求各异,那貌似活色生香的世俗极乐生活,不过昙花一现而已;“而人各有所宗,/各有所近,各有所远,/各走各路,各饲各物,各尽各图”(《少女的悲叹》),因此,我们不如辛劳工作,以收获硕果:“人若愿意的话,何不以悠悠之生,/立一志而成长而贞静自守”(《苹果园》)。像一棵苹果树,专注于硕果累累的未来,哪怕此前风华绝代,也绝不放弃责任与担当。这是诗人里尔克这枝“野玫瑰”的人生抱负。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绝对是里尔克波澜不惊的生命之流中最重要的贵人。这个比里尔克大15岁、曾令尼采和弗洛伊德诸辈名流疯狂迷恋的俄裔美女艺术家,对里尔克的诗歌创作无疑产生了更为深刻、可谓脱胎换骨的影响。里尔克二十三四岁时,有幸与酷爱独立自由,气质高雅、浑身洋溢着珠光宝气的色情气息的莎乐美邂逅并真诚相爱。他们一起渡过了美好而幸福的三年。高伟在《莎乐美:一个令极品男人绝望的自由女神》中写道,其间,年轻的诗人在艺术创作上得到了红颜知己莎乐美一针见血的指点:里尔克倾注心血追求艺术完美,为此付出了内心和谐的沉重代价;这种危险源于诗人对生活的敌对态度。他将天才都浪费在那些几乎无法表达的东西上,他呕心沥血试图通过诗歌抒情的威力说出那些显然无法说出的东西。莎乐美则指导他兼顾艺术与人格的健康发展,反复地教他学习简单的东西。经过艰苦训练,里尔克终于克服华丽花哨的毛病,学会以质朴的艺术方法将沉重的生活与真实的人生慢慢地嵌入诗歌之中。他的诗歌里从此有了信仰的光辉和力量。

“在真理中歌唱是另外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不为一切,它是神灵,是一阵风”。里尔克继承歌德“艺术是第二自然,也是神秘的东西”的艺术理论,他进而阐述,“艺术品是不可能改变和改革任何东西的,它一旦产生出来,就恰如大自然一样,与人相对而存在,它是自我引满、自我从事活动(如同喷泉)的,……它是与世无关的。……这保守的、受决定它的意志所制约的第二自然,是人性的产物,是痛苦和快乐的尽情表现;在它里面有能够打开蕴藏着源源不尽的安慰的宝库的钥匙”(《给一个女青年的九封信》)。里尔克强调,艺术劳动是孤独的艺术家追求的特殊而难以言表的权力,艺术品没有功利性,它只是人性的感应的内涵而非外延。他在《关于艺术的札记》中曾清晰地表述道:“艺术是万物的模糊愿望。它们希望成为我们全部秘密的图像……以满足我们某种深沉的要求。这几乎是艺术家所能听到的召唤:事物的愿望即为他的语言。艺术家应该将事物从常规习俗的沉重而无意义的各种关系时,提升到其本质的巨大联系之中”。受罗丹创作精神和莎乐美艺术指导的影响,里尔克借鉴波德莱尔诗歌(象征、通感)和塞尚绘画(印象)艺术创作的理念及方法,实践第二自然理论,自觉师法自然,将诗歌从模糊的感伤引向清晰明媚的唯美形象,从视觉造型转向心灵造型:以诗歌的光芒和哲学的深思来烛照、破解人生的若干重大问题。


 

笼中之豹的雄心与天鹅之舞的浪漫

人生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战胜诱惑。英国唯美论者王尔德曾无可奈何地如是说:“我们极力抑制的每一次冲动都滞留在我们头脑里并伤害我们……摆脱诱惑的唯一途径是接受诱惑。”里尔克以《塞壬之岛》一诗深刻地揭示了诱惑的危险,亦明白指出如何来规避这致命的诱惑。“作为拓荒者,/起初,并不知道,如何//从样样丰足的伊甸园/找到一条通往新地的/出路”(《亚当》)。里尔克暗示我们,诱惑是人类得以脱离(愚昧)或失落(乐园)的唯一途径:人面鸟身女仙美妙的歌声无处不在,“夏娃即将分娩”——灵蛇的引诱,迄今依然是渴望永生却不懂上帝只懂爱情(欲望)的人类无法抵挡的禁果!如我们所知,上帝的惩罚和神灵的威吓对“勇闯大地,开创青春时代”(《夏娃》)的人类丝毫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已打定主意,为了追求爱(欲望)——那种真正属于人的幸福生活——而不惜一死。到了里尔克这里,他居然冒失地以诗歌《神,要是我死了你怎么办》来挑战神灵并频发天问:“失去我你就失去你的思想,//我死了你就没了家,……神,你怎么办呢?我真担心”。此问与我少时所思何其相似:上帝啊,假如人类都死了,永恒之主,您不孤独、寂寞吗?显然,人神共存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理想,我们曾固执而想当然地以为,人不过是神的另类化身,“既然我消失于我的眸光中:我可以认为我已化去”,人一旦死亡,所谓神也就不复存在了。从无神论者的角度揣测,企求长生的人类和永恒的造物主在此处似乎打了个平手:上帝将死亡永远给了无知无畏的人类,可怜的人类则将同样可怕的永生还给了万能的上帝。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对里尔克而言,自我即地狱:“我渴望走出心狱”。这悲叹源于诗人对永恒或永生的渴盼。多情自苦,慧极必伤。逝水年华是“使你生命无限丰富的东西”。里尔克以囚徒自喻,穷尽无自由的难堪与可怕。是谁囚禁了我?无疑是自我!“除旧布新的手势”(《囚徒》),水滴石穿的坚韧,能否让“我”重获心灵自由?齐秦歌里曾唱过“我是自己的囚徒,挣扎在自己的边界”。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开拓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地,彻底摆脱神的监视。然而,英雄末路的我们总像笼中困兽,坐拥愁城,雄心不再,壮志未酬的痛苦仿佛那困住豹子的千根铁栅,横亘在崇高理想与坚硬现实之间(《豹》);与之相对应的理想境界是《天鹅》:天鹅以反复的飞翔与栖落之姿,在立锥之地上轻盈而优雅地舞蹈,最终归于安静、踏实、成就、尊贵与稳健之境。束缚于“未竟工作之艰窘”的人,何不仿天鹅之舞,“美美波出身下路”?世界如水,世事亦如水,哪里没有波浪?渡尽劫波乃自由,伟大的人生就是无数次优雅历炼的收获!

然而,狂妄自大的明眼人岂能看清世间有多少歧路?在里尔克看来,浅薄浮荡之辈,根本就不如那些不幸的失明者。失明者心灵上自有神灯,因为他们内心平静而快活。这是同情,是反讽,也是自嘲自警。里尔克对别人乃至别的事物总是满怀悲悯与怜爱,他虽身处孤独寂寞中却永远保持平静和清醒,坦然自在且安于命运:“没有房子的人,别再给自己造房啦。/孤独生活的人,将会长守孤独,熬夜,阅读,写长信。/在林荫道上徘徊/复徘徊,当树叶摇荡时”(《秋日》);“我没有情人,没有家,/没有安身立命之所。/我把自己交付于万物,万物繁盛起来把我涵没”(《诗人》)。不错,贫穷的诗人绝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因为他已获释于自己的无私而富有:大舍大得,万物归一。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写道:“在那些诗人们中间,也许再也没有一个人会比里尔克生活得更隐秘、更不显眼。”而在我看来,在一切诗人里,几乎也没有谁能够像里尔克那样写尽人类内心隐秘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个体心理学意义上的欲望孤独,而是人类深沉的生命意识觉醒与无法实现的永恒的精神使命的对立:这是我们的命运:对立/而非其它,而且永远对立)。一方面,他极其渴望呈现“我灵府中的一切伟大形象”(《你这未结交便失去的情人》),另一方面,他又深切而痛楚地感觉到“最亲近的事物都不给予我理解”(《伟大的夜》)。与瓦格纳相似,也许是受原初的和极端的浪漫主义亦即母系的和月亮的神话膜拜的影响,里尔克对一天中“更美好的一半”——神秘的黑夜总是满怀热忱;他将永恒之夜称为“超人”,虽然自觉渺小且经常困扰于“我的生命伸到哪里为止,/夜又从何处起始”这样的冥思苦想,但他却雄心勃发地宣誓,“与黑暗的地球同一步调,/我敢于探入你的心巢”(《夜》)。一如他的哲学家朋友鲁道夫·卡斯纳一样,里尔克持久深入且深情地仰望宇宙,俯瞰内心,“长期不懈他在注视中撷取菁华”。“他,曾夜行于情感之山/途穷而迷惑:/所以静定”(《“结识她们必死”》)。他相信,“注视即界定。/而深受注视的世界/会在爱中隆盛”。“空间从我们拓出,万物从我们解释”(《群鸟投身的空间》)。 

命运的偶然,就是人生里邂逅的那些人和事造成的。“我的命运注视着我呀”——里尔克有清醒的角色和身份意识。“神不让自己活得像亮丽的早晨”,因为只要下了矿井,就该放下神的架子,履行矿工的职责。身为诗人,里尔克以其陡峻惊险的心路历程和惊艳销魂的抒情,让读者心潮澎湃,感喟再三;他唯一的使命就是:在语言的终极村落,情感的终极花园,让那些搁浅于心灵山峦的野兽、大鸟都随着自己的精神快乐奔走、自由飞翔。


 

世界寓于情人的脸庞

恕我直言,自命不凡的人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都奢望以世界之王自居。“世界”在他们野心勃勃的霸王词典里,几乎没有任何哲学和精神自由呼吸的空间,完全就是物质化和地理意义上的现实表征,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因此,他们狂热的妄想永远是“征服世界”;他们宁愿以瞬间的生命去换取片刻的“拥有世界”的虚幻大梦——世界(权柄)在我掌中。而在自负的里尔克眼里,世界和诗人是和谐的一体双面:他在《诗人之死》一诗中将诗人称为宇宙的主人,诗人与世界和世间的学问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而“自从世界和世间的学问,/挣断他感知,/落回冷漠岁月”,诗人也就死了;但诗人的肉身不过是死亡的面具,“他的面容是整个寰宇”,诗人以诗歌呈现世界的(也是自我感知的)根本面貌,诗歌与世界一样永在,诗人的精神(世界)依然不朽;生命原质的更新,是以那喀索斯顾影自怜的方式实现的,“他是以自我发现为已任”(《那喀索斯》);“这是无止境的自我升华,/我不想消逝,我在等待,我留下来”。“我可以长久/在我的玫瑰花冠下惊望它的再生相//我能看见我如何悲伤。/这竟会是我在她眼神中的模样?”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断言: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里尔克则诗意地发现,“世界”居然就在情人的脸上!世间最复杂者莫过人心,何况是秋云般的情人之心。世界之大之复杂,真堪与变化莫测的情人的娇颜媲美。如果这还不够让人倍感意外和刺激,那么接下来的情景无疑会令人惊心动魄“——但它会突然倾寓而出:世界到了外面,世界抓不住了”(《世界寓于情人的脸庞》)。这世界(情人)到了哪里去呢?这情人显然非平庸之辈。在里尔克的心目中,这尚未结交便失去的“隐蔽的情人”,“是一个又一个的花园”,她在村舍、在街巷、在商店的镜子面前,她无处不在,她甚至是一只孤鸣的鸟,她是“我灵府的一切伟大形象”——说到底,这神秘的情人既是我们仰慕的诗神,也是诗人理想中的自我,亦是我们捉摸不透的自身。在另一首题为《情女》的诗中,里尔克借情女之心曲,表达了人生因爱而博大而宽容而欣悦的感受,“我心上也还/容得下星子们;我觉得/我的心是如此博大;它好不痛快地又放开”;她“一面呼唤一面担忧,/生怕听见呼唤的人,/决定沉落于/发声的一方”:这既是对爱情的渴慕与绝望之叹,也是一阙忧伤的希望之歌;尽管怀疑而不自信,但依然满怀真诚的期待。“情女”也许只是一个幻象,但我们愿意她真实地存在。因为,在《熄灭我的眼,我还能看见你》一诗里,大痴人里尔克还写出如是决绝、如此壮美的情诗:诗人舍生忘死的无悔追求与义无反顾的崇高献身精神,宁不令人称绝而悦服?!

叔本华说:值得赞赏的并非征服世界的人,而是超越世界的人。里尔克就是这样一个渴望超越世界的诗人。


 

直面死亡的悲情自画像:“我独荷全体人类的悲哀”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的一生可谓孤苦寂寞、颠沛流离。他出生于奥匈帝国布拉格一个普通铁路职工家庭,没有兄弟姐妹,九岁双亲离异后,便跟随有点神经质的母亲生活。其母出身于中产家庭,对上流社会生活充满向往,为纪念早夭的女儿,她从小将里尔克当女孩抚育,这直接导致了诗人的俄狄浦斯情结;父亲当过军官、铁路局小吏,始终郁郁不得志,遂将自我补偿的愿望寄托在里尔克身上,将十一岁的儿子送进免费军事学校读书。里尔克在军校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后因健康原因转学商业,直到1895年获得一位富有的伯父的资助,到布拉格大学攻读哲学、艺术与文学史,并正式致力于文学创作。在黯淡无光的童年时期,里尔克即展现出天才早慧的特征,为了从诗歌里寻得同情和安慰,他十一岁就写下第一首诗;弱冠之年,他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为求出名,他曾在街头巷尾将诗歌散发给过路人;他一生创作了2500多首诗歌、18000多封信,还写过一些剧本、杂文和散文诗。有《生活与诗歌》、《梦幻》、《图像集》、《新诗集》、《新诗续集》等诗集和小说《马尔特·劳里芡·布里格笔记》行世,生前发表作品不过三分之一。里尔克早期的诗歌创作,大多是模仿性的表达神秘、感伤与梦幻之作,其中也有部分闪烁着天才之光的作品。他最重要、且影响最深远的两部杰作是写于晚年(1923)的《杜伊诺哀歌》和《致俄耳甫斯十四行》。

里尔克写有多首自传体诗歌,从这些诗中我们不仅能想象到诗人宁静忧郁的模样,而且能感受到诗人纯粹的精神气质。《自绘1906年的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谦卑、高贵、纯洁而自信、勇敢的诗人形象,一个言出必正、一丝不苟追求唯美唯真唯实的忧郁者:他拥有卓越的品质和炫目的才情,他希望自己像“旗手”捍卫贞洁一样捍卫荣誉。而《仅存躯干的古代石雕阿波罗像》一诗,则表达了诗人对精神之美的无限神往与期待:形象可以残损,但精神绝对不死! 

里尔克相信,只要心怀人类命运,随时皆可称为“庄严时刻”。《庄严时刻》中的这个“我”——这个为我而哭、为我而笑、向我走来、感受死亡的我,就是“大我”,是我们,是人类。人类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本质上并无殊异:只是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已。但要谨记,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星球。内心的混乱源于外界搅扰,也是我们的思想混乱所致。哪里才是心灵的安栖之所?不安于此间,还是随遇而安?隐逸者甘于自囚。冲动、任性、为情所累,脱胎换骨的新生活有时则意味着“莫名其妙地孤独而死”(《浪子出走》)。

天才大多患有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死亡是他们经常妄想或追逐的对象。里尔克也不例外,这个天性宁静而极度敏感的诗人,对死亡始终心怀炽烈的好奇与自然高贵而清醒的认识。“我的目光已先到了路前方那洒遍骄阳的/山峦,我刚开始上路。/我们所不能掌握的富含意象之物,就是如此遥遥掌握我们——(《散步》)”,即或“散步”这样的日常行为,诗人也让我们从哲学层面体验到,死亡、奇迹与一切我们所渴求的事物,皆掌控着我们!《序曲》以强烈的死亡暗示,揭开了人生真正的序曲:死亡从出生即如影随形。死亡是最后的归宿。而死亡是平等的,无论你是谁,神仙亦在所难免。《秋》以温情写哀歌,其意深矣:人非草木,草木信有来年春意,人何以堪?大地能还我辈来生乎?在《陈尸所》,诗人将死亡视为“转而内觑”,是死亡意识与生命意志不可调和的纠结,是逝者的不甘心,是诗人的不安与自慰。看着罗马石椁,诗人恍悟到“冲动、仇恨和烦恼周流心头/不过是弹指间事”:人生如朝露,原本鲜活的生命,转瞬间便灰飞烟灭矣,而那悠悠的时光之流依然清波潋滟熠熠放光。在死神面前,一切皆是过眼云烟——当我们获悉这个意义,为何还依依不舍?在死亡的背景上,《音乐》以灵魂的神奇异响昭示我们:灵魂需要安静、自由,而我们强健的生命力,完全有能力谱写一曲壮丽的悲歌。

里尔克感慨,“死真放肆”(《终曲》)。如诗人所说,死亡是“不可分享的远行/我们了无所知。我们没有理由,/对死亡表示惊异好恶”,可惜,或真或假的悲哀,破坏了死亡的真实:譬如一块石头投入静谧之湖;人生如戏,角色繁多:遗憾的是的是没有几人演活真的自己。遗忘死亡,才是真正的人生(《死亡的经验》)。“他只了解众人所了解的死;/死是把人劫去投入静默”(《被爱的女人之死》)。里尔克的疑问令我心有戚戚焉:“我的生命伸到哪里为止,/夜又从何处起始”(《情女》)?谁知道呢?苍天无语,大地无言。面对死亡这一最高的艺术和“尘土中的恐惧”,T·S·艾略特说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我们与正在死亡的人一同死亡;

瞧,他们离开了,我们与他们同往。

我们与死者同生;

瞧,他们回来了,与我们同归。”

——《小吉丁》


 

倘若有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死于何时,他将如何安排人生?此乃造物之高明。人既不知当于何时诞生,又岂能明了逝于某日?否则,岂不天下大乱!但人生因爱而博大而宽慰而欣悦。诗人依然乐观地认为,“生命须如花瓣簇接花蕊,灵魂才能相向而亲”。生命将以别样的形式继续,正如凋谢的花将以另类方式呈现,眼见得那蓝色的绣球花形将枯萎:“可是蓦地里蓝色显然更新/于那伞状花的一个花蕾中,但见/跃动的蓝色在绿色前欢腾”(《蓝色绣球花》);鲜花固然香消玉殒,却以无私的奉献“成全永不凋谢的灿烂”,成就永恒之美:“而这粉色下的一片绿色/谛听演绎至今的枯萎,尽悟其妙”(《粉色绣球花》)。

诗人在《致汉斯·卡罗萨》中所说的“我们”,是即将失去的、即将到来的和现在的一切的中心:只要“我们”存在,一切就将以不同的变化之姿循环往复。

里尔克有两首同名诗《佛》,宗教,在他这里仍然有一种近乎绝望的超凡脱俗的经验:他写“佛”如在眼前,但我又分明感觉,“佛”的眼中空无一物,至少,这“万有的佛”看不到那些忐忑而心虚的香客:纵使我们在此倾身拜在他跟前,/他也是深居而不作为如兽。而《光环中的佛》则是期冀,也是想象,人人皆可发现,亦可自证,肉身与精神一统则可悟道也。


 

斯蒂芬·芡威格说,里尔克“不论他走到哪里或在哪里驻足,在他周围就会产生某种安谧的气氛。由于他规避一切喧哗嘈杂,甚至规避对他的赞扬——正如他自己说得好,那种赞扬是‘围绕着一个人的名字积聚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因此,那种华而不实的好奇的滚滚巨浪只能沾湿他的名字,却从未沾湿过他本人”。雷蒙德·卡佛在谈到有关海明威传记中那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时坦言,伟大人物的私生活对普通人其实并无教益。我无意为里尔克所受的指责甚至不敬开脱——诚然,作为男人,里尔克不能很好地承担起养家和呵护妻小的责任,甚至要仰仗贵妇人的接济才能安心生活和写作(有趣的是,叶芝之流也曾接受贵族的馈赠却无人苛责);身为军人,他因体弱多病而未能浴血沙场报效故国;他背井离乡漫游欧洲列国,最后为逃避战乱而选择隐居于异国一个小城堡埋头写作;虽然知道“条条道路通故乡”,但他终其一生都未能找到理想中的精神故乡;他一生固然没有获得皇皇世俗功业,但作为诗人,他在“一个人的孤独达到他同类人都不会承认的程度”时,依然在频仍的病痛中勤奋命笔,致力于恢复德语诗歌“哀歌兼赞歌”的诗性传统,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终将因此而不朽。用心灵凝视着美,里尔克似乎不曾像德国优秀抒情诗人普拉滕那样战栗过,在死神面前,他早已把自己置于神的队列,他对所谓神或佛说话的语调和态度,完全就像对凡人一样的口吻。他不是十字架上的受难者,也不是屹立于光环中的佛,尽管他表示要“独荷全体人类的悲哀”(不是基督、释迦所担负的人类罪恶);我们不知道他在未来的诗歌史上会留下几首打动人心、能让读者感觉触及灵魂的诗作,但我相信他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称道的“诗人是与我们同时代的人”——是的,至少现在我感觉他与我绝不隔膜。在这个据称诗人和诗歌已死的喧嚣的时代,套用芡威格的话说,里尔克的诗歌“本身就是一种神秘感不断起作用的力量,一种教育的力量,一种道德的力量,感召着人的心灵”。


 

(2013年7月日)


 


 


 

卡萨诺瓦:超文学形象的现世活宝或及时行乐的别名与象征


 

【1】

老实说,在读到斯蒂芬·茨威格的《卡萨诺瓦》之前,我对卡萨诺瓦这个人一无所知;就像我迄今尚不知道的其他大人物一样,他似乎从未存在过。当读完茨威格为此君撰写的传记(也许称为评传更准确)后,我愕然惊觉:原来斯人如此著名且这般让人似曾相识:他特立独行令人爱恨交加的形象,他隐秘而传奇的人生事迹,在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不同阶层,在我们周遭,无需人肉搜索,只须稍加留意,都可以发现颇多卡萨诺瓦式的小人物;只要网络稍加炒作,他们必然迅速飙红,一夜成名。——尽管他们的才华或素养不如卡氏,也不会像他那样行事高调、坦白而直接,但他们醉心于美色、不择手段偷腥猎艳,沉溺于赌桌前(不论是拉斯维加斯、澳门葡京酒店那些堂而皇之的顶级赌场,还是偏街陋巷或散布坊间的麻将室)、不舍昼夜狂赌的兴趣和劲头,丝毫不比卡氏逊色。如你所知,这些人中有各类暴发户、三流政客、二流艺术家,有街头混混、流氓、骗子和小偷,有随处可见的庸男俗女,总之一句话:这些人没有信仰和理想,无所事事无聊透顶,他们喜欢以更为无聊的勾当来打发无聊;唯独不同的是,这些人无论生活在东方或西方世界,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敢像卡萨诺瓦先生那样,将自己的诸多破事、劣迹像展示荣誉般坦然自若地公诸于世。不然,卡萨诺瓦也许就不会如此令人着迷了:因为人人都敢于将自己生平所做的那些有悖于道德甚至律法的无耻之事毫不脸红、毫无愧疚、毫无忏悔地告之天下。

放下《卡萨诺瓦》,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卡萨诺瓦”先生虽然早于十八世纪死了,但时至今日,作为热衷于追求世俗享受、及时行乐的别名与象征,这个娱乐天才、混世魔王,他雄健阳刚的阴魂绝对未散,他算得上风流潇洒的魅影依然随处可见。他所奉行的生活方式一直流行于世间,如果我们勇于承认,卡氏的人生观和某些生活作风或行为,时不时地也会惊扰或诱惑吾辈(就像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点阿Q精神一样)。它们是深锁在人类心底的妖魔。所幸者,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有贼心没贼胆的角色,宁愿背负道德包袱和社会责任循规蹈矩地过日子,所以我们此生注定平凡甚至平庸,这是我们的不幸,正如茨威格所慨叹的,“有时同卡萨诺瓦的生活一对照,就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可怜!我们承认是在为自己的崇高姿态和道德修养付出代价,我们的代价就是自我限制——想起这些,怎不令人痛心!”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伟大的平凡与平庸,这也恰是我们的荣幸!

【2】

卡萨诺瓦(1725~1798)通过《我的生平》(6卷),将自己丰富多彩而又起伏跌宕的一生几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斯蒂芬·茨威格在对卡萨诺瓦的生平及其它作品进行深入研读后,深入传主的内心世界,以其睿智的眼光和如椽巨笔,将集意大利教士、作家、间谍、外交官和冒险家头衔于一身的卡萨诺瓦这个人物形象生动而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他借卡萨诺瓦的故事一再强调的人类独有的“生机”与“情感”,无疑是人类之所以伟大而不朽的源泉与活力所在。他或许还暗示,任何一个人的一生都可能是一个奇迹,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卡氏那样的才情,并且乐意真实地将自己的一生毫无顾忌地写下来?写下,也许就意味着不朽:不论庙食于群英荟萃的神圣殿堂,还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茨威格通过《其人其书》、《青年卡萨诺瓦素描》、《冒险家》、《素养与才具》、《肤浅的人生哲学》、《好色之徒》、《默默无闻的岁月》、《晚年卡萨诺瓦素描》和《善于自我写照的天才》九个侧面,以高度凝炼的笔墨和高妙的白描技法,将卡萨诺瓦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勾画出来。且看茨威格笔下的卡萨诺瓦是何许人:他是跻身世界文学的投机分子、江湖骗子,充其量是世界文坛的寄生虫和不速之客而已;他是文人圈子里的冒牌货,是个滑头冒险家,是门外汉,是最机灵的赌棍;他是个逍遥法外的海盗、散兵游勇,他是个世界主义者,一生活了73岁却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安栖之地;他是个幸运儿,是懒汉和肉欲者,更是所向无敌的猎艳高手,是合乎女人胃口的雄夫猛男,是塑造完美的男子范本;他是无往而不胜的有名的嫖客,是个色情大王,是一头非凡的公牛,是一匹种马,是一个滥交大王;而在那些喜爱他的女人眼里,他是情种,是共度良宵的天神,是情霸,是白马王子,是花花太岁的化身;他年轻时是万人迷,是君王的座上客,是连伏尔泰都敬重三分的哲学家,晚年则是一个患有痛风的老隐士……这个“像蜉蝣一样飘忽不定,像泡沫一样空洞无物”的人到底有什么个性特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茨威格告诉我们,“他是何许人也,得由时间而定,他像变色龙一样……”,“他根本没有个性”,“卡萨诺瓦可算个怪物,既有文艺复兴时期冒险家的成分,也有当今道貌岸然的扒手的成分,他是个流氓和才子糅合而成的奇谲人物。”

作为生活的真实而非艺术的想象,卡萨诺瓦大起大落的一生和诸多令人艳羡、称叹或发指的行状,诚然值得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再三玩味。“男人读了卡萨诺瓦的回忆录都要难免心生妒意。”茨威格如是强调,“我再说一遍,读了卡萨诺瓦回忆录之后,没有哪一个真正的男人不产生一点妒意,比起这位精通生活艺术的大师来,难免自惭形秽。人们常常希望自己宁做卡萨诺瓦式的人,而不做歌德、米开朗琪罗和巴尔扎克式的人。”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说,在中国,许多人宁做西门庆式的人,而不做鲁迅、李苦禅和莫言式的人。

【3】

卡萨诺瓦之所以成为如此这样一个“上下几个世纪,很难找出类似的人来”,“不是取决于他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他那肤浅的人生观和他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正如茨威格所说,“当生命的河道过分开阔时,总是意味着缺乏一定的精神深度”。喜欢以世界公民自居的卡萨诺瓦毫无廉耻之心和荣誉感,从不受任何形式的道德和伦理禁锢,他只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一个只信仰金钱、美色和擅长于及时行乐的无赖;他不相信宗教,没有崇高理想和灵魂意识,他从不关心人类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既不爱国也不想为社会承担一分责任,他完全是个依靠睾丸指挥狂热头脑生活的感官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心血来潮的结果;他总是习惯于跟着感觉不停地追求放浪形骸的生活,他“对于世界的兴趣就局限于肉体和现世了”,哪怕为此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他依然轻松自如为所欲为,“他听天由命,随风飘荡,什么样的天堂都上,什么样的地狱都下”;“他真正的职业就在于不要职业——依次涉猎文理各科,像个夜夜都要更换舞台角色的演员一样。他不想拥有什么,也不想抓住什么”。事实也如此,像他这样一个只求眼前欲望满足且变化莫测,人性与兽性并存,天使和魔鬼共集一身的败家子,他能抓住什么呢?当他风华不再,说起来也真够讽刺的,当然说是报应可能更令人愉快:刚到40岁,也就是孔老夫子所谓的不惑之年,坊间俗人们笑谈的“四十如虎”的男人的黄金时代,卡萨诺瓦就过早地领教了司汤达在《爱情论》中“重点讨论的那种惨败”。这个昔日没有女人一天都不自在的床上战神,当他的“发电机”彻底失灵之后,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他即使挥金如土也得不到女人(甚至是伦敦街头的下等娼妇)的欢心和礼遇了,他陡然间沦落为一个连理发店的伙计都不如的过气者!更为糟糕的是,当初给他青春、放荡和自信的老天爷也抛弃了他,他曾经势不可当的自信、勇气和激情瞬间消失殆尽;当年行走江湖呼风唤雨、意气风发的万人迷,如今竟沦为过街老鼠 ,“就像个虱子那样不受欢迎”。恐怕上帝也会深感诧异,穷愁潦倒的衰翁卡萨诺瓦,居然“从一个吃喝玩乐的人变成了一个寄生虫,从一个乐于周游列国的人变成了一个间谍,从一个赌徒变成了一个骗子和乞丐;也正因为如此,他从一个良朋益友变成了一个动不动就跟邻居吵架的潦倒文人” ——最终只能以宫廷弄臣的身份乞食于沃尔斯坦伯爵,因为伯爵“就像买古董一样买下了卡萨诺瓦”。

然而,当人们以为好戏已经结束,完全被命运抛弃的卡萨诺瓦已注定灰飞烟灭的时候,令人惊诧莫名的奇迹却再次发生在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身上:这个像木乃伊一样被伯爵拿来示众的奇异标本,却在“这个波希米亚人的鹰巢里”,在达克斯,几乎是在一座冰山之巅,以超人的毅力“通过追忆往事而开始崭新的生活”:他写起回忆录来同样不知疲倦,有时“一写就是十三个小时”。在1798年6月底他寿终正寝之前,他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我的生平——记到1797年》,“通过鸿篇巨制而确保了自身的不朽”。说来也不奇怪,卡萨诺瓦回忆录,并非出于神圣的使命感或伟大的文学抱负,他只不过是因为生活无聊而写作,正如他当年因为寻求刺激而忘我地追逐女色和投身赌场一样,他希望以写作来证明自己依然活着或好歹曾在人间潇洒过。他调侃道,“我通过自我回忆来刷新人生乐趣”——说到底,他写作的目的仍是自娱自乐,是通过回忆重温旧梦,让自己在梦境中变得年轻而快乐,他本人根本没指望让这本怪书公开面世,他甚至希望自己在病入膏肓之际亲眼看到所有的手稿付之一炬。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加上他一贯的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作风,他写起回忆录来,也“是本着一种不怕丢脸的精神来写作的”,他以一如既往的口吻坦白,“我为什么不说实话呢?一个人是不能欺骗自己的,所以我只为我个人写作”。


 

【4】

卡萨诺瓦的回忆录有多少价值呢?对于卡氏的所谓风流生活,茨威格刻薄地说,司汤达的一次艳遇,“通过升华之后,其快乐精神内涵超过卡萨诺瓦的三千个夜晚”。他继而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卡萨诺瓦的六大本书所给予我们的那点东西还抵不上歌德的一些抒情短诗。所以上层人士认为,卡萨诺瓦的回忆录算不上传奇,算不上文艺作品,大不了是一种统计资料,一段战史实录而已。它们是淫秽教义,是东方爱神经典,是奥德赛肉体流浪记,是伊利亚特对海伦永不衰减的春情杂录。它们的价值体现在数量上,而不在质量上,在多样的变化上,而不在精神寓意上。” 从另一个角度看,撇开所谓上层人士的偏见与不屑,卡萨诺瓦这部独具特色,“夹杂着神秘、冒险和欺诈”的回忆录,既“是一部有趣的《丑闻录》”,更是一部被文学家和史学家普遍看重的18世纪生活的最珍贵的纪录:“他用引人注目,扣人心弦,却各不相同的片段,对(欧洲)各个国家、各种场合、各级社会阶层做了展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反映18世纪道德与非道德的画卷,这在文学界是无可比拟的”。茨威格认为,“这些足以让十代作家提取素材,写出二十部长篇小说”;毫无疑问,卡氏内容繁富、人物众多、细节可观的回忆录,已然成为无数后代作家创作的素材库矣。尤为可贵的是,卡萨诺瓦通过回忆录“塑造”了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经典形象,一个胜似文学作品虚构的现实人物,一个超级的现世活宝!就连茨威格都认为,卡萨诺瓦是善于自我写照的天才,他的自画像如此生动传神,“歌德的维特、克莱斯特的科尔哈斯、卢梭的圣—普乐和爱洛绮斯,这些大作家塑造的人物,没有哪一个有卡萨诺瓦自己刻画的形象这么逼真”。而他的回忆录格外引人入胜,不只是因为他那些令人脸热心跳的风流韵事,“一枕春梦”之后,我们发现,“他之所以把故事讲得如此完美,原因在于朴实、坦诚”。他充分体现了“文学的根本形式,那就是襟怀坦白”。正如茨威格所说,没有卡萨诺瓦的回忆录,“世界文学就会缺少一种对男子性生活的直言不讳的记载”,它“向我们全面展示了性机能对感觉器官的作用,把污浊不堪的裸体世界暴露无遗,使我们看得深透”——如我的判断无误,其价值似乎与中国的世情传奇小说《金瓶梅》(让我辈俗人气短的是,这部该死的伟大作品中的若干段落,被假道学们用无聊的方框代替了,只能费思量也)相当,有趣的是,前者乃真实的人生记录,后者则纯属虚构(尽管有人称其为写实主义的杰作)。

【5】

卡萨诺瓦的迷人之处,除了“由于天真,他带有自然之子那种与生俱来的优美素质”和天然的性情外,还在于其拥有让寻常人望尘莫及的炫目才艺。贾科摩·卡萨诺瓦出身清白,生于精英荟萃之家,其背景与莫扎特和贝多芬相似,自幼接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他仪表出众,风度翩翩,随时亮相皆可谓惊艳,“他的长相足以表明,他生来就有侍候爱神的造化”;他具有发音天赋,会讲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希伯来语,还会一点西班牙语和英语;他的数学不亚于哲学;作为称职的教士,他16 岁就登台布道了;他可以靠拉提琴自食其力;传说他18岁就当了名校的法学博士;他在化学、医学、历史、哲学和文学诸方面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于星相术和炼丹术这类赚钱的科目;他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掌握了诸如跳舞、击剑、骑马和打牌之类的技艺;他还具有超凡的记忆力。在茨威格看来,卡萨诺瓦具有超人天赋的形象,“他有做成世界上任何事情而不至于出丑露乖的才能。”这个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倘若他将猎色和娱乐的兴趣与野心用在正道上,哪怕只用三分之二的精力,他都有可能在科学、艺术、外交和商业诸领域取得惊人的成就。可惜,茨威格感叹道,“差不多是学者,差不多是诗人,差不多是哲学家,差不多是正人君子”的卡萨诺瓦,“差不多”三个字竟成了他致命的弱点:他缺少意志、决心和耐心。他那肤浅的人生观和可以涉足任何领域的才华,加上“他的厚脸皮、他的自信心和他那包天的贼胆”,使这个在各方面都是半瓶醋的杂家在肆无忌惮及时行乐的歧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就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这副尊容。——他俨然是我们凡俗生活中不时看到的一个鬼影,一个严肃的冷笑话。

诚如茨威格所说,卡萨诺瓦这个颇受人欢迎,令人开心而不令人敬重的人,“从1798年到1822年这四分之一世纪里,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死得更凄凉,也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活得更神气”。进一步说,直到今天,凡读过他的回忆录的人,没有哪一个不为他传奇般的人生而感喟,“他那肤浅的人生哲学,比任何学说教义都更精明、更迷人”;“卡萨诺瓦的名字至今还挂在大家嘴上,一提起他,人们都不由自主地笑逐颜开”——作为“混世魔王和猎艳高手的代名词”和及时行乐的象征,他仍然具有无穷的魅力和影响,“他的生命力将远远超过无数知名作家和评论家”。茨威格不无揶揄地说,“他声名鹊起并且经久不衰的事实表明,要步入不朽的文学殿堂,一个人不必才智过人,勤勤恳恳,规规矩矩,心地善良,精神崇高。”“一个人能否不朽,并不取决于他的身份,而是取决于他的生机。除了强烈的感情之外,什么都与不朽无缘。一个人越是坚贞不渝,特立独行,就越发显得生机勃勃。永恒之神根本不计较正与邪、善与恶,它只看重作为和实力,它对人的要求不在于纯洁无瑕,而在于始终不渝。在此,不值一提的是德行,包罗万象的是深情”。

【6】

人不风流枉少年。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这是大多数人所崇奉的人生信条。“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今朝有酒今朝醉”,“花堪折时直须折”,“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可以说,及时行乐几乎就是人的天性。卡萨诺瓦这个具有中国魏晋文人风度的自然之子的人生——准确说是他的前半生,堪称风流绝伦,流风所至,诚然令世间男人神往。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人生的要义。茨威格毫不掩饰自己对卡氏曾经无拘无束的风流生活的赞赏,同为擅长猎色的猛禽,他认为自由散漫的卡萨诺瓦与唐·璜这个西班牙魔王在情爱方式上有着本质差异:前者对女人的“征服力就是人格化了的自然,就是自然的慈悲力量”,“他对自己的色情肉欲抱着顺其自然、直截了当的态度,因而带给情爱的就是人之常情,就是活泼而平衡的心态”;他以平等之心爱一切的女人,他将爱情从想象的空中楼阁带回现实的人生世界,他的性欲完全来自精囊,他直率的愿望就是与现世“每个既有此心又有此胆的女人”共享大地赐予的最最销魂的那份快乐,用野性的爱情来摆脱人生的各种负担。而后者对女性的征服源于仇恨与报复,他认为女人是犯罪的工具,女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勾引和危险,他不相信纯洁和贞操;他不断重复和变化调情渔色的目的,只是想证明女人“在教堂像天使、在床上像猴子”;他的性欲来自头脑,他通过歪门邪道来享受和消费爱情,“他是一个重精神而不重肉体的虐待狂,老是渴望任意贬低和羞辱妇女”;他只是一个绝情的采花大盗,他让女人受伤而至于绝望之后拂袖而去。

勿庸置疑,茨威格对卡萨诺瓦的情爱态度和方式是肯定和欣赏的,这是他的诚实和可爱之处,也是他对人类不朽的生命力和固有的自然深情的礼赞;尽管如此羡慕和称许,但茨威格并不鼓励男人们都像卡氏那样去追求享受,而要始终绷紧生命的自然张力,重视并接受道德和伦理的约束,努力摆脱空虚无聊的困境,勇于担当人类社会的责任。茨威格让我们在阅读《卡萨诺瓦》的过程中亦体验了跌宕多姿的精神生活,他借卡萨诺瓦凄凉的晚景警示人们:“值得庆幸的是,卡萨诺瓦亲自帮助我们纠正了对他的盲目崇拜。他那些稍带生活艺术的文字有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忽视了老年阶段”——日薄西山之际,“享乐主义者的下场可就惨了”,他将自食苦果;“相反,崇尚精神生活的人公然进行自我约束,倒真的是在积累着寻富的能量。一个致力于精神生活的人,就是到了日渐衰老的年纪(譬如像歌德这样的人),都还能够经受住变故、升华、灵魂的净化和体貌的改变”。


 

(2013年6月7日)


 

辑二:〔鹤唳诗坛〕

于坚:张扬摇滚精神的诗坛雄鹰


 

向来以文人自居且重视人文修养的于坚俨然已具大师气象矣。至少在诗歌创作成就和文学气质上如此。他特立独行而颇有趣味的诗学主张,在其诗歌写作方向上从未有丝毫犹豫。他心中自有缪斯,所以他的努力与坚持获得了大多数论者的敬重与读者的热爱。从雅俗共赏、行云流水、清澈见底的《尚义街六号》到风生水起、恢弘大气、深沉凝重的《顽石》,穿越朦胧迷雾一路走来,他已完成从行吟者向思想者的华丽转身:迄今已置身于神圣的雪山之巅。他那一代的诗人,乍起如过江之鲫,历经岁月的打磨和生活的洗礼,当激情和才华的余烬灰飞烟灭,大浪淘沙,强者生存,能作龙门一跃且至今薄有诗名者可谓凤毛麟角。诗艺,在他手里似乎不过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个曾经只想当一名优秀工匠、一度被老师视为“朽木”的文学痴儿,天生就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叛逆者;他的写作可以用“于坚箭头”来描述,——这灵感来源于他的散文《德国箭头》。他一般不轻易开口,看他沉著而淡然的神情,你根本无法揣测他深水潜流的神秘心思。但你能感觉到他的自信如呼吸一样不容置疑,更准确地说,他的诗歌精神中有一种顾盼自雄、唯我独倡的霸气(不是山头主义的“云南王”或伪旗手一类):心想唱歌就唱歌,诗歌就是自然的言说,就像我这样写或我怎么写都可以,而且都是拿得出手的作品。他能够将我辈寻常苦闷的世俗生活神圣化,并用我们熟悉的言词将原本看似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写得诗意盎然,他的大多数口语诗甚至都可用摇滚的方式来演绎。他写诗就像农民种庄稼一样认真、自然而满怀希望,这种感觉使他更象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非一个西装革履者偶然荷锄在田间地头对着摄像机装模作样咿呀咿呀、呜里哇啦地作秀。

于坚断言:“云南,是中国最后的诸神依然在大地上秉烛漫游的土地……在这个一切都面临着被‘化’掉的时代,云南各民族已经上升到神的地位,神就是少数”。万物有灵,在众神聚居的七彩云南,“通灵者”于坚对于此间壮美山河、神奇天地之魅力,尤其对云南原生态人文风情不遗余力的发见、挖掘、审美、礼赞甚至追忆、哀叹、批评诚然令人感动。

于坚以高原雄鹰的姿态,以“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的决绝犀利,通过“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其大气磅礴和雄姿英发的“诗歌起义”形象已令人瞩目。于坚固然写过倍受道貌岸然者们诟病的所谓“诗歌三级片”,也写过在国内看似吃力不讨好、却颇受国际诗坛青睐的长诗(诗剧),但相信“只有创造的欢乐才是真正的欢乐”的他,始终“拒绝隐喻”,一惯秉承反浪漫、反抒情的民间立场,以写作召唤意义出场,勇于向自我挑战,向一切诗歌的美学权威挑战;有幸数度成为当代“中国诗歌事件”的核心人物,并因此荣幸地进入文学史后,他当然深刻领教过党同伐异和“诗坛无正义”的无聊与郁闷。我想说的是,不唯文坛,无论在任何领域,只要貌似唬人的偶像一日不倒,平庸官僚的权威一天不亡,但凡有显赫权势和诱人名利可取的地盘存在,非正义的人事阴魂断然不会烟消云散。

百晓生多年前曾断言,于坚“时时有吞并中原之心,其手下豪杰遍布华夏,一日起事,当能一统河山”。于坚的文学地图绝对不满足仅仅止于中国,他的文学抱负应当是世界级的版图;他希望从某种(偏执的)文学史中退出,他的梦想是写出不朽的经典作品。“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喜好崔建和迈克尔·杰克逊的于坚现在大约可以不装了,因为“诸位妥协的时刻,(他仍然)继续亘古事业”;当“世界的海边空无一人”,我们听到这位光头诗人以诗坛摇滚巨星的口吻,无法无天地喝令:“ 上帝跪下 上邪!/请将不朽的死亡转让给我们”;他隐藏在昆明的某个角落,正以诗性的光芒积聚力量和智慧,试图以诗歌大起义呼吁“生命的领导人/唤醒人类的新姿态”。


 


 

海男:因为爱你,我写作


 

以诗呼吸,视诗歌与生命同样崇高,凭借写作来修行的海男,她本身就是一首深挚、婉约、妖娆而绚烂的抒情长诗(以其澎湃的创作激情和源源增长的创作数量,她无疑会成为中国诗歌宝库中一部深沉厚重而温暖人心的史诗)。有人曾经对我将海男称为“中国萨福”表示怀疑,这只能说他既不懂萨福,也不知海男。坦率说来,我不是一个喜欢为人贴标签、戴帽子的冒失鬼;我也自觉无资格为杰出的诗人或作家“命名”。但这并不妨碍我说出内心诚实的感受。想象丰沛、激情奔放的海男与萨福的精神气质神似,所以在此我还要重复我的观点:满腔热忱书写人类诗性大传的海男是缪斯最宠爱的中国萨福。

阅读海男的诗作,我总会不自觉地坠入其迷人而近乎危险的情感陷阱(有时则为迷宫)中:心情随诗歌优雅的韵律起伏跌宕,忧其兮所忧;神思与诗之旨意飘逸纵横,乐其兮所乐。海男曾不无宿命地说过,“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唯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写作从未离开我。写作是我今生的命”。诚哉斯言,海男仿佛天生就是缪斯高贵而优雅的宠儿,她俨然是一个活在诗歌中的性情女人,或者是一个将人类生活淬炼成诗歌模样的灵性女子。海男的诗歌洋溢着浪漫爱情甜蜜诱人的气息,更具有伟大母性的温馨与慈祥:一种天地永恒而无言、日月同辉而和谐的真爱、大爱、博爱。

大多数论者皆以“先锋气质”与“女性主义”来指称或解读海男的作品。在我看来,所谓先锋和试验的定性,对深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海男来说,不过是相对于中国深厚文学传统的另类反动;换言之,海男只不过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过度敏感和敏锐洞察采用了同样现代的表达方式而已。就性别意识而论,她从来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样强调并热爱自己的女性角色。她较早就刻意突破了体制机制甚至圈子的约束与影响,以狮虎独行的风度清醒地开始了文学的自我冒险。自1986年从滇西小城出发,沿黄河北上,经过长期的身体与思想漫游行吟,彻底摒弃外省人的身份焦虑和卑微想法,所谓的“文学中心”如今于海男已不是问题。“中心离昆明太偏远了”,诗人本身就是中心。无论出生于边疆还是皇城,籍贯对于作家来说并无实质意义。正如纳博科夫所说,一个有价值的作家的国籍是次要的。作家的艺术是他真正的护照。他的身份应该根据一种特别的样式或特有的天然色得以辨认(《威斯康星研究》,〈1967〉)。正是以骄人的创作实力和文学自信,飞翔多年的海男回到了云南红土高原,再次以诗歌抚摸、亲吻和温暖生养自己的河山大地。她对昆明、大理、红河等地满怀人文精神的诗性解读,再次将三迤大地的神奇与丰美展示在世人面前。

海男坦言自己“了解肉体之谜最疼痛的一部分”,而她同时一直在寻找“一种看不清楚的疼痛”。从我浅薄的阅读体验判断,她始终关切人生梦想、人类命运和生死奥秘,她所有的诗歌(小说)指向,都是寻常人必须直面或经历的生存、情感、欲望和死亡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又满怀希望、忧伤投入的宝贵人生。自信能以诗的语言解决自我文学命运的海男,将文学创作视为永远的语言冒险,似乎不将汉语魅力的无限可能发挥到极致绝不罢休。多年来,她以心灵化(诗歌)和(世俗化)的语言交替同步构建着自己的文学乐园(在别人眼里或许是王宫);她以丰沛的情感力量和匪夷所思的神奇想象力,执著地抒写生命、情感和人生的宏大传奇。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埃莱娜·西苏语)实现精神、思想和灵魂的飞翔,以诗歌和诗意的小说来诠释哲学苦苦追问的人生、人性、人类和世界的本源问题。可以说,她的写作庶几回应了我们内心世界最基本最强烈的诉求。 

海男的诗歌底色是忧郁而暧昧的,其坚韧执著而情意缠绵,干净纯粹而天然率真,态度热烈却风流蕴藉。酷爱鲜花、几乎每天坚持晨浴诵经的海男深情地说过,“诗歌是我体内最温暖的那种潜流,无论发生任何事,只要我独自面对诗歌那些句子,它们交替出现——就像云南山岗上那些古老的色彩,它们合理的存在又相互的缠绕。诗歌与人永远是一种亲密的缠绕关系”;“因为爱你,我写作。女人写作是为自己或他人寻找依据,多少年过去了,我的寻找渺茫,也许这就是写作的意义!”但我觉得,无论对朋友对事业——海男用情用心皆太深矣,学其诗不易,玩味其诗亦颇费精力。


 


 


 

雷平阳:我甘愿承受整个云南所有的乡思与孤独


 

雷平阳是一位有着超强耐力与韧性的实力派诗人。近三十年来,他以诗歌、散文和小说(总体上或成就最高者是诗)着意构建雷氏“云南印象”,作为昭通“风中的群山”中的一座令人瞩目的险峰,他已成为云南文学版图上不容忽视的重镇之一。

虽然我知道他离“那些人过的鬼日子”——过去的生活已然很远了,甚至离诗歌也有一些渐行渐远的感觉了(也许是在下的误判),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从前写下的那些诗歌的偏爱:“她们像奶浆花一样开在田野上/纯朴、自然,贴着土地的美”(《我的家乡已面目全非》);她们曾经多次感动并温暖过我,其中的一些杰作(如《亲人》《背着母亲上高山》《祭父帖》)——尽管如他所说,“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现在读来依然能让我感同身受,感觉痛并快乐着,让我永远相信诗歌固有的力量与美好。

雷平阳的诗歌总体形象俨然一条平静而舒缓的河流,他的源头是来自大地深处干净而纯粹的人生体验,他的流向则是遥远而蔚蓝的天际。他不在乎如金沙江狂野奔流的快意和刺激,他甚至不需要银河飞瀑雷霆万钧惊涛骇浪一泻千里的壮观气势;他有的是恰到好处的节制与耐心,他在意的是内心的无限开阔与诗意的深邃如何结构自己的精神之海。他从容的叙述、朴素的表达让这个喧嚣的世界在诗歌优雅的旋律下慢慢地安静下来。他不动声色地将深沉的激情内化为持续的诗歌源泉,最难得是他的诗歌表情天然、质朴、温和,让读者如见久违的故人般心生欢喜。读其诗并不费力,因为他鲜用繁杂的修辞,语言雅正而言说方式地道,然而那些诗歌都焕发出鲜明的生活质感:有时深陷泥泞(一如走过乡间雨季的山道)却满怀憧憬,对未来从不绝望;有时坚硬如铁却润滑光泽,对当下总有自信的把握。诚然,对既往的反复追溯和对回忆的深刻咀嚼(重回现场),其意仍是对一度失落的人性的呼唤与对当下生活的感恩。人生的孤独和荒凉是真实可感的。

面对故乡与精神家园一夜之间的双重沦陷的巨大痛苦和此后漫长的探索与艰辛重建的困境,回乡之梦的彻底破灭和再也回不去的巨大尴尬,背水一战打拼的决心和实现华丽转身的美好期待,从此岸到彼岸,雷平阳无疑是自己最后的摆渡人。徘徊于故乡与异乡的疲惫之身,飘泊于乡村与都市的生活之舟,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不羁灵魂,固然是诗人雷平阳此生不可回避的心路历程,何尝又不是一切从贫穷落后的故乡飘零繁华富贵的都市游子的人生经验呢?

弥漫于雷平阳诗中那种强烈的底层自觉(或不可磨灭的出身自卑)和流放意识(充军人的后裔),恰是他积极向上自信追求梦想与执著寻找家园的动力所在。“对着天写,对着地哭。我主张散淡一些/通过忏悔,把天空压弯的腰,借机拉直/但支持率很低”(《看麻雀》)。天地有大美,世间多俗人,天公地母是神灵,作为天地精华的人类,有如是情怀是可贵的,有如此姿态也是可接受的,但尘世里凡人多而独具灵性者稀,能解此意者又何其少矣!

李敬泽《关于雷平阳的三段旁批》谓,雷平阳的诗其实“不是观世音菩萨,是游方癲僧,泥腿子不衫不履”;“他不是在找一座容身的庙。他是在庙起庙废、残垣断壁中参透世间法”。——其诗歌表情固然神似,但我又心存疑虑:这游方高僧在声色犬马功名富贵陷阱遍布的都市高楼丛林中能否修成正果?这是秋天或春天的某个夜晚,重读雷平阳的诗歌,我感觉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们在昆明某个酒馆一起痛饮仅有一丝李白酒风度的烈酒,谈的却是无关风月的陈年旧事。尽管他觉得“我的无事之手已非乳房的亲戚”,但他依旧一如从前那样小心而仔细地抚摸着那个余温犹存的大梦;这个“在灵魂中居无定所”的人,滇东北的霜风吹过春城晴朗的夜空,他沧桑的脸上偶尔还会流露出皎洁的月色。他经常枯坐在自己的影子里,想念秋水长天想象风吹草低旷野中惊心动魄的最初也是最后一次艳遇,想象一只蚂蚁深埋洞穴的温馨呓语和青铜幽禁的秘密。尽管在江湖中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但现实生活里却没有几人会在意他的那一点心事。这沉默而敏感的游子,他长久地沉醉于茫无际涯的孤独中。令人心痛的故乡很小也很近,若有似无的乡愁却辽阔如伟大的祖国。他的眼神中偶尔掠过一只苍鹰,更多时候则流露出或婉约或豪放的金沙江。他无意中会捏起拳头,握住一把细如流沙的忧伤或忏悔。他看见一群鸟从遥远的故乡飞来,我看见他的眼中流出一汪包谷老酒。他清清嗓子,悠然感慨:我在昆明——一个异端上的城堡/身体和思想走散了,只好埋伏下来(《埋伏》);这恍如隔世的悲喜交集,这以惨痛/为基调的美,是我怎么也承受不了的(《无题之二》);这么多年,我之所以坚韧地在云南奔走/从一座山峰走向另一座山峰/我只是想,让我的灵魂,与金沙江的灵魂/在自由的流淌中相逢,有源之水,归入结局/永远坚持向下的姿态/牺牲在风中(《流淌》);羞于谈回报,爱一个地方爱到/如此痴狂的地步。我甘愿承受/整个云南所有的相思与孤独(《怀念德宏州》)。但我总觉得,身在云南高原却四方行走的雷平阳,其心似乎另有所属:我们身在昆明,哭出的声音/却总是在北京响起/仿佛我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一阵风的葬礼》);我孤悬京华的身体/悄悄长出了几张/云南的叶子。仿佛北京和云南/是同一个省(《春天来了》)。——据此妄测,他的相思与孤独,岂止于云南耶?但我想对雷平阳说的是,《大地有多重》庶几算道义之作,但《石城猜谜记》者流的小说,不写也罢,有时间还不如在西山之巅或翠湖畔吹一吹那销魂夺魄的骨笛:“这可是一种最纯粹的/没留任何退路的生存方式啊/用骨头抒情多么酷烈/又是多么真诚而自信”(《赞美骨笛》)!


 


 


 


 


 

阿吾:归来尚能诗否?


 

将冷面智者阿吾简单地划为“后朦胧诗人”或“当代先锋诗人”阵营,这种拉帮结派抢占山头的江湖伎俩,在我看来形同儿戏且毫无意义。因为若要说“朦胧诗”,恐怕晚唐的李商隐该称鼻祖了。“命名”诚然是诗人的崇高使命。但在这个人人都想当“干爹”的时代,胡乱“命名”已成为当代诗坛的一大怪象。正如有人将目前一些女诗人的诗歌创作郑重其事地称为“新红颜写作”是个笑话一样,百年之后、千载之下,优秀的诗歌依然是诗歌而非其它。说句大不敬的话,倘若诸君偏要将当代几位女诗人牵强附会称为“新红颜”,那么既往那些杰出的女诗人是不是也可勉强称为“老情人”呢?如要强行划分的话,从时空维度考察,窃以为诗只分为古诗和今诗、东方诗歌和西方诗歌。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澎湃的文化交流碰撞,世界文学的菁华终将荟萃于人类文明的圣殿里:诗本一脉,无论古今,不拘雌雄。

诗人只要知道自己内心愿望并能自由而生动准确地表达诉求,他就有可能写出人皆喜爱的优秀之作。阿吾就是能将自己人生所思如实诉诸诗歌,以诗歌艺术完美表达内心深邃思考的杰出诗人。这使他在成为一个诗人的同时,亦也为了一个清醒而睿智的思想者。说他清醒,是在诗坛狂热追求“月朦胧、鸟朦胧”的那个时代,他勇于力倡“不变形诗”,以“不变形”修辞手法和“元语言”为烟雨空濛的诗坛拔开小小一片晴空。比如素写的《相声专场》。

阿吾是开明而开放的,他敏于思而勇于行。他在诗中说:东方之路是逃离黑洞之路,他想“出去/改变一下我头顶上空”,他真的就到大洋彼岸去了;他发现“向黑暗扔一块石头/和向光明扔一块石头/效果竟完全一样/我站在黑暗中/剩下石头奇怪的响声”(《向黑暗扔一块石头》)。他一度反思“写作的姿态和生存方式”,后来遂产生了诗集《足以安慰曾经的沧桑》和哲学随笔《角度陷阱与人生误区》;面临“此路不通”的困境时,他相信只要放弃“汽车”(物质与物欲),像猫和狗那样不理会人为的一套,“沿着一条双脚踩出的小路/我可以在前进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一直走到我内定的目的地/以及没有尽头的天边”(《此路不通》)。异乡游罢,浪子回头,沧海月明,巫山梦醒,阿吾以戴大魏之名从网络再次回归诗坛。对此,我想“用右手打左手”表示欢迎。昔日诙谐、机智而不动声色的诗坛独行侠,归去来兮,尚能诗否?我们不知道,在大洋那边,他头顶上空是否“全部都是蓝色”?但我相信他的判断:步行的中国/步行者才能看清(《看我中国》)。“回到故乡/我的心还在四方游荡”。他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和创作状态。“我还不是一个绝望的人/暂时保留哪怕一丝一毫可能的变化”(《在深圳,我懒得去看海》)。有论者认为,阿吾的诗没有宗教气息。我则注意到,重返诗坛的阿吾,身在海外却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入了基督教,这对其创作已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不妨读一读他的《我们一家都生在河边》,再体味一下他的诗观:一首好诗,一定是神启。一个好诗人的使命就是生存并等候神的启示。当年表面欢喜而内心实则悲凉的阿吾,如今其诗歌面相已呈现出迷人的温情气象。顺便说一句,林语堂早就向西方世界布道:诗歌本身就是中国人的宗教。马修·阿诺德则指出,诗歌所能给予我们的就是“知识的气息和更纯粹的精神”。诗歌与宗教,只要对人的精神生活有“剩余价值”,就不必大惊小怪,就可以放心地热爱它。 


 


 

海子:孤独时我总会想起你


 

王小妮在诗歌中偶尔以皇帝自居,在生活中选择的则是回避喧嚣与浮华,所以她成为了自己孤独而高贵的女王;而喜欢以“诗歌皇帝”自诩的海子,当他虚构的诗歌神话(神的故乡)在坚硬的生活中一旦破灭,他还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吗?“我将永远珍惜生命,——保护她,强化她,使她放出美丽光华。”海子如是说过,可这位迷信“天才短命”的“王子”最终还是鬼使神差地“卧轨”了。他谜一般的非正常死亡曾经引起颇多猜测或离奇的非议。但有一点不容置疑:突然的理想丧失和信仰迷失是其主要根源。我注意到,乳房,这个象征着母性温暖和情欲标签的意象,在海子的诗歌中可谓高频出现。但他使用这一意象时,更多的指向是对母性的温情渴望与无限依恋,据此不妨妄测一句:海子还是个精神尚未断乳的羞涩的抒情诗人。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那些一夜之间蚂蚁变大象的房地产商(恕我无礼,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蕴涵的复杂意义)将他的经典诗句作为最煽情的广告大肆张扬时,他是否知道:曾经诗意盎然生机勃勃的一片又一片麦田,正被钢筋水泥森林以城镇化或工业化发展的名义无情地覆盖,原本柳暗花明鸡犬相闻的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正彻底消失,农耕文化失落,乡土文明沦陷,所谓牧童暮归、炊烟袅袅的“村庄”,已成为一个悲情的意象矣。“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这也许就是海子的真实心境吧?这个从贫穷而荒凉的农村带着饥寒的记忆走向繁华人间的诗人,偏安都市一隅从未忘怀故土,并且以饱满的热情和大量的诗歌在朦胧诗海中奋力掀起一片壮观的“麦地诗潮”。

很多人都试图为海子在诗坛或文学史上确立地位。如我们所知,一些人膜拜海子,认为他的诗作是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瑰宝,他在文学史上当属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另一些人固然承认海子的天才,但却断定他的文学遗产价值一般,他本人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诗人。我则认为,海子是现当代乡土人文精神深度审美和乡土诗歌书写成就最高的杰出诗人,他直面乡村的贫穷、荒凉与空虚,同时歌颂世俗乡村的淳朴、务实与谦逊,就此而论,他在诗坛(当代文学史)的地位和影响将是长久而不可动摇的。仿狄人杰问李元芳的口头禅——亲,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既有如此深沉博大的感悟,你为何又要执意选择离去呢?在此后每个龙年的春天,我都会想起你临终前夕写下的《春天,十个海子》,“十个海子全部复活”。然而,我原本清亮的双眼如今已被世事的泥沙搅扰混浊,再也无法看到所谓复活的奇迹。“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村庄》),在这个商业浪潮滔滔而诗意贫瘠(这也许是个极端无耻而义正辞严的伪命题,因为诗意从来都不曾减少,只是我们太过愚钝罢了)的时代,我只能化用你《日子》中的诗句表达我永恒的悲伤和对你深沉的纪念:今夜我只有清醒的头脑,我没喝酒/海子,从今往后我不关心功名利禄,孤独时我会想你。如果你能听到,我还想告诉你,我宁可在现实中做一个可怜的打柴人,也绝不愿在虚无中做那恋爱的皇帝。就算是天才吧,可我们只要挣扎于烟火凡尘间一天,就得老老实实地说人话,像个人一样坦然而坚强地活着。                                          


 


 


 


 


 


 

张枣:梅花落复开,卿仍是诗人


 

很多诗人只可能荣幸地属于某一个时代,也就是他活着的那个有限的时代(不幸的是,有相当多的诗人还活着,但他的诗作却过早地被读者遗忘了)。而有一部分诗人,因其诗歌不朽,则能够幸运地“活”在他身后的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我个人的考察与判断不谬,我甚至敢断言,正如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可以属于唐宋也将属于他们寂寞身后任何一个热闹的时代。我们当代的极少数大诗人,同样不仅属于他活着的现在,也可能属于遥远的未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当然,我指的是他们创造的、有如神赐的那些诗歌杰作。

自谓“一辈子不想当专职诗人,只想混在人群中,内心随意而警惕”的张枣原本具有成为世界级大诗人的可能,可惜天妒英才他因病早逝,但我相信他的《春秋来信》、尤其是那首被无数选本收罗的名作《镜中》,足以为他赢得千秋万岁名矣。这就是张枣的命运。“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是的,只要一想起“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梅花诗意,我们就会想起张枣和其它的一些事情。这就是诗人张枣的魅力。当然,《春秋来信》之后他那些如星光散落的作品,大都亦闪烁着哲思的光芒。

陈东东披露,张枣的诗歌创作采取的是首先满足作者自己的写作姿态。这个“逆着鹤的方向飞”,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宁为玉碎的诗人,他绝不留下自己不满意的作品。他说,“只有能够满足我自己,才能够满足我的朋友。如果我对自己有一点怀疑,我就毁掉自己的作品”。他确信,“一个表达别人/只为表达自己的人,是病人;/一个表达别人/就像表达自己的人,是诗人”(《虹》)。他预言,“我想我的好运气/终有一天会来临/我将被我终生想象着的/廖若晨星的/那么几个佼佼者/阅读,并且喜爱”。(《云天》)

张枣迄今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诗人。(凡有个性者,无论官人还是文人,谁没有被无聊地争议、无耻地非议过呢?)北岛称其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顾彬则相信他“是汉语送给德语最好的礼物”;陈东东认为他创造了“张枣的中文、张枣的诗歌方式”。也有论者认为张枣的诗,除极少数优秀外,大多过于晦涩、怪异。这有何怪哉?古往今来,有哪个诗人的作品全部都敢妄称一流精品?百年之后能在浩如烟海的诗歌选本中留下一首杰作,窃以为是任何一个诗人的骄傲。恕我狂妄:唐诗三百首中也还有下下品的诗作呢!在这个据说诗歌风光不再、诗歌已然死亡、大家皆以诗人为耻的物质时代,当年孤悬海外的张枣对陌生人作的自我介绍显然值得我们深思: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如此痴人至人,岂不可爱复可敬耶?勇于承认“我是一个诗人”,这是诗人的自信与自豪所在,也是诗人的尊严与价值所在。容我多嘴,当我被误称为评论家时,我总会认真地纠正:我是写诗的,请称我为诗人。正如在官场,领导职务是不能随便叫的,市长就是市长,书记就是书记,在关键时刻或重要场合,不小心把握有实权的一把手误叫为二把手,没准会搞成政治问题!


 


 

柏桦:怀才的秋天已经死去


 

柏桦的诗作总量不算大,但其影响却不容小觑。这是诗人的幸运,也是诗人的宿命。许多诗人出口成章、日作数首,著作等身,可惜写了一辈子却弄不出一点碎石落水的动静,比如正典野史皆称风流儒雅的乾隆皇帝;而有些人只须随口胡诌几句,居然石破天惊获得千古令名,比如马上得天下的一流痞子汉高祖刘邦。现代诗人亦难免此劫,昔日名动四海的青春偶像派流行诗人汪国真,今日还有几人记得他的大作?而当年籍籍无名的木心,驾鹤西归后作品竟洛阳纸贵!

柏桦是能将政治话语和枯燥乏味的大词巧妙地熔化于诗中的顶尖高手。因为能始终保持清醒的诗观和“独行一径”的实践自觉,他的诗歌感性而骨感,诗语既不晦涩也不深奥,大多数作品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可能每个读者都能领会到其中的点滴趣味,但每个人又都可能因经验和审美能力不同而获得大异其趣的意味。换言之,我以为他的诗歌容易引起读者的“误会”,令人产生别样的联想。其诗表象温和而情感丰沛,其“感情加速度”似骏马疾驰,如冲锋枪狂射,而抒情诗艺可谓炉火纯青却懂得适可而止,“随心所欲而不愈矩”,看似没有抱怨却有一种冷暴力的旨趣(《现实》一类的短诗一如即将暴发的火山,极具批判精神和反讽气质,惜乎极少)。柏桦的天性里有明显的享乐倾向(当然不是浅薄的阿Q精神),他说“我的知青生活是田园诗”;他认为“跨文体”写作可让人尽享书写的乐趣;作为一个优秀诗人,他能将寻常事件赋予哲思意味并以诗的形式抒发出来,他不但知道自己最想表达什么思想,而且乐观、豁达、自信:“今天,我们层出不穷/对自身,有勇气、忍耐和持久/对别人,有怜悯、宽恕和帮助”(《痛》)。

柏桦始终强调,诗歌是时间的艺术。做诗人比写诗重要。梁文道感叹:很多文学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到了后来都只剩一个名字。“我一想到它就伤心,亲切而平和”。我想说的是,时间可以成就诗人,时间也可以抛弃诗人。只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诗歌,才可能为诗人在文学史上留下芳名。遗憾的是,“命运也测不出这伟大的谜底”。“怀才的秋天已经死去”。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正如江湖与庙堂颇难兼容,既牵挂声名又渴望隐居的柏桦,今天看来,他的诗歌创作在达到巅峰之后已渐呈江郎才尽之窘态,一些作品已显得过于浅薄而令人费解矣。——幸运的是,他在跨文体写作上的拓荒冒险却收获了“无心插柳”的别样风光。比如《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和《史记:1950——1976》。


 


 


 

翟永明:我的忧伤蔑视尘世间的一切

读翟永明,须就烈酒方能品其豪情快意,才能看到“她灯笼般映照黑暗的脸”,须酒入愁肠之后才能领悟其蚀骨的忧伤并享受其令人销魂的柔情似水。其组诗《浇》,有多少高阳酒徒能解其意?吾读翟永明诗,如读古龙武侠作品,总能领略到“美人剑气、风雨彩虹”的意境,获得生命觉醒与顿悟之后的一分优雅淡定:对“半世界苍髯浮生/半世界红粉佳人”,欲脱宿命,何妨青梅煮酒?

1984年即以令人脸红心跳、惊世骇俗的组诗《女人》震惊诗坛的翟永明,有着鲜明的当局者的女性意识和旁观者的超然姿态,对女性之大美与真实生存境遇和悲壮命运有深切的洞察和满怀力量的同情。她总让我想到多才而敏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她的诗歌表情冷艳而迷人,内里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刻骨忧伤,有着内伤似的难言之痛:“星星在夜空毫无人性地闪耀/而你的眼睛装满/来自远古的悲哀和快意”(《渴望》)。同样抒写女性的命运与自我成长,翟永明却显得深沉雄浑且有担当情怀,其诗思更为冷峻痛切,其生命意识和觉悟尤为强烈、清醒而决绝,总蕴含着一种理性而优雅的“阴沉的力量”。她说,“人需要有心事才能见鬼”。“我一个猜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独白》)。“我被遗弃在世上,只身一人”,“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母亲》);“我一向有着不同寻常的平静/犹如盲者,因此我在白天看见黑夜”(《预感》);“我天生的忧伤锁在骨髓里,不被我身旁的年轻人所知/也不被睡在我身旁的人所察觉”(《黄河谣》)。

一度从事过听来严谨而索然无味的科研工作,第一个在单位穿牛仔裤,向来奉诗歌为宗教的翟永明,在“青春诗会”后愤然辞掉令人艳羡但她却格外厌恶的差事,在中国诗歌圣地成都写诗兼经营“白夜酒吧”,颇有当年文君当垆的趣味。经过数年的生活磨砺和浪迹海外的游历,豁然开朗的翟永明终于摆脱创作焦虑(也是影响焦虑),走出了当年让她获得远大前程的“诗学黑夜”,走出了乍暖还寒的《静安庄》;多年来经营“白夜酒吧”虽未能让她像村上春树那样收获经济与写作的双丰收,但却让这位诗人脱胎换骨,真正回到了“当代写作”的前沿。正如她可以将“五十年代的语言”成功转化为“在天上飞奔的语言”(网络语言)一样,接了“地气”离开象征与隐喻的囚笼后,兼具现代新潮意识与优雅的古典情怀的她既能写出一唱三叹的《丧失惯性的那舞蹈》,也能写出荡气回肠的《在古代》和《时间美人之歌》。她早期的诗作,因了“黑夜意识”的影响,大多数总是“第一句就使人心萧条”,后来的作品,却因了“白夜向往”的暗示而一扫往昔的忧郁苍凉与凄艳悲情,显得更为平和大气,自然从容,那寒光耀眼的忧伤情思一如宝刀入鞘,已然升华为一种深沉内敛而威严华贵的王者之气。对,这个被国外诗坛誉为当今国际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被称为东方最美丽的女人,用她的一句诗来说就是:我的忧伤蔑视尘世间的一切。因为她早已发现,诗歌让她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诗歌于她而言就是宗教,“能够给我带来快乐的还是诗歌”,“诗歌从未让我失望过”。


 

西渡:我对诗从来不失望


 

对于诗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诗坛固然从来不乏悲观者,从来也不乏乐观者。前者对缪斯女神“今天”的表现总是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担忧,对她“明天”可能出现的奇迹亦谈不上任何期待与信任,这是因为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当今诗人的水平而忽视了读者的审美能力,对诗歌的存在意义和影响毫无自信;而后者却清醒地认识到了诗人自身的问题并以创新的姿态来积极解决,对诗歌的现状与未来始终充满信心。当代诗坛颇具剑客气质的诗人西渡就是一个乐观者。他说:我对诗从来不失望,我失望的是我对诗的投入还不够,深情还不够,热爱还不够,训练还不够,技艺还不够,写出的好诗还不够。——如此难能可贵的自省态度,恰是当下诗坛最稀缺也最需要端正的诗学态度。

恕我偏爱西渡并由此而产生的偏见:在我看来,温文尔雅的西渡在精神上与唐代诗人贾浪仙非常接近。说他是诗坛剑客,不仅仅因为他写过《剑》这样的杰作:剑在血中吐出光明,长成你的骨头。他在谈论诗艺的重要性时曾如是认为:如果说诗是一把宝剑,它也只有在武艺出神入化的剑客手中,才能充分发挥它削铁如泥的效力。“十年磨剑”的坚忍修行,成就了西渡非凡的诗艺,尽管青春飘零与岁月流逝的无助令人黯然神伤,但炉火纯青的“屠龙术”仍是行走诗江湖的自信与底气:“如果说现实是一个江湖,诗就是我随身的宝剑”。

西渡的诗,其形式总体上堪称精致华美。他的诗中有天地日月之精神和大爱与真诚的自然气息,有一种罕见的自我期待、自我拯救和自我成长的意识;他是胸中有剑气而手中却握着“桃花”和“海棠”的书生,他渴望“在长夜里尝试长出有限的花和叶”。置身于苍茫天地间,西渡坚信,“人间的事愈是挂念/愈觉得亲切。胼胝是离你最近的现实,也是你所热爱的。/泪水使心情晶莹;你一呼吸/就咽下一颗星星,直到通体透明/在夜空中为天文学勾勒出新的人形星座/闪闪发光,高于事物”(《拏云》)。面对喧嚣纷扰的红尘世界、日益呈碎片化的现实生活以及不断贬值的人生经验,西渡知道以植物般的静默和忍耐,“尝试爱和成长/这是春天的命令,哪怕在/风中凋零,哪怕被希望埋葬”(《塔》)。


 


 


 


 

王小妮:水莲一样安静的“半个危险者”


 

蛰居于繁华深圳一隅做着诗歌作业的王小妮,一如瓶中的水莲,表象安静,内心澄澈,气质高贵,尊严自在。她的诗歌语言堪称干净简洁,删繁就简真如三秋老树;而其意指向度直逼心灵痛痒之处,领异标新诚然不输二月鲜花。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曙光初现之际,王小妮就说过:“意识到自我的人,应该去唤醒那些还没有意识到自我的人。”面对“教的痛心,学的反胃”的当代大学教育现状(其实整个中国教育的怪现象莫不如是),明知“个人的力量过于渺小,却不等于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她近年来坚持在偏远的海岛进行人文主义启蒙,传播理想主义种子。她如此追求的价值,正如崔卫平所说,“她在课堂上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

向来极端自我的王小妮有着超强、罕见的写作维度和旨意:她奉行独特而近乎偏执的“洁净观”:不随波逐流,不盲目跟风,不迎合不造势,不求畅销不屑流行,我写我自在,我写我感动。虽然清醒地自认为“写作就是个人的一件小事”,“不是诗需要诗人,是诗人需要诗”,数十年行走诗江湖,但她始终卓然独立,倜傥不群,拒绝浮华喧嚣与身体狂欢,置身现实而又超然物外,深入日常生活却能游离功利烟火之苦;这个曾因“危险爱人”影响和诗歌批判经过精神炼狱、反对简单地以性别划分世界的“半个危险者”,深刻地感觉到“半个我正在疼痛”,迄今依然对现实保持着敏感的距离、质疑与警惕:听到“一座城里有数不尽的人在唱”,她冷静地意识到“天下太斑斓了/作坊里堆满不真实的花瓣”,为此,“我和我以外/植物一心把根盘紧/现在安静比什么都重要”(《十枝水莲》)。

王小妮的诗,总体上素面朝天,平和冲淡,大气沉着,神姿清雅,没有解构叛逆的惊艳宣言,没有哗众取宠的时尚大词,也没有凌虚蹈空的骇人圣词,更没有故弄玄虚的荒诞怪词。其诗有傲骨无媚态,骨感而不性感,精神而不神经,颇具林下之风。李商隐曾惋叹那独出众木的高松“有风传雅韵,无雪试幽姿”。我看王小妮的诗,恰是既得春风传雅韵,亦有白雪试幽姿的品质与风度。

王小妮的诗歌表情看上去有点冷。她的态度又是淡定而冷静的,诗思锐利且诗意饱满,表情有时虽不免冷峻,诗语亦刻薄,但其内心是温润而敞亮的。她总能从日常琐事中发现人生的真相,洞悉世情的变幻与人性的复杂,并以惊人妙语生动地揭示生活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她的诗里有人自然的呼吸,有人间真实的生活气息和温情,有俗世明媚的梦想和希望,还有清峻明朗的哲思意味。

王小妮的诗立足实地而立意高远,颇具鲜明的先锋意识和实验品质,但其高妙之处却是不动声色,不着痕迹,善于“不装腔作势的表述”(博·赫拉巴尔语);她似乎并不在意传统诗学的韵律之功,走的是反修辞、轻技术、非主观抒情的路线;她像一个身怀绝技的高手,文字在她那里如得心应手的独门暗器,用词精准而奇招迭出,结句严谨而出语峭拔,但总体结构却浑然圆润,丰美可观,这使得她的诗更具真正现代汉诗的模样。读王小妮的诗,有寒潭渡鹤影,明月照晴雪的感觉,冷艳而不失温暖,还有空灵而温柔迷人的光芒;但那明亮的寒光又不宜久看,因为有大悲悯在焉,看久了难免热泪盈眶,怅然若失。相对而言,王小妮的短诗好于组诗,而组诗又略胜于长诗。至少长诗《在重庆醉酒》就写得如醉话般“引人发笑”,好像一个不胜酒力的人,面对美酒只有豪情而无海量,不喝显得不够意思,喝高了又难免失言之虞。


 


 

骆一禾:对心爱的谈起爱,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英年早逝的骆一禾是一个对朋友情深义重、可以生死相托的诗人。他生前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亡友海子所做的一切,才使海子的诗歌遗产得以保存并迅速持久地升值,才让海子在去逝后成为真正意义上为各类读者接受的诗人。(骆一禾对海子的深情厚谊,可与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杜甫的惺惺相惜比美矣。这是否会让那些总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只会相轻相贱的文人汗颜呢?)

诗人马莉曾如是感叹:一首诗能在你发生危机的时刻拯救心灵免于堕入黑暗,多么神奇!打动她的那首诗同样也深深地感染过我,它就是骆一禾题为《先锋》的结句:我们一定要安详地/对心爱的谈起爱/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向光荣者说到光荣。——这是多么纯粹而令人神往的秋水明月心境!非“心地圆明,性天澄澈”(兰茂语)者不能道此语、更不可能得此道。

在我看来,骆一禾是颇具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罕见的兼有大悲悯情怀与赎罪思想的存在主义诗人。他有着“内秀的孤独”、浓厚的英雄情结、深刻而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崇高的牺牲精神;他胸怀大地、天空和人类,激情澎湃诗意高蹈,才华一如冷寂暗夜中的火焰温暖炫目。骆一禾秉持“为美而瞑想,为美而书写”的诗学理想,敬畏大地的力量,他有“居天下之正,行天下之志,处天下之危”(《蜜》)的士子抱负。他和海子都是纯洁无邪的乡土中国的赤子,对行将消失的、生机蓬勃的传统农耕文明意义上的“乡土”充满深挚的眷恋与重塑的热情,他们都对现代都市文明保持着真诚、有限的赞美和绝对的疑虑,对粮食、土地、青草和家乡满怀深情和敬意,可惜笔力与诗思仅停留于“麦地”表皮,尽管深信“麦地有神,麦地有神/就像我们盛开的花朵”,然而最终却未能拔地而起脱颖而出收获诗歌的金秋,升华为丰硕而壮观的精神气象:昙花一现,有花无果,遂使这诗意的美显得青涩、脆弱、虚幻且不可把握。(这是否也暗示了乡土文明必然衰落的结局?)

“雨在水面上燃烧”,“风在道路上久久地怀念可爱的家乡”,“哪一首血写的诗歌/不是热血自焚”——灿烂平息,骆一禾用诗歌照出了自己的命运。“如今你碧绿了/你这么年轻/令我仰首遥看/一线清水/便从高广的天空注入我的眼睛”(《女神——曙光三女神》),这几句诗,正合悼念“向诗歌深深地复仇”的诗人自己。而我是多么希望看到这个以“旧人”自居却习惯“年复一年领略女子的美”的诗人以青草的形象呈现在我面前啊:你该爱这青草/你该看望这大地/当我在山岗上眺望她时/她正穿上新衣裳(《青草》)。


 

陈东东:用钻石语言做中国情怀的梦


 

读陈东东的诗歌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想象力。当然,阅读任何优秀的诗作都离不开耐心和想象力。诗歌毕竟是想象的艺术。所谓老妪能解的诗,毕竟难以表达复杂的心事和情感。但陈东东的诗歌绝对值得反复咀嚼,它们不仿口香糖那样一来就以香甜媚惑讨人欢喜,而是像野生橄榄一样入口即以一种近乎野蛮霸道的苦涩令人不堪;但那香浓的加工品嚼到最后只是一堆讨厌的垃圾,而那些天赐佳果却是苦尽甘来余味悠长。我初读陈诗感觉一头雾水,有些甚至觉得生硬且令人费解,耐心细品分明又是极具艺术感染力的佳作。即使少数如肯明斯风格“仿佛错码”的作品,也给人动感十足的现代“诗歌MTV”的印象。

诗人都喜欢以性情中人自居。但在这个举目皆“性情中人”的时代,我对所谓“性情”却一向保持警惕。陈东东是个例外。货真价实的性情中人陈东东向来崇尚透明和清澈,重视诗人和诗歌伦理,他一直对所谓“中国情怀”心有戚戚焉,相信诗歌的终极目的恰是生活的幸福美满。“是因为在一个工商世纪/抒发不道德的田园情怀吗”(《未完成》)?他认为,“在这个时代里一个诗人受到社会重视会是很大的丑闻,实因如今成功首先就意味着不道德,这会让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在内心深处他想要对得起诗人之名的话”。他化用佛洛斯特的话说,诗人应当和世界保持着争吵着的情人间的关系。因为这需要持久而真实的激情。在这个“市侩时代”,在国际大都市上海,兼具现代气质与古典情怀的陈东东,以诗人固有的诚实和“词汇的钻石”(桑克语)书写着我们的梦想。“我苏醒的眼睛/看到水鸟迷失的姿态/(那白色的一群掠过铁桥/投身于玻璃和反光的境界)(《冬日外滩读罢神曲》)。”“费劲的鸟儿在物质上空”,诗人(包括我辈)亦如此,是继续自由地飞翔于精神的天宇,还是迟早要落在这充满诱惑的物质的世界?激进的现代化正强势地重新塑造着这个未可知的世界,传统文明的根系在钢筋水泥覆盖的土壤下是否还能幸运地延伸?“军舰鸟学会了倾斜飞翔”,“夜行的里尔克横越广场/他的脸在上海/愈见苍白”。尽管可以蔑视并谨慎地避开“写作利益和诗歌政治”,我们还是明显地意识到,语言之梦虽然美丽,但纸上温馨的生活终归要面对冰冷的现实。曾经的原罪是不可饶恕的;可惜如今没人计较了。

忏悔是必须的,如果诗歌可以达成救赎一切的愿望。在这个经常令人茫然不知所措的微时代,迷茫的我只想轻吟陈东东《下降》中的诗节,表达我对农耕文明和乡村传统的敬意和缅怀之情:乡村在低处。在那里/失眠,是悲哀和期望含混的委婉语。


 


 


 


 


 


 


 

樊忠慰:依靠诗歌飞翔的“笨小孩”

在这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代,据说樊忠慰是真正拥有赤子之心且难得一见的天才诗人——尽管我很不喜欢用“天才”这个用滥了的标签来定论一个诗人,但樊的诸多有如神赐的诗章诚然闪烁着天才的光芒。他的诗歌是冥想的花朵,有浓郁的童话品质和寓言趣味,换言之,其诗语言如孩童天真稚语,宛若天籁,清新可爱;而其诗意内涵别有寄托,犹如天书,发人深省。说实话,他短诗中有些灵气十足的锦绣妙语,打死我都无法写出来。从黑白照片看,他清澈明亮的眼睛可与顾城忧郁之星眸媲美。他的诗作是我读过的最干净、最纯粹的诗,有冰雪聪明的表象,但内核却是寒冬炉火的温情与茶香——虽然那炉火过于微弱,那茶香稍嫌清淡。读着那些惊艳绝伦、有如天国飘落的神之呓语,我分明感受到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如午夜春雨,诗人笔下的人生美得令人心痛却不至于让人绝望。他的诗歌里充满朴素的事物和我们熟视无睹的风景:泥土的气息、花草的芬芳、云朵与飞鸟的影子、星空的神秘浩瀚和大海的深邃。颇具浪漫气质与反现代化的倾向:“轰鸣的飞机在天上喊我/懒得搭理它/不管去哪里/我都想乘崔颢笔下的黄鹤”(《黄鹤楼》)。

樊忠慰一直以野草繁花般茂盛的诗歌自由奔跑在辽阔的诗歌旷野,仿佛一个率真任性而好奇的顽童。他似乎与自然界相通相知。我有时候竟然怀疑他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面对赤身裸体丑态百出的皇帝,大家居然都熟视无睹,睁着眼睛说瞎话,阿谀奉承极尽赞美之辞。而樊忠慰恰好就是那个发出惊世骇俗之语的孩子:天哪,可怜的皇帝没穿一丝衣服!这正如他有时会在诗歌中突发直白的惊人之见:“黑社会不绑架袁隆平/说明黑社会不够黑”;“宫女喝皇帝的洗脚水/大臣舔皇帝的屁股/龙椅空着 谁的江山”(《小镜子选·43》)。

当代中国诗坛,谈起诗歌来,言必狄金森、庞德、里尔克、拉金和博尔赫斯者流的作品,在以诗国著称的中国,从不膜拜西方诗歌的中国诗人并不多见。在我的阅读感觉里,喜欢以“笨人”自嘲的樊忠慰可能是极少受西方现代诗影响的诗人。

“人”和“生命”,是喜欢读《古兰经》《圣经》《金刚经》的樊忠慰始终关注并持续探究的一个宏大主题:“人该是怎样生息的种子/欢乐的细胞 或痛苦的微尘”(《微尘》);“对于露珠般的生命/活着或死去 都源于尘土的爱与忧伤”(《父亲老了》)。所幸,忧伤而清醒的诗人并不沉迷于自己用诗歌构建的天堂里,他知道,“诗歌不能像金钱与权势/被每个人视为好东西”,他也知道,“握紧太阳 这把打开天空的钥匙/心胸一片自由和光明”,他的抱负是,“我想写出传世的诗篇/让活着的人 一代代做我的坟墓”(《冥想与咏叹》)。

樊忠慰渴望不朽,他希望永远活在爱诗者的心里。“以诗取暖”的他知道,“核弹和疾病一样危险/诗歌对生活并无恶意/只恐对自己造成伤害”(《小镜子选·38》);但诗人岂能拒绝“黄金倾泻阳光的诗篇”,他因此祈盼:为时间写作的人 被时间铭记/虚妄的文字 灵感的谷壳/剪断流言的舌头 世俗的毁誉(《小镜子选·54》)。而我只想对樊忠慰说一句:别总拿镜子照死亡的阴影,转过来,也照一照这人生的美好! 

马莉:你要相信我,相信诗人


 

惊艳的《金色十四行》足以证明:诗画双绝的马莉堪称当代诗坛风流才女。马莉的诗有着朴素的大地情结和浓郁的乡土情怀。她的诗歌语言朴实如纯棉制品,看上去稍显笨拙,但由于其感情真挚自然,态度坦诚,却能给读者一种温暖有力、可靠可信甚至享受人生的体验。也许是诗画兼工的缘故,马莉有着非凡而卓越的感受能力,她的诗大多情景交融,不仅能看见平凡人的内心生活,而且能看到我们熟悉的自然风光(人类离不开大自然,这恰是今日诗歌中鲜见的亮点)。

“黑夜有时是明亮的,因为光在地上/因为地上有爱,才长出高树/也有憎恨,才让河流弯曲”(《黑夜有时是明亮的》)。她的诗有秘密交谈的氛围和戏剧化的场景,更多是独白与倾诉:她坐在皎洁的月光里(有时则刻意隐藏于暗处)独自呢喃,但她心里分明有一个特定的抒情对象,她心中有人。她关于爱情的吟诵表面不动声色,语气平和无比从容但内心波澜起伏,感觉格外细腻真实,那些甜蜜而暧昧的情愫如空谷幽香撩人心魄,仿佛青涩少女掌中一碗随时可能泼洒的危险的美酒;她欲说还休的欲望书写背后,有“奔放不羁的力量在血管里袭击身体的天空”,端的是美得令人“邪念丛生”!简而言之,马莉的诗能让我感觉到“细致的力量”,并能清晰地嗅到芬芳的呼吸,听到心跳的声音。 

马莉说过,“金色的时代,诗人是一只羞怯的鸟”。她还说过,“我相信眼前的天空/我相信天空下站着不眠的神灵”。她在诗中呼吁:你要相信我,相信诗人/我爱你劳动的双手,爱你/疲惫不堪的眼睛,爱你四处奔波为五斗米/折弯的腰身,爱你无以投宿时忍辱的呼吸/嘴角不安的苦笑,冷冷的无奈(《诗人之爱》)。诚然,我们相信诗人具有伟岸的人格和崇高的理想,相信诗人总能给人类带来最纯粹最美好的精神慰藉。除其诗画外,我尤其欣赏她对文学理想的坚持与决绝捍卫,当年若非她舌战群雄力挽狂澜,《南方周末》的文学版早就被无知者无情地砍掉了,这份大报也许因为失去文化自觉与自信,最终会失去真正撼人心魄的文化力量,失去一批有梦想的读者——幸好没有,但我也不无遗憾地注意到,为谋求生存或博取更多利益,许多报刊(纯文学期刊就更不用说了)不得不斩断缪斯的翅膀——将文化副刊彻底地换作了各类商业广告。


 


 


 


 


 


 


 


 


 


 


 

李泉松:生活中弯曲一下不是很美吗


 

自上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伤心人”姿态亲近缪斯,从《候鸟之影》掠过诗坛,到尝试诗话《人生经验》,到意犹未尽而淡定地回首《既往》,李泉松(李晓松)在自己的诗歌征程上时断时续已独行近二十年矣。出道伊始,他即以形而上的复调抒情和期待成为新时代新生活启蒙者的抱负,向过去的伟大人物表达虔诚敬意,“怀着一些崇高的信念/也怀着一些琐碎的思虑”,像“吉它在黑暗中守着贞洁”,满怀忧思地关注着那个时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与随之而暴露的时弊;目睹“一个美好的时代已远远离去”,深感肉体与精神双重饥饿的诗人,在大胆地倾诉迷惘和抵抗家园失落的同时大声“呼唤面包”,追寻玫瑰般的爱情和真实的人性之美,像树木“承受所有生命承受不了的/表达所有心灵无法表达的/在风雨粗糙的爱抚中/慢慢荡开内心的涟漪”(《树木》)。如今,饱经生活的磨难和创业之艰辛,始终对人生怀着清醒哲思的李泉松,满怀激情在直路和弯路上反复走了几圈后,似乎已彻底放弃了想让太阳从西边起落的诗意尝试。在对变幻莫测、南辕北辙、悲欣交集的人生匆匆做了一些情节叙述、理念阐述、具象描述和境况陈述后,他以挽歌的形式为自己的诗人生涯做了一个“欲说还休”的盘点和纪念。——但这绝对不会是最终告别,因为他一直还抱着那把吉他:我想如果还能重返我们的旧时光/即使是我生命尽头的那一天/我也要用尽最后的生命对你弹唱。

“生活中弯曲一下不是很美吗”?诚如佛家所言,河流不走直路而走弯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走弯路是自然界的一种常态,而走直路是一种非常态。河流走弯路只是为了克服前行途中不可逾越的障碍,最终抵达遥远的大海。为了抵达理想的人生圣地,我们何妨走一些弯路呢?襟怀坦白,知道划亮火柴寻找缪斯并点燃人生的李泉松,身在命运低潮时虽然 “无法找到一个词/来安顿将逝的日子”(《表象世界》),但他岂能就此轻易离开诗歌?最近几年来,正是由于他对诗歌薪火相传的热忱坚持与文化担当,尤其是对草根诗人无私的扶持与强力地牵引,才使得云岭大地田园间诗歌之苗蓬勃生长:云南一批青年诗人已从《滇池》扬帆起航,奔向广阔的诗歌海洋。


 


 

邹昆凌:我要把每个字都当亲人来写


 

始终默默地锤炼诗艺,致力于探索最大的诗学可能,诗歌形象允称孤帆独舟的邹昆凌迄今依然是典型的非著名诗人。正如我一直奇怪云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优秀诗人始终名不见经传,邹昆凌的诗名如今仍只限于圈子内极少数知音。邹氏道法自然,诗思醇正,写诗如话家常,语气平和清畅,节奏疾徐适度,语言温润浑如玉石在握,炼句精当恰似名剪裁衣。成书于上世末期的诗集《碎片与显影》,让诗人不仅“看清了自己的呈现和迷失”,而且让我看到了逝去已久的那些生活场景与精神背景,它们至今仍旧闪烁着那个剧烈变革时代独特的情感光亮与思想光芒;尤为难得是,那些回忆散发着清新、真诚而可贵的自省与救赎意识,其间自然流露的批评与批判之声虽微弱却不乏真知灼见。诗人出版于新世纪初期的诗集《人鱼同体》,则是千帆过尽后的阔大气象与深邃思想的和谐律动。

邹昆凌说,“诗歌是古老庭院里/升起的明天的月亮”(《读博尔赫斯》),“我相信我热爱的诗歌/是在蓝色里呼吸”(《巨鸟意象》),“诗歌是一片光,你在白天看不见/诗歌是一件衣服,你穿着别人看不见/诗歌是一种动物,它隐蔽在自然里”(《碎片与显影》)。邹氏的诗歌旨趣一再提醒我们:诗总要自然地回到当下,像“阳光从树叶上滑下”;他让我们相信诗歌将抵达无限可能,但抵达仍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期待,一种渐进式的、始终在路上的状态。“我们一生,在许多地方/寻觅、塑造,又像行骗的/浪子,回头时否定了自己,最后留下的/是骇人听闻的花开/和走马千里的迷失/但书里的事,必须精彩/只要做得,不太过分”(《手稿》)。“生在天地间/我们要拥有诗歌,即使/它是轻的羽毛,或吹歪了的口哨/我们也有留下和既往的梦”《(有关诗的隐语)》。读邹昆凌的诗,我“就感到了自然的灵气 就在自然中/把灰尘的灵魂洗得像一匹白马”(《读王国维给好友裴迪的一封信》)。

自信写诗可以逃避虚伪和不幸的邹昆凌也喜欢书法和绘画,据说还有相当的造诣。说句玩笑话,论琴棋书画之流才艺,与古代那些大文人相比,某些自命通才的现当代文人都未免相形见拙矣。即或吃花酒、品艳遇、说掌故、演八卦、扮酒友,估计也不是人家对手。凡拿不出作品的无聊文人都喜欢拿红颜知己说事,可他哪里知道,红颜固然多多,却没有一个真正知己。不说也罢。我看邹公字画虽有些许功夫,但总不如诗的感觉好,诗在他那里,才是正宗的看家本领。这年头,指望书画作品来抬高一个诗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诚然不易,如果不小心成了大诗人,那他的字画也许就稀罕了,——君不见,某个获了大奖的作家的一幅涂鸦小品,尽管在我看来顶多像小学生习作,但还是有附庸风雅的大傻愿意出天价收藏啊。走笔至此,想起国画大家吴冠中先生曾就文学与绘画艺术之价值和影响说过几句感言:我崇拜鲁迅,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没有鲁迅民族将失去脊梁;我死后,我的散文比我绘画的赏者要多。


 


 

鲁西西:信仰不是物质,我是我自己的敌人


 

鲁西西的诗歌在旋律上宛如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优雅、轻快、明亮,令人心旷神怡。她的大多数抒情短诗仿佛“野地里的百合花”,清丽夺目,清闲脱俗;又如恋人的深情呢喃,温婉、轻盈而不失缠绵之趣。她擅长于将生活中细碎的事物、宏大的主题和复杂多变的情绪不动声色地熔合升华,将读者引入唯美的境域,——好像从迹近荒芜的田野中发现摇一丛丛曳多姿的花朵。用她的诗句来说,那就是“它只随着自己的思想往上吹”。她对人生冷静的体察和恍悟之后的释然,可谓豁达、淡定、圆熟、睿智而颇富禅机:“信仰不是物质,不是能看见的/脚边疏忽的砾石被我捡拾”;“我是一个人,但也不仅仅是”;“灵魂是灵魂的携带者,我是我自己的敌人”。

鲁西西和王小妮对人生和生活之痛都有着独特而敏锐的惊人直觉,“带着怀乡病”的前者知道痛源何在:我不断将目光由悲伤处转向自己,/我发现我身体的左侧明亮,右侧阴暗。/那痛觉在中间等着你(《我习惯于》);而相信“另一个自己是好女人”的后者则直接倾诉,半个我正在疼痛: 疼痛闪烁的时候/才发现这世界并不平凡/我们不健康。

“虽然我总是设法寻找,/生活其实就是我躲避的那些东西(《夜的草场》)”。“但愿有一座城市能够舍弃声名,/将爱的荣耀留在寺院的尖顶;但愿有一部作品发现我是谁;但愿有一只黄颜色的鸟儿,把我召唤。(《召唤》)”——在这个“一只猫咪用做假声求偶,所有的猫咪用做假声应答”,众生皆追名逐利的小市民狂欢时代,在疯狂而泛滥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在现实故乡和精神家园双重沦陷的今天,我多么希望也能听到如是亲切的召唤!这无疑是我们内心对自由与幸福的渴望。

鲁西西是一个睿智而炼达的修行者,她小心谨慎而从容自信地走在这人间,走在坚实的大地上。她知道哪里是现实的雷区,哪里又是梦想的深渊;她对“不确定的事物”持有绝望的相信与深刻的确定,对“无根之物”则有着清醒而准确的把握:因此,她懂得适可而止。她坚守自我不遗余力,洁身自好安贫乐道,尽管有失意和无奈,但她懂得随遇而安,听天由命。

“花开的时候是这样,花枯的时候是那样。/它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在风中的荣耀,却是一生之久。/花开的时候并不作声,是喜爱它的人们在旁边自己说。/该谢的时候就谢了,不惧怕,也不挽留”(《死亡也是一件小事情》)。她的这首短诗,足以说明她是一个非常理性而洒脱的诗人,是一个敢于与自我较量且能够战胜自我的强者。


 


 

郑小琼:我只是想告诉我遇到的真实


 

来自草根阶层的郑小琼有着极为可贵的现代公民意识和清醒的诗人自觉。“没有眺望没有梦想的生活是令人悲伤的”。面对无情的时光流逝和枯燥的“流水线”考验,她曾经有过恐惧但却没有随波逐流丧失自我。将所见所思诉诸于诗,她不玩弄技巧,不故作高深,不回避真实的人生际遇和内心真实的诉求,所以她的诗歌能带给读者强烈的“现场感”。而因为她的诗歌文本和趣味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就势利而草率地将其定义为“打工诗人”是野蛮的。这恰恰暴露了当今批评话语权威的无知与平庸。正如我们不能冒失地将写诗的皇帝命名为“皇帝诗人”一样。居高临下的评论姿态和对所谓底层写作现象(民间写作)想当然的肆意妄测,未免显得过于苍白和弱智。话又说回来,并不是所有诗人都能写出打动人心的“打工诗歌”,尤其是那些深居象牙塔中,养尊处优,烈火烹油,天天白吃大餐、勤泡笔会、笑纳红包,习惯于向壁虚构,擅长于矫情表演,素以大诗人或著名批评家自命者,他们绝对想象不到那些底层写作者面临着怎样的精神炼狱。

面对评论界强加给自己的流水线上站起来的“诗坛超女”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搞怪句号,郑小琼一律表示反感。从诗歌中呈现最多的意象“风”中一路走来,直面“铁”一样的社会现实,这个柔弱而“真实的写作者”亦难免“颤栗”:因为理想总是王国,现实总是沼泽。也许正是基于如此难得的清醒,郑小琼才一直对“伪问题”和“伪命题”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在沼泽地带小心跋涉的她,不仅限于以诗作反映人世间苦难生活和凡人卑微心理的变化,而且以政治经济学的眼光和历史视野来追问苦难背后的根源。在《黄斛村纪实》这首节奏缓慢而感情凝重的组诗里,郑小琼以回归、回望、回忆的三种姿态同构交响,用“感染炎症的词语”和“双倍的词语叙述,描写”乡村无声的沦陷与亲人难以言说的病痛:怀揣着物欲时代的美梦,“乡亲们多么想证明自己是幸福的人”;然而,现代化无情而强力地消解了原本平静的农村生活,“落日不断抽干他们生活中的鲜艳部分”。面对黄斛村里那些从不开口却孤独地活着的古树,看着不知何时被污染的河流以及银子似的秋霜,昔日乡村的宫女“我只是局外人”,“怀着葵花的忧伤”——心情沉重的“她蹲下身来,把头埋进秘密的热爱与敬畏间,生活蹲得如此低”;她“有如月光时一株善良的/中草药,深深蕴含人世的美,亲人绵长的爱”。沉疴新疾缠身的“黄斛村”,无疑是中国传统乡村的缩影,是一切回乡者必然面对的面目全非的“后现代主义的村庄”。

“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尽管郑小琼是以早期创作“打工诗”而闻名于诗坛并因此“偶然地”获得了不少殊荣,但我还是愿意重复批评家霍俊明的提醒:希望人们见到郑小琼的时候不要鲁莽地叫她——“嘿,打工诗人!”诚然,这个当年不愿在民办诊所昧着良心做事的卫校毕业生,从天府之国到世界工厂东莞闯荡江湖,只想通过写作找一份好的工作,“只奢望以打工挣几万块钱回乡村开一个小卖店以养终生”;天遂人愿,通过写作不断改变命运的郑小琼不仅能在诗中尖锐地呈现底层人生的“灰暗”、“疼痛”与“苦难”,也能发掘和吟唱更接近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美好、幸福与希望。在《玫瑰庄园》(组诗)里,她深情地追忆繁华往事与家族命运,表达了重建拥有温馨浪漫爱情的“玫瑰庄园”的夙愿。她曾说过,“在诗歌写作的理想与艺术的终极理想面前我是相当不自信的,面对这个问题时我常常无所适从”。“我只是这个时代平面的一个亲历者,一个在场者,我有责任将我亲历与见到的东西记下来”,(写作)“在我只是想告诉我遇到的真实”。这无疑是一切写作者应有的良好心态。


 


 


 

安琪:写诗有一手,命名须谨慎


 

为天地间一切新事物命名或为一切旧事物重新正名,是许多人的梦想。不知从何时起,许多诗人居然也迷上了“命名”这种权力。在下以为,命名是造物主和智者的权力,这种活计非神灵或天才不宜染指。手无金钢钻,不揽瓷器活,没哪个手指甲,就别剥那个蒜。为人父母或是长辈甚至那些依靠天书取名混口饭吃的江湖术士,偶然也充当命名者的角色。那是他们的“天赋人权”。

毋庸置疑,敢于“选择以矛和盾开始”,相信“沉默需要付费”的安琪对诗歌有着常人难以理喻的热爱,以致有评论者谓其是“怪招迭出的执著诗狂和诗妖”(杨远宏语)。安琪是有诗学主张且有命名抱负的年轻诗人,她既想成为集大成的命名者,也想当诗歌创作的佼佼者。多年来,她不仅专注于诗歌创作,而且通过对各界诗人的访谈,不遗余力地荐举草根诗人和“民间诗刊”。她满怀热忱、披沙拣金式的诗人访谈,以及对各自为政的各种诗歌圈子的深度观察与义气彰显,对向来神秘而沉闷的诗坛(山头主义)无疑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激活意义,其执著而真诚无私的态度诚然令人感佩。但她关于“中间代”诗人的命名和集结,在我看来却不过是一次力不从心的诗坛“圈地”运动罢了。“中间代”,多么怪异而让人费解的命名!类似的命名现象还有所谓“新红颜写作”,“80后诗人”,听起来好像很有趣很美丽,实则不过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老调重弹,故作高深罢了。

诗歌的审美,归根结蒂要回到最原始也最直接的艺术维度上。无论古今中外的诗歌,凡能打动读者的作品,无不具备如是基本品质:清词丽句的愉悦与妙不可言的禅机顿悟。“世界的风景如此辽阔/几乎使我惊慌失措”!(《在西峡》)这才是诗人应该给予我们的惊喜与感动。

“生命靠一首诗传宗接代,这是你的艳遇”,“一个人,靠一首诗得以证明,是悲哀,也是幸福”(《失语》)。这是诗歌的现实,也是诗人的命运。我想对喜欢以“安”自称的诗人说一句:安,诗人的主要使命是写出不朽的诗歌,命名的事情,且留给神灵或天才去办吧。


 

舒丹丹:试着爱这疼痛的一世


 

生命、人生与命运之类的宏大“天问”,是任何一个诗人都无法回避的书写母题。如何看待神秘的生命,怎样获取圆满的人生,是顺应命运女神的安排还是要像贝多芬那样“扼住命运的咽喉”开创自己的未来?不同的人会有迥异的选择。外表平静柔和且略显羞涩、著译皆允称优秀的诗人舒丹丹,对“生命”有着强烈深沉的眷恋与无穷无尽的美艳忧伤。她相信“选择向一朵花敞开心事是明智的”,而“生命不仅仅依赖于修行”。她对“在这世上,我们曾经拥有过什么吗?”表示深刻怀疑,因此,她“只想像番石榴一样活得本质,将坚韧的内核深埋在柔软的内心里”。

舒丹丹是以诗歌翻译闻名于诗坛的。她翻译的拉金、卡佛和哈夫的诗作,在我看来有十分地道的“中国味”。她对诗歌翻译有独到的见解,并具有将外语原诗的诗意“在目的语中进行微妙而贴切的精神再现与美感再植”的能力。相对于翻译作品而言,舒丹丹的诗作并不多见,但她惊鸿初飞的姿态一如其堪称精美的译作,像六月的“南方草木”一样生机勃发,早已令人眼前一亮。其诗行云流水,情真意切,宁静温馨,清丽的诗句和睿智的思想如孤鹜与落霞齐飞,如秋水共长天一色,令人惊异于她的超然与淡定。她的诗是其所见之美的呈现,是其所思之灵的感应,是彻悟之后不易察觉的淡然一笑。当然,她也有凡俗的牵挂与甜蜜的忧伤,因为她知道自己生活在当下,所以懂得珍重和怜悯。谓予不信,不妨来读读她这些予人启迪、让人温暖的诗句:“太多生命的疼痛,连同欣喜,/我们领受,不愿诉说,/宁愿将所有的心意//培上泥土,埋进黑暗,/如风声独自来去,/如兰花,在忽视里绽放,然后黯淡”(《暮色中的蜘蛛兰》);“让大米、蔬菜和书本的香气治愈我/胸中的疼痛。/我已明了人间的缺憾,/懦弱和消逝都可以被原谅”(《晚祷》);“但是不可有悲哀。/切不可有悲哀……/万物生发,如万物消逝。/消逝中万物完成自己。/隐忍中,万物蓄积——//试着爱这疼痛的一世”(《林上的月亮》);“有时,我感到一阵孤独来袭。有时,又觉得自己/并非想象中那样孤独。/我仰望夜空,/至少,我被满天星光垂爱着”(《一天中我最钟爱的时刻》);“它看起来多么孤独,却从不说自己/一无所有。它领受生命/和它微妙的秘密,却将眼里的表情/深深藏匿。它用雪地上的足迹,/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白雪,天空,整座山林…… /它拥有这么多,足以/令冷冷的命运羞愧(《蒙大拿州的山猫》)。


 


 


 


 


 


 


 


 


 

余地:天堂里是否有明媚的花园?


 

一个实惠而颇富禅机的名字。如果他不是走得那么仓促且突然,而是锲而不舍地耐心探索“内心幽暗的花园”,假以时日,他完全有可能在当今异常浮躁而极端势利的文坛获得一席之地。遗憾的是,如我们所知,就像天下从没有什么后悔药一样,世间亦永远没有“如果”这回事!覆水难收,很多事没有回旋余地,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人生也许只是一趟漫长而险象环生的单程旅行,厌倦了的人总会提前下车。人心不可测。窃以为,在经济社会大转型,信仰缺失理想失色、乡土沦落乡愁滋生、物欲横流、消费过度的时代,试图探索人心之秘境无疑是人世间最伟大的冒险事业。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巨大的秘密,也可能都有黑暗的角落和“阴暗的花朵”。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像莫里斯所说的那样,解放自我,做一个开放的人,努力战胜内心的黑暗势力,让自己在光明与光荣中自由行走。

七年,2357个短章。在《内心:幽暗的花园——一个心灵的秘密札记》中,一些隐私已昭然若揭,而一些令人紧张而莫名兴奋的秘密,如同神秘的死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余地,一个仅有中专学历而被知己目为天才的青年人,他以碎片化的思想,记录了这个碎片化时代个人卑微而灵光闪烁的美不胜收的内心生活。在文学功利化、文坛圈子化、人情沙漠化的时代,一个天才的突然弃世,除了会在小范围内引起极为短暂的叹息及兔死狐悲的有限伤感之外,不会有太大而且持久的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这才是我们应当反思的。

余地对死亡极其敏感且抱持着近乎病态的“无比热爱”。他曾在组诗《死亡的火种》中说过,“一个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他也相信,“最后的结局是不存在的,一次深刻的中断/就是另一次开始。我再也不会围绕一个中心/所有的力量都无法将我吸引,因为我已经/耗尽一切。终于可以在死亡中诞生”(《流星》)。正当而立之年的余地最终以向死而生的方式永远离开了热爱他的人。逝者长已矣,生者仍要需在诗意中坚强地活下去。尽管他希望“在死亡中诞生”,“但他的突然离去,为生者留下的悲伤却难以获得生命本身的原谅”(谢有顺语)。


 


 


 


 


 


 


 


 


 


 


 


 


 

唐果:期待想象力与童心秘制的诗歌味道


 

置身滇西小城、纵横网络诗坛的唐果温婉而不失豪迈,对天地人间一切皆可谓敏感而深情。这个常年与经济数字厮混的女子,坚信诗歌会打破生活的雷同,能给人带来意外和惊喜。她多年来业余坚持用诗歌抵抗平庸与单调的人生,并热衷于编辑民刊《女子诗报》,以此聚集各方才女来繁茂诗林。她似乎深谙中国以问入诗、以诗问道的传统,她的许多诗作中充满了疑问,其中名为《真的》一首小诗,居然一口气提了16个问题!可惜,这小妮子所关注的问题太小太偏太自我,不似屈原或西哲的天问。不然,作为一方盟主,她完全可以跻身更高的诗境。

想象力与童心是唐果诗歌之两翼:前者让她源源不断地获得自由飞翔的精神能量,后者则让她对现实生活永远保持着孩子般的天真好奇。她相信“吃墨水的老鼠也有春天”,看到黄槐树下蚂蚁的生活,童心未泯的她一再惊叹“真的太像人了”。总体而言,唐果的诗歌视野开阔,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炽烈的童心,其所见所闻、所遇所感几乎涉笔成诗。然而,恕在下刻薄,唐果思绪庞杂而思想单纯,诗思汹涌而诗意浅薄。她的诗大多显得平淡且了无意义,尽管她热爱生活亦执著地关切现实(尤其是平凡的人事),但其诗作仅有速写式展现而无深刻思考,多琐碎如流水账,部分作品语言粗糙意象粗俗,故鲜见力量和美感。单纯地考量诗歌的所谓意义固然有钻牛角尖探求“中心思想”的教条主义之嫌,但诗歌的力量和美感,更多时候需要用“意义”来证明。听说很多人为地震而写诗,唐果曾经怀疑,“一首诗,对死去的人有什么用?”她为此感叹,“太可怕了/诗人们都变成了秃鹫/越血腥。越有激情”(《地震诗》)。此疑甚好,此叹甚佳:“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诗歌也许对逝者无用,但对生者却善莫大焉。

唐果说她喜欢有力量的诗,并以此为诗歌写作抱负。在我看来,这方向正确,但尚须努力。她在诗作《画森林》中还画了两只温驯的老虎,这让我想起博尔赫斯诗中囚禁于铁笼里那只雄强的孟加拉虎和威廉·布莱克倾心赞美的“火之虎”,同样为东西方诗人钟爱的猛虎,在温婉深情的唐果那里,她只希望它们栖身山洞,“日久生情”。她的《给词语排队》是一首生动活泼而意蕴丰富的成功之作,其间娴熟的修辞技巧让我想起爱尔伦的名作《诗艺》。我的意思是,拒绝“在空中写诗”,历经十年磨剑的诗艺探索与锤炼,经历过众声喧哗的“老鼠时代”和理智缺失的“苍蝇时代”,试图“修炼卓绝的黯然销魂术”、希望将诗歌进行到底的唐果,何妨厚积薄发,潜心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清纯无染的童心秘制出自己独特的诗歌味道——我一直在想,这味道要是能有一点“边城月色”的神秘气息就好了。

《一棵随意的树》激烈呈现的孤独、苍凉与悲哀诚然令人心痛,但我却看到独立不屈与自强不息的精神。一棵随意的树看上去挺美,但一个随意的诗人注定不会走太远。“一根草绳”的用途或存在意义因人而异,但“只有作为绊脚绳时/我才能心安理得的/将它踢到一边”。敢于“着白色长裙在污水中行走”的唐果,窃以为她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狠狠地踢掉自己诗歌中“随意”这根绊脚绳。

唐果的心态是平和而豁达的,偶然听到“他们谈论我,打污水往我身上泼”,或者“使用漂亮的词语/他们往我身上镀铜”,她毫不在乎;她淡淡地说,“我的生活就是这样/邪恶不见,瑕疵未闻”。“我愿意让大海见识我的软弱和狼狈”。“离我近的我爱得多/离我远的我爱得少/遥远山顶那颗不知名的树我不知如何去爱”(《害羞的土豆》)。像世间一切痴心而深情的女子一样,唐果勇于付出的精神确实令人倾倒:我身上长着的,你尽管拿去。/你想要,我现在还没长出来的,明天早上长给你/拼了命还长不出来——我给你种子(《给你》)。甚至写《我的墓志铭》这样的严肃主题时,她也会如是调侃:“她只要您的会心一笑/当您站在乳房一样,微微隆起的土堆面前”。行文至此,想起她的近作《胸器十四行》,让我这个原本对“胸器”颇怀好感的登徒子亦深感困惑、失望;如果要写“乳房”,还是雅歌中《所罗门的歌》写得最灵动最传神也最原生态:“王女啊……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徒举袖衣:发现淡定生活中的陡峭之美


 

传说徒举袖衣是从网络杀入诗江湖的,故而有人称其为“网络诗人”。据我寡闻,自传统纸媒诗介衰落以降,近年来投身网络写诗甚至于此间揭竿而起兴风作浪称王称霸者众矣,但真正能从山头林立的网络脱颖而出,在现实有限的文学梁山上坐稳一把诗人交椅的,可谓寥若晨星。而几无诗人身份意识的徒举袖衣无疑是当代算得上优秀且重要的青年诗人之一。其影响当然不止于鱼龙混杂的网络。

很长时间没读过如此清正而纯粹的现代诗了!毫不夸张地说,除却那个远离所谓中心的边城瑞丽,在水一方,除了徒举袖衣,似乎再难找到如此清新绝尘的诗歌气息了。行云流水,花自开落;“白粥盛进白瓷碗”,绢帛包佩玉。这是初读徒举袖衣诗作给我的第一感觉。仿佛经年未见的朋友,牵挂、真诚、温暖、感动与感慨都在心底,不在眉间唇上。我非常欣赏她的创作态度。她轻描淡写地说,好好活着,偶尔写字。好一个“偶尔”!不必一句三年得,无需拈断数茎须,诗歌于她真的就是有感而发,妙手偶得。那些奇妙的感悟与句子有如神助。就我个人的经验看,这种心态正适合做诗人,保持这种心态肯定能源源不断地写出好诗。

徒举袖衣能从日常的风物、人事中发现独特的趣味和迷人的光芒。她的诗一如其笔名,有一种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隐忍与孤傲,有一种对自身命运执著和无所畏惧的淡定,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哀而不伤的天然古典美:那是古道西风惹人愁肠的苍凉,西出阳关令人销魂的决绝;亦是壮士一去不返的雄姿英发,美人偶然回眸的万千风情。借她的诗句说:是“应声而落的桃花/碰落几滴泪水”。

表面上,她似带雨梨花,冷静如旁观者,仿佛与我们熟悉的生活格格不入,但她冷艳绝不冷漠,且深谙人世的冷暖和人性的复杂。她能够将优雅细腻的感性认识以诗意的锋芒从容地升华为理性的哲思,“用尽力,从人间灌溉天意”。她的诗颇多玄机禅意,“有空的快乐/有春天的心”,因为空旷、辽阔且有波澜,所以丰富、深邃而不平淡。“在不得不看见真相里谋生”,她善于以那些生命力极端旺盛的热带植物和我们日常所见而亲切的意象群落,婉转地表达我们“近似未说出的心事”和“秘密的惆怅”。这个“用人心量取神意”的女子知道,“要爱的事物太多了”,但必须“坚持向上看”,习惯接受曲折之美、突围之美:“时光拿不走的,你也不能”,“时光摧折不了的,你也不能”。走着王晓波所谓的“牵牛花之路”,无须“带着藤本植物的名字”,她慧眼流波便发现了寻常生活中那些被无情遮蔽或我们从来熟视无睹、让人动容的陡峭之美。

“披一身的针站在寒风里/不愿向哪边多张望一下/直到春天袭来/催她房前屋后种菜若干种花木十余”(《祛伤帖》);“最容易被理解的方式是汗水/不是脉管里的火/不是数度忍住的泪”(《有时是阴影支撑着光》);“擅水者行清洗之事/让流淌另有方向/以瀑布的落差和路径/把一池清水要回来/把一腔沸腾还回去/自己举高自己的热血/水轰鸣/大风起”。读着如是睿智淡定、激情内敛的诗句,孰能无动于衷?愚钝如我者,则难免心有戚戚焉。

嘘!在这个喧嚣的时刻,且“看我在阳台上晾晒蓝碎花的被单/抖开那些细碎的喜欢和细碎的转折/在一定的高度上,青山依旧藏在白云里/在一定的尺度上,忍耐难以描绘/对于肉体而言,一滴夜露里满天的星/一滴泪水命运鞭打之痛/不可为人所见”(《感恩辞》);如你所知,“于陡峭处/我有漫长隐痛/是锁在树心的石头/等待辟开的自诫”(《瑞丽的植物》)。在这个诗意荒芜的时代,我愿意在夜深人静时,“看她以有涯之身行无涯之事/准备一颗曲折心,四野的稻香里,唱歧路歌,念清心咒,诵无妄经”(《过瑞丽江》)。我相信,迟早有一天,爱诗者将会从她的诗歌中“嗅出猛虎”!——那是王者归来的象征。

 


 


 


 


 


 


 


 


 


 


 


 


 

雪马:复活于传统,自戕于先锋


 

作为传说中的行为艺术家,从“征处女模特搞诗歌行为艺术”、效仿屈原跳黄海以示爱国情怀到倡办《艺术村》,雪马确实身体力行;作为策展人,他精心策划的“白马诗歌事件”虽一度在诗坛小有影响,可惜如雨滴落入苍茫大海于瞬间销声匿迹;作为自命不凡的诗人,雪马以人格分裂的态势呈现出两种创作走向:一者秉承优秀传统的诗歌伦理,像个赤子一样认真追求心目中神圣的缪斯;一者则以急先锋的狂傲面目,以“自杀式”的冲动极力亵渎诗歌也毁灭自己。

坦率地说,我颇喜欢前者的雪马,他热忱地歌唱《我的祖国》,虽然有点义气用事兼愤青情结之嫌,但其态度绝对严肃而诚恳。而《江南》、《青山斜了》、《雨夜》、《闺女》和《外婆、《妈妈》一类诗作,大多语言雅正,意境空灵,寄情深远,浓郁的古典气息、婉约清丽的情思,颇具挽歌品质,读来难免令人心生沧桑之感、悲悯之情。传统的雪马不无忧伤地发现:“青山斜了/水乡瘦了/江南一点点旧了”;他能清醒地写出冷峻而骇人的警句:“所谓故乡无非就是奔跑者/一直想回去/却永远回不去的墓地”(《活着》)。自然,我厌恶放荡不羁的雪马,如果说《我想抱着女人睡觉》、《乳房开花》直接而一本正经地表达了一个男人原始而正常健康的审美心理,还有一丝坦诚与可爱的话,那么,《光头雪马》的极端自负与期待招安的猥琐心态,以及“想爬上诗歌的王座上/坐它一小会儿”,然后撒泡尿离开的无聊行径,《我梦到了马》和《手淫三部曲》的过分粗野而近乎无耻,则令人如见蝇落参汤、蛆聚案前!貌似流氓、悍匪的先锋雪马“说着淫荡的话”,却自以为“干着惬意的活”。

说句心里话,我对自恋自大自以为是的诗人一般并不讨厌,是因为我对诗人总怀着一分同情和敬意。但我对那些自吹自擂习惯于靠臆想自慰的诗人却一向敬而远之。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让其疯狂,而自不量力的诗人似乎不劳上帝动手,他们基本上都喜欢自我毁灭。雪马诚然是有着强烈的自我娱乐精神的诗人,他关注“语言进入物体的速度,情感进入语言的距离”,他也意识到,“在传统里复活,在先锋里死亡,这是我一生写作的梦想”,可惜他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不仅将诗歌艺术过度行为化,而且乐于明目张胆制造诗坛事件,如此拙劣的哗众取宠,岂不令诗爱者侧目?

中国诗歌传统中固然有表达性意识(审美)的作品,从《诗经》到《花间集》,从唐诗宋词元曲到现代诗,但真正能流芳百世的诗歌是那些自觉维护诗歌伦理,具有人文关怀和高尚情操,能唤起或激发精神审美愉悦的杰作而非诱惑肉体香艳联想的淫词烂调。雪马轻薄地自谓,“只要这个世界还有女人,我就不会厌倦诗歌”,他固然知道“性不是写作的全部”,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连当年甚嚣尘上不可一世的“下半身写作”都花谢潮落多时了,他为何还痴迷于用那些令我辈俗人耳热脸红的粗鄙下流白话来坦白或展示自己的隐秘兴趣?除了赤裸裸的意淫心态或故作天真的情色欲望,难道他还发现了什么让人类惊艳的美感?至少我看不出来。诗歌本无性,庸人自扰之。靠身体叙事也许能引起一时的围观,但如果全裸上阵,估计则会遭到石击和唾弃。我想说的是,无论形象怎样光鲜如何炫目,阳光下的“雪马”,你能指望它不融化?“在传统里复活,在先锋里死亡”,这是雪马的诗观,恕我直言,他一语成谶,马失前蹄的先锋早死了,死在他的自命不凡上。


 


 

横行胭脂:所有的女子都该弹琴鼓瑟

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莎士比亚的名言。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这是混世魔王怡红公子的性情之语。不论怎么说,女人不是月亮,“柔弱叫她们如此美丽”——在横行胭脂的诗歌宣言里,女人就是女人,她们是与男人同样完整的、大写的人,而不是男人的一半!

横行胭脂对女性自身有着与生俱来的怜悯与近乎神经质的关切和偏爱。这当然不是浅薄的顾影自怜,而是对“有女必佳”的自觉自信。因为“五岁那年”,她的姑妈曾连哄带骗地想将她“给”一对夫妇,而她的母亲则因生下女孩,在月子里居然没得吃过一个鸡蛋。也许正是这种一出生便受性别歧视的痛苦遭遇,敢于以尤物自诩的横行胭脂,在其诗歌版图上对女性命运与自身存在意义更多了一份深沉的省思意识与可贵的拯救努力。

横行胭脂满怀深情爱意,对世俗生活的大美和内心的凄婉哀伤有别样的体验和审美,她执著地将寻常女性苦难与并不诗意的人生经历和生活际遇,以明朗圆润、平易亲和、通透温婉的健笔从容演绎升华为富于生活气息的诗篇。她在一篇“创作谈”中坦言:“爱,生育,劳动,疾病,每天都有风吹雨打,睡眠,情欲,这样活着,是一个妇女最琐碎、饱满、苍凉、悠久的幸福。我执意要记下这些。”尽管“总在忍受内心艰难的兽性”,也知道“每一天生活如历险”,她依然誓言要“捍卫所有的妹妹”,并且“郑重地对医生说/请帮助我接生一个女孩。我要先把她培养成女人。/再把她培养成美人”(《产妇》)。面对“少女的心荒芜了/就成了妇女”这一尴尬的后果,她不唯叹息,也有尖锐、刻薄的批评和劝谕:少女固然可以多情,但更须自尊自重(《1993年小镇记事》)!正是这种清醒、洒脱和坚持,促其以叛逆而决绝的姿态,对女性被误读的历史进行不懈地纠正和重写,最终为女性“构成我们最信仰、最疼痛、最严峻的欢爱”。

横行胭脂对现实有着冷峻而深刻的认识,她在《麦当劳与黄昏》一诗中曾写过两句:现实减梦想等于野兽,现实加梦想等于痛苦。正是基于如是判断,在另一篇创作谈中,她批评“这几年,博客上的女诗人们写得很放松,很松驰,心灵的东西发现的多,但文字与现实生活摩擦出来的力量较小,道达性情做到了,救世劝俗的担当之气尚弱”,进而指出“有热爱的地方才有唤醒”。她断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美人/没有女人,这个世界毫无意义”(《女性物语》)。我对此深有同感;她说,什么都不必永垂不朽,“所有的女子都该弹琴鼓瑟/在春天里,最低也要像麻雀一样弄出声响”。我对此完全支持。她从不掩饰真性情,其率真、坦诚和任性都令人心生爱意:来生我们相约去侯门,/去享福。享深深的福。/如果还像今生这般苦,/我绝对不来这个世界,/我也不许你来。(《姐姐》);我在人间深处/好时光我会畅饮,坏时光我会哭泣。(《在人间深处》)。尽管“逆风行走几十年/梦想还未碰上翅膀”,但她仍希望在“闪电的缝隙里挤点亮光/做大事”。她感觉“星光灿烂,世无知己”,遂祝福“愿我们热爱滚滚孤独/也愿意我们学会过平庸日子/更愿我们经营活动一隅各自平安”。——“同被春风吹拂,树木各有情怀”。这就是横行胭脂,这个“借助修辞和语法,越来越强大”的诗人,她大胆而富有女人味的诗歌颇有“横行诗坛”之霸气,但就算她是“胭脂虎”,她依然美得令人惊心动魄,令人心驰神往。


 

翩然落梅:雪满千山,梅落何方

坦率地说,我颇爱翩然落梅那些深具古典浪漫气息的诗歌,虽然感觉(意义或价值)很轻,轻似鸿毛,真的宛如风中落梅:飘的姿态固然悲壮惊艳,但毕竟花谢香逝矣。从纯粹审美的角度看,我亦深感惋惜:以她的才情品性,只写这样轻巧花哨的小诗,未免浪费了!阅读的快感如春风拂柳,然而只是一刹那间,她未能吹动我们沉寂已久的心灵古井。仿佛聊斋里聪慧可人的狐妖,她用花言巧语编织着我们耳熟能详的人间旧梦;语言清丽典雅,诗中的故事只适合在月光如水的夜晚或闪烁的油灯下演绎。可惜,当代徘徊在诗外,那“虚无客栈”只有古人飘渺的影子。

翩然落梅无疑是活在当下的古代才女。我得承认,我喜欢她踢落高跟鞋,穿上绣花鞋悄无声息独上小楼的袅袅身段;我还喜欢她“穿大镶滚的红袄,绿撒花裤”的模样;我喜欢她锁骨上盈盈的胭脂痣,更喜欢“摘菊花的女人在篱笆边/围裙未解,手指间尚残有/红烧鲫鱼的小葱香”。然而,这是喧嚣繁华的现代,便有白蛇偶然惊现绝对是吓人的,断桥残雪的意境是无人能理喻的,枯草丛中的孤坟是荒凉的,宋朝的客栈是仿古的,姓崔的小尼姑不是莺莺,姓张的书生亦非张君瑞,姓侯的小贩也根本不懂桃花扇的传奇……这就是她的稀罕之处,读其诗,你才知道,这世间居然还有如此古典情怀的佳人!

无论怎样的婉转迷人,终究难免飘落的命运。雪满千山,人去楼空,梅落何方?语言的乌托邦,岂能庇荫这如梅的弱女子?“带着过时的使命,过时的美”,一心想远离尘世的翩然落梅,如何才能走出那绮丽的旧梦?——想象她脱掉那过时的梦的衣裳,穿上现时的战袍,定然别有风度!


 

施施然:没有愤世嫉俗,只有儿女情长

这是一个适合倾诉的女子,当然,最好是在皎洁的月光下漫步,或雨打芭蕉的夜晚对坐品茗:关键在于倾听她温婉的呢喃。不必琴铮,因为她有清亮的语调;不必紧张,因为她的睿智与冷幽默和坦率可以让人如释重负。她温柔的内心深处酝酿着爱的风暴,不是强势的女权主义,不是春药,而是鲜花奋不顾身的怒放。她坦言“我会永久占领你的心”,为此她“预谋一场两千年后的私奔”;她说:如果/生命是一次盛开,我愿意拼尽所有气力/尖锐地开,开啊,让众多芬芳汹涌而去/淹没风雨。再让体内的漩涡/吞去线索,只留下,一个名字/挂在枝头,像一面嫣红的旗帜,飘……(《貂蝉在枝头》)


 


 

辑三:〔另类散读〕

聆听大师

——读《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

经验里,对话总是可以期待的。如果说常人的对话像一次别有风味的思想小吃,那么,大师的对话无疑是一次豪华的思想盛宴。以对话形式成书的作品《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给我的这一判断提供了佐证。

20世纪七十年代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充满了“忧伤之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条名叫玛伊布的大街上,阿根廷两位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在女画家雷内·诺丁赫古老的单元楼里,围绕“永恒的话题”展开了自由的对话。他们对话的目的仅仅是交流看法。一直到对话被结集出版,始终“没有谈到钱”的问题。对话伊始,两位大师就确定了一个游戏规则:不谈时政,不谈日常生活琐事;只讨论文学、艺术和相关的问题。之所以如是确定对话主题,是因为阿根廷时局动荡,“南方的大草原从来都不大愿意为思想交流提供方便,而宁肯让互不了解的对手用成默来保持距离”。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对话者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不是朋友,也从不以朋友自诩。正是在这样颇有意味的背景下,两个各怀绝技的对手展开了思想交锋、智慧较量。他们纵谈文学、艺术、哲学、神学、心理学、语言学、音乐、舞蹈、电影等等;当然,博——萨对话中也谈到了名利和生死。他们才华横溢,思维敏捷,口若悬河,如数家珍。他们的对话,始终贯穿了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和坚持思想自由的态度。

这场对话从1974年12月开始,到1975年3月结束,每周一次,每次2~3小时。现在有必要介绍一下对话双方的基本情况了。对话者是“作家的作家”博尔赫斯和颇负盛名的作家萨瓦托。博尔赫斯时年75岁,萨瓦托已63岁。在他们共同的女友诺丁赫家中,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正襟危坐,他面色苍白,双手扶着拐杖,谜一样的眼睛漫游在黑暗中;他性格安静、内向,时而流露出儿童的腼腆;交谈时,他常常用英语或法语背诵引用的原文,他谦和大度,虚怀若谷,敢于自我批评,但他的谈吐却倍显睿智和博学。坐在对面的萨瓦托表情略显不安,目光总是在窥伺方向;他性格豪放、热情开朗而外露;他非常敬重和钦佩博尔赫斯,但他不迷信,也决不盲从,所以他的言谈用词激烈,有一点咄咄逼人的感觉。“这是两个在不同领域追捕不同猎物的猎手间的对话,因此他们不会发生冲突”。文坛高手对决,唇枪舌剑争锋,可以想像,博——萨对话的气氛是何等的热烈!

对了,充当本次对话记录的是阿根廷青年作家奥尔兰多·巴内罗。正是他的突发奇想,并通过他的努力,促成了博——萨对话。本书的中文译者赵德明先生在其译后散记中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反复查询了10几本工具书才能一知半解的内容,却是博尔赫斯和萨瓦托早已烂熟于胸的常识。可见本书内容之博大精深。

读博——萨对话,聆听大师的教诲,不惟可以学到更多领域的常识,更大的收获来自大师自由的思想方法。

《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诚然是一部对话体的经典。

(《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阿根廷】奥尔兰多·巴罗内整理,赵德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听博尔赫斯谈诗论艺

 

一九六七年秋天至一九六八年春季,对于哈佛大学著名的诺顿讲座来说,我相信绝对是一个收获颇丰的黄金季节:在这段时间内,喜欢以“隐形人”自居,且早已被那个时代的硕彦大儒们奉为“瑰宝”的“作家的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先后在哈佛作了六次学术演讲。尽管这六次讲座的文稿直至三十多年后才付梓,但其睿智精彩而影响深远的学术演讲,俨然“是文学界的一大资产”。即使以当代挑剔的审美眼光考量,这笔宝贵的资产依然如博尔赫斯的魅力一样光芒四射。“这本口语化的文本可以带给读者不拘形式的感觉,以及更多温暖的感受”。当然,还有深刻而丰富的文化享受和思想启迪。

读罢《博尔赫斯谈诗论艺》和凯林-安德·米海列斯库关于此书的评论——《论收放自如的诗艺》之后,我确实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深度的默契与于我心有戚戚然焉之喜悦。因为,博尔赫斯的讲座是如此特立独行、率性迷人,而凯林对博氏的解读又是如此真诚可信,颇获我心。尽管有画蛇添足之嫌,我还是要以这篇小小的读书心得来表达我对这部智性随笔的感动与敬意。

《博尔赫斯谈诗论艺》这本学术演讲文集,是年近七旬的博氏关于文学艺术的思索、领悟、见解和建议,也是他所谓最后的“疑惑”。在诺顿六讲中,视力几近失明的博氏以其独特的演讲(我感觉是漫谈)方式,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博闻强记,以惊人的才华和优雅精炼,以兴之所至、闲庭信步的潇洒逸情,饶有兴趣地探讨了诗歌的主体地位(《诗之谜》)、隐喻的“基本典范”(《隐喻》)、史诗的兴盛与衰落(《说故事》)、诗歌翻译的境界(《文字-音韵与翻译》)、文学的地位(《诗与思潮》)以及他“活了大半辈子后”所感悟的文学誓言。博尔赫斯以其一贯的反讽口吻,以“荣誉贵宾”的口气,以“信步所至”的风格,将世界文学的魅力与技艺“不但娓娓道来,更是收放自如”。

我在阅读这本小册子时,如与博尔赫斯围炉品茶闲谈,感觉格外温暖而亲切。这位慈祥的老人好像就坐在我对面,他的眼睛喜欢往高处看,“他的表情温柔中又带点羞涩”;我仿佛能听到他柔和的声音,“好像已经接触到了文本世界一样——文字的色彩、感触、音符跃然浮现”。他心平气和而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文学艺术,如话家常、如数家珍,其超强记忆力和腹笥着实骇人。他以清澈的思想,以清朗明白的言谈,以清晰有力的写作旨向和丰富的能指,以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从容不迫地将我们领入艺术殿堂。他洞若观火的见解,先知一样的自信,让我们知道了“诗艺”之魅力与迷津所在。博尔赫斯用人们熟悉的话语揭示了文学与作家的真相。诗是情感与智慧之结晶,是精神世界偶然之艳遇。诗之谜可解,须有情人;诗之谜中谜可解,须多情哲人。但一切生硬的解读或野蛮的争论都很可疑,隐喻是诗的秘密旨趣,真相在月光下,远比在太阳底下更像真相。“读诗的最佳方法,就是把它当诗来读”。他对作家身份之意义的判断尤其发人深省。他说,作家“这个身份对我而言很简单,就是要忠于我的想象。我在写东西的时候,不愿只是忠于外表的真相,而是应该忠于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他认为,“诗与语言都不只是沟通的媒介,也可以是一种激情,一种喜悦——当理解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不认为我真的了解这几个字,不过却感受到了内心起了一些变化。 这不是知识上的变化,而是发生在我整个人身上的变化,发生在我这血肉之躯的变化”。这庶几可看作创作之最高境界矣。

相对于诗的“偏爱”,博尔赫斯关于“小说正在崩解”的“偏见”,我以为足以引起一切以大师自居的写作者警觉:小说创作的影响与作家的文学担当如今是否薪火相传、相得益彰,或只徒具形而下之狂欢与娱乐至死的所谓浅薄趣味?试看今日中国文坛,诗歌在经历无数次的混乱、迷茫与失落后,依然顽强地挣扎着希冀重新站到文学圣山之顶峰,可惜诗人的创造似乎力不从心;而小说正以通俗甚至庸俗的姿态,以其海量创作与出版扩张它在文学版图上的势力和影响,尽管在汗牛充栋的小说中鲜见力作精品。


 

(《博尔赫斯谈诗论艺》,【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陈重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批评的理想和理想的批评

──读谢有顺《话语的德性》及其系列评论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拒绝阅读一切关涉文学批评的文章。我尤其厌倦那种动辄以“大家”面目出现的、学院味的、迹近道德审判的过度批评(判断);更讨厌那种言必称西方某某、旁征博引、东抄西凑、语焉不详、缺乏自我判断或拒绝判断的安全型平庸批评。不客气地说,那些以领导讲话、会议即兴发言、江湖帮派鼓吹说呈现的所谓文学批评,已丧失了批评最根本的品质: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性,——一种纯粹的精神锋芒、睿智的思想之光。我们期待真诚的、理性的,富有创造性的文学批评。

青年才俊谢有顺的出现,于当下的文学评论界来说,不啻是一缕清风,一道可触感的希望之光。可以说,谢有顺的文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为失去耐心的读者找回了信心,给精神上迷茫的作家指出了可以把握的方向。这是我读谢有顺《话语的德性》及其系列散文批评获得的大体印象和感受。

谢有顺何许人也?我以为用贾平凹先生对他及其作品的感觉和评价,可窥谢有顺之才气及其影响。平凹先生说,谢有顺在《小说评论》的专栏文章一篇篇发出来时,他便不住打问作者是谁?当他在咸阳机场看到“连胡须都未长黑”的南方小伙谢有顺时,“那一瞬间里我是哦了一声,如突然地被谁撞了一下腰”。谢有顺生于70年代,我想平凹先生是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吧?先生又谓,读谢氏的作品,“一边有‘目当暗处能生明’之喜,一边却也生出‘既生瑜尔何生亮’之怨”。他称赞道,“前卫而不浮华,尖锐又不偏狭。如果主北方的评论家沉厚,注重于写什么,南方的评论家新颖,注重于怎么写,谢有顺却融合了他们的长处,酝酿和发展着自己的气象”。之所以引用平凹先生的评价,我并没有扯虎皮为谢有顺张目之意,是因为这实在也是我缘自内心的感受。诚然,从谢有顺的批评实践看,我真正体会到批评确实也是一种写作,一种有血有肉的、有感觉和智慧的创造性活动;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我以为,这正是米歇尔·福科所谓的“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的体现,也是我们所渴望、所追求的批评的理想和理想的批评。

批评的理想指向何处?理想的批评是否存在或能否达到?这无疑是从事批评事业的人不能回避的第一现实问题,也是批评家永远追求和努力的方向。作为评论界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谢有顺深刻地感受到读者对批评表示出的不满。他试图改变批评“被动、廉价而无所作为”的尴尬局面,把批评这“文学族类里的贱民”拯救出来。他坚信真正的批评“应该有一整套的原则、价值、梦想、生命力供我们探讨和坚持”。在希腊文里,批评的意思就是判断。“批判(判断)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真相显形吗?”谢有顺不仅仅是为了揭示“真相”,难能可贵的是,他努力保持了一个批评者的良心,他认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作家或思想者,他除了对屈辱的事实要有明确的批判立场外,还应有一颗充满挚爱的心灵”。我以为这可以作为“话语的德性”的一种注脚。正是基于这种批评终极价值的认同感,谢有顺对名家贾平凹乃至余华、莫言等先锋派作家的深刻解读和对 “文学身体学”的另类批判,对当代女性写作难度及正在崛起的新媒体女性审美意义的发现和张扬,才显得那么稳重厚实、新颖别致且从容大气。那种批评不是作品的附庸,它不仅仅止于冷漠的技术分析层面,“它包含着批评家本人的生命体验和价值追问”。那是一种独到的,闪烁着智慧之光、满怀激情的审美判断和精神判断。它充分显露出“话语德性”在批评活动中的独有魅力,展示了批评创作潜在的力量和思想价值。在对“作家们”、“现象学”和系列名家散文作品的批评实践中,我清晰地感觉出,作为批评家的谢有顺,始终坚持以一种专业的姿态,尽可能站在良心的立场上说话,他要求自己“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这使他的批评更显真诚,进而达到“挟着风暴和闪电”的境界。

谢有顺的批评活动,在探索批评的理想与理想的批评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他的“文字有着域外的批评分析气质,他直面现象同情而有耐心”,已显示出自己的气象。谢有顺坦承,“好的批评家往往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但他自谦地说,重读自己的批评文学,“觉得自已离那个想象中的批评境界还太远”。警觉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众口一辞“称谢”的当下,谢有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或许还没有飞到一种高度,但他是鹰,一定会飞得很高”。这不仅是对谢有顺的期待,也是对批评界的一种期望。

 

(《话语的德性》,谢有顺/著,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吴思:用新概念揭示历史真相

——读《隐蔽的秩序──折解历史弈局》


 

世事如棋多变幻,人生苦短孰知弈?红尘过客,历史看客,素喜欢以历史的创造者自诩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总是未及看清人生变幻之妙,亦未及发现历史真相,即已灰飞烟灭矣。宋诗云:年光似鸟翩翩过,世事如棋局局新。透过历史的表象,以历史中的事实还原其真相,诚非易事。但吴思先生却以自己的研究方式,以独到的慧眼,创造新名词、新概念,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说出了我们曾经熟视无睹的事实(历史真相):在历史的弈局中,什么策略都可以用,什么角色都可以当,什么局面都可能出现。纵然有千百种策略,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流血拼命的策略;因为赤条条来去的人类,真正能够拿来玩的东西,只有一条命。所谓博弈,归根结蒂是致命的游戏。“潜规则”告诉我们,“很多人类行为背后的依据不是求利冲动,而是避害冲动”。这就是人生的基本规则:生命要存活,并且有尊严地活下去,就必须计算并建设防御被伤害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弈是不可避免的,博弈其实就是赌命。既往的历史,正在进行的历史和将要发生的历史,都将是同一种博弈的过程。不论博弈的花样如何翻新,手段怎样高明,结果都一样,都指向“元规则”:暴力决定一切,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在历史这局大棋上,老百姓总是弱势群体,他们既要面对并且适应统治阶层所倡导的、一本正经的“元规则”,还要积极地学习和接受事实上存在的、由贪官污吏和土匪制定的另一套“潜规则”。他们面对灰色的官本位思想下产生的一系列灰色行径,主动或被动地为人生验证着令人无奈且心寒的“血酬定律”。

吴思以种种令人叹服的正史和野史资料为证,以历史上的著名个案切入历史核心,用不断“杜撰”的新词,从容地揭示了近两千年来国人的生存状态。建立在“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这种个性化的构想上,吴思力求全局性视野,以学者之良心和正义,关切中国历史之规则;他郑重其事地戴上“潜规则”的眼镜,审视中国官场及其传统,从而发现了“淘汰清官”,“淘汰良民”这样一些官场的潜规则(陋规)。

难能可贵的是,吴思是从非官方的立场上来拆解历史弈局的。他做过记者,他只是以一个研究者的姿态,阐述其“读史心得”。这使得他的研究成果更具平民意味,其体会和经验更具有普遍的认同性。

吴思的另一个可贵之处,用他的话说,是“杜撰了大量新词”,比如合法伤害权、血酬、白员、灰牢之类。这些新词或新概念,既是对我们熟悉的历史事实的命名,也是对大量的历史现象作出分析归类。这些新概念,大多是我们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感觉(印象),读来似曾相识,有很强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比如“潜规则”一词,一经传播,便很快流行开来,如今已成为一个基本词汇被广泛使用。吴思的作品,亦文亦雅,朴素大方,可作学术散文欣赏,也可作历史背后的故事或读史心得观。尤其可称道者,是吴思用我们所熟知的语言,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也是他的文字耐读且好读的原因罢。

一个人的历史固然微不足道。但一个人和他的家族、国家的命运攸关时,他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历史的核心史。这一点,从帝王到平民,都有例可证。历史不是简单的进程和事迹堆集,从人性的角度看,以人为本,历史最终还是一部人类史。书写历史者是人,历史最终也要回到人的价值判断上来。吴思的“读史心得”,映证了这个事实。


 

(《隐蔽的秩序──折解历史弈局》,吴思/著,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


 


 


 

才子二字了得

——读《中国才子》


 

在汉文化语境中,才子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国宝级的风流人物,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财富。古往今来,能以“才子”留名青史者,不惟才华文章风流,颇多创举,影响深远,且性情和身世颇富传奇色彩,其事迹向来为人津津乐道。

何谓才子?无须查辞书,从字面即可下个浅白的定义:有才华的杰出人物。才子乃美称也。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并不鲜见。古代的才子,至少是如曹子建一类的才高八斗之士,至于八斗以下者,七步之外无名句,顶多妄称二三流才子罢了。现在所谓的才子,似乎只是一个雅号了,即如我一样的文学爱好者,能识文断字,可信笔涂鸦,便可能被误读为“才子”矣。这恰如目下所谓的美女一样,满街的女人,无论美丑,一律被时尚男士称为“大美女”。这叫做“口惠”或“口德”罢?

之所以想到才子,是因为有一本叫做《中国才子》的小书,唤起了我的才子情结。乍看书名,感觉大气象,然而却也怀了几分不信任:何人敢妄称“中国才子”?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上多少风流人物,有几人能担当起“才子”二字?!

翻阅《中国才子》,始知此书中所收录的九位才子,已名标中国文学史册,乃20世纪中国文坛的文化领袖!这九位大儒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浪漫诗人徐志摩,文化昆仑、20世纪最具智慧的钱钟书,一代鸿儒、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作家林语堂,文化巨匠、拥有38个博士学位的胡适,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文化大师梁实秋,爱情圣手、中华民族的杰出战士诗人郁达夫,贫病不屈、不为“美援面粉”折腰的散文大师朱自清,以乡下人自况、平生寂寞的湘西文学泰斗沈从文和颇多争议却不容忽视的硕学大才、思想巨子周作人。凡粗通中国文学史者,谁不曾读过这九位大师的作品?谁不为他们惊世骇俗的创作、绝顶天才的智慧和卓尔不群的风采所叹服?

这本小书,其实是九个历史文化名人小传的结集。作者以朴实的文字,简洁地写出了九位文化巨人的家世、生平、著述和浪漫爱情,并客观地评价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外,本书收集了一些珍贵的图片和手迹,可作收藏。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才子,灿如星河。即以上个世纪论,大才何止九人耶?比如陈寅恪、鲁迅、冯至、张爱玲、戴望舒、巴金、曹禺等等,谁不是公认的大才子?以九人之大成,管窥中华文化,足见其厚重与深沉矣。《中华才子》固有遗珠之憾,然而对其他大才子的忽视,恰是一种反证:以才子自居者或能以才子呼之者不少,而真正的旷世大才并不多。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捧读《中国才子》,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与辉煌。我感叹,才子二字重千钧,才子了得,才子难觅。仰才子盛名,读才子事迹,察其身世,审其为人,学其风范,践其学养,或可得才子之神耶?掩卷之余,感才子之风流,寂寞便涌上心头,不禁想起梁启超先生赠得意门生徐志摩的词联:

临流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中国才子》,羊羽/编,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无意义写作的经典

──读《亲爱的死鬼:名著人物的另一种可能》


 

阅读是为了汲取知识,为了发现“作者写作的意图或作品中所蕴藏的深意”。这是一个普遍的经验。当然,阅读作为一种习惯或兴趣,在信息爆炸、快餐文化泛滥的社会大转型期,其消费和实践价值更多的指向是:文化休闲,即放松和娱乐。不是简单的消遣,消遣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打发时间的方式。有人说,无聊才读书,有情方饮酒。此话颇获我心。书中自有各人需——无聊时找本书随便翻翻,为快乐读书,读书快乐,多好的感觉啊!问题是,真到了无聊时,果真能找到“快乐的书”来读吗?

王小山的《亲爱的死鬼:名著人物的另一种可能》,诚然让我找到了这种快感:读快乐的书,快乐地读书!同时我也发现:原来“书”也可以这样写!“关公战秦琼、宝玉爱貂蝉”,邻家小妹是李清照的闺中密友,──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世间只有你没想到的事。大哲学家黑格尔早就说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文无定法,写作这东东也许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随心所欲的乐趣。纯个性化的写作不一定要有什么明确而伟大的主题。有意义有寄托的写作不一定需要快乐元素,但无意义无所谓写作的惟一指向,必须是“制造快乐”。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早有定论的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是国粹中的国粹,经典中的经典,是后来大多数中国人的启蒙读物。四大名著传诵百年,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就传统的学术观看来,四大名著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巅峰之作,可研究,可崇敬,可彰所,却不可乱碰、乱摸、乱说。而王小山不然,他以自己的另类审美态度和近乎无赖的非主流话语,旁若无人地动了“四大名著”这块摆在老祖宗供桌上的神话蛋糕。他肆无忌惮地支离经典,颠倒乾坤,“以文乱法”,乱出了让人捧腹、令人愉悦的非凡效果。关于这一点,百晓生和郑平有评论指出,王小山熟谙四大名著,他以狂欢的笔法兼网络写手的姿态,“打通、建设了读者所熟悉的四大名著的大架构,中间填充以日常生活的场景、细节、俏皮话、故事、街头笑话,古今熔为一炉,想象和现实交相辉映,既熟悉又隔生,既怪诞又贴切,既可以捧书大笑,又可以品出字里行间的酸甜”。总之,“四大名著的基本情节和人物的命运纠葛,在王小山的把玩之下不露声地演绎着现代生活的娱情声色”,让你在莞尔之余颇受启迪。百晓生据此断言,王小山是戏说四大名著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有“天马行空的才华,有苛佛骂祖的勇气,有提炼现实的能力”。而我以为,从求全责备的视角看,王小山的写作手法和玩世的态度很容易被模仿,其游戏规则亦浅显易窥。然而,他的才气和勇气却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尤为可贵者,他不仅拓展了无意义写作的新空间,而且将无意义写作推向了严肃的主流文化的层面,使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戏说”小品直面挑剔的读者,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欢迎和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亲爱的死鬼》堪称无意义写作的经典。

当然,读这本书需要打破传统的阅读和思维习惯。不然,你可能真的会以为王小山是在“玩弄名著”,是恬不知耻地放屁。其实,早在此书结集前,书中的一些篇目在《京华时报》专栏连载时,便有读者打电话骂王小山是在亵渎国粹,扬言若编辑再编发王的作品便不再读该报了。不过,骂过之后,你绝对不会将此书焚掉,你仍然会满怀“悬念”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一直到读完为止。

对了,我在宾川县城一个小书店里看到这本书并决定买下它时,我在该书扉页写道:吸引人的书,首先当然是书的装帧设计及书名,其次才会触及内涵,直抵作者的心灵语境。这是偏见,当然也是卖点。

著名作家马原说,据说作文不可以给满分的,所以我给了王小山99.5分。在中国教育迄今依然惟分数论英雄的当下,我以为此评分甚公,马原也可以算一位优秀老师了。


 

(《亲爱的死鬼:名著人物的另一种可能》,王小山/著,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 


 


 


 


 


 


 


 


 


 


 


 

刀光映照下的历史与文字

--读《中国好人:刀尔登读史》


 

谈古论今,闲话历史,乱弹野稗,不唯坊间独擅——好像也是今日学界之时尚,且似乎很热闹也很风光,庶几可用高潮迭起来形容其盛况。央视《百家讲坛》上众声喧哗:各路学者、八方专家争相露脸,对镜大炫口才,大曝腹笥,大胆吹牛,大讲稗官野史,顺带调侃高墙内的官方秘史,编排深宫冷院中的风流艳史。一时间名人隐私与帝国机密齐泄,深宫悲啼共寒门陋室欢笑共冶一炉,庙堂烛影并荒郊鬼火明灭,王谢堂前凤凰随百姓檐下麻雀同鸣。那些不小心就讲出高收视率、骨灰级粉丝多的主讲人,大多名动坊间,几乎成了偶像。盛名可成大事,主讲人顺手也就将讲稿交出版社印成了赚钱的畅销书。说实话,我对诸如此类表面上正经八百的“戏说”,只是左耳进、右耳出,有如东风吹马耳也。至于说到那些精装的“讲稿书”,恕我怠慢,吾懒得翻动了。也有讲出口舌风波的,比如于丹说《论语》、刘心武谈《红楼梦》,“心灵鸡汤”、“隐私想象”和“六经注我”之类的解读法,就引起了一些“术业专攻”、以此论或彼著研究为终生追求者的愤慨或攻讦,甚至有寻常听众对那些近乎轻薄的经典解读也表示不满(某著名学者就不幸遭遇了无名读者的无情掌脸)。耐人寻味的是,“毒舌”贻害无穷也好,浅薄庸俗误人子弟也罢,不论如何评价,一样不耽误主讲者名利双收,大红大紫。 

放眼当今染指历史随笔格外活跃的衮衮文雄,唯有一人的文字和见解令我心仪。此人笔名刀尔登,北大中文系背景,——这样说未免有“人肉搜索”的无聊,且不论它。英雄不问来路。只说我对他的一点感觉。刀氏颇得魏晋名士之神,有林下之风,因为不喜坐班,遂直接辞了公职,偷闲喝酒下棋,以消永日;兴来捉笔写字,是典型的为稻梁谋。有人称刀氏“酒风浩荡,风骨脱胎,有如谪仙人”;誉其“宗鲁迅惟妙惟肖,兼有李零之文,王小波之武”。我对此论一笑了之。  

诚然,刀尔登的作品颇有大家气象。刀氏堪称渊博矣,其怀史料之丰瞻,引征之巨细,信手拈来,运用自如,随便翻读一文足证。而其神思亦颇多妙处,总能从不经意处落笔,漫荡笔墨,如习工笔,又似闲庭散步,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于漫不经心间忽然飘逸一枪,冷冷地直刺灵魂,——幸而这惊艳一枪只是点到为止,虽然易水风寒,慷慨激昂,但由于心性平和,其悲天悯人的情怀终究抵消了悲愤填膺的无奈,稍逊于“千古同悼”的决绝。平心而论,刀氏对一些史学事实及历史人物的批评,允称独标高格,精辟卓越,其幽默亦独具风趣,是那种让人莞尔未及又略感心酸的冷嘲热讽。然而,——现在就断言刀氏乃鲁迅、王小波一流的杂文大家(李零姑且不论),窃谓言之尚早。迅翁是百年来公认的大师,是思想巨人,其为文山高水深,为人高山仰止,迄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标杆。但王小波的杂文,恐怕不如其小说更耐咀嚼。庄周有论曰:与他(王小波)的小说成就相比,他的杂文简直微不足道。现在有那么多人(不仅读者,还有众多作家)推崇他的杂文,只说明那些有执照的当代作家过于低能。此论颇获我心,我也就不再饶舌了。

“天下无道,言有枝叶”。我们所处的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据说 “是汉语史上最暗淡的一页”(谬哲语),流行的文风和取巧讨好的文字,多让我反胃且不快,几乎难以接受。更何况,眼下大凡认得几个字的,无不奋力赤膊上阵(不学无术的厚黑之辈甚至于喝令麾下影子写手或花银子雇枪手为自己作嫁衣),使出吃奶的力气挥霍有限而可怜的才情与苍白的见识:八股汇编敢称巨著,呓语花边辄名小说,口水打油即曰诗歌。如此游戏精神,糟蹋思想,作践文字,玩弄加卖弄雕虫小技,把肉麻当有趣,言之无物,言之无文,言之无味,却硬要鼓捣些精装本出来,浪费纸张,污人眼目。文风迷乱近似精神错乱,文字粗鄙宛如铁屑夹砂,迷了方向,失了韵味,不独可恨,更觉无耻之尤,无聊至极。

文章当然要读高层次的,笔意春风大雅,文字秋水澄澈,风骨峻朗,血肉饱满,这样的文字,让读者如坐春风,如浴净水,如饮醇酒,如享美食,如对美人,岂不快哉!史书何妨从典故读?刀氏椽笔如宝刀,寒光闪处,竟是千军万马中一帜独艳,万夫惟马首是瞻,文雄亦显儒帅风采也!行文至此,有必要补一句:刀尔登大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杂文巨匠,只要他坚定地沿着《中国好人》的路子一直走下去。


 

(《中国好人:刀尔登读史》,刀尔登/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他们曾给人类生活经历带来神圣之光

——周宁《人间草木》的精神探险和思想意义


 

决非危言耸听,读一本小书居然会让我倍感沉重而且神思恍惚。我甚至怀疑自己也正经历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危机。信仰与怀疑、享受红尘抑或遁入空门、生存和死亡、活着还是自杀、生存的意义与人生价值……这样一些略显忧伤庄重而枯燥无味的哲学问题,一度如影随形纠缠着我,令我内心焦灼而茫然失措。

这就是《人间草木》这本被误读为“死亡之书”的学术随笔带给我的心灵震撼。这册小书写了四组八个人物的人生追求、思想实践与终结命运,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作品(它更象这些杰出人物的内心画像或精神列传)。第一组人物是传教士马礼逊和塞缪尔·伯格理,他们怀着纯洁的信仰,只身飘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神秘的东方古国传递上帝的福音,以身殉教,虽历尽挫折而九死不悔。孤独寂寞的马礼逊与上帝同在,却不能与亲爱的夫人同守,甚至不能拯救她的生命;瘦弱的伯格理在昭通小城敲锣布道,在大山深处的石门坎为苗民洗礼,建立了离天堂和世界最近的人间乐园。第二组人物是晚近中国历史上声名素著且颇富传奇色彩的出家人苏曼殊和李叔同,他们曾是那个时代才华横溢、思想丰润的风流才俊,然而,在经历了人生的百端焦虑与万般恐惧后,前者怀着对尘世的无限眷恋与不忍而漂泊俗世,身寄空门而心在人间;后者则决绝放下尘世间的一切,“虽存犹殁”,韬迹深山持戒苦修,终成一代高僧大德。第三组人物是类如先知的现代知识精英列夫·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这是两个出身高贵而颇具天赋的幸运儿,可是,身在富贵温柔乡里,一朝遭遇精神危机之后,当他们面对生死大义考量与生命终极问题时,托尔斯泰这个“俄罗斯的天才”一度从“忏悔的贵族”转向“自食其力的小自耕农”,又三次以圣徒的激情和自我放逐的极端之举表达出世夙愿,最终以83岁高龄客死出走途中;韦伯则在33岁那年突然精神崩溃,经历了痛苦的“灵魂转向”,看到现代人“令人战栗的命运” 之后,他不得不从热爱的政坛和课堂退隐于沉寂的书斋,在智者的立场上坚定地担当自己人生入世的理想使命。第四组人物是中国传统儒者中的代表梁济和王国维,在个人遭遇千年败局和变局之际,眼看千年儒家文化幻梦猝然惊醒,绝望之余,二人均投身一泓清流以自杀谢世。所异者,一生忠于清室亦寄望于民国的梁巨川,居然用六年时光认真从容地准备“不得不死”之由,以“死亡日记”表明其死是殉毕生守望的儒道,以不舍之心求死,死得其所;一生为解惑而“学术三变”的王静安,原无政治抱负和济世热情,因“南人作北人之旅”而误入庙堂做“废帝”之师后,竟然也稀里糊涂做了逊清“遗老”,在进退维谷痛不欲生之时,他只留下十六字遗言便纵身自沉,以自负而不屑之心赴死,死得空虚而无可理喻。

这是一个学者的悲情苦旅,周宁以冷静沉郁的笔调,以深刻的反思精神探索人类生命密码、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两组僧侣,四个文人,无论是虔诚苦行的信徒还是才子情怀的和尚,不管是贵族、天才还是官员、学者,“这些人曾经给我们的生活经历带来神圣之光,而他们也许不为人知”(泰戈尔语)。作者从“生存美学”的角度,将八个人的俗世追求、精神炼狱和思想幻灭、灵魂浮沉高度浓缩并深情凝视,试图以“替身”的姿态来诠释和演绎他们的内心生活,还原他们的精神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刻意淡化了这些非凡人物“生动在场时”光辉灿烂的一面,对他们人生中曾经的荣耀与成功皆轻描淡写;对他们的内心迷茫、精神危机和思想苦难,作者却再三再四叩问,不厌其烦探讨。这种专注于“阴郁故事”和“阴郁生活”的用心与冒险是可贵的,但也是危险而可怕的。“只有置身于阴影中,才能看见光明”。尽管作者自谓写这样的故事和生活“是为了克服恐惧与绝望”。同时我也注意到,作者“借别人的经验,为自己,也为别人省察人生”的努力是真诚的。作者坦承“书很薄,但我写得很重”,我的感觉则是,书很薄,但承载的主题很宏大,我读得也很沉重,读到曼殊上人的情感纠缠和托尔斯泰的踏雪出走(此举与混世魔王贾宝玉何其相似),我几乎有揪心之痛和窒息感觉。幸好,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可信赖和可敬重的。以严肃的审美态度研究和解读那些曾在尘间鲜活地存在过的伟大生命,就是要探索、借鉴他们的人生经验,为现世中人幸福地生活提供一种精神启示和思想引导。因为毕竟这世间伟人很少,凡俗庸人最多,只有伟大无私的爱与感同身受的自觉怜悯,惟有精神和思想之圣火,才能温暖孤独、寂寞和炎凉莫测的悲欢人生。

谁有资格和能力为这世间一切伟大的灵魂作最后的人生结论?“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草木悲秋,人患多情。作为会思想的芦苇,我们这短暂而宝贵的一生,为了有尊严地生存并过上美好生活,无论是徘徊于庙堂和江湖的长长甬道间,还是执著于孤独地在尘世间建构天堂或精神家园,无论热忱地入世用世,还是决绝地出世弃世,都必须勇敢地面对生死大事和生死之困。“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未经反省的生活不值得过,未经省思的生死同样令人忧虑。跨出一步固然浪漫,但后退一步的清醒是豁达的。千古艰难惟一死,超越生死如同超越梦想,参透生死大义绝非我等俗人慧业可及,但要记得霍尔巴赫的提醒:人最珍贵的就是人。只有勇敢而信念坚定,始终在内心深处葆有“静谧激情”的人,才能“实现人的尊严与高贵,从苦难中拯救生命的意义”。


 

(《人间草木》,周宁/著,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开放:重建自我和美好世界的理想途径

——读《开放的自我》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或许从来没有用心思考过自己仅有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认真反省自己这一辈子需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C·W·莫里斯在《开放的自我》这本发人深省的哲思著作中,以颇富激情诗意的笔调和睿智清新的洞见,深刻地探讨了这个颇有意义的人生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莫里斯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弄清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必须战胜内心的黑暗势力,就当前现有的材料尽可能地塑造完整的自我。人不能简单地以非理性主义、决定论和原罪来逃避责任,放纵自我,而应当勇于承担责任,坚定理想,成为自己真正的创造者。人生的成败是(生活方式)选择的结果。我们随时都处于人类生涯冒险的阶段。人的成长与自我塑造之终极目标或理想境界,是获得更大自由以及自由飞翔的可能。

然而,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对人类知之不多,甚至对自己所知亦非常有限;这始终有待于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不断探索关于自我的知识。“认识自己”是人类一直以来至为迫切的需要。莫里斯坦承,这必须应用多种有效的知识,也就是从人的身体(形态)、自然环境、文化形式以及语言符号(语义学)来发现自我;依赖、统治和超脱,是不同人格的选择。人与人有相似之处,但同样存在顽固性的区别。这是人的个性差异,也是人塑造人性、发展自我、创造与众不同的新我的可能性与着力点。观念与思想的最新组合,在某种符号的诱惑与鼓舞之下,最终成为了我们可能欣然接受并为之奋斗的远大理想。正确的观念和富有生机与创新力的思想尤其重要,它们可能随时动摇我们尚不成熟的信念,进而修正我们曾经引以为荣的理想或抱负。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关乎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成为什么样的人。莫里斯总结并分析了十三种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并不是绝对的。成熟的生活方式也许在某一时期更适合我们,但渴望独特的自我总试图探索长久适宜于“我的生活方式”,并通过此种方式来呈现、塑造新的自我。人自身的复杂性、易变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决定了人的独特性。个体的差异是多样、深刻而持久的,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理想而奔跑。不同的境遇和环境可能影响或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面对人生的各种挫折和诸多冲突,我们必须避免成为“自我墓穴”或地狱。相反,面对人生的一系列障碍与困难,我们必须自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克服的,除了我们的决心和努力。“健康的方式是开放路,病态的方式是尽头街”。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持续不断地自我开放,自信地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就像平安、愉快地渡过每一个严寒的冬天。

莫里斯坚信,置身一个多元宇宙,只要确立科学的哲学信念,就能摆脱相对主义的幽灵,“避免跌进过分概括的陷阱”,纠正或消除偏见,“并且有更广阔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快乐的智慧在于彻底放弃小我,追求并建立伟大的自我。“丰富的宇宙不仅仅是需要丰富的自我。但伟大的自我却需要伟大的世界,并且能够担当这个世界”。唯有克服忧虑、挫折、单调、优柔寡断和丧失精神恢复能力等诸多毛病,打破封闭的社会和封闭的自我,才能创造新文化和新的社会理想。自我的开放是开放社会的希望和推动者。只有开放的自我,才能建设一个开放的社会;永远开放的自我,必将在开放的社会中获得持续的自我发展。莫里斯激励人们坚定地选择开放的自我、快乐自由和富有创造性的生活,为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在建设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权运用全部我们所赞成的观念和理想,并且由于我们正在建设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必须注意我们自己”;“我们会重新得到整体状态,我们会炸开我们的困境,我们会重新担当起创造人的责任,我们会把我们的事业贯彻下去”!


 

(《开放的自我》,【美】莫里斯/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喜看董桥“捉字虱”

——读《文字是肉做的》


 

大约是因了偏好文字且多年从事过此类工作的缘故,读书或修改文章时,我对作品的意趣和遣词造句格外留心,经常耽于咬文嚼字,斟酌之苦,几乎达到了苛刻而挑剔的程度。我向来以为,凡熟悉汉语且娴熟于汉字使用者,都有如是经验和体会:中国的方块汉字历史悠久,意义丰富,趣味良多,只须妙手组合,其意趣即能随用法而变,因语境而异,且词性内涵多与时并进。这是汉语之魅力与灵性所在。愚以为,此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且不断发扬光大的奥妙之一也。

读了董桥的文化小品集《文字是肉做的》,我颇多感触,亦深有同感:承载作品(或话语)的文字,不拘华语、英文或其它非主流语言,原是感性的,有血有肉、有欲望气息的。以此推之,不善待这“肉身”之小文字,焉能得彼“精神”之大文章!奇也哉,世间所有的语言文字,在所谓流麦士眼中,无不灵慧多诡、奇幻曼妙、惊艳性感!文字既是肉做的,那么,文章亦可当温暖而优雅之肉身欣赏矣。文章若有纰漏,小之者如错别字、语病以及翻译时的误解,大之者如风马牛,直如“肉身”上长了虱子、跳蚤或受伤喋血,感觉定然不大好。只有捉了肉身上的虱、蚤辈,灭了这厮们,文章才能通泰、自在。

董桥并不讳言,“文字是肉做的”,脱胎于“人心是肉长的”这一俗语。这不单是他的感受。他引用刘大任先生的话说,“千年不坏的句子,在眼花缭乱的现代文明世界里,依然有它的地位。”我想这可以作为“文字是肉做的”、有生命气息的注脚。董桥感叹:现代文明世界渐渐地淡忘文字的这一层功能,总是想把文字凝固成钢铁、成塑胶,镶进冷冰冰的软件硬件之中。叹息之余,董桥乃振笔直书,以其慧眼妙笔,纵其诙谐才情,在香港报纸上凭专栏大展“捉字虱”之神功,遂成《英华沉浮录》三卷。“英华”二字,典出宋诗文集《文苑英华》。“英华”指草木之美,也可以形容美好的人或物,包括辞章。董桥自谓,以“英华”为栏名,有英文华文之意,该栏目旨在纪录中文在香港受英文影响的利弊;杨雄《长杨赋》有“英华沉浮,洋溢八区”之说,自己既给“英华”添了新意,索性连“沉浮”也借来一用,点出香港洋化中文有利有弊、可浮可沉的实情。而《文字是肉做的》一书,则是《英华沉浮录》三卷之选萃也。董氏雅好古风,慎用文字,知词性,重文气,“懂得发挥字的生命”,遂使文字处处活色生香,灵动可人。喜看董桥潜心“捉字虱”,谈笑间挥戟灭虱、画龙点睛,化腐朽为神奇,变沉闷为绝响,由文字之树,见文化之林,进而品文化之盛,顿觉眼界豁然,气象一新,境界自高,不亦乐乎!

董桥自云在传媒界历练二十余年,经历了工作上接触的中文与英文的不断蜕变,最大的收获是对文字变得格外敏感。同时还学会了对各种不太符合传统规矩的文体的尽量容忍。正是这种阅历和胸襟,成就了他独特的语文观及语言风格。他认为,文章必要先求达意,词藻之优美并不是那么重要。“不论中英文,写得平实清楚最好。第二步再追求味道气势不迟;那要多年的功力和阅历才行。写文言像文言,写白话是白话,那是基本功;文白夹杂而风格自见,那是造诣”。读《文字是肉做的》,深感董氏中文、英语和白话、文言无一不精,其为文之巧、妙、雅、奇、秀,用词造句之精、润、美、清、玄,诚然与时俱进,颇多创新。其文章简约精致,独得“三秋树、二月花”之风韵气质。枕畔读董文,不觉神清气爽,心情大悦,梦亦轻松。略有一点不习惯者,是董氏文章多中英文混杂,有台湾文化人刘海北先生所诟病的“混血语言”之微疵。这也许是出于我的偏见和对英语的无知罢?

我在《文字是肉做的》扉页题辞曰:读罢董桥,我才知道,文章原来可以如是写,文字原来可以这样有趣。董文之妙,一是标题新颖,不拘一格,刀切文眼,体现精神,引人注目,扣人心弦;二是通篇文白相谐,如雨随风,自在熨贴,趣味盎然,看来赏心悦目;三是词句精当,文字蕴藉,简洁洗炼,结构自然天成,文章光滑宜人;四是凡涉及常识、典故、轶闻、笑话者流,皆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如叙家长,亲切随意,读来大长见识。窃以为,凡字里行间讨生活者,识字之趣达,用词之精湛,炼句之美艳,行文之纯娴,赋文章以灵魂气息,苟如董桥者,夫复何求!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中国作家中文方面的错误太多了,请他们早下功夫学母语。在国内语文教育问题层出不穷、海外华语大热、全球文化交流频繁之今日,做文字工作的人,不妨读一读《文字是肉做的》,看看董先生如何“捉字虱”,相信对提高语文水平,正确应用母语将大有裨益。

 

(《文字是肉做的》,董桥/著,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


 


 

让宗教智慧丰富教门之外的世俗生活

——读阿兰·德波顿《写给无神论者》


 

有记者问纳博科夫:您相信上帝吗?他如是妙答:坦率地说——现在我所要说的是我以前从未说过的,我希望这会带来一丝有益的寒意——我知道的要比我能用言辞表达的更多,要是我知道得不多,我所能表达的那部分也会无从表达。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显然没有纳博科夫的睿智;面对“你相信上帝吗”这样的提问者,我的建议是:找时间看看《写给无神论者》吧!


 

毋庸置疑,宗教迄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世俗社会。宗教信仰者自不待言,无神论者尽管对宗教的强大存在可以不屑,但宗教堪称集大成的智慧却同样对无神论者具有非凡而积极的现实意义。这是阿兰·德波顿《写给无神论者》一书的旨趣所在。不论对宗教怀着怎样的敌意或多么根深蒂固的成见,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宗教对现实人生的关照和对世俗心灵的关切确实无处不在,就像意识形态的宗教精神(经典)和物质形态的宗教形象(圣像和教堂、寺庙)无处不在。正如德波顿所指出的那样,“这个世界已经饱受种种信教和不信教的偏执者的困扰,在这片天地中,一定可以在完全拒斥宗教信仰与选择性地崇敬宗教仪式和理念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不论上帝存在与否,“一个人必定可以继续做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也可以发现,宗教时不时还是有用的、有趣味的、有抚慰心的;也还可以好奇地思考一下,或许能从宗教中汲取某些观念和做法,用以丰富教门之外的世俗生活”。我们大可将宗教的基本教义置之脑后,但“宗教在布道讲经、精进道德、营造团队精神、利用艺术和建筑、唤起信众远行求法、锤炼思想启发智慧、激发人们感恩春天之美等等方面,都是各有其道”,都是值得世俗社会学习借鉴的。

宗教智慧诚然来源于世俗社会,乃是世俗生活之映像与升华。德波顿试图从宗教遗产中抢救出对人类有益的内容,并以此来解决现代人心灵面临的障碍和难题。他为无神论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宗教的全新视角,也揭示了宗教何以长盛不衰的秘密。宗教绝非一无是处,尽管各大宗教对于超自然力量的迷信与语焉不详的解读或启示令无神论者深感不快;但宗教得以流传千载并始终受到信徒狂热追捧的事实,恰好映证了它自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神秘的魅力。宗教是对世俗生活经验的汲纳与提炼,是建设美好世俗生活的现实教程,宗教的一切优秀成果,诸如音乐、建筑、祷告、仪式、宴饮、圣地、朝拜、会餐、经卷,皆可为世俗生活服务。宗教中有美好的远大追求与对现世人心慰藉的妙悟,我们可以不相信上帝,但不能拒绝宗教中蕴藏的大美与可用之法。德波顿如是认为,“宗教实乃无数天才概念的宝库,借此或可纾解世俗生活中某些最最源远流长却又未予有效关注的病痛”。

二十世纪中叶,出生于一个来华传教士家庭的休斯顿·史密斯教授,在其大著《人的宗教》中,用个人亲身体验,以说故事、讲历史与哲学思辨的方式,对宗教智慧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梳理和传播,让世人知道人生在世应当朝着“生命取向要高,生命体验要深,生命能量要强”这三大目标庄严前行。在经济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大碰撞的二十一世纪初,出生于一个坚定的无神论家庭的阿兰·德波顿,则以睿智而深刻的洞见,让传统宗教的价值与意义更加突出而明显。他通过对流芳世界的二十一个较大宗教中的三大宗教理论和实践(基督教、佛教、犹太教)与世俗生活作深入的比较研究后指出,对涉及世俗人类关于群体生活、教育模式、悲悯情怀、艺术追求、建筑风格和体制建设等方面的智慧和审美取向,“无神论者”均可向宗教学习。宗教之所以引人入胜且在世俗社会深得人心,恰恰就因为它汲取和光大了世俗社会那些不为我们所重视的生活智慧和日常经验。

德波顿的平常心,以及其优雅的笔调和布道式的语态,让人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得了宇宙眼光和千载之下的视角与享受人生的勇气。他清澈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诚然不负英伦才子之美誉。


 

(《写给无神论者》,【英】阿兰·德波顿/著,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我隐约看到十四个半女人的思想和“灵魂”

——读高伟《她传奇——十四个被上帝眷顾的女人》

海伦·罗兰说,女人只要认清一个男人,就可以了解所有男人,男人却即使认识了所有女人,仍不了解任何一个女人。此论虽嫌夸张,但足见女人之复杂而不易“认清”。谓予不信,不妨回头看看你人生中最为熟悉和亲近的那些女性,无论母亲、妻子、女儿和所谓红颜知己,你真的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吗?

女人是水做的尤物,是这红尘俗世中最娇艳的花朵。女人的一生,当其春光明媚的韶华时代,她一旦与艺术、财富、性和政治纠缠在一起,便会发生难以想象的奇迹。是的,那绝对是莎士比亚也无法炮制的人间大戏。何况,一个风华绝代、才惊鬼神且名动天下的如花女子,她会有什么令人期待又匪夷所思的唯美命运,她将演绎怎样神秘惊艳的销魂故事?世间女子,毕竟寻常平凡的太多,多到我们无法记住她们的名字与容颜;而那些能让后人仰望和缅怀的杰出女性,不仅要才貌过人,而且要有高贵风流的气质,最重要者,是要有活色生香的魅力传奇。至于那些只能在官方历史或教科书中留下芳名的女强人、女英雄、女模范,如花木兰、圣女贞德甚至居里夫人等等,她们艰苦卓绝、牺牲幸福而获得巨大成功的故事,却呆板沉闷得让人“考试结束”就无法再回味矣。她们是历史天空中的星星,但不是世人心空上炫目的明星,这是一种遗憾。她们甚至不如文学作品中活跃的那些女人更令人牵肠挂肚,比如包法利夫人、安娜、杜丽娘等等

高伟的《她传奇——十四个被上帝眷顾的女人》,从世间现代无数优秀的女性中,为我们隆重推出了十四个她心仪的灵魂丰饶的女人:惊为天人的绝代佳人费雯·丽、空前绝后的波伏娃、性感尤物玛丽莲·梦露、“爱情烈士”卡米尔·克洛岱尔、希望“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却绝世凄凉的张爱玲、在情场上PK掉戴安娜王妃的智者卡米拉、自白派杰出诗人普拉斯、独领风骚的第一夫人杰奎琳、风华绝代如灵狐般娇媚的张曼玉、令尼采和里尔克之流极品男人绝望的自由女神莎乐美、命运多舛的画家弗里达·卡洛、颠覆世俗的现代舞女神邓肯和演绎了不可思议的人生传奇的胡因梦。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杰出女性排行榜。这只是高伟自己从浩瀚书海中发现和发掘出来的幸运女神。这些令人心驰神往的女性,哪一个不是这苍茫世间惟一的传奇?高伟从她们庞杂的传记作品中深入探究她们的人生际遇,以女人敏锐明澈而温情脉脉的目光,以惺惺之态戚戚之心,用思想随笔来细腻地剖析、品味、欣赏和体悟她们的爱情、婚姻、生活和事业与人生;从心理学、哲学和美学诸学科的高度,用自己的困惑检验她们的困惑,用自己的思想碰撞她们的思想,用自己的灵魂贴近她们的灵魂,疼着她们的疼,快乐着她们的快乐,爱着她们的爱,在她们的人生中“清洗自己”并审视自己的人生,最终也实现自我走救赎、自我成长、自我升华。这是我读完《她自传》的第一感觉。

高伟让我隐约看到了十四个被上帝眷顾的女人的思想和“灵魂”,她们美得那么自然、那么诱人、那么危险!同时,在高伟独具只眼的评论和幽婉缠绵的喟叹声中,从她表达出来的价值观和爱情观里,我相信自己也隐约看到了她的思想与“灵魂”,——至少是半个。尤其是她毫不掩饰地对哲学家波伏娃、艺术家莎乐美的“艳史”和她们不断地潇洒玩“女抛男”的赞赏,让我看到了她人性的另一面:一个率真坦诚、可爱可信而至情至性的欲望女人。一个万众瞩目的女人的艳情史或她在情色领域中的纵横捭阖总是让人惊心动魄的。在那些发乎于心的性情之论中,看似信手拈来的风流是那么痛快淋漓,那么天经地义,那么不可或缺,高伟剑走偏锋的惊险,——不只是瞬间的隐秘激情,诚然有强烈的认同甚至教唆之嫌。幸好,高伟“快人快语”之余尚有节制,不然,我们真误读了她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那些女人绵延不绝、近乎混乱的风流韵事的用意! 

身为男人,读完《她传奇》,多少有些迷茫与困惑,倒吸一口凉气之后,难免惊叹:女性的世界何其博大,内心何其深邃,思想何其复杂!女人的心,如树叶多样,似秋云易变。女人的名字,岂能以弱者统称?作为女性读者,读罢《她自传》,也许可以长舒一气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有心人则将从那些璀璨夺目的同性身上汲取宝贵的人生智慧和经验,找回女人自身的信心、勇气和尊严。找到一个内心坚强、精神坚硬而又自由、快乐的自己——只要不放弃,肯努力,你就会发现,没有哪个女人不曾受到上帝的眷顾!

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值得我们景仰和怀念的伟大女性可谓灿若星辰,但真正能从感情、思想和灵魂深处打动并影响世人的女性,诚然各有不同。恕我刻薄,即使一个妓女(比如茶花女玛格丽特、杜十娘)也完全可能打动很多凡人的心。但所有令众生倾倒、风情万种的极品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她们天生丽质难自弃(因为生前身后总有无数的男人为之倾心),绝世风流任演绎(她们总有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方式,不管是惊世骇俗还是独出心裁)。在男权至上的人生舞台上,这些大多阅男无数、翱翔情天、泅渡恨海,在情色领域看罢千帆过尽的天使、精灵或女神,她们用智慧、心血甚至苦难点燃人生,以各自的惊世才情和高傲行径尽情地展示独特的魅力,为女人这个“失声的集团”发出悦耳的天籁,让自己的生命发出永恒的光芒——说句浅薄话,面对这样的女人,平庸如我辈者,真的感觉手脚无措,就连目光都不知该投向哪里了。


 

(《她传奇——十四个被上帝眷顾的女人》,高伟/著,江西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发现昆明之魅  书写春城大美

——读丹增《昆明映象》


 

读过许多赞美昆明的名篇佳作,让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的诗文诚然不少。远的不说,仅部分近代文化名人的妙笔生花和深情礼赞,就让昆明这座高原上的阳光之城增色良多。譬如汪增祺老的《昆明的雨》,“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温润明亮而诗意氤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李广田先生的《花潮》,以花团锦簇的诗词渲染出了昆明“春光似海,盛世如花”的热闹,乱花迷眼仍然期待“来年花更好”,心思缠绵而令人感喟;身处乱世、飘泊昆滇的一代才女林徽因,即便抱沉疴犹对残梅深情吟咏昆明风物,“我睡了,我的诗记下你的温柔”,——她记下的,是昆明辉煌的明清建筑经典形象。

宦游云南、客居昆明多年,迄今仍经常行走于三迤大地的丹增先生,对云南,尤其对昆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可谓满怀深沉的眷恋之情。他在其散文新作《昆明映象》中(《云南日报·花潮》2013.1.19、1.26),以质朴的语言和生动的细节,如数家珍、如话家常,以雪域高原圣洁而热忱的眼光,以冰雪般晶莹剔透的赤子之心,对镶嵌在云贵高原上的滇中明珠昆明,对昆明朴素厚道的人物、飘逸不羁的彩云、娇艳繁多的花卉、灵动秀美的山水作了一次深情的巡礼和审美。他满怀激情的书写,使昆明之魅扑面而来,让春城之美呼之欲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毋庸置疑,“昆明人”的性格是颇难定论,一度亦饱受外省人诟病的。前几年,昆明某报副刊曾以“我眼中的昆明人”为主题举办过一次征文大赛。我细心看过其中不少文章,感觉能真正写出昆明人性格特点的可以说凤毛麟角,许多人批评昆明人性格温吞,凡事慢三拍,甚至误解为“盆地意识、坝子眼光,封闭保守、吃不得苦”。土著昆明人向来多喜欢以“家乡宝”自嘲,那是因为昆明四季如春,气候宜人,生活在花海春城,呼吸着可以装瓶卖的清新空气,随便弯腰俯首即可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所以谁也懒得往外面跑。但昆明人素来淡泊名利、踏实享受生活的坦然心态,似乎从未被外人了解或称许。阅人无数、慧眼独具的丹增却用寥寥数笔,将昆明人最可贵的性格呈现在世人面前:“昆明人爽直热情,纯洁活泼,普遍的特点是淳朴、厚道、包容。和昆明人打交道,令人心折不已。他们的交谈诚实而坦白,初听起来有点意外,有时突如其来的真话甚至像假话,初次相聚的信赖,像他乡相遇的故交。”他赞赏昆明人的从容淡定、乐天知足、务实感恩、豪迈大气。他说昆明人不去看远处模糊的东西,不去羡慕别人的荣华富贵,不为明天而忧虑;“昆明人闲谈之中,爱说老乡,但却不喜欢提京城里的要员,也不热衷说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直接说:郑和、聂耳是我们昆明人!”他真诚地讴歌“海鸥老人”的平凡善良,他甚至爱屋及乌、不吝赞美昆明翠湖边的行乞者是会拒绝的、“有尊严的人”。窃以为,这是对昆明人最为公允、最为正面的认识和评价。读罢浓墨重彩的《昆明映象》,我感觉以昆明为第二故乡的作家似乎也获得了此间山水的灵气和飘逸出尘、超然物外的逍遥与淡泊。

云南是观云胜地。彩云之南的云,恐怕是尘世间最干净、最绚丽、最妖娆也最变幻莫测的云吧。在作家丹增的眼里,昆明的云不仅变幻无穷,神鬼莫测,灵动飘逸,“如锦,如画,如诗,如歌”,而且具有神秘性和护佑昆明吉祥圆满之功。他说某年临近中秋的一个上午,他陪西藏来的一个高僧代表团到官渡古镇朝拜十相自在塔,当喇嘛们齐声祈颂时,天空忽现彩云奇观,引起僧众讶异。丹增所言不虚。其实,如此天现祥云的现象,只要天清气朗之日,凡有缘人,在云南随便一个地方都可能看到蔚为大观的彩云壮景。

“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明代大才子杨慎用两句诗,就将昆明的“春城”形象巧妙树立起来了。丹增则说,昆明是花的世界,是实至名归的“春城”。他注意到,“昆明街头,夏天可以看到穿着皮衣的行人,冬天可以看到穿着短裙的姑娘”。从时令鲜花到花卉种植基地,从田园野花到庭院盆栽再到案头清供,面对争奇斗艳的满眼花朵,他感叹,“昆明花的品种太多,很多连园艺家都叫不出名字来;昆明花的色彩太艳,很多艺术家都调不出颜色来;昆明花的形状太奇,很多文学家找不出词句来描述”。

水是昆明最美的原生态景观。清流滋润昆明,春城才有了无穷的灵气与蓬勃的生机。从纵横全城的江河到碧波荡漾的翠湖,再到烟波浩渺、鸥鸟翔集的滇池,丹增赞美昆明之水或柔媚秀丽、或雄浑浩荡,“据说城市蓄水面积和威尼斯差不多”。他对滇池沧海桑田变迁的惋叹和治理成果的肯定,无疑是语重心长的警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唯有珍惜并保护好大自然惠赐的美丽,人类的明天才会更美好。

“遥怜谢客沧州趣,更爱苏仙赤壁游”。“仰笑宛离天尺五,凭临恰在水中央。”昆明西山古名碧鸡山,是滇中第一佳境,素有卧佛山、睡美人雅称,自古就是文人骚客登临吟咏之首选名山。“山水唤凭栏,果然一大观”。郭沫若先生当年登临西山,鸟瞰滇池时即兴赋诗,对昆明盛景叹为观止。两次在西山龙门看过日出的丹增认为,“不登西山看日出,到了昆明也枉然”。他曾在普陀山看过海上日出,在九华山看过云中日出,在峨眉山看过山顶日出。他说,“记忆中,最瑰丽、最壮观、最难忘的一次看日出,既不是高山之巅,也不是大海之滨,而是在昆明的西山”,在龙门看日出,“看着眼前的一幕,时间停止了,心情点亮了”。“我认为昆明西山是看日出的胜地,太阳从地平线上爬出来,本不是奇事,奇的是从何处看日出”。

公元13世纪,马可·波罗初访时称“雅歧”的昆明即惊叹,“系一壮丽的大城!”昆明,自有文献记录以来,自从其神秘面纱不断被各方游仙轻轻地揭开之后,一直就是世人瞩目或心向往之的一方净土。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昆明。丹增饱含深情所描述的“花都昆明,云上春城”,诚然别具趣味,引人入胜。可惜的是,恕我挑剔,他的《昆明映象》,仅限于城市版图上“都市的昆明”,而鲜涉及地理意义上更为博大亦更可爱的“乡土的昆明”,仅止于个人切身所见所闻,而少勾通昆明的文脉源流,颇有挂一漏万的遗珠之憾。不然,大昆明气象万千的人文映象,无疑会更丰满、更迷人,也更全面、更壮观。


 

(《昆明映象》,丹增/著,载《云南日报副刊·花潮》,2013年1月)


 

采撷生命的甜蜜

——写在《我的2001年》边缘


 

人生苦短,岁月无敌。一个寻常人,一年辛劳收获几多,一生打拼能做些什么?刘光平的新作《我的2001年》,从一个业余写作者的角度给出了予人启迪的精彩回答。该书让我关注的不单是一个纯青春美文的抒情文本,而且还有文本中那一种昂然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魅力。作为一个普通的“老公务员”,刘光平对工作和生活表现出来的勤奋和努力诚然令人惊叹而钦佩。在工作之余,他自谓“像一个本份得缺乏商品意识的老农挥汗如雨”,“抢收小麦一样点灯熬油读书看报写文章,眼睛熬得比兔子还红”。正是这样一种勤勉与执著,让刘光平在短短一年内又捧出了一部清新、唯美的散文作品集。

《我的2001年》计160千字,全书共五辑。这里有“寻找门铃”的寂寞探索,有奇诡绚丽的“臆想之花”,有都市平民版的“昆明故事”,有芬芳袭人的“袖珍书房”,还有生活气息浓郁的“生活报告”。作者称该书是“我2001年最憔悴的业余生活”。的确,这本书是作者一年来创作的心血结晶,是美好生命清晰的投影。作者检阅岁月的勇气、盘点人生的智慧、追求缪斯的韧性,我们从清贫、寂寞而朴实的文字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者不仅热衷于文学创作,而且迷恋、长于新闻写作,他善于从新闻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生活,进而以诗意的眼光来把握和观照人性,这使其创作更像柏尔斯所谓的“采撷生命的甜蜜”。唤醒生命意识并对人生价值进行深度发掘,始终是光平散文创作中的一个亮点。也正是这种坚持和努力,使其清丽抒情的散文生发出迷人的哲思蕴味,辉映出靓丽的思想光芒。但我也注意到,光平的散文创作中有相当的“怀旧”情绪,且过多地自恋沉溺于纯情的“小我”。虽然,他这方面的文章抒情而富有诗意且十分好读。把握和处理类似的题材,他也显得游刃有余。但对于一个颇有才气的文学青年来说,光平也许还不该过早把心力放在俱往的风流和单纯的自我上,而应将敏锐的目光投向生动活泼、变幻莫测的现实,把创作的智慧和激情撒向大千世界、庸常众生。毕竟,活在当下,活在真实而鲜活的都市平民中,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作家应该深入探究的宏大主题。夫如是,其创作必将有更大的收获,更高的境界。               

车前子说:“写作,实在是和今生无关的一种事业。与前世有约吧。”光平好象也认同这种观点。我如是揣摸这话的意味:写作也许只是一种本能的生命冲动或智慧使然,因此与今生无关;写作是一种纯粹的爱好或精神娱乐,所以与前世有约。不论怎么理解,我相信写作对于一个热爱写作并有所成就的人而言,其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或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作品的流传时限和影响受众的层面来看,写作无疑与今生有关,甚至和后世有缘。《我的2001年》就是一个与今生有关的唯美版本。光平近年来的写作实践,也明显具有这种理想的指向,而且其创作成果已成为一个可供研究的典型。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一座城市便是一片荒野”,“人是一个危险的词语”,“在极易流俗的人群中,(我)用捏钱的手,捏住个性”。 光平的感悟是冷静而清醒的,我赞同他的观点。譬如一只辛勤的蜜蜂,我相信从乡村原野深入城市花园的光平,在“采撷生命的甜蜜”之路上不会迷途,更不会丧失其独特的个性和光茫。


 

(《我的2001年》,刘光平/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年2月版)


 


 


 


 


 

抵达大美人生的潇洒“原味游”

——读《冈仁波齐·有我轮回的灵》


 

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开放和消费都明显过度的时代,有条件外出旅游观光的人并不少,能即兴写点“到此一游”之类纪行文字抒发小感情的人也很多。但能将旅游当作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热爱旅游并能“游出”文化,“游出”人生趣味,“游出”大美境界的旅者,却颇为罕见。一向崇尚“敢于游”、追求“游于艺”的张曙和她的爱人陈宗文,不仅乐于徒步“阅读”祖国大好河山,而且在一次次朝圣般的旅游中,以独具个性美的“原味旅游”,“游出”了无限风情、大美胸怀和哲人一样的人生感悟,“游出”了《冈仁波齐·有我轮回的灵》这样一本风流蕴藉的奇书。

多年来,张曙夫妇一直热衷于独具个性的“原味旅游”,凭着“聚山峦林泉于胸,握清风明月在手”的豪情,一直潇洒地行走在大美山水之间,用一种近乎滚烫的情怀来体验山川之壮美,以一种“散文心态”尽情享受旅游中的人生百味。他们夫唱妇随,一如浪漫的行吟诗人,“跋涉一路,坚韧一路,大美一路,隐忍一路”,边走边写,以日记、散文和诗歌等多种表现形式,将旅途所见所想、所思所悟精心书写,将绚丽多彩的名山大川网罗定格,集成了《冈仁波齐·有我轮回的灵》。

《冈仁波齐》是一本迥异于惯常游记的纪行之作。因为作者始终心怀大爱、心存善念和对于尘世间大美的无尽想象与深情期待,所以她和爱人以圣徒似的虔诚与谦恭,多次深入神的故乡“转山转水转经”,执著地去探寻那些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纤尘不染的世间奇境,去发现超凡脱俗的红尘梵界和人类失落的精神家园,在佳山秀水间用心体验和感悟人在旅途的别样生活趣味,有如圆梦,更像随缘回归。因为有爱同行,更有发现美的信心与勇气,所以哪怕旅途艰苦卓绝,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她依然坚持决绝前行。她以女性独有的敏感和细腻温婉的笔触,以奇妙的想象和瞬间顿悟,倾情吟唱天地之辽阔壮美、山水之瑰丽神奇,尽管“醉心于大野天籁,得禅乎世界屋脊”,偶然沉溺于神灵的世界,却懂得及时回头,慨然放手。河山信美,终非故土。每次的倾心远游,在她无疑是一种自由的精神飞翔,是近于脱胎换骨的神圣洗礼,也是成就自我的圆熟与升华之旅。“旅游有如艳遇,婚姻才是日常”。归去来兮,烟火人间的幸福与寻常人生的意义,便多了一分真实可信的温情意念:桃花源在心间,身边人是至爱,短暂的世俗人生可恋。

《冈仁波齐》是一本清风扑面、令人心醉神迷的“自然情书”。“世界屋脊之屋脊”阿里、青藏高原上的璀璨明珠玉树、美如画卷的甘孜州、香格里拉婉丽惊艳的尼汝秘境、美妙绝伦的梅里十三峰、圣洁的哈巴雪山、地球最美的自然公园“三江并流”腹地……只要听听这些让人眼热心跳、令人神往的大名,便足够我们艳羡不已了。这些人间仙境,是很多人一生渴望拜谒的圣地。如果你曾有幸拜访过这些风水宝地,不妨看看别人的观光体会与自己的审美体验有何异同;如果你还无缘亲临这些名山胜地,那么,且让《冈仁波齐》这本图文并茂的自然之书引领你一睹它们的风采神韵。这既是一本精美别致且有实用价值的“旅游宝典”,也是一本颇有书卷气的“文化散文”。作者倘佯在惊世骇俗的大美风景中,人景相容互通,心灵与自然和谐呼应,灵魂与天地精神往来,真情流露而不能自抑,遂发出最真挚、最动人、最“原生态”的礼赞与歌颂。她坦言旅途的艰苦,曾经为突发的疾病与暂时的险阻而潸然泪下,但从未放弃或动摇。因为她知道,“神往某一处景观,如同渴慕一位偶像憧憬一个目标,只有零距离的切入,才能让渴慕的光华永驻,才不会发出‘不过如此’的喟叹”。她宣称,“我是一个大自然的崇拜者,对巍峨峻峭嶙峋雄峻的崇拜超过对神。我珍惜每次和大山亲近的机会,管它千难与万险”。世间美轮美奂、惊艳销魂的风光固然不少,但正如作者所说,对于梅里雪山一类圣洁壮观的风景,“要想看到它,一则需要缘分,二则需要心性,犹如人世间珍中之珍的真爱”。她热情洋溢地耐心描摹、真诚赞美销魂夺魄、美丽得令人窒息的自然风光,也为隐藏在人间仙境中的贫瘠与困苦而凄怆伤感,为人类无止境追求的贪婪和野心正蹂躏着一些圣地而深感忧虑和悲哀,为已然失落的文明而扼腕长叹,也像吉姆·桑塞尔博士一样希望大自然的净土神界能得到永远的保护。让我油然心生敬意且深受启迪的是,历尽艰难险阻登临雪域高原,身处高海拔圣地,面对那些美得令人震颤的灵山圣水,作者丝毫没有拓荒、征服的狂妄自大,只有谦卑纯粹的心灵审美;没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览天下小的浅薄窃喜,只有顶礼膜拜的真诚和理智豁达的洞见与顿悟。她不止一次地感叹:越是清纯悠远的美,越是无声地躲避着尘世;越是奇绝的美,越是令人难以接近和占有。

捧读《冈仁波齐》,我分明感觉,那朴素而稍嫌絮叨的性情文字里有持久的热忱、有绚丽的色彩、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人性的温度;有浓郁的宗教气息,有清新的人文见识,有明澈的人生见解,还有一点点哲思的光芒。这些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纯情文字,有自己纯洁的信仰和生命欢悦,一如雪域野花,活色生香,一如神湖甘泉,清冽闪亮,远胜于那些千篇一律,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导游词。人世间还有多少净土、还有多少大美秘境是我们不能抵达的?读这样的书,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怡然享受,至少是心灵上的感动与慰藉:虽然身不能至,但心可以通过阅读而到此逍遥神游。

作者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原味旅游”,与诸多福利性的公费旅游或富贵闲人摆谱作秀的旅游不同,是“心有多远就走多远”的欣然之旅,有王子猷雪夜访友的“情之所系、兴之所至”飘逸趣味在焉,非魂牵梦萦之地不往,唯兴之所尽乃归。与大多数人跟随导游小旗子匆匆赶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了景点拍照,回来什么都不知道的“逃亡式”旅游相比,原味旅游关注人文风情,讲究从容地欣赏美景,看重的就是一个“原味游”。一句话:相信“心远地自偏”,注重自然审美和自我陶冶情操。在作者看来,原味旅游是一种告别,是崭新生活的一种开始;是一种寻找,是与崭新故事的一种邂逅;是一种思念,是焕然家庭生活的一种激活。有此豁达情怀,旅游的大义昭然若揭矣。

掩卷沉吟,我突然恍悟到人生亦是一次旅行,梦想是最大的行李;只要心中有大爱,与爱同行,走到哪里都是故乡。印第安人有句谚语:放慢你的脚步,好让灵魂跟上你的步伐。记起阿尔卑斯山谷中那句广告语:慢慢走,欣赏啊!我不禁产生了如是冲动——放下俗务,走出蜗居,远离喧嚣红尘,让我们结束“头脑中的旅行”,也潇洒地尝试一回抵达自己大美人生的“原味旅游”吧!


 

(《冈仁波齐·有我轮回的灵》,张曙/编著,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版)


 


 


 


 


 


 


 


 


 


 


 

《金瓶梅》入门阅读指南


 

《金瓶梅》迄今仍不失为天下奇书。阅读此古典巨著,不仅要抛弃偏见和有色眼镜,还要有一些可靠而真诚的指导意见。从道成肉身的自然激动上升到心灵震撼,无疑需要慧眼、法眼和曾经沧海的冷静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稍变的巨大定力,我们才能从容地欣赏并自在地享受人性深沉之大美,进而获得启迪和慰藉。

读罢侯文咏著《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心情格外沉重,甚至有深刻之隐痛存焉,不禁长叹:七情六欲穷折腾,酒色财气一场空!侯著以当世眼光,守医者仁心,尊重原著,还原现场,梳理细节,阐精发微,探寻人性善恶、人情冷暖、人生悲欢、人间苦乐的大义与根本,以令人叹服的识见和观点,精心解读了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讽世深意。

《金瓶梅》以超庸常、极肉麻,迹近写真的情色笔调,以工笔细描技法,不厌其烦地穷尽世间繁华事态、风流云散的人生悲剧:千帆过尽,千金散尽,千杯饮尽,千色猎尽,大厦将倾,玉石俱焚,谁曾见富贵场中青春得意、温柔乡美色如初?这正如《金瓶梅》开篇所云:“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随着你举鼎荡舟的神力,到头来少不得骨软筋麻;由着你铜山金谷的奢华,正好时又要冰消雪散。假饶你闭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过之;比如你陆贾隋何的机锋,若遇着齿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这一警语,合当与《红楼梦》中《好了歌》对照着品味。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世态炎凉君莫问,人间冷暖谁不知?人生一世,岂能一味逞强争胜而无所敬畏耶?读《金瓶梅》,除须领会张竹坡先生的“金针寒热”法外,尤须摘去那大俗的有色眼镜,如果只限于猎奇消遣、意淫溺色,无疑有消极沉沦之害,不足为训。窃以为,读此香艳之奇书宜先剔除偏见,须意会作者泄愤之志、复仇之心;须审人世冷热,悟权势之祸,察财色之害,辨世相真假。而后方知权势富贵迷人也弄人,酒色财气诱人亦杀人。

有智者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哀书。余以为此论至真至诚。迅翁谓此书“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此见亦颇获我心。吾以为,金瓶一书,以一朝数代人事代谢,已穷尽千秋万代人事传奇矣。李敬泽在探讨《红楼梦》之影响时曾如是说,“《金瓶梅》的问题在于太凶猛、太彻底,它对人世之俗之不抱任何幻想的态度不免吓住了读者,倒不在那些□□□,而是那种一往无前的悍然之俗,不留余地不转身,使人如临深渊。读《红楼梦》,很多人大概是愿意住进去的,但《金瓶梅》的世界就很难令人安居。”不仅如此,“更因为《金瓶梅》到最后更是无数的尸体,世间无可救药地崩坏塌陷”(《<红楼梦>影响纵横谈》2010年第四期)。

侯文咏则再三强调,《金瓶梅》提出了一个很简单、根本,却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当价值不再,一切只剩下欲望时,生命会变成什么”?当风光无限的一代财色达人、权势贵人西门庆暴死之后,侯不禁幽幽感叹:只剩下无生命的钱与权存活了下来。这是《金瓶梅》最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部分。侯提醒:“至于期待《金瓶梅》提供特别感官刺激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声色犬马充斥的时代里,恐怕是要失望了。”因为,“《金瓶梅》读到最后是一个深沉的悲剧”,是一本愈读愈虚无、苍凉的书。我则怀疑且担忧:在资本(姿本)纵横与游资苦吟、贫富分化严重和信仰混乱、唯权钱至上的这个浮华时代,当一些人只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泣,不愿在自行车上欢笑时,当一些达官贵人热衷于“天上人间”的极乐生活时,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尊严何在?人生之目的究竟是什么?人类,这种被前人讥为“裸虫”却又以“万物灵长”自居者,最终将走向何方,最后会变成什么?功利呆子、金钱动物和权力野兽?

以上诸家之论,庶几可以作《金瓶梅》入门阅读指南矣。


 

(《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侯文咏/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


 


 


 


 


 


 


 


 


 


 


 

张爱玲:一袭爬满虱子的华袍


 

用张爱玲曾经风靡一时、亦将让后来读者嘘唏的一个刻薄比喻来评价她,感觉颇不舒服。然而,这于我竟是近乎无奈的唯一选择。

明知不是一语成谶,冥冥中,却总有如是情状,令人扼腕。

张爱玲,这个生前逝后都曾经一度引人瞩目、似乎无比热闹却无比寂寞而又颇富争议的一代才女,如今真象一袭爬满虱子的华袍,远看甚好,近观则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欲说还休。

这个从小被目为天才的古灵精怪,自信“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极为敏感,三岁能背唐诗(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摇摇摆摆朗吟的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七岁即写小说,九岁曾决定做一个钢琴家。而在实际生活中,因为不善治家务,不会待人接物,甚至不会削水果,外出不会记路,在十六岁时还受到母亲的奚落: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病,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她因此曾茫然自叹,“在现实社会,我等于一个废物”(《天才梦》)。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废物”,却能坚持自己的“天才发展”,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丰饶话题。

余光中说:上海是张爱玲的。风诡云谲,纸醉金迷,声色犬马,龙蛇争霸,弱肉强食,是天堂也是地狱,灯红酒绿,风花雪月。这是近代旧上海的关键词。

幸而未早夭,幸而未成为钢琴家。不然,倾城倾国都只是远古的传说。上海,这个酒色财气味十足的大都市,会因少了才情丰润、风华绝代的张爱玲而失去一分货真价实的人世温婉与诗意浪漫。

关于张爱玲及其作品,后来的评论,一直有天壤之别、云泥之分。

赞赏者,无不谓其天才,激赏张“是在小说和散文两个领域都取得独树一帜的巨大成就的极少数二十世纪中国大作家之一”(庄周)。张迷追捧者,甚至为未能如愿在大陆召开“张爱玲研讨会”而义愤填膺,如上海的陈子善教授,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将张爱玲与周氏兄弟同类相比,冲动地说出所谓“汉奸妻”与“汉奸哥哥”的糊涂话,庶几引起一场文坛口水战。厌恶者,辄痛斥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一丘之貉,颇有“汉奸妻,人人可戏”的心态:管汝如何才气纵横,委身汉奸,你就不是东西!甚至像论者李工一样,慷慨陈词曰:张爱玲不过以其笔下故事,“从而使自己成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走红商女”。——此非张氏童稚时期背诵唐诗的映证?

有人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周作人,没有张爱玲,并不会逊色多少,若是没有鲁迅,则肯定是另一番模样了。我对此不想妄加评论。当然,视鲁迅为“汉奸哥哥”的论调,我亦不屑辩。张爱玲头上“汉奸老婆”的帽子,也只能让我痛心,但我绝不会落井下石,在那柔弱的肩上,再踏上一脚。

陈子善称“张爱玲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世界”。梁文道叹服,“张爱玲的文字是非常迷人的,她写出了当时中国文坛所没有的一种很特别的风格,难怪会受到那么多人追捧”。一句话,张氏的作品中,从细节处关注、享受生活,适合小资情调,有悖于“爱国情怀”一类宏大叙事主题。李工则不屑地说,张爱玲“为赋新诗强说愁”,无异于老妪卖俏,陈词滥调,不堪卒读。至于枕畔汉奸之论,不提也罢!

到了董桥那里,张爱玲本身即是文学。因为,“张爱玲让人觉得这个世界虽然写意却处处是憾事”。——文学的基调必须是“遗憾”。

诚然,张爱玲本身就是一个遗憾,一个天大的遗憾。“卿本佳人,奈何从贼”?爱情,有时真的非常要命:连国家都不爱了,还有个人之欢、一已之爱?

张爱玲,这个敏感的女人,她不是这风尘中的绝望看客,而是一个风情万千而又不甘落寞的忧郁女子;她不是嫣然一笑媚俗的桃杏,而是俗世中令人黯然神伤的一树雪梅。

傅雷评论张爱玲《倾城之恋》时如是说:她阴沉的篇幅里,时时渗入轻松的笔调,俏皮的口吻,好比一些闪烁的磷火,教人分不清这微光是黄昏还是曙色。

繁华事散,人生的底色,温暖华丽也好,阴冷灰暗也罢,看远了,看开了,终究是无尽的“苍凉”。蓦然回首,上海的灯火辉煌更胜于昔日矣。伊人鹤杳,暗香依旧。张爱玲,她传奇的一生,无疑是一袭爬满虱子的华袍。她寂然而逝于异域的结局,仍是永恒的“文学”,仍是无边的“遗憾”。


 


 


 


 

服装:我们红尘肉身最后的庇护所


 

服装之于人类的意义何在?教科书里的解释理性而实用,显然无一丝想象或浪漫气息。纯粹的常识是:御寒、遮羞,使人类与天然毛皮动物区分开来。上升到审美层面考察,服装不仅让直立行走的人类与动物有天壤之别,鲜衣华裳,更让人显出高贵、尊严与华美的品质,正所谓“人靠衣妆”是也。另一方面,由于服装的设计创新,亦充分展示了人类的聪明智慧和创造力。换个角度,从服装的文化意义看,更直接表明:服装同样也将人与人(的身份)明白无误地区分开来。锦衣华服包装,奢侈品牌加身,无疑是富贵人家的排场;粗麻布服将就,劣质面料包裹,明显是贫寒百姓身上的风景。“狗咬穿破衣,人敬有钱人”,服装经济学,不必说趋炎附势之辈,就连品性无从界定的狗,也总是一眼就将人的家底看穿。这当然只是我们对服装物质意义上最表面的印象,最肤浅最本能的认识而已。

服装更引人入胜、更诱人神魂的内涵,大约可用“时髦、拜物教、欲望、情色、性与权力和政治”这几个颇具杀伤力的关键词来简要概括。既然只是概括,就意味着服装本身还有多重含义,包括神秘莫测、令人幸福而战栗的惊艳外延。换个通俗的说法,服装,本身就是肉身上的传奇,是人随时随地可以更新的第二层皮肤。谓予不信,不妨试读张爱玲的《更衣记》和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倘若没时间读长文,可找《政治女装的规则》和《服装就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这类短文来稍加了解,也可直接找台湾中兴百货公司关于时装的广告文案看一看。如果有兴趣读了我推荐的上述文字,你就会相信鞠惠冰、赵元蔚的判断,“服装和化妆等其实一点也不琐碎无聊,恰恰相反,里面充满了现代性和拜物教,以及服装政治和两性权力等大学问”。这种近于幽秘的另类知识,无疑会让你对日常麻烦而倍感煎熬的购物冲动而释然:难怪女人们(也有相当一部分男人)舍得花大量的时间呆在洗手间精心化妆,难怪她们不畏劳累且情愿重金购买一件可意的时装。有了如是经验,当你有机会再陪夫人或女友逛商场购物时,就不会抱怨她们的“磨蹭”和“折腾”了。因为她们不是为购物虚掷时间,实则是为了时尚和美丽而孜孜以求,货比数家,试衣百件,最终是为了讨好你,顺便也取悦一下那些有眼福与她擦肩而过的人。——“女性的穿着就是国家竞争力的具体体现”。往小处说,你身边的她如何着装,何尝不是你的实力、品味和形象的生动展示呢?而政治明星和时尚人士的着装,则可称为个人魅力炫耀,甚至是软实力的较量。这当然不是故弄玄虚,不是针对所谓假想敌,而是对一切有可能挑战其权威和影响力的人而采取的基本策略。名人聚会、节日庆典、内外交往,乃至于走红地毯亮相之类看似轻松娱乐的活动,如何着装,怎样让无言的服装来“说明一切”,不仅体现个人修养、信仰、形象与信心,而且事关国家(公司)形象,丝毫也不可马虎大意。很多时候,着装固然难能做到品味高雅,风流卓绝,但最起码不可以轻易撞衫,更不要冬行夏令,不合时宜或有违常识。 

了解了服装的此类额外功能,只能算一种意外的收获。还有更令人惊异,让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服装哲学,让我们自觉浅薄而无知。张爱玲曾戏谑地如是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则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女人们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时下网络上有句调皮话:都说女人是衣服,姐是你们穿不起的牌子。有“哥哥”的回帖很刻薄,我就不忍心再跟帖了。但朱天文却以超常的执著,宁愿用《世纪末的华丽》一部小说,以职业模特米亚和建筑师老段的情人关系来映证张爱玲观点的不谬:年轻女孩米亚不过就是老男人老段一件额外的漂亮衣服,是这个有妇之夫生活中一项浪漫的点缀。如果感觉不到这异样恋情中的暧昧与刺激,不妨再来看朱天心的小说《鹤妻》,其中有细节披露,“丈夫在妻子过世后很久才惊觉原来妻子去逛百货公司时,比跟他做爱还要有性高潮的感觉”——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意外发现,是不是会让向来阳刚自负的男人惊出一身冷汗,甚至感觉崩溃?

至此不得不让人感叹:衣服原是何等奇妙的玄物!台湾中兴百货在一款广告文案中如是渲染:“衣服是性别。衣服是空间。衣服是阶层。衣服是权力。衣服是表演。衣服是手段。衣服是展现。衣服是揭露。衣服是阅读与被阅读。衣服是说服。衣服是要脱掉。服装就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政治就是一种高明的服装”。这一文案,堪称简明服装哲学经典。当然,要想理解和领悟服装政治的内涵,有必要观察和研究中西方政要们的着装风格和艺术,尤其是那些当红女政治家着装的品味与用心所在。这需要另文讨论,才能管窥其奥。但关于“服装政治”,我曾经有过一次小小的教训,且抖出来博方家一笑。话说当年小可初到机关履新,某日穿了一件自以为新潮的磨砂迷彩牛仔衣去上班,不巧与上峰狭路相逢。该上峰微笑着与我打招呼,并饶有兴致地看我上衣的品牌和质料,不住地夸奖:这衣服真好,真的很时髦!我诚惶诚恐,正有些飘飘然之际,上峰突然话锋一转:可惜啊,穿这种衣服在我们这样的单位出入,恐怕有些不合适?!上峰不费吹灰之力的弦外之音,让我次日便将心爱的牛仔衣无情地打入了冷宫。郁闷又能奈何?经验告诉我:在某些领域,着装不当,有可能误了区区前途!任何时候都不能穿容易暴露身份的衣服,更不能因着装不当而让衣服不经意暴露你的思想和你的内心世界!

抛开服装魅力不说,归根结蒂,凡人最后皆要回到服装最实用的层面上。张爱玲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注意,我们不是住在房子里,而是住在衣服里,——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贴身环境。中兴百货的另一个广告文案将张爱玲的发现进一步引申,“不安的人们居住在各自的衣服里寻求仅存的保护和慰藉,毕竟在世纪末恶劣的废墟里,衣服会是这个时代最后的美好环境”。岂止是世纪末,新世纪以来,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可谓狂潮汹涌逐浪高,在强大的拜物教面前,在房价畸高、房奴黯然神伤的当下,衣服,不论它是棉料丝质,也不论它是名牌还是大路货,它依然是我们可怜的红尘肉身最后唯一的庇护所。                       


 


 


 


 

在散文里邂逅长江


 

刚从梦中醒来,我就在《散文》里遇到学群的《长江》,并随着那绵延不绝的滔滔江水,流淌了一个表面平和宁静,内心却波涛汹涌、风云激荡、山水相送的上午。其实,又何止数个小时?时光一闪,把酒临风,大江东去,弹指间长江一泻已是千秋万代;潮起潮落,日升月沉,花开花谢,人生的起伏跌宕,只在一念之间,快意恩仇,生命已完成涅槃的传说。

这是一个人的长江。这是壮阔大美的长江。是的,同样面对长江,诗人、政客和寻常人物,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都可能产生异样的情怀。这就是长江的魅力,也是一切近于神秘的自然造化的魅力。

从圣洁雪山上滑落的一滴,沿着峻峭的冰川一脉,将世间最清朗的阳光、最明媚的月光和最洁白的云朵,凝聚、萃炼而融化为一缕至性柔情,涓涓成溪,汇成一路或婉约缠绵的清曲,或豪迈狂放的劲歌;自青藏高原云端,沿唐古拉山脚畔,滴水穿石,一路呼风唤雨,以柔克刚,一路迤逦行来;以水会水,集少成多,由弱而强,同心俱往,越过高山草地,淌过沙漠滩涂,一路只以谦卑低就的姿态,奔向大海。这是水的唯一梦想?融入大海,消失于大海,水才能获得永生?

学群的语言是舒缓的,他就那样平和地轻声叙述着,宛若长江自白,江湖河流的成长,一一被温情滋润。江水绝决向下奔流,江鱼却奋勇逆流而上。千帆过眼,天才的诗人,掬一捧涵蕴着天地精华、冰心雪魂、山灵石髓的长江之水,饮一杯旷世风流,遂得流芳千古的大诗美文,幸与长江齐名,奔流在中华民族古老而年轻的精神长江里。

长江流日夜,万古涛声奇。但凡这长江亲吻过之处,一场大雪,一阵细雨,一片芦苇,一群牛羊,甚至一匹可怜的老马,一挂悬崖,几只斜飞的燕子……在这生机盎然、灵气氲氤的江水中,都获得了蓬勃朝气。甚至一朵浮云,几星不知名的野花,以及夜晚偶然掠过野花的点点流萤,都因了长江的声势而获得永恒的征象与传奇。

是的,这是雄性的长江,也是母性的源头。

这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长江。这是曾经无数次打湿过民谣、诗歌、曲赋和小说作品的长江。而这流经散文中的长江,却与俱往的长江有所不同,同样是真情流淌的长江:在散文的长江中,却没有呆板单调,没有庄严大词,没有高谈阔论,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教科书式空洞无物的说教;有的只是纯粹干净的自然情趣,以及柔美丰润的颖悟。那是处子之俊逸风姿,那是处女之丰腴神美,那分明是天然一段风骚!

这奔流不息的长江,孕育了李白、杜甫、东坡一流人物。江水回旋八百,源远流长的长江文化,暗藏着多少惊世骇俗的玄机?人性的长江里,即使一个小小的水湾,也是如此惊艳,如此销魂:

水在这里转了一个湾,一个多美的弯,美尽天底下的曲线!要不是少妇丰满的臀,就一定是她的乳房在人的细软处扫了一把。


 


 


 


 

林青霞:总带给人意外的惊喜

人生就像一场戏,有些人一出场就能给人带来意外惊喜,比如影视圈传奇人物林青霞。无论是初出茅庐的青涩娇艳、英姿飒爽,还是纵横影视圈的刀剑风流、凌厉卓绝;即使退隐江湖的绝决淡然、一笑倾城,或再度复出影坛的雍容华贵、惊鸿翩跹,这个百年一遇的美人,都能给观众带来无尽惊喜和无限期待。

我对影视圈的所谓潜规则从不感冒,对明星们风花雪月充满戏剧性的另类生活并无兴趣,无论丑小鸭忽变白天鹅一夜成名的惊艳传奇,还是票房毒药、咸猪手、诈捐门一类破事,抑或二奶小三老四争宠,乃至骇人听闻的艳照门事件,我都付之一笑:人家是演员,只不过习惯性地误将现实生活当艺术实践了而已。明星也是人嘛,何况人家如此敬业,何必总盯着非常隐私一类的尴尬事呢?如果我等也有明星们那样的生活条件,说不定也会犯他们一样低级无聊的错误啊!

中外影视圈美女如云,允称性感尤物的魅力女人诚然不少,但能引起我精神和心灵礼敬的却屈指可数。我得承认,我对林青霞的特别关注与心向往之,绝对是纯真而浪漫的例外。这个在演艺圈里叱咤风云多年,星路与情路一样跌宕多姿的女人,我既不愿用“德艺双馨”、“杰出人物”、“表演大师”那样的通用评价来定义她;亦不愿用“女神”、“仙女”、“资深美女”、“梦中情人”之类的符号来指称她,我觉得这些都过于老土而天真,不仅浅薄而且不符合我“70版”的身份。正如我当年对灰姑娘戴安娜王妃充满敬爱一样,只因为她们身上所焕发出来的女性天赋柔情、青春睿智和人格上独具的那种崇高的大美、大爱与大善。那是人性的光辉,是人类得以持续存在的绝对真理。

林青霞的出现和存在,以及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堪称“一个意外的惊喜”。这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演艺圈人见人爱、自由游走于阴阳两极的旷世才女,从早期出道时的青纯玉女到后来的英武女侠形象,从红尘情爱到江湖恩怨,始终以其“无人可匹敌的美貌”(金庸语)和精湛的演技,给粉丝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和美的享受,亦赢得了诸多殊荣和几代影迷的崇拜。甚至“老大嫁作商人妇”后,林青霞息影相夫教女、随圣严法师参禅礼佛,偶然捉笔写点性情文字,都能给人带来惊喜。

艺人能为文字,能坚持写作且写出美文的人并不多见。前些年读林青霞的散文,是爱屋及乌的感觉,文笔如何,印象并不深刻。近读林青霞的一组散文,于我真的是一番意外的惊喜。在《“你是不是林青霞?”》开篇,她坦言:很喜欢带给别人意外的惊喜。这不是矫情,也不是做作。无论在香港诊所、台北街头,还是在上海机场,甚至在自己出生的台湾小镇,只要有人惊喜地问她:你是不是林青霞?这个平素很少接受采访的天字号女人都会主动示好:我是林青霞!在祖籍地山东旅游时,她亲切地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用家乡话问好,直让老太太惊呼:“矮又垒!枕滴使令晴下。”(乖乖!真的是林青霞。)告别老太太回到酒店后,林青霞担心老人因兴奋可能告诉旁人林青霞到过她家而无人相信,于是又请秘书给老人送去一张签名照片和买礼物的钱。结果老人半天都不肯开门,说是她打电话给儿子,儿子根本就不相信林青霞会光临他家,他提醒老太太,“那些人是骗子”(《家乡的风》)。是啊,谁会相信呢?不必说蜚声国际影坛的名媛大腕,你看看现在但凡有点浮名的影视演员,除了走红地毯作秀外,出现在哪里不是墨镜遮眼,还要让保镖经纪人围着护着,谁肯轻易与你搭讪?也难怪,因为她们不是林青霞!

林青霞的散文写亲情、忆旧人、秀恩爱,感觉很入世,笔意颇从容,平和冲淡而不失隽永。她的文字朴素干净,单纯清澈,可能是跟随“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的“学问僧”圣严法师悟禅问道的缘故,她的文字里有禅意,是浅浅的月光下的清泉,有闪烁的星光,还有淡雅的烟火香。说实话,林青霞是超级美女,文章却未必艳称美文,虽不是绝妙好辞,但其字里行间无不回旋着优雅的至性温情与人生眷恋。文从字顺,感情真挚,收放自如,也实属难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真佛家只说家常话。她的文章无经营痕迹,无脂粉气息,基本上皆为白描素写,大有素面朝天的趣味。读这样的文字,真的是“既温暖又有安全感,就仿佛是我小时候握着父亲大拇指那种感觉一样”(《牵手》) 。

前尘似梦,在水一方,昔日冰雪聪明的玉女依然令人销魂;往事如烟,灯火阑珊,曾经风华绝代的烽火佳人迄今东方不败。为这个“穿起女装就是最美女人,穿起男装就是最帅男人”的女神花十年写一本《永远的林青霞》,日本作家铁屋彰子的辛苦是值得的。“甘心拜倒在她脚下,做她的裙下之臣”,亦舒之叹,正合我意。如有机会在云南邂逅林青霞,我也会用山东话给她一分意外的惊喜:“矮又垒!请下垒勒。”(乖乖,青霞来了)。                 

张中行:童心不泯,叟言无忌


 

季羡林先生誉张中行乃“高人、逸人、至人、超人”,称其学富五车,腹笥丰盈,文章“只须读上几段就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是鲁迅、沈从文一流人也。季老如是推赏中行先生,惺惺相惜,足见士人淳厚抱朴、谦逊包容之风不绝,亦可见中行先生文如其人、人文守一,允称士林楷模矣。

我喜欢张中行老先生,不仅喜欢他“朗润园”睿智豁达、妙趣横生的本色美文,喜欢他“都市柴门”的平民意识和真实的小民自觉,更喜欢他言语坦诚、思想透明,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头顶着国学大师桂冠的文化名人,即便到了耄耋之年,面对人生尖锐的问题,也坚持说实话,不隐讳,不矫情。“美人原不须修饰,名士由来要率真”。这才是大师风范,非庸俗寻常之辈和沽名钓誉、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伪大师能望其项背。

年届九十高龄,在病中接受专访,面对“死亡”这一重大问题和相关敏感话题,张中行依然故我,“叟言无忌”,有一说一,敞开心扉侃侃而谈,谈得坦然、深刻。面对“你是否怕死和如何看待生死”这类问题,张中行坦言“怕死”。他说,“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因为“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至于生死,只能任其自然。先生甚至不讳言,“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他不怕人讥贪生怕死,也无惧“软弱”之讽,他认为小民没有义务对国家兴亡、民族危难这些大事承担责任,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此论是否有违我们一贯的常识教育?他不管,我们亦姑且不论,我只喜欢他的率真,佩服他的勇气。因为他说的也许就是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谈到“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时,用句时髦话说,张中行的回答可谓“雷人”矣。他不无幽默地说,“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而老年人没情人,“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说到情人,张中行毫不回避,他坦承自己有情人,进而断言“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他说,文人多情。西方有哲学家讲,遇绝代佳人不动心,你就对不起上帝。“一般来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此亦公允之论。转念一想,试问又有多少人敢如此坦白?除了千古性情狂人如金圣叹、李敖者流,如果不是出于野蛮的炫耀和下流无知,想必那些包养了若干情妇的达官富商也不肯当着媒体说自己“有情况”罢?

张中行对人的评价,亦可谓襟怀坦白,直言而有灼见。关于周作人,很多自以为品行高洁者对他皆极尽恶声,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学人,无不痛斥其汉奸嘴脸,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废其书。而张先生则认为,“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即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窃以为此乃知人之论也。辩证法虽妙,却很少有人用到当用的地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谈及年轻时的恋人杨沫,有人告诉张中行,杨沫在其回忆文章中曾暗示他们的分手是因为张的负心、落后。张中行对此几乎不置辩词,即便杨沫去世,他也坚持认为,他们分手的原因,是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他不参加杨沫的追悼会,也绝不说她的是非。他要说的,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希望他说杨沫的坏话时已说了;面对革命小将们的威吓、辱骂,他在所谓揭发材料中称赞身陷危境中的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为之奋斗。我相信,张中行说的是真话(我猜,若非迫不得已,也许他极不情愿如是说)。

张中行敢讲真实话,习惯于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以为是因为他一生“多疑”、“存疑”,不肯随便“遵命”。他相信罗素的判断:你教的学生他不信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他向年轻人推荐罗素的《怀疑论集》;他给年轻一代的忠告,“这就是多念书,少信宣传。学问往上看,享受往下看”。诚哉斯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几个始终愿意讲良心话,知识分子有发肺腑之言的胆量和勇气,哪怕他们说的话“不合时宜”,比较尖刻、刺人、逆耳甚至偏激,让称孤道寡者和习惯于说谎者不舒服、不高兴,我觉得绝非坏事。忏悔意识和忏悔行动,从来都是挽救灵魂的最后希望。相对而言,我更支持“危难当头”或“关键时刻”说真话,而非事后去向谁忏悔。因为忏悔正如后悔一样,往往于事无补。

张中行有一帧小照,是与一头小毛驴的合影,收在《负暄絮语·不合时宜》一辑中。我以为别有寄托焉。驴脾气,颇有些与知识分子神似。至于中行先生的品性,正好可以拿他论梁漱溟和北大精神所倡导的五项要点来概括: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受大而众之压力,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挈驾的享受,五也。卑意以为,此五项诚然是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标杆也。

烈士暮年,执迷生命依旧有如赤子,开口说话依然言无禁忌。这就是张中行,一个毕生追求自由精神、特立独行、热爱生命的思想家。


 


 

北溟鱼:风流人物在路上


 

“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想到这两句诗,就会想起魏晋,想起一些精神上景仰的人:他们生动夺目而真实地存在过,最后以优雅从容的姿态归于令人难忘的永恒之沉寂。

“魏晋”(220—420)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庙堂多事、内乱频仍、门阀斗争异常激烈的特殊时代。在短短200年的时间内,为家天下计,有多少英雄俊杰甚至堪称天才者喋血宫阙,又有多少无辜的平民百姓殒命荒野?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且越有个性越容易出名和越容易做官,政权不断更迭、世家豪族多灾、江山随时易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却孕育了孤高独立、清朗玄妙、自然灵动、率真任性、狂放不羁的魏晋风度。如珠玉般散落在古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中的魏晋名士,无疑是一道独具审美趣味、奇异瑰丽的人文风景。这个自魏晋以降即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和天下读书种子的独特群体,迄今光芒依旧未减。可以说,高标独帜的名士风范和名士精神,一直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一缕白云、几只野鹤。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演讲稿中,用了几个关键词,如话家常一样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魏晋士人的脾气和贵族的生活时尚,廓清了魏晋文章之风格流变。先生说正始名士服“五石散”毒药,因为要“发散”(内热),固而“宽袍大袖”,“不鞋而屐”,表面飘逸内里实则很苦;竹林七贤诸名士居丧之际,饮酒食肉,如此亵渎礼教居然引领时俗,因而获得“名士派”的美称。早年读到此论时,我只当作迅翁之幽默会心一笑而已。但先生关于魏晋诗文风格从魏初之清峻、通脱到华丽,最后归于东晋之平和恬静的见解,我还是叹服的。自魏初至晋末,从建安七子到东晋陶彭泽,名士们从诗文、药酒与清谈并重兼擅,到后来便只剩下诗酒之功了。对此间名士生活及文章风格的流变,迅翁指出 ,尽管“时代不远,变迁极多”,但不管如何变化,无论高远古风或是田园山水诗,任何诗文都不可能完全超越于政治,超出于人世间;毕竟,“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这一点很重要,他让我们相信:名士也是人,而且是有情的凡人,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诚然,诗文、药和酒,已成为一种经典的名士道具。何谓名士?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很简单:指旧时以诗文著称或名望很高而不愿做官的人。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后来以名士自居者,对此颇以为然。窃以为此论只得名士表面风流之一种耳。真正的名士,其核心价值是“士”而非“名”。名士不仅能于诗酒中涵养性情,寄托人生,而且能从诗酒之外俯仰天地,品察物类,对宇宙人类别具悲悯情怀,对家国命运亦有深沉担当。他的内心是自由的、感情是真实的、精神是独立的、行为是坦荡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特立独行、思想自由、精神傲岸。总之,吃药养生也好,喝酒吃肉也罢,清谈玄言也好,诗赋文章也罢,魏晋风度,皆离不开这美丽尘世间的热忱追求与率性真情。这是以天下苍生为担当,以故国家园为寄托的知识分子的夙愿。然而,如今“名士”典范之于我们,只不过是一种想象中的自慰罢了,心是向往的,但行止上,岂敢逾雷池一步,何曾有一丝真名士风采?当然,我们有时也会借他人杯中酒浇心中块垒,也会学着吃各种药,逼急了也写几篇性情文章,偶尔也参与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辩论。但我们喝酒,总掺杂了太多功利算计,即便开怀畅饮,喝得不省人事,喝得受了内伤,也喝不出旷达无我的真性情;我们吃胃药、吃昂贵而虚假的保健药品,基本上只为暂时的疗伤养生,心底并没有朴素而痴迷的“永生情结”(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我们写文章,搞辩论,也只是出于一时的应景行为,没有持续的激情和伟大的追求。所谓文以载道、辩明真相和真理一类高尚理想,似乎只是愤青或文青时代曾经的梦呓了。

魏晋名士,在一般读书人的印象中,多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有些难以言表的迷人光华,更多的则是神秘和悬念。也难怪,我们只是从《世说新语》和零星的历史小品中认识这些名士的,他们的妙语清谈、率性才情,甚至他们的玉山之姿、奇容怪貌、异癖特性,似乎都让我们着迷、好奇。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名士,其实就是一种传说,一种想象,或者竟只是“道听途说”。

北溟鱼的《风流绝》以惺惺相惜的情怀和笔调,以现代人的眼光和理念来解读魏晋名士,不仅写出了他们风流倜傥、荣耀千古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内心苦楚与精神征象;写出了他们绝世的才华性情,也写出了他们永恒的追求与失落。她将魏晋名士按时序分列归类,将“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中朝名士”和“东晋名士”囊括其中,让他们逐一登台亮相:54个鲜活灵动、气象非凡、风流卓绝的名士跃然纸上;一轴恢弘大气、色彩斑斓、蔚为大观的魏晋历史画卷尽收眼底。北溟鱼以其敏锐而阔大的视野回眸魏晋这个“短暂而混乱的朝代”,以俏皮而犀利的观点诠释名士风流之真谛,她旁征博引娓娓叙述他们曾经动人的故事,其意“不奢望能够传递他们的光华,只希望有更多的人发现这些曾经的光辉,发现内心的光华”。这愿望是朴素而真挚的。毕竟,朝露般的人生不仅极短,而且大多数人终其一生的经历也很迷乱。不论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还是僧道名士、寻常百姓,也不论他戴着如何华美、怎样另类的面具,他终究希望能活出自己,活出一分价值,如野花自由绽放,似小草随意成长。作为愤青或文青的我们,也有过风华绝代、年少轻狂岁月,也曾经历过得志失意、迷茫困顿,但彼时内心深处,也偶然如昙花一现闪烁过魏晋名士一样迷人的光华!哪怕只是迅如闪电,终究还是有过一次让人骄傲的耀眼光芒啊。

名士隐居的山林已遭野火焚毁。繁华事散又千年,尘世的黄粱梦迟早要醒来。在城市疯长、乡村沦落的今天,在权力、金钱和情色通吃的时代,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名士尚有种乎?魏晋名士的人生境遇,充分说明了士人蜕变的必然趋势:当士人发现政治已无须他们议论时,他们只能去做文人,躲进诗酒或深山老林中,去过另一种心灵生活。这种由士人而文人的嬗变,无疑与时局和政治氛围相关。当文人成为政治的附庸,士人曾经的千古抱负,也就只能化为诗酒之余的人生乐趣了。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精神生活的流变,迄今依旧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知识精英:当治国平天下的职业抱负无计可施,有心无力,几经挣扎之后,既不能以身抗暴,又无意以身殉道,“士”无知己可死,何不顺势放下一切,保命修身,维护尊严,另辟蹊径以畅心意?庙堂月黑,江湖风高。人间到处是非,官场没有清白。裘马轻狂,少年风流几何?算人生又是白头。高楼把酒,迎风回眸:来路坎坷,归途有梦,何不借助内心的光华,按自己的意愿和恰当的方式圆满这弹指浮生?我们仅有的一辈子,不为祖宗活,不为皇上活,不为天下社稷活,就为自己真实地活一回,也许才是人生最大的价值与快乐所在。

《风流绝》是魏晋名士的挽歌,也是为天下担当得起“名士”二字者的悲情吟唱。这是一个才情俱佳的妙龄少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敬之作。北溟鱼坐拥典籍宝库披沙拣金,她侃侃而谈,仿佛胸藏百万诗兵。她娓娓道来的历史掌故与见识丰盈博大,信笔之处妙语如珠高见迭出,议论风生持论雅正。最为我推许者,乃其神情淡定文字从容而思维飞扬,谈古论今或以前人喻来者无不妥当,且不乏诙谐和潮言慧语。

——北溟有鱼,这当然是一个隐喻。我相信她有扶摇直上、鹏程万里的那一天。所以,最后我想说一句狂话,名士不死,风流不会绝,风流人物在路上!

(2010年11月16日)


 


 


 


 


 


 


 


 


 


 


 


 

无关风月:《金瓶梅》?情色文学及其问题


 

姑容我冒昧判断,在任何一个时代,公开谈论《金瓶梅》的意义都是一件复杂而危险的事。且不说这本奇书承载着多少博大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和历史人文价值,单就“天下第一淫书”这一粗鄙的定论来看,《金瓶梅》从一问世便注定了它的传播前途和命运:臭名昭著的禁书、被删节或偷偷摸摸的“地下阅读”。经验反复提醒我们:情色虽然诱人,但通常情况下公然“欣赏情色”却是不道德且不明智之举。寡人有疾,可以狂喊;寡人好色,岂敢声张?聪明的世人皆作如是观:人间有些事尽可以悄悄地享受,大者如一本正经理直气壮地窃国弄权,小道如贞男烈女道貌岸然地偷情买笑,却千万道不得也;吃饱的人可以偷着乐,还可以拍着肚皮喊饥饿。

也难怪,大多数中国文化人,甚至但凡识文断字者,对《金瓶梅》的感情基本上都是好奇的、神秘的、暧昧的,很多人表面假装不屑,内心却渴望着先睹为快,来一番古典的惊心动魄的感官体验。据江湖传说,正版的《金瓶梅》,只有从事专题研究的学者教授之流和部分贵人方能读到。余如我辈平民,只能看到删节本(有时竟是地摊上流传的另类变相色情读物),以窥一斑。偏我不买账,既无缘欣赏原汁原味的原著,所谓精选之删节本也就入不了浊眼。不如看有幸研读此书的高人笔记,比如侯文咏的“私房阅读”,或许加上想象,也聊以解闷罢。伊索笔下那只狐狸说: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我读不到《金瓶梅》原著,也就只能借酒说几句无关风月的酸话了。

说到禁书,且不论政治和宗教因素,单以“诲淫诲盗”恶名而遭禁的书,古今中外都不少。据说“文革”时期一本《少女之心》的手抄本,曾经让多少不怕“腐蚀”甚至掉脑袋的年轻人读得心猿意马、心惊肉跳。我没读过这本“黄色书”,但后来读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早安,朋友》以及新锐美女作家们横空出世的部分“下半身”作品。我的感觉是,大部分以“色情文学”名誉吆喝招徕或吸引读者的作品,大多上不了层次,基本上都是玛格丽特·杜拉所谓“让人快活的东西”,咸湿笔墨晕染之处,要么有性无情,要么矫情无性,更有滥情乱性的怪诞臆想。后来我又粗略浏览过一套号称“伟大得近乎罪恶”的世界女性性爱小说集,就性描写之大胆及笔力功夫而言,可谓登峰造极矣。可惜,从原始的性崇拜到虚幻的性沉迷再到挥霍的性泛滥,乃是一切情色小说的宿命。激情四射的作家们除了展示展览赤裸裸的疯狂肉欲和“让人勃起”高潮不断外,早已将感情审美与精神升华这种光荣责任和高尚使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说到以“……”或“□□□”这类洋货或国货表示避讳或省略文字的做法,鲁迅先生曾有精彩评论;贾平凹先生当年作《废都》,则颇得此法(删节)之妙用,每行文至干柴烈火欲燃、男女欢战正酣之际,辄以令人目眩的方框布迷魂阵曰:此处删去若干文字。殊不知此道小矣!才力不济,想象贫乏,或拘于姿势笨拙,床上功夫有限,肉搏技术欠佳,故弄玄虚遁笔而去。先生忘记了:纯粹的男欢女爱是正常的,自然的性爱是快乐无比的,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绝对英武威风,何苦非要残酷地于中途打断,非让英雄儿女无用武之地,非要让人意淫?有时,想象苍白,何妨直接真实飞一笔?毕竟,白描也让人热血喷张。但不要窥淫成癖才好。毕竟,审美是爱欲的最高境界。

很不幸,也很有些“偷情”趣味,对于色情文学,许多人只是私下里看过舒琪、李丽珍、叶子媚和吴家丽香艳上演的港台三级片;如果看过《金瓶梅》,也只是看过单立文、神乃麻美(杨思敏)们赤裸裸、汗淋淋地演绎的成人电影。那只是感官与视觉收获的一次意外快感,而非心灵和精神意义上的动情审美。冲动是有的,激情也势如烈火,遗憾的是,有限的冲动过后就是极端的颓废,短暂的激情过了内心只余一片茫然。如果还有羞耻感,可能还会夹杂着淡淡的忏悔与一丝可怜的道德自责。

说到情色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非我所能阐述。我且偷个懒,不妨用一位研究过《金瓶梅》的学者的发现来作一交代。著有《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的台湾作家侯文咏说,“我很难形容阅读《金瓶梅》时那种被撼动的感觉”,“在四百年后重看《金瓶梅》,我们能感受到的视野与颠覆还是远远超出那个时代的。”因为他发现“《金瓶梅》提出了一个很简单、根本,但却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当价值不再,一切只剩下欲望时,生命会变成什么?”——这个多少有点哲学意味且略显沉重的问题,即使我有机缘研读《金瓶梅》,就算被其“撼动”无数次,我想我也无法回答。“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红楼梦醒之际,这个悲剧命题,卑意以为就是情色文学之价值所在。

(2010年8月30日)

天地恒昌,谁共我狂


 

读罢《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读书》2010第3、4、5期,刘梦溪著),难免叹一声:我为卿狂,谁共我狂?!

作者从一阙《浣溪沙》,耐心地爬梳中国文化之狂者之诞、狂者之长及其消亡之史实,颇有为“狂者”吟唱挽歌的深意。

词曰:丹枫何处不爱霜,谁家庭院菊初黄,登高放眼看秋光。//每于几微见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书生留得一分狂。

此词言浅意深,平和娴雅,温柔敦厚,总体态度可谓不卑不亢。结句既是词人自许,也是对天下读书人的一种期待。吟咏再三,回味无穷,大动心扉,尤让我感慨万千。

词作者何许人?吾腹笥空洞,只知是女作家木令耆收藏、世界史专家吴于廑的一帧书法。

书生究竟当留几分狂?词作者和文章作者的期望都不高,只希望知识分子能保留“一分”可爱的狂气。举目今日之所谓精英族群,衮衮诸贤,能有一分真狂的书生又有几个?就算只此一分,也真的难得。

“狂”,中华民族中精神分子之根本特质也;或谓: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与处世风格之天然外在表现也。

“狂”义深厚而广博,其内涵亦因时而异,因人别解。撮其大要,极而言之,狂有正、反大义之泾渭也。正者如:狂者、狂客、狂士、狂友、狂儿、狂狷、狂直、狂才、狂放、狂喜、狂歌、狂吟、狂兴、狂欢、狂草、狂墨、狂气、狂怀、狂艳。以《世说新语》之论,此“狂”皆含赞美、嘉许之意,是士人之风流高标,是精神生活中的惊涛、高潮。狂而达至极者,则美称曰:智狂、圣狂、龙性之狂。

“狂”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自魏晋勃兴以来,一直是中国士人热捧和竞相效仿的一种精神表现。这正是中国士林“狂事”迭出,“狂潮”迭起,“狂风”不减的因缘所在。魏晋多酒狂、清狂、佯狂甚至色狂;唐宋元则以诗狂词狂曲狂为最,明清季又纷然角逐所谓圣狂。以此为上限,可谓代有狂人领风骚,而狂士中亦颇多有为者。明清易代,一向繁华旖旎的西湖,陡然间竟成了清兵的“饮马之池”。兼之长达百年的文字狱和血腥的武力征伐,遂使士人沉沦,“狂风”稍逊。是时也,无论在野在朝,狂者仍有薪火相传,但是,“狂”意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成了一个令闻者心惊肉跳的负面词,诸如:狂悖、狂吠、猜谜、狂傲、狂谬、狂逆、狂纵、癫狂、狂浪、丧心病狂、轻狂、狂样子、猖狂,几乎从圣谕到草野村夫语,莫不以狂为天下之大不韪。所以,自清以降,狂士风光不再,狂者精神黯然失色(“狂隐”或许是有的)。当然,曾经的“举国皆狂”闹剧,另当别论。

作者是清醒的,他不无惋惜地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无狂(不能狂)的时代。一者,“士之能狂”种子几乎灭绝,适宜狂者生活的土壤不复存矣;二者,昂扬的科学精神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天生能够止狂、制狂,狂者在科学世界面前难免底气不足,想狂也难。

于今而言,狂而遭妒,狂而受困,狂而无用,因狂而丧失前程,狂而不遇者,想来并不鲜见。放眼人海,狂者有之,而知狂者稀。孔子观人以四品论,中庸者少,狂者尤少,狷者难觅,惟乡愿最多。

俗语云:天狂有雨、人狂有祸。祸字当头,谁敢轻易饮“狂泉”,纵有士之能狂者,又安敢为狂而放弃到手的真金白银、放下呼风唤雨的权势?原来狂者的风流,皆沦为风骚、风浪、风波而后风亦渐微矣。 

龚自珍说,“怨去吹箫,狂来说剑”,这当然是狂者的梦想与期盼。把酒临风,我欲狂呼:天地恒昌,谁共我狂?

“书生留得一分狂”,这期许也许过于卑微,却也未必就能当真。这年头,清狂、俊狂者堪与国宝熊猫相比,而狂妄鼠辈、疯狂之徒却屡见不鲜。书生当留几分狂?有狂资者究竟有几许?怒向刀丛觅小诗,偶从木石觅文章,这分决绝孤傲,这分清醒自觉,诚然难能可贵。虽千万人吾往矣,虽不能够砥柱中流,但决不随波逐流;虽不能发一语而正天下,也绝不人云亦云,猫学虎吠。

夫狂种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必将永远挺立。


 

当代中国文学:尽管平庸无聊,照样评奖重赏


 

2010年7月,由哈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的“哈佛中心”、复旦大学举行。在本次研讨会上,王德威、陈思和、谢有顺等文学评论家给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除了与文学无关的新闻和过多的喧哗,一切都看似平庸与无聊。

我对文学评论家们的批评意见完全可以负责任地放胆苟同。恕我眼拙且寡闻,近十年来我还真的没读到过一本“可以传世”的中国当代文学大作,即便能在瞬间引起我心灵震撼和情感共鸣的佳作,似乎也无从谈起。这使我这个书呆子一度转向重读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和海外一些经典著作。这就是快餐文化流行和碎片式功利速读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吗?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近十年来中国文坛好像从来就没有安静过,各种没有文化含量和有失艺术水准的花边新闻与类似泼妇骂街的口水战,甚至令我不齿的文坛老少争霸恶搞以及抄袭公案,似乎迄今也未消停。谓予不信,试看近来围绕韩寒及其主编的《独唱团》的各种争吵,可以说,非用喧嚣而拙劣的浅薄文化闹剧不足以名状矣。一个成长中的青年作家(尽管我不喜欢他的作品,但我愿意欣赏他独有的那点书生狂气),热爱他的人将其捧上云天还要煞有介事地用头顶着,生怕这个“意见领袖”不小心摔下神坛来;厌恶他的人将其踏入地狱还要用脚踩住,以防这个“戏子”冷不丁就真的能引所谓领文化潮流。一个韩寒,一本历尽审查折腾才诞生的民间小杂志,居然就在整个中国文化界形成迹近三流电视台性病广告似的恶炒。君不见,那些由各级文联掌控着的公办文学杂志,基本上已沦为一些有执照的作家、诗人和编辑的自留地,成了他们相互交换发稿的责任田。有人有能力办一本不拘一格、惟才华选稿的杂志,有什么问题吗?难怪,十年来整个中国文坛出不了任何思想深邃、艺术精湛,可以傲世的高雅之作,出不了大师级作家。原来文人们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与文学无关的无聊平庸之事件上了。这正如中国作家们不想承受青灯孤影之寂寞,想着怎样呕心沥血写出佳作去争取诺贝尔文学奖,而是盲目自大、天真而热烈地讨论,如何走终南捷径才能获得诺贝尔奖评委们的青睐。但我敢肯定,双程机票、景区门票、红包甚至顶级奢侈品这些小玩艺,绝对不可能打动诺奖评委们的“文学之心”。如是潜规则,在国内偶尔玩玩还勉强奏效。

有趣而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尽管评论家们都说新世纪以来的十年中国当代文学“非常平庸非常无聊”,然而这根本不妨碍各种文学大奖的热评,也不影响一些文人从中渔利。象征着中国文学最高荣誉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以及颇具影响力,以“争做关注高雅文化的风向标”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近十年来评选出来的那些名家、佳作,难道都是无聊之人、平庸之作吗?可是我又注意到,平心而论,那其中的一些作家和作品可真称得上当今中国文坛的杰出代表啊。这好象不是一个平庸无聊的悖论吧?何况,中国各级政府、大小文联和稍有名气的文学期刊,每年不都照样要评出若干文学奖吗?这让我想起一个与文学无关的现象:每年政府都要评选这样那样的先进人物,比如优秀公务员,名额是划分到每个单位和部门的,尽管这个单位根本就没一个人有资格当先进,可是,白给的指标不能浪费啊,那就一本正经地胡乱指定一个吧!不然,那政府预算何以开支?这当然是说笑了,因为我不敢也不情愿相信,那些年度文化名人和文学大奖也是如此这般按程序认认真真地“指定”的。    


 


 

《荷花淀》:优美的爱情轻喜剧 清新的战地浪漫曲

 

《荷花淀》是孙犁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是中国抗日战争文学作品中一出令人印象深刻、优美的爱情轻喜剧,一支清新动人的战地浪漫曲。它没有直接写战争的残酷惨烈与艰苦卓绝,而是通过冀中根据地几名青年踊跃参军入伍、人民武装一次巧妙伏击日寇的故事。小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抗战必胜的深层原因:在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中国最底层的平民、就连农村妇女都义无反顾地自觉投身于这场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了。它深刻启迪我们: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永远是祖国安宁与强大的根本。

毫无疑问,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离不开中国无数普通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奉献乃至牺牲。而这些平凡的国家公民,就像《荷花淀》里那些普通而优秀的青年男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没留下姓名。和平来之不易,天有不测风云,战争旦夕可能发生。在国际形势激荡多变、文化思潮起伏剧烈的当代,重读《荷花淀》一类红色经典,更加激起了我们热爱祖国和建设大国强国的豪情壮志与迫切的历史使命感。痛定思痛,居安思危。在“建设美丽中国”、全面推进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征程中,我们不仅要倍加珍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和美好生活,而且不断“需要一种火与血铸炼出的历史来注入心头,以使得为政做事能够增加一分责任和使命”。

《荷花淀》以优雅、清新、诗化的文笔,以平和、真挚、朴素的感情,委婉地抒写了现代中国平民的爱国之切、乡间爱情之美,充分体现了作家对“本来的朴素面貌”的艺术追求。作家并没有写卿卿我我、耳鬓厮磨的小儿女小情调的风月缠绵,作品中也没有空洞无物的高谈阔论和矫揉造作的豪言壮语。但通过美丽而富饶的白洋淀小苇庄七个青年积极参军,几个年轻小媳妇因牵挂丈夫并外出寻找亲人这一看似简单的情节,生动地写出了战争年代后方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自豪感、使命感和大热忱,展示了烽火岁月中那一代年轻儿女淳朴、炽烈而甜蜜的爱情。

小说写得明快、轻盈但不失厚重。说它明快、轻盈,是指文笔的生动简洁和构思精美,作家以通俗、平实的口语化语言,如话家常般娓娓而谈,读来感觉仿佛不是小说,而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定格;说它厚重,是指其主题宏大、内涵丰富,短短一篇不过五千字的小说,既写了动人的爱情故事,也寄托了深沉的爱国情怀,还写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它写爱情之美,不动声色却令人心向往之。不妨以水生的媳妇为例,看看这个心灵手巧的女人,是如何细腻地表达自己复杂、真实而温柔的感情的。小说开篇即以诗意抒情的语言描写她一直在月亮下编织着苇席,耐心等候丈夫归来的梦幻般恬静的情景:“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木兰当户,月下织锦,那是一幅多么优美的现代水墨乡土风情画!当水生回来后告诉她自己已报名参军,“明天就要到部队上去了”。她的表现是那么可爱可信而令人心生怜悯之情:“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她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当听到水生称赞她“开明”时,“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没有哭。”水生到别人家去,鸡叫的时候才回来,而“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直到水生最后告诉她“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一个温柔贤惠、多情大度,内心充满眷恋与无尽牵挂的战争背景下的女人形象呼之欲出。你看——男人们走后才两天,便有四个青年妇女来找水生媳妇商量,明着谁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想念、牵挂自己的男人,几个妇女却以要“送衣裳、说句要紧话”一类笨拙的理由,硬是冒险偷偷划船到对面的马庄寻访爱人。其间那有一搭、没一搭,看似漫不经心的对话,更是生动地写出了女人们的矜持与羞涩:她们其实放不下“自己的狠心贼”——勇敢而亲爱的丈夫!

说到战争,孙犁笔下的战争总是显得有点轻松,仿佛游戏,这是被苛刻的批评家所诟病的。庄周在评论他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时就指出,老先生写战争总有点兵不血刃的感觉,没有稍微象样些的战争场面,“说句冒昧的话,我读着就有股田园诗的意味,几乎会作孽地想:战争真好。”但在我看来,如果我的判断不是想当然的冒失话,窃以为这近似于“美好的战争”则充分体现了作家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展示了正义必胜、人民必胜的坚定信念。《荷花淀》里这一场伏击战,虽然不乏紧张的气氛,但庶几是以欢快、喜悦的笔调来叙述的,其结局自然是有惊无险的完胜:几个青年妇女寻夫不遇,却在白茫茫的荷花淀里意外遭遇鬼子的运输船;在躲避敌人追袭时,她们则在无意中将鬼子引入了他们丈夫的伏击圈。——与当代那些越写越复杂让人看了一头雾水的所谓先锋小说相比,《荷花淀》故事情节看似简单,但其能指和寓意却并不简单:因为通过战争的考验和洗礼,一度被水生视为“一群落后分子”的女人们,最终成长成熟起来了:“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亩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似的海洋里。”不错,在那个非常的时代,那些曾经唯丈夫是尊,保守恋家,温柔敦厚的农村妇女们,残酷的战争并没让她们走开;相反,在“家门口的战争”教育下,她们终于独立自强地武装成为了有思想、有作为的一代女英雄。

 

 

我内心的内花雪月  (序)

爱情地图

床前的月光

梦醒后,我又失去一首诗

底牌

城市配角(三章)

此心即彼岸

母亲

三十岁的秋天

走在秋天的边缘

异调情歌

沿着春天的方向

背景

旧时书信

关于一张白纸的另类叙述

心上醉翁亭

独上幽州台

公元2003年春天纪事(三章)

月光的三种读法(三章)

悲情沸腾的人生之歌

词苑双璧(二章)

人体零件的另类诗意解读(九章)

红嘴鸥让春天的高原春深似海

剑客

金色的向日葵

在凌晨听到鸡鸣

麦子熟了

乡愁

玫瑰的境界

颂诗

在梦的悬崖上

寂寞

艳遇

目的地

广陵散断想

童年

山村月夜

山妹子

推敲一道门

如果花突然开了

我隐居在我的内心深处

起风了

无题

我决定留下希望

春天收到的一条短信息

现代归去来辞

树叶、或者手相

夜读古碑帖

忧伤的呓语

今晨我关了手机

进城的蟋蟀

夜归人

邂逅自己

一个人的精神之旅

献歌

时间

与天地默契

站在玉米地边上的老妪

真相:当下的一种生存状态

在酒中游泳的鱼

中秋的清唱

总有一场雨

时光倒流

心境:游向白云的鱼

在路上

像紫色风铃我的心

阅读风景

写给母亲

敞开心灵

接近自然

独自上路

打捞人生岁月如流

目     次

 

自序

第一辑:爱的旅程

远去的女孩

天国遗火

青春纹痕

爱的旅程

缅桂花

春天的素描

默读仅有的一棵树

给莲子

玫瑰之门

月升之际

风铃

驿站

 

第二辑:寻找果园

清明

台阶

寻找果园

生命断章

新月的颤动

摘果

最初的树叶

鸽子:最后的警示

寂寞是一朵鲜花

忽闻马啸

重复

 

 

三辑:风花雪月

回答

午夜的旋律(二章)

春天的窗子

负载使命

难是命运女神的玩笑

夏日断章

站在路口

邂逅吉他

风花雪月(四重奏)

漫过生命高度的温柔

把伞收起来

 

 

第四辑:接近村庄

访望川寺(二章)

十月的邀约

悼爷爷

山之魂

午夜星光

一间小白屋的回忆

夏夜纪事

春晓

接近村庄(四章)

兰茂(二章)

倾听阳光

一只在大地上散步的鸟

秋日原野的舞蹈

消失的行道树

 

 

第五辑:在心灵高处

灵感

日子

怀旧

我说了我不能不说

印象

心事

缪斯

天空

深夜读诗

盛宴之后的饥饿

在心灵高处

梦如飞蛾

回首辉煌

 

 

散文诗自选集                                        

 

 在                                

 心

 灵

         高

         处


张凌/著







目     次

      

        自序…………………………………………………………(1)





 第一辑:爱的旅程


        远去的女孩…………………………………………………(2)

        天国遗火……………………………………………………(2)

        青春纹痕……………………………………………………(3)

        爱的旅程……………………………………………………(3)

        缅桂花………………………………………………………(4)

        春天的素描………………………………………………… (5)

        默读仅有的一棵树………………………………………… (7)

        给莲子………………………………………………………(9)

        玫瑰之门……………………………………………………(10)

        月升之际……………………………………………………(11)

        风铃…………………………………………………………(11)

        驿站…………………………………………………………(12)

     

 第二辑:寻找果园


        清明…………………………………………………………(13)

        台阶…………………………………………………………(14)

        寻找果园……………………………………………………(15)

        生命断章……………………………………………………(18)

        新月的颤动…………………………………………………(19)

        摘果…………………………………………………………(20)

        最初的树叶…………………………………………………(21)

        鸽子:最后的警示…………………………………………(22)

        寂寞是一朵鲜花……………………………………………(23)

        忽闻马啸……………………………………………………(24)

        重复…………………………………………………………(25)

     

 


三辑:风花雪月


        回答…………………………………………………………(25)

        午夜的旋律(二章)………………………………………(27)

        春天的窗子…………………………………………………(28)

        负载使命……………………………………………………(28)

        难是命运女神的玩笑………………………………………(29)

        夏日断章……………………………………………………(29)

        站在路口……………………………………………………(30)

        邂逅吉他……………………………………………………(30)

        风花雪月(四重奏)………………………………………(31)

        漫过生命高度的温柔………………………………………(33)

        把伞收起来…………………………………………………(34)

   


 

  第四辑:接近村庄


        访望川寺(二章)…………………………………………(35)

        十月的邀约…………………………………………………(36)

        悼爷爷………………………………………………………(37)

        山之魂………………………………………………………(38)

        午夜星光……………………………………………………(39)

        一间小白屋的回忆…………………………………………(40)

        夏夜纪事……………………………………………………(40)

        春晓…………………………………………………………(40)

        接近村庄(四章)…………………………………………(41)

        兰茂(二章)………………………………………………(43)

        倾听阳光……………………………………………………(44)

        一只在大地上散步的鸟……………………………………(44)

        秋日原野的舞蹈……………………………………………(45)

        消失的行道树………………………………………………(46)

        

     

 第五辑:在心灵高处


        灵感…………………………………………………………(46)

        日子…………………………………………………………(47)

        怀旧…………………………………………………………(47)

        我说了我不能不说…………………………………………(48)

        印象…………………………………………………………(48)

        心事…………………………………………………………(48)

        缪斯…………………………………………………………(49)

        天空…………………………………………………………(49)

        深夜读诗……………………………………………………(50)

        马……………………………………………………………(50)

        盛宴之后的饥饿……………………………………………(51)

        在心灵高处…………………………………………………(51)

        梦如飞蛾……………………………………………………(52)

    回首辉煌……………………………………………………(52)









 

自序


 

刹那间的人生能成就什么?

如花的岁月,草样的人生,我们想怎样渡过?

我感觉孤独而寂寞。

孤独是永恒的;寂寞是必然的。

孤独、寂寞而无助的人,总想做一些有效的努力。

沉思由是成为习惯。在沉思中被感动,如果可能,在感动中再一次沉思,最终在沉思中成就自己。

于是便有思想的蝴蝶,成为心灵上殒落的标本。

于是,到心灵上散步,或者隐居在心灵的云深处,如果这也有可能的话,这就是我现在最好的选择。

其实,我是希望能从心灵的高度出发。如果心灵真有一种高度,它有多高?

心灵高处是冰川纪的雪峰。我如何上升到心灵的极高处呢?

一些纯粹的感情之花,一些个人的小小的忧乐,或大喜大悲,算不算是人类的财富?


 

但我只能如此了。我将在我的小小的世界中和心灵对话。

如果人生是一幅壮锦,那么,我愿意在上面种一些花草。

因此,也就有了这本散文诗自选集。

如果这些短小的文章有诗的意味,那它就该有存在的必要。

散文诗,于我而言,不过是一种观察生活、表达理想、提升自己的方式。

一种自言自语。


 

我说,是诗歌不期然遇上了敏感的我。这也是一种命运。

我邂逅了缪斯,我于是记录了她的呓语。

这也是生命存在的一种证明罢。

远去的女孩


 

别以落花一样的心情摇落爱情。我的目光如电,如徐风细雨,如远去的你将永远跋涉的寂寞征程。我的心是一片孤独的绿叶,拒绝飘零。

有青鸟殷殷唤你。唤一个冬眠的季节。

你缘何不肯回首?你固执地走向雨季,走向何狱;走向你惨淡的现实。(我的忧郁——)

但你走不出一颗小小的爱心。你说;你爱,才要离去。但你走不出自己。(我的忧郁!)

我挣扎于我的理想里;我将撕碎我的未来,拼凑你,拼凑一部壮美的爱情悲剧。

渐行渐远的女孩,你尽管以背影面对我的一生吧!我相信你的后脑上有千万双亮丽的眼睛,脉脉地阅读我的沧桑,契契地融化我的忧郁。

1992. 8


 

天国遗火


 


 

把尴尬的结局交给一根小小的火柴。把美妙的开篇,也交给那天堂遗落的火。

即或毁灭,我们也要争取——最后的光和热。

灼灼碧焰,如狂怒的蛇,悲痛而热烈地吻着最初的誓言。那些蘸着心血刻划出来的书信,在刹那间竟成为缕缕青烟,最终成为或有或无的风。我刻意追寻经年的梦,原来是一撮灰烬?

有咝咝声一如你昔日温柔的娇泣。我曾为幽怨的你抹去眼角的清泪。今夜,有谁能抹去我心头血色的忧郁?我独面烁烁磷火,目睹一场悲壮的灾难,象目睹一场死亡或诞生。

我如何还能想象你的丽颜?渐熄的火光中,再也看不到凤凰翩跹。

灼灼碧焰,如狂怒的秃鹰,在此后的每夜,都要来撕啄我重创的心肝……你在渐熄的火光中,愈走愈远了。

我们都会明白的:爱情是天国遗落的火。

1992. 9. 5

青春纹痕


 

或许这就是我期待的最终结局,那芬芳若桃花的邂逅。而这啼痕斑斓的落红似的残篇,将如何继续?

湘管憔悴,相思如祭;爱神亦比幽泣。

我不能选择你一生的幸福;只能守护你一生的自由。这是我的命运,我自己注定的;我不忍对你痛哭。

一切都会谈入时间之渊淡入烟云之中的。

然而你不会!你是刻入我青春的第一道皱纹,岁月愈久,痕迹愈 深……

1993. 9. 15

爱的旅程


 

点一茎孤烛,做这暗夜的眼睛。借一缕暖暖的青光;寻你的丽影。想象你的梦,烛光一样仙烂。

知道夜色会褪尽。而浮在脸上的愁绪;泊在心头的阴云;在黎明之初也会悄然飘去么?如一抹渐远的青烟。

(是谁说过:逝者若烟云,飘去无踪迹,多么壮丽!)

我常常听见桂花落尘的声音。

我的心由是凄艳如雪中的一朵红梅。

相信你很近,相信你不会拒绝坚贞的爱者。

而我却一次次迷失了方向……

在美文的空白间,在题诗红叶覆满的台阶上,在秋水洗过秋月照着的三生石上,天使赤足走过。

我所触及的一切都昭示着你。

是的,在烛光里,我们的心远远地彼此呼应着。

时间,还是很长很坎坷很寂寞的一段旅程。


 

心的旅程;唯有心才能抵达。

你说,你不是终点。

蜡烛会熄灭的。而它,引燃了太阳。

我在泪光中看见了你…… 

1993 .10 .20


 

缅桂花


 


 


 


 


 


 

淡淡的清馨,仅属于美丽的心灵;淡淡的月光;仅属于不眠的爱情。

你在六月的细雨中温柔地开放,且毫不犹豫地相信:朴素是感人的。朴素是爱情的最高境界。

你在那女孩的胸口跳跃着,一如女孩萌动的芳心。

温柔的女孩说:这是一支小小的花伞。心灵的花伞。

爱情的花伞。

那女孩快活地走在六月淅淅沥沥的细雨中。浅浅的雨声,回旋着她甜美的歌声:

你缩短了心与心的距离

沿着芳香的幽径

我们将寻觅到爱神的足迹……

那女孩蹦蹦跳跳地进入了迷人的六月雨中。她的倩影,却在你的灵光里清晰起来。

淡淡消馨,雨点儿般轻盈地飘飞着,和风似地掠过;而永恒的清馨,仍在枝头,在绵密的叶间。


 


 


 


 


 


 


 


 

春天的素描


 


 


 

0、阡陌自然交汇于此。

我们原是同道的过客。我们的心,相聚于此。

一个光点。或者一个孤岛。

我们是不同的两只鸟。但我们只有一个天空。

我们比翼齐飞,正如生命不拒绝同行。

阡陌纵横,春天的梦,在恒定的位置上等待追梦人飘然降临。


 

l、心灵之门徐徐地打开。

轻风逗留下画眉间。清晨的阳光吻着青春的肌肤。黄昏的月色溶在晶莹的眸子里……

我一直在春天的背景上,在自己的祈祷中,以最温柔的心情,等待来访者。我希望来的是你, 是我寻觅了二十余年的知己。

你是谁并不要紧。只要你以风之姿态,以朝阳之清丽, 以月之温婉,潇洒而来,我必焚香迎你。如神的莅临。

我爱,一切的门为你敞开,你随时来吧!


 

2、你的沉默是我漫长的冬夜。

大片的雪花纷飞着。我的意念是一片冰心。

(我放飞的思绪如雪花如白蝶翩跹向你。彼时,你正在暖暖炉边拆阅我的诗笺吗?火苗跳跃着,青春的律动如斯。你不抬头,窗外已然一片春光了。)

我就这样迷失于你沉静而忧郁的眸子里。

你不言语。最初的大雪,寂然覆盖了你轻灵的足迹。我在春天的边沿,  期待化雪的消息。徐风细雨中归来的燕子,已唤起我春日的诗意。

当你的丹唇吐露晨曦,夜色便淡成梦了。

(你不经意抬望眼,已是春色满园。你潸然泪下。春光从你眼角悄然滑落,打湿了我冰冻的心。)

你明朗的笑靥使是我无忧的春天了。


 

3、你会离开我的。就象离开你自己。

你说;你爱自由,就像爱我一样。于是你依依走向天涯海角。走向一个充暗示的梦。

我说,你的寂寞是我,孤独也是我。 于是,我在一定的距离外读你,读我美丽而忧伤的人生。

你说,你的梦是我 ,幸福也是我。

我说,你会归来的,如倦鸟归巢。

爱情,不是一个温馨的故园么?

而心灵,才是永恒的天空。


 

4、不必怀疑,一切都是真诚的,一切都是必需的。

我们能理解的。希望不同于等待,分手不等于结束。

我们能接受的。每一次开始都是一次结束。

那就很坦率地结束吧。每一次结束,也是一次开始。

(没有对的,也没有不对的;没有应该的,也没有不应该的。诺言已如雪化了。惟有今日,才是属于我们的。)

那就让花儿落去吧! 到秋日,我们将收获硕果。

因为,爱情不衰。爱情创造了一切。

一切皆美。那才是爱情。


 

阡陌纵横。春天的梦翩然而去。

我们的心仍是闪亮的光点,相汇于斯。

1994. 4 .12


 


 


 


 


 


 


 


 


 

默读仅有的一株树


 


 

无论在什么树下,只要你能静坐十年,也能成佛。

我却不行。我只坐片刻 ,且无意静心,因此我只得一首诗。

我尤缘与树并肩站在一起。我是游子,我仍然要前行。

这是命中注定。我说这也是自己注定。


 

我乐意在绿荫下, 在树的影子里,默读仅有的一株树。

我是从我的意念里单独提出那株树来的。

我不预备为它命名。它是仅有的一株树。是一切的树。

(我喜欢默读我情人的眼睛,默读她的心灵。)


 

我想我是在一株树的梦外,以孩子的天真来想象它的心情。我以为我和它已足够亲近;我甚至能准确地说出它的心事。

(我情人偎依在我胸口,象一株娜娜的柳树。我能触及她芬芳的气息,却无法揣摸她的心理。)


 

仅有的一株树。(仅有的一个情人。)

林之内的一株树,坚贞而白信地守护着自己固有的一小块土地。坦然地面对我无拦阻的目光,略无惊异。

(我恋人羞涩地放下眼帘,躲开我赤诚的目光;如逃避一种伤害。我不明白,

眼睛竟是永恒的创口?泪,却是失色的血。)


 

仅有的一株树。(仅有的一个人。)

林之外的一株树,傲然地接受命运。接受风刀霜剑。接受斧铖雷电。接受漠然的逼视。

它以绿叶展示春天的喜讯;绿叶是世上最优雅的语言。

它以鲜花欣赏尘世的一切;鲜花是尘间最动人的目光。

它以果实抒发沉淀的激情;果实是人类最甜蜜的心意。

(彼时我很感动。我以灵巧的舌尖把独特的颖悟轻轻地密密麻麻地誊写在我情人娇嫩的笑脸上。我那倾城的丽人低声说我咬疼了她。她没有体验过我绝美的幸福。)


 

仅有的一株树。(仅有的一种爱情。)

一株树在它既定的位置上,平静如初地撑起一片天空。

它执著地立于一小块沃壤或瘠地。仿佛立于不败。立于圣境。

它默默地拥抱着大地,任茁壮的枝条伸向九大,扫云扫雾。

(而我和我的情人总要启程。我们不可能滞留于一个地方。不论那儿是地狱还是夭堂,我们疲惫的双脚仍要漂泊。我们的归宿无法预测,我们注定只能流浪。我携着我情人的手,要踏遍万水千山。)


 

仅有的一株树。(仅有的一生。)

一株树让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佛。

仅有的一株树就植根于我们的心灵上。

1994 .4 .14夜


 


 


 


 


 


 


 


 


 


 


 


 


 


 


 


 


 


 

给莲子


 


 


 


 


 

你携四月的轻风摇摇而来。

你从自己的梦中一步一音阶地走过来。

怀着最初的企盼,越过二十三道栅栏;穿过迷茫的雨巷,你潇洒地步入生命的花季。

莲子, 你就这样从容地站到了二十三岁的高度上。站成一道绝美的风景。一首赞美诗。一座里程碑。


 

莲子,每一天都是一个生日。而这一天独为你降临。

这一天有许多人刻在心上,有许多人为你举杯祝福。

莲子,许多人的生日都是在遗忘中寂然过去的。

而我们却为你的这一天呼唤快乐呼唤来日的幸运。


 

想起第一声号泣,想起此后的每一次潸然,总有挚爱的人轻抚,总有亲切的呢喃;仿佛悦耳的童原悠悠响起。

你遂抬起秋波闪烁的星眸,如第一次张开眼睛,天真而庄重地默诵你二十三年来苦心经营的自己 。好象揣摸一首含蓄而典雅的小诗或一帧单纯而严肃的自画像。你以挑剔的目光打量你自己小小的世界时,看到了骤雨初歇的晴空,有美丽如你的鸟儿自如地掠过低云.......

莲子,你又流泪了。


 

你清晰地看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莲子,你就这样从容地站到了青春之山峰上。

你就这样长大了。你将一步一音阶地步人你的辉煌                                                           1994.4 .14


 


 

玫瑰之门


 

那道小小的玫瑰色的门,那道虚拖了整整一个春季的小小的门,在暮春的某个早晨, 又如往昔一样轻轻地敞开了。

恰如惺松的睡眼;慢慢地推开了缠绵的春眠。

而那著紫裙的娇巧少女,踏着满地落英,随最后清婉的啼鸟声和春归去了。

男孩鲜嫩的唇上一夜间使长出了黑色的春草。

男孩于是抱一把吉他,倚门反复弹一曲无题。

飘逸的琴声象一场朦胧的细雨。

难以名状的忧伤,竟是一支无法擎起的小伞。


 

那道小小的无锁的门,那道敞开了多年的自然的小小的门,曾繁华若市,也曾有燕筑巢;曾有书剑之声,也曾有管弦悠扬。

英俊的男孩常常独立门前看风景,看得很潇洒,很自信。看风花雪月万种风情千古风流。

男孩坦率的目光一尘不染。

男孩赤诚的眼睛便是敞开的门。

不拒绝陌生。不拒绝命运。


 

那飘然莅临的青纯少女,是与春风一起跨越那道小小的玲珑之门的。她定然携了春天最高贵的气质才肯走进那男孩的。

那道小小的朴实的门于是悄悄地虚掩起来了。

遂有温馨的燕语古色古香的音乐柔美的灯光漫出了月光下的小屋。

门外春光明媚。

门内春意盎然。

那道小小的精致的门 ,宛似甜睡的眼,小再轻易打开。只闻梦里落花,不知春归何处。


 

那道浅浅的小小的门再度轻轻敞开时,有隐约的吱呀声划破了暮春清晨的寂静。

那如风而来的绝色少女,无言地走出了春天。沉稳的男孩临风而立,默读女孩渐远的倩影,如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男孩倚门沉思。

男孩无意间迈出自己,竟发现有一道小小的朱门对自己敞开着……

1994.5 .4凌晨


 


 


 

月升起之际


 


 

云幔轻启,渐天如水。

我们的明眸因此涨潮。心即如红帆,徐徐升起。我们曾在这春江的月影里倘佯,如两条不知忧乐的鱼。

我们相濡以沫。

而今霄,独我这飘泊的剑客,对酒,对月,对伊的照片,咀嚼着旷古的思念。

耳畔掠过《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哀怨与无奈。我问青天:我们精神的玫瑰何在?

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玫瑰吗?我想仅要一朵,一朵盛开于心灵的玫瑰。

爱如玫瑰么?伊笑得花枝颤然。爱也长着美丽的刺, 爱也涵着温柔的剑气。

爱正如这满月,容易残缺。

而我们在这秦时的明月下走了几千年,依然要走下去, 走到我们成为圆月的时候。

而此时,伊独上高楼望月。如望我的诺言。如望一张历尽沧桑依然朝气的脸。

我们无言。古人却叹,此事古难全。

可是,我们心灵的窗明亮着;我们的相思,朝朝暮暮如不落的月。

我们无言。圆月升起之际,我们的心即为红帆。

1994. 4.25


 


 


 

风  铃


 

风的声音如此悦耳。我知道,那是心灵的回响。

我的爱人,我在梦中,在醒着的时刻,都渴望听见那种清越幽远的声音。

那是一种温馨的祈祷。一种善意的提醒。

我的爱人!当我将一串紫色风铃挂在门楣上,你不要轻易摘下。那是我痴诚的歌唱。

我感恩的声音。从灵魂深处发出的清玄之音

在我生命中永远摇响着爱的风铃。

1999. 6. 7


 


 


 


 

驿站


 

我不肯破译你的心事。含苞的花蕾,在风雨来临之际,我情愿为你撑开一支小小的伞。一片彩色的天空。

当岁月老去,动人的悄节难以记起,而相濡以沫的友谊依旧暖人。虽然我不再低唤你的乳名,不愿回顾灿烂的往昔,但我还是相信善良的传说。

也许,我不是你最终的归宿,但你还是羞涩地表达了春天的消息。原谅那   傍惶的王子吧,爱神,我并非粗心的诗人!我无力挽留你,当你擎一支哀怨的小伞远去,我只是你爱的一个驿站。

1998 3 24


 


 


 


 


 


 


 


 


 

清 明    心路早己泥泞。

多情雨在唐宋的天空下,寂寞地下个不停。    我不回眸。但我看得见许多熟悉的身影,相片似地镶在玻璃柜里。记忆青青,草儿般摇曳。

我的眸湖中,沉淀的不仅是悲哀。

悲哀是那些沉默的野花;它们年年以朴素的姿态,倔强地诠释生命。

我在无雨的清明,怀念祖辈。怀念昨日的自己。

心路滑滑的。

走过清明,有情人的心路会干吗?

1993. 6. 7


 


 


 


 


 


 


 


 


 


 


 


 


 


 


 


 


 


 

台  阶


 


 


 


 


 

彼时,我伫立在正中的那级台阶上,做梦的标示士。

满满的月华寂寂而泻,沿着棱角分明的台阶,悠悠地流淌成一种鲜明的个性。

光照千秋。信仰崇高。在若羁若绊的尘世里追求自由,诠释命运,创造风格。

一种悲剧,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壮美。

我的影子浮在脚畔,象一只泄气的救生圈。我感觉台阶很瘦,却很坚实。恍忽间,有三千佳丽轻抚古琴。

我的心颤动如弦。夜色因此淡成一部含蓄的史书。

这是憔悴者的绝唱。

我伫立在某一首英雄史诗的某一行。

春花秋月,岂耐雨打风吹?金戈铁马,尽随大江东去!惟有台阶,碧苔难覆,落叶不掩……

我不知谁诱惑我到此。置身于朦胧诗一样的台阶上,我兴奋却茫然。我期待什么?谁将引我以升或降?

向上,恐高处不胜寒;向下,怕阶下囚难当。


 

我久久伫立在台阶上,做梦醒后的标示士。

当我抬脚踏向上一级台阶, 突然听到一声隐微的呻吟!我才惊悟,那台阶是肩膀。

我也会成为一级台阶的。1993. 9. 3


 

寻找果园

主题启示录    启示之一:假如我抛弃生锈的钥匙,我将怎样打开那些尘封的门?              告诉你,我的心拒绝铁锁!    启示之二:我将从荒原中独辟蹊径;当我蹒跚远去,猩红色的遗忘草便蓄

谋长满我的足迹。

我来时的路必萋萋                                    

归途竟是暗香缕缕    启示之三:我摇摇地来了,携着百年狐独的细雨              我要用明媚的春光掩埋你冰凉的悲哀。              我的眸湖中将升起无数颗闪亮的星星……

大背景·备忘录:热门卡拉OK或哲学家的遗嘱     MON:我的未来不是梦或柏拉图的精神之恋

TUE:你的愁是我的梦或尼采挥起闪电之鞭

WED:半梦半醒之间或弗洛伊德裸露情节

THUR:梦醒时分或柏格森的生命之流

FRIS:新鸳鸯蝴蝶梦或萨特的存在主义

SATUR:最真的梦或弗洛姆爱的宗教

SUN:我和我追逐的梦或克尔凯戈尔的天路历程


 

1、黯淡止水中

偶然跃起的物自体。混沌初开。阴谋逐渐沉淀。我于刹那间的闪电中 

窥视意志自己

海伦的微笑。永恒地;上帝借我的眸湖养育了会飞的鱼。大自然的佳丽。

哦哦——生命最初的光泽如漆,潜流股滋润了大地。灵光如雪,落满了深渊。

我遂飘浮在鳞鳞波光里,有意无意地,靠拢此岸和彼岸。风轻轻掠过    没有引导;也没有阻拦。   2、一汪晴空     无染的童心以鸟的姿态试飞。精卫衔梦而至。     最初的倾斜,是天庭抑或翅翼?我毫不介意。我所担心的是我们那一方小小的精神之宇,能永远支撑住么?仅以一支瘦瘦的笔。     阿特拉斯的悲剧!高擎,受伤的真理。     迷茫地微笑。炽血,染红了朝霞或暮云。     沉重的诺亚方舟仍然泊在优美的传说里。譬如一块巨石,长久地镇压在我脆弱的心上。     洪水还会来吗?     敏感的诗人,已听到了隐约的潮声。


 

3、穹窿近视了

黑水无声地漫过善恶堤。漠然逼近

少女的青丝。孤零零的橄榄树。

哀婉的雄风哟,怀念塞外猎猎的旌旗!

我如何能拒绝?那时隐时现的背影或者是你。前世相识似的知己,熟悉,  又陌生。

于是,我从唐宋元的风景中看到了看风景的你。

缘阿缘呵,我不忍放弃

即使是痛苦的重复,我亦无怨无悔。

“罪愆是不可少的”。人生不允许作弊。


 

4、星星点灯

照亮我的前程。迷途的孩子,能找到来时的路么?

我想哭,为每一个人的耻辱;我愿喋血。

天使说,我已严重贫血,需要即刻输液。

我看见一些体面的尸身,在腥臭的海面上与水妖共舞:卑琐的灵魂,在幽暗的水底争风吃醋。

先知呵,你已迷误!你教我捂热了冷板凳,却使我几乎泯灭了人性。我要把这虚假的烫金文凭付之一炬!你肯随我去寻找果园吗?我要点燃自己    点燃这有限的生命    点燃新世纪  5、青鸟忘了蓬山路     所有的路都是婉游的蛇。所有的坦途都是陷阱。我不能以堕落的方式进入成熟    让我乘电梯, 让我乘风    以升。古老的幽州台。荒废的通天之塔。一切历史的遗留问题;一切人与神的官司,让我来受理。我将庄严裁决  “让生命上天堂,让灵魂下地狱!”

而电梯或风急下,我不知道怎样坠落。我看见

地狱的火焰是玫瑰,烟是荆棘。

我的恋人,你不来拯救我。你在天帝身边。

我是叛逆者!叛逆者

我曾把命运当呼拉圈来玩耍。

你曾给我桂冠和荣誉。给叛逆者

 

6、正装原版的人

你们被囚禁在哪儿?我孤傲的游魂,定然和你们战斗在一起。那不羁的精灵,正以昂然的姿态靠近

果园。我要为死神讲新鲜的《一千零一夜》。

我宁愿牺牲。不必祭奠。我的真诚就是我的宣言!

但我不对你说。你是佛,你沉静的微笑枯燥如蒙尘的塑料花,不懂得凋零的深意。

直面诺查丹玛斯血肉模糊的大预言,我有信心为明天设计出最精颖的封面。


 

7、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说

千万别用贬值的纸币装裱天空。别用金钱遮羞,别将股票甩给上帝,别把恐惧存入银行,别以酒精浸泡生命......

这是世纪末的黑色摇滚。

你在天堂中做着地狱的梦,天堂在你之外

搞古代人体展览。好象你玩电子游戏一样。

我不归去,我是这世纪末的歌者。    地狱的三头犬狂吠着

我没有赶上末班车

我在苍茫暮色中,一步步接近果园


 

一二三四五六七    谁是果园的主人

七六五四三二 一 

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人                                          

1992. 3 .30一1994. 3 .5


 


 


 


 


 


 


 


 


 

生命断章


 

寂静在落叶覆盖的古井中涌动清波。

你的眸子中掠过许多忧伤而孤独的眸子,如青流中泛起的死鱼,或碧空中飘浮的阴云……它们没向归栖。

它们寻觅来时的路。雪化了,没留下一丝痕迹。惟有浅草蓬勃于寂静。

梦是寂寞的?你欲归于寂静么?

生命最初的表达,并非草绿色的渲染。

或有启示。或有感悟。

哭是一种寂静。忧伤是一种美丽。

笑在脸上,却是心灵的开放。

生命是寂莫的;生命不拒绝甜蜜的微笑。

1994. 4 .5


 

新月的颤动


 

你强抑创造的冲动庄重地独对缤纷如落花的思绪。燥动似火蛇般缠绕着你渐绿的信仰之树。你小小的心在思想的漩涡中超速旋转,恰似一叶渴望远征的孤舟,伺机突围而出。逆流而上。

一浪一浪的痛苦汹涌而来,直如神秘的夜色,铺天盖地向你袭击—一那可怕的声音一一寂静一一震撼着你脆弱的生命!你的骨子里传来沉雄浑厚的破裂声;仿佛欢庆胜利的呐喊,不是凄凉的哀鸣。   你于是全力校正自己,让清瘦的影子亦平静如初地期待着创造的契机。你昂然直面人生的是是非非;在并不和谐的韵律中捕捉着希望,享受着寻常人世中平凡而又伟大的关爱。你常因感动而自觉幸福。譬如临盆的孕妇,在紧张和痛苦的深渊里,你不止一次深刻地感知创造之神奇和不朽。你不禁脱口呼喊:

我需要经历——即或生死——我渴望不平凡的经历——

黎明就这样诞生了。

推开心灵之门。你惊喜地看到太阳将你和你的影子生动而准确地投入晴朗的背景上。彼时,你感觉到自己正如鲜花一样静静地开放。

哦,狂乱的思绪不过是一阵急风骤雨,你的心终于要在深夜的港湾小憩。你已酣然如梦。

新月在你梦的边沿颤动。

1991. 6. 13


 


 


 


 


 


 


 


 


 


 


 


 

摘 果


 


 


 


 


 

我在六月的果树下构思一个津津有味的故事。

正午的太阳是一枚果子么?无须蛇的引诱,我想摘一枚解渴。我不知道,摘一枚梨或苹果吃了以后会不会有更优美的传说。

古老的伊甸园多么寂寥!只有那些寂寞的神,那些无精打采的神,昏昏沉沉地消磨着恐怖的永生。而走运的亚当和夏娃,知羞耻之后亦知道了爱之温馨生之绚丽。其实,当上帝把他的尤物逐出乐园,他自己也就放逐了自己!

感谢智慧的蛇。感谢上帝的自私。

他如何能容忍平淡的幸福和无尽的春光徒然流逝呢?哦,我全能的孤独之主,除了与人类同在,除了与人类同甘共苦 你岂能如此泰然地活下来?

否极泰来。劫难和忧患,正是不竭的幸福之源呵。

在我们渺小的生命中,也有你永恒的生命之灵呀!

上帝,我为何要徘徊或等候呢?我想摘那青涩的果子来尝一尝, 让我自己动手罢!

命运,原不过是一块未能补天的石头, 潇洒地掷出去, 哪怕只能击落一

枚果子,我亦愿意。    哦 ,我己品尝了那种滋味 。虽然苦涩,却别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天国或地狱 ,不也就是一枚果子吗?1991. 6. 13


 


 


 


 


 

最初的树叶


 


 


 


 


 


 


 

 


 

最初的树叶是一件最朴素的衣服。     最初的树叶正痛苦而寂寞地临近秋季。

仿佛一张被耻辱和悲哀刺伤的老人的脸。历尽沧桑的生命已然蒙尘。光荣和梦想于刹那间灰飞烟灭。

携着浓烈药香的狂风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沉醉不知归途的游子野草般摇来摆去,在漫天飞舞的黄沙中迷失自己。

最初的树叶在肆虐的风沙里飘扬着,象一面雄壮的军旗!华丽的裙裾旋起掩住了惨白的花容;优美诱人的曲线在时尚杂志的封面上如蛇一样滑来滑去。美丽在绝望的眼睛里遂成为行将熄灭的火炬。

滚烫的舌头绞杀了春天。绞杀了坚贞的青鸟。最后的情人呼唤暴雨、呼唤冰雪。

空谷无音。但有无声的子弹穿透传统的牌坊击碎孤独的无字碑。石片如渴望的目光纷飞溅落。看不到那种惊心动魄令人感动的颜色。

其时我欲哭无泪。

我愤怒地抓破自己的脸,抓出血的誓言。

当我自觉成熟之际,才发现最初的树叶一片血色。

最初的树叶就这样飘落在我们颤抖的心头。

最初的树叶是孩子们苹果似的脸么?


 

我们只有几首唐宋的遗韵了。

1994. 4. 17


 


 

鸽子:最后的警示


 


 

1、鸽子大清早就飞出去了。她还会飞回来吗?        负心的乌鸦没有捎回春天的消息。鸽子会迷路么?        善良的人们承受着憋闷的若痛,期待着重见天日。重回大地。        黄昏时节,鸽子终于飞来了。她衔着一枚翠绿的橄榄叶,衔着蓬勃的生机。        幸存者欢呼着跃出挪亚方舟。一年零十天的困厄,在鸽子自由的翱翔中获得解放。


 

鸽子飞去又飞回。它曾在滔滔洪峰浪尖上盘旋。它的羽翼上系着人类新 生的希望。它飞阿,       飞呵, 寻觅一个生命的支点。它赤红的脚环上,留着恒远的忧伤。洪荒时代的那一场灾难,已成为我们耻辱的记忆。

鸽子,这忠诚的使者,《圣经》中永不坠落的星辰。它衔着鲜嫩的未来,自在而从容地飞出灾难的故事。


 

2、从冷兵器时代的刀光剑影中 ,鸽子唱着清婉的颂歌而来。迎着飞矢箭雨,它无畏的姿态令战神感动。

它寂寞而忧伤地飞向不可测的未来。

没有神示,今天的征程是否会遭遇导弹?厄运是不期然的命运。但它没有犹豫。不论是明媚的春天,还是寒雨缠绵的秋日, 它总是唱着和平曲起飞。

 

3、我仰望阴郁的天空,倾听由远而近的鸽哨。

那清新悠长的鸽哨;是来自天庭的福音。 亲切自然,让我郁闷的心情豁然开朗。

鸽子,它的存在,它自由的舞蹈,使天空更明亮, 让我们的梦更温馨。

鸽子!这善良的天使,是天空中最动人的风景。是一首最经典的《和平颂》。

它是一句质朴而深刻的警言。


 

4、天空中哪一天没有鸽子的影了

我们的耳畔哪 一天没有了鸽哨

我不愿想象结局!但我相信鸽子不会迷途。


 

5、我相信鸽子不会退却。即便呼啸而至的原子弹,也不能阻止它飞翔的自由。

我相信,哪怕突遭不幸,它仍然要以洁白的羽毛蘸血写下祝福。这忠贞的殉道者,它的每一片羽毛都可以写下悲壮的历史。     我相信,即或落入饕餮者的餐桌上,它依然保持着飞翔的姿态。这无辜的精灵,牺牲,仍是如此高贵,壮烈而静美.......

6、但我期待着,鸽子真正飞回大地的那一天!


 


 

寂寞是一朵野花


 

譬如古色古香的闲愁,总在苍凉的黄昏漫延。猫头鹰悄然掠过高楼的流檐。    那飘忽的弧线,缠绕着我的梦。摇摆的树枝,好像不懂风的心事?

刘伶深埋的千坛美酒,渐失了芬芳。太白的绝唱,在铜板纸上遭受现代蠹鱼的删节。

瘦削的诗人独坐豪华的茶庄。那招摇的女子没有想过红袖添香的浪漫。忽然一阵BP机夸张地响过。我的幽默没有结果。无人喝彩。

我远离时尚。月光如水。没有萧或笛。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拖着我的影子走向原野。蛙声如雨。

蛙声之外,我感觉一朵野花开了。谢了。

我不知道走出我的梦?

1999. 2. 2—2000. 6.11


 

忽闻马啸


 

忽然的一声马啸,打破了我昏暗千年的迷梦!

我听到自由的召唤?我的心底风云激荡——

滚滚烟尘中飞舞的血色大旗,在惊雷般的铁蹄声里逼近梦想。血染征袍的壮士,纵横驰骋于疆场。


 

忽闻马啸。只是遥远而苍凉的一声——

辽阔的大草原便闪电似地奔来眼前。温柔的羊群是朵朵悠悠的白云。美丽的牧羊女唱着婉约的情歌。    雪色沉寂的大漠缓缓地舒展开来。一勾瘦月下,旅途中的游子吟咏着唐人绝句走进清秋。    而你在传说中,已是野性的无羁之神。    壮士去矣!在枯涸的易水河畔,谁还在击筑悲歌?    英雄在史诗里,定格为冰冷的浮雕。唯有你偶尔怀旧的一声长啸,才令孩子们联想到刀光闪烁的历史。但他们不懂冷兵器时代的内涵。

孩子们稚嫩的小手摸不到浮雕。他们说

马很威风。

他们还说

我想骑马。


 

我也一样。我没有龙泉剑。我很平凡。

忽闻你秋风落日里低回幽婉的一声长啸 ,我竟渴望成为英雄,成为旗手。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奔流的热血。

我不必看到你的闲愁你的忧伤。你的眼角挂着经霜的清泪。

我倍感孤寒。但我深信

你秋风落日里低回幽婉的一声长啸

唤醒了寂寞的浮雕。唤醒了一代英雄儿女。

我因此而生动起来。

孩子们早已穿过浮雕,走向自己心爱的马。

我们不孤单。

1994. 12. 18


 

重复


 


 


 

左脚或右脚抬起或落下之际,我不知该踏上哪一条道路。

有谁的眼睛明媚如初?日子如落英缤纷。来与去的道路有什么不同?

我不能预测,那倾城的丽人是否还能与我邂逅,在人潮涌动的寂寞街头,在心花怒放的同一时刻。我是否仍有期待,激情和勇气?

在每次的经历之后,我自觉心的翅膀又换了新羽。

艾兹拉·庞德,你看见的桃花是否鲜艳依旧?我倘佯于时间的河流中,我相信这条河你曾经走过。

1997. 2.5

 


 


 


 


 

回  答

——给一位诗友


 


 

婴儿以最朴素的号泣,回答了母亲虔诚而温柔的呼唤。回答了生命之约。

回答了爱情。希望。幸福及未来。

在眩目的光辉里,孩子初次感觉黑暗。他从他那神秘莫测的宫殿里,情不自禁地探出头来。母亲的呻吟,如神祗殷切的呼唤。

孩子在失去他小小的宫殿之后,获得了一个陌生而美丽的世界。当他从那首古老而亲切的童谣中站立起来时,他顺手推倒了摇篮。

推开了命运的大门。


 

从潘朵拉的盒子中跳出来。

从模子中跳出来。我们自由而愉快地徜徉于最后的果园中,期待着摘果的季节。

只是刹那间,我们在仰望长空之际,不小心又跌入了另一只模子中。我们在惊人的相似里逐渐失去棱角。

锋芒如强驽之末,无声地飘落于缟素面前。

匆匆忙忙的日子粉屑似地飞舞着,滑过零乱的人影,悄悄地覆盖了浅浅的脚印。

我们颤抖的狂吼声撞碎在华丽的天花板上,仅发出脆弱沉闷而痛楚的回应。

一切的慰藉都隐没于潦草的诗行里。

孤独的诗人正以从容的心情和步调走着青天大道。在穿越那一条寂寞而漫长的青石小巷时 ,他纤细的手指握着一段闪光的岁月。


 

心事重重的高墙对峙着。

流浪的歌手从高墙的阴影中走过。他憔悴的目光偶然沦陷于秦砖汉瓦,譬如秋风里瑟瑟的一茎蓑草,总忆起春天的和风细雨。

流浪的歌手,迷失于阡陌纵横的心灵深处。他那苍凉的歌曲,企图超越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

花与果之间的距离,以甚么样的速度才能接近?扬蹄的骏马被镌刻在沉默的石壁,成为图腾。

心与心的距离,以毕生的追求能否缩短,直至汇聚?

哎,我们平凡而可贵的人生,不是都酝酿着花与果的梦吗?当创造的欲望如大潮涌起, 当热血一次又一次沸腾,我看见

鹰在飞。 一只鹰在我的意念里自由翱翔。

我不再沉默。我既不能让你的怀疑释然,那末,请让我用我的困惑作答,好吗?

我茫然的目光,不该久泊在往昔的伤口上……

1995. 8. 18


 


 


 


 


 

午夜的旋律(二章)


 

寂寞歌手

浓妆艳抹的声音,在亢奋地穿越寂寞这场无声的风雨之后,恹恹地粘在装璜豪华的墙壁上,仿佛一幅抽象的三维立体画。几人能领会’!先锋的马蹄不染花香。

音乐如子弹,一次次洞穿歌手的胸膛。

喧嚣如尘,覆满了青春的脸庞。

是谁播放的这支金曲?生硬的掌声如风,掠起友谊沉重的帷幕,只是刹那间,没有人看清你忧伤的容颜。掌声以卵石的力度,击碎了虚荣的梦。

一切均按秩序吗?你推一的选择,依然是耐心等待。这是文明的需要,是金钱上的平等。命运是如此注定的么?

3号桌的张先生,在步出浪漫的K T V之后,当你不由自主仰望城市朦胧的夜空时,你将唱一首甚么样的经典歌曲呢?

感觉有流星划过。一道刺眼的长吁。

唉,寂寞在寂寞深处盛开如莲。

一滴泪,渗透了寂寞。

1995. 8.15


 

孤独舞者

谁能将仅有的一生,以如此飘洒如此高雅的舞步走完?躁动的心,狂热地追逐着变幻莫测的流光。

有轻盈的舞步,反反复复践踏着迷途的倩影,踩响坠落的灵魂。

舞池像一个干涸的鱼塘,许多的美人鱼在里面挣扎。音乐如水。而水源总是突然断竭。

伴舞小姐的神情,俨然花瓶中执著的有玫瑰,美丽却不真实。舞者的理想,由是而枯槁而冗繁无绪。    曲终之际,舞者如失水的鱼群。四散而去。    倘若地球突然停止了旋转,孤独的舞者还能忘情于自己的旋律中吗?    孤独于是在孤独中升华如永恒的音乐。    孤独的舞者想起了相濡以沫的故事

1995.8. 15


 

春天的窗子


 

柔媚的细节己被疯长的青草湮没。婉约的心事早化为逼近的蝉声。在季节或梦的边缘,我正酝酿着一次青春的冒险。

春归的路上,落英缤纷,暗香盈盈。

而三月后的残红依然强打精神,接受四月阳光的热吻。其时我临窗远眺。寂寞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