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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作家资料库

马成云

作者:本栏编辑 编辑: 文章来源:本栏编辑 时间:2016年06月04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马成云

马成云,回族,云南昆明人,笔名:朵云、关山云雨,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昆明作家协会理事,昆明市文联秘书长。曾在《民族文学》《边疆文学》《回族文学》《星星》《滇池》《岁月》《金沙江文艺》《昭通文学》《春城晚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小说、散文随笔和诗歌作品若干。诗歌收入多种选本,已出版诗集《打开一扇窗》(获昆明市茶花奖)和《今夜无眠》《云来云往》,诗歌评论集《诗情碎片》,散文集《一网情深》和文化散文《消失的古滇国》(与人合著)。


 


 

坦诚,坦率,坦然

——高处看风景的必然


 

文/ 马成云


 


 

把微笑留给佛,佛未必知道;把微笑留给人,人一定心知肚明。所以,愿意把微笑留给佛的人,一定更乐意把微笑留给遇见之人。因为会心的微笑,与城府无关,与刻意无关,与匠心经营无关,是真性情不自觉的流露,它必然得到对方相应的回馈,这是豁达人生预料之外的收获。

高处看风景,让人不经意间想起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站得高,才看得远;看得深,才看得透,起点决定眼光。这是一个境界问题,与修养有关,与知识有关,与品格有关,与心胸有关,与豁达的人生观有关……

在《滇池清,昆明兴——<河长记>作品研讨会》上,黄映玲女士送我一本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高处看风景》。装帧典雅,书名不俗,很能抓住人的眼球。让我一下子浮想联翩,想了这么多。

黄女士的这部散文集,10多万字,图文并茂,排版疏密有致,读起来很轻松。31篇文章,根据书写对象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归为三类:写人、写己、写景。其实不管写什么,呈现给读者的都是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人生轨迹,看到一位本色女性内心的善良、美丽、睿智、宽广和率性。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即:写人坦诚,写己坦率,写景坦然。

写人坦诚。

在《高处看风景》中,以人为书写对象的文章有10篇。其中有写母亲的,写父亲的,写弟弟的,写孩子的,还有写袁晓岑、罗建华等艺术家的……处处可见作者的童心、母性、真心和爱心。作家赵本夫说:“没有一颗干净的内心,是决然写不出来的。”不论是写父母长期两地分居而造成双方心理隔膜给心灵带来难以弥合的创伤,还是分析弟弟过分受宠而导致英年早逝的原因,抑或是赞美艺术家们钟情艺术的情操和羡慕并向他们靠近的渴盼,都表现得那么坦诚,毫无遮掩做作之态。

尤其是,在《永远没长大的弟弟》一文中,作者的内省与自责完全是坦诚所赋予的力量。这种力量,拔高了主题的意义,不仅感人至深,更难能可贵的是深化了家庭教育的启示,让更多的家长在回味下面的话语时走出培养孩子的误区:“弟弟的人生无疑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是包括我在内的亲人们以爱的方式联手断送了他。如果不是亲人们的过分宠爱甚至溺爱养成了他的依赖心理和懦弱性格,他不可能这么早地离开人世。”

写己坦率。

在《高处看风景》中,以自己为书写对象的文章有10篇。不论是《我的第一课》《以平常心待车》,还是《路过翠湖》《翻越大青山》以及“写在后面的话”《干一行爱一行是一种幸福》等,都坦率地流露出了作者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修身养性,工作学习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然而,印象最深的还是《疤痕记录的人生》和《草根情》。

《疤痕记录的人生》是对身体缺陷的坦率。作者敢于、善于、勇于从身体的种种创伤,诸如:“儿时疤痕”、“青春疤痕”、“母爱疤痕”、“异乡疤痕”……不论是摔倒、跌倒、砍伤,还是手术造成的,总之是些常人不愿提及的伤疤中找到生存的哲学,表现出乐观旷达的情怀,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其实,身上的疤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上的疤痕。”

《草根情》是对出身低微的坦率。一个人,敢于直面人生,就敢于大声疾呼“情系草根,终生不悔。”因为她懂得:未来可以自己决定,出身却不可以自己选择。出生于保山腾冲固东镇一个小村庄的黄映玲女士,那怕后来当任了西双版纳州州委宣传部长,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她还是乐意接受“草根部长”、“草根主席”的称呼,除了出身草根之外,更因为还有她浓得化不开的草根情。

布朗族人送给她一套衣服;哈尼族人送给她一个名字;景洪干警送给她一个蛋糕;81岁的退休老干部送给她一个芒果;武定县一对老夫妇送给她一盘光碟,光碟封面印着“草根主席”在云南“俏花灯”灯谜演唱会电视大赛颁奖晚会上与演员们的合影……这些,都凝聚着草根们对黄映玲女士的深情厚谊,她说:“草根情,让我感到充实,觉得生命更有价值、人生更有意义;草根情,给我无穷力量,激励我更加淡泊名利,支撑我朝着认准的方向勇往直前。”

写景坦然。

在《高处看风景》中,以景、物为书写对象的文章有11篇。一类是令人忧思的,如:《元阳梯田的味道》,作者在泥土之外嗅到了一股呛得人透不过气来的味道,对于被金钱腐蚀变味的梦幻般的美景前途堪忧。再如:《倾听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呼救》,对追求经济效益而不惜破坏生态效益,这种杀鸡取卵的集体行为更是忧心忡忡。作者似乎没有想过,这样的呐喊会不会得罪人,她只知道一切正义的声音都是坦然的。

写景的另一类文章,诸如:《在香格里拉放飞灵魂》写出了做人的尊严,懂得守住自己的灵魂不可随意放飞,自然更不可出卖,道出了灵魂的价值;《舒展的怒江大峡谷》通过山的舒展、水的舒展、人的舒展,表现了一颗无限舒展的心,舒展即坦然。

再有是《触摸吴哥千年的文明》,直击灵魂的大美,通过对异域历史名胜的描绘,引导人们去思索生与死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生与死原本就没有界限,总是缠绕在一起。是生还是死?关键在于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判断。站在人类的立场,吴哥文明消失了,成为了古迹;站在大自然的立场,吴哥文明新生了,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充满生机。”作者超然的态度和辩证的思维,让其感悟变得更为深刻,令人回味的空间更加广阔。

在吴哥的佛像前,黄映玲女士看到了四面佛的微笑,想到了佛像雕刻者当年也一定是微笑着雕刻佛像的,进而想到:“我要把微笑留给佛,也留给我遇见的人。”有如此奇思妙想的人,内心深处一定是坦诚、坦率、坦然的,她会选择在“高处看风景”则成为必然。对此,我深信不疑。

作家赵本夫在《高处看风景》的序文中:“这是一部很随性的散文集,语言朴实,却情感真挚,有些篇章读后令人动容。”我想,所谓的“随性”是指写作风格而言;就内容来说,读《高处看风景》依然不可忽视的是,黄映玲女士深思熟虑的一面。不妨,回过头再去读读:《漂泊》《永远没长大的弟弟》《在香格里拉放飞灵魂》《触摸吴哥千年的文明》……


 

2012年4月10日星期二

 

写诗的哥哥


 

文/马成云


 


 

三十二岁的妹妹

离异了

她的丈夫嫁给海洛因,牢房

成了他和它的洞房

一家人的日子中毒太深

回娘家——

是她脱离苦海的出路

带着一个九岁还未上学的孩子

和两行清泪

前半生没有走稳

后半生更加飘摇


 

三十六岁的三弟

外出打工之后又回家务农

是华尔街金融风暴作祟

靠劳动力吃饭

让他过早地变成闰土的模样

一脸的皱纹

是生命的裂痕

一手的老茧

是生活的补丁


 

四十一岁的二弟

有一颗善良的心

总是装着比他还小的弟弟妹妹

至今尚未娶妻

妹妹的女儿叫他一声“二舅”

弟弟的儿子叫他一声“二伯”

他沧桑的脸颊

霎时泛起红晕


 

母亲求助的眼神

盯着我的自尊。我盯着手上的诗稿

想讨个主意安慰她

可那分行排列的文字中

没有西装革履

没有鸡丁牛排

没有三室两厅

更没有待嫁“不惑”男人的女人

我揣在怀里回家过春节的两千元

究竟够帮谁

 

 


 


 

古滇国的地理发现


 

马成云


 


 


 

消失了的古滇国已成为沉睡了上千年的历史,如果滇池湖畔的一缕清风不能将它唤醒,就让我们用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去触摸它的遗温。青铜的记忆闪烁着斑斓的幽光,透过时间尘埃的洗劫破土而出的一切,无言地讲述着属于云南最古老隐秘的故事。

作家海男说:“逝去的历史是如此地孤寂,云在孤寂中变幻出了云图弥漫,水在孤寂中翻滚着波涛之心,城在孤寂中消亡了自己最初的原貌。”然而,不管云,不管水,不管城怎样地孤寂,如何地变化,我们都能从时光的流逝中找回滇王的旧梦,从伟大祖国辽阔的地理符号中找到属于古滇国的那一笔,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澄江金莲山等古墓群里出土的成千上万件历史文物中回到古滇人类生活的原址。

 

 

逃亡者的发现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的出现和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是因为东、西、南三个方位的族群为争夺中原沃土而引发的。战争的胜败决定了霸主和逃亡者的命运。西部集团的黄帝是传说中的霸主,他与东部集团的炎帝联手,打败了南方地区以蚩尤为首的三苗集团。炎黄,就成了整个华夏民族的祖先。

随后崛起的西部另一大集团——氐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商推翻了夏王朝之后,严厉镇压氐羌人成为甲骨文中记载的内容之一。“氐羌”是“氐族”与“羌族”之并称,是一群人数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影响深远、势力强盛的古老民族。商王朝建立后出于巩固政权之需要,对氐羌人的迫害有增无减,他们不得不远离故土。

大约四五千年前,求生的渴望加快了氐羌人逃亡的步伐,他们先后不断地沿着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峡谷向南迁徙,并逐渐深入云南腹地。在随后的数千年历史中,汉江地区的濮人,两湖江浙一带的百越人以及其他逃亡者……还有,因为瘟疫、战争、森林火灾、食物减少等原因从各个地方、代表不同民族集团的人们也相继进入云贵高原。这些族群在逃亡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滇池一带山川纵横,土地肥美,物产丰饶,气候宜人,是天然的栖息之地,便陆陆续续地来到了滇池地区居住下来。

至2300多年前,云南多民族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以氐羌、濮人、百越和蚩尤后裔为主的各部族已在滇池周边地区分化、演变成了“滇”、“劳浸”、“靡莫”等部落。而“滇”是滇池地区势力最为强大的一个部落。因此可以说,以滇池为核心的周边广大地区在人类命运多舜的变幻莫测中成了逃亡者的“伊甸园”。在这里一代一代地繁衍生息下去,是历史帮助古滇先民做出的抉择。

“水造就着水,人造就着历史。”作家海男说的有道理:“地理之繁荣或地理的忧伤贯穿了人类的凡俗生活。于是,滇池,依赖于神的力量开始承担了历史的传说。”以“滇”为主的大大小小的部落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甘寂寞,他们围绕着滇池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神话,并以滇池为中心逐渐地向周边地区蔓延、拓展,用生命的激情浇注彩云之南这片古老的热土。

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面对地中海的波涛起伏,感慨不已地说:“大海的命运往往在波涛间与海岸边上演。但单调的万顷碧波是没有多少历史可言的,人类的种种奋斗都发生在海岸上,偶尔才延伸至大洋深处。透过全人类的奋斗、功绩与创造,我们能听见大海的咆哮,瞥见大海的忧伤。”虽然滇池不是大海,但不妨碍古滇国的命运在滇池的波涛声中上演,并在滇池地区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特色之后,创造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后一个具有独特风格和高艺术水准的青铜文化——滇文化。

在滇文化构成中外来文化的渗透十分明显,当地土著文化所占比例相对较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云南,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环境较为独特,由于受印度洋、太平洋季风及地形影响,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无霜期长,素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之称,加之山脉、河流纵横,高原湖泊、山间盆地密布,适宜于小规模的原始部落分布其间,为孕育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条件,但这样的条件也是一柄双刃剑,不可避免地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发展。使滇池地区在进入文明前的那一刻失去了发展的内、外因动力,难免落后于迅速统一、快速发展的中原夏、商文明。

然而,始料不及的是,滇池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其成了那些因战争和政治迫害以及遭遇其他灾难的逃亡者们的“伊甸园”。这些不断涌入的逃亡者带入了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后,成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比如:庄蹻入滇带来了楚文化,“变服从俗”就是一种“融入”。


 


 

庄蹻的发现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使将军庄蹻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从那一刻开始,铭刻于竹简中的史学篇章已呈现出了滇池地区的历史。只是,那些散发着墨汁芬芳的文字少得可怜,留给后人的只能是太多的遐想。

战国初期,“滇”就像一件神奇的艺术品,隐藏于滇池一带的山水丛林之中,至公元前279年才引起楚国的注意。当时秦、楚之间战事不断,随着秦国的日益强大,楚国忧心忡忡。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着想,楚怀王的儿子楚襄王派庄蹻的一支军队开疆拓土,目标很明确,直指巴蜀、黔西一带。庄蹻征服了巴蜀和黔西地区之后,意外地发现了西南方向有一个更美丽的地方,那里不仅土地肥沃、湖川秀美,而且天空中彩云奇幻,飞翔着一种色彩绚烂的鸟叫做孔雀。当地土著认为孔雀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神鸟,常常捕蛇喂养它。

那里的人没有穿鞋的习惯,模样有点怪异,男女都叠发为髻,但男子之髻一般盘于头顶,女子之髻则拖于脑后,也有的男人发型比较特殊,在发髻的顶端伸出一条小辫子。无论男女老少、地位高低,他们都穿着一种无领对襟上衣,不系纽扣。有的在两肩和背部上段披着短帔。短帔是一种华丽的装饰品,上面多有孔雀、蛇、鹿、几何花纹。有的后襟垂地,像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有的还不穿裤子,只用麻布缠绕下身。他们生活在这片净土上,以农耕为主,勤劳勇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美丽而神秘的诱惑,从来都会激起开拓者发现并占有的欲望!庄蹻带兵从湖南沿清水江进入贵州境内,再从贵州西部进入并成功征服了云南滇池地区,为古滇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庄蹻不负重托开辟疆域的辉煌战绩是一页绚烂的历史华章,可惜,后因秦国控制了黔中地区,阻断其归楚之路而无法向楚王禀报。一支古老的“湘军”因势所迫变服易俗,融入当地土著民族之中,完成了云南古代史上首次规模庞大的民族融合。

庄蹻遵循着“胜者为王”的历史法则征服了古滇国之后修筑城池,史志上称之为“苴兰城”,后人称之为“庄蹻古城”,书写了滇池地区古老城邦的开篇。这座城池的位置或在晋城,或在黄土坡、黑林铺高台一带。又或者说,庄蹻先后修筑了一南一北的两座城池。庄蹻修建城池之地是通往滇东、滇西的交通要道,环山面水,地形险要,利于扼守滇国之门。

在之后的岁月里,庄蹻以滇池沿岸的石寨山一带为中心,四面纵横驰骋,不断拓展疆域,逐渐把自己的根据地南移至江川、澄江一带。庄蹻开创的古滇历史辉煌了二三百年,至尝羌被赐予“滇王之印”时,才被汉朝所征服。

庄蹻的到来是对滇池地区一次惊奇的发现;庄蹻不得而已的留下,却成了一次不自觉的大规模移民行为。这个行为的结果,无意中促成了云南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开创了古滇文化的灿烂篇章。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无论庄蹻是不是以一个入侵者、建设者和统治者的形象在古滇历史上出现,抑或他只是一个“彩云南”的探险者和发现者,庄蹻的存在已成为事实。他在这里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度,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比绚绚烂的青铜艺术世界,造就了一个没有争议的传说。

古滇国的先民在庄蹻及其后裔的统治下对天空和高山的理解有着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他们敏感地发现,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向人类散发着神灵般的气息。他们渴望借助这些“信息”开掘出一个美妙的精神世界。因此,他们在离天很近的地方,向往高山,更敬畏高山。他们看不到天堂却相信天国的存在。所以,他们以一种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传承着一种亘古不灭的高原情怀和大山品质。


 


 

商人的发现


 

周武王灭商后,商人失去了政权,政治地位骤降,只能从事商业经济。最初地位低贱的“商人”,后来却因此演变成了人的一种行业称谓。

探寻古滇国历史,无法回避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商贸活动千丝万缕的联系。古滇国,北通中亚、蒙古,西涉骠、身毒,南与东南亚诸国贸易频繁,东与汉帝国和平相处,境内居住着众多民族,属下有不少外国侨民,接纳了太多的文化,孕育了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了来自中国的两样东西:蜀布和筇杖。他吃惊地发现,西南早已有一条大汉帝国并不知晓的“秘密通道”——“蜀身毒道”。蜀即四川成都,此地在战国时已被秦所灭,成为秦国属地;“身毒”是印度古称。当时的“秦汉王朝”与印度的“孔雀王朝”并未发生过“官方”之间的接触,而属地所产的优质丝绸和用“人面竹”做成的手杖等珍贵物品却不可思议地从印度传到了大夏。

张骞带着这一重大发现回国后,汉王朝从此知道了四川商人到滇越进行贸易时,已打通了中国与缅甸、印度之间的通道,形成了一条北起四川成都,南下云南大理,西经保山、腾冲到缅甸,接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等国的陆上贸易通道,四川物产才得以远达这些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丝绸、茶叶、白铜、食盐等物品随即大量流向缅甸,流向西方。其中,白铜是一种银白色铜镍合金,是云南人对世界冶金史的一大贡献。用白铜制作的器具到了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后,被那里的人以异常崇敬的口吻称之为“中国石”。这种器具最后传到了欧洲,成为贵族之间用来炫耀的奢侈品。

起源于云南楚雄的太阳纹铜鼓,同样随着马帮的脚步走出云南,走向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走向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那里生根,以其神秘无比的形象和咚咚声响,震撼那里的山谷、田野、心灵,征服了那里人的灵魂,改变着那些国家和地区关于播种、收获和欢乐的各种仪式。

江川李家山51号墓出土的“蛇形镂孔铜器”,高24厘米,长31.7厘米,整体作圆形网兜状,器身遍布方形镂孔,一侧为直立的圆口形銎,另一侧为昂首鼓目、曲颈露齿的蛇头,用途尚不甚明确。既不见于商周青铜文化,也不见于东南亚青铜文化,然而,在欧亚草原的斯基泰艺术中却有类似的器物,不能不说留给人们太多想象的空间。

有了这条“西南丝绸古道”,中原文化、滇文化和海洋文化在古滇国这块土地上交汇、融合及延伸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而最早往来于这条通道的是商人。他们通过马帮把成捆的丝绸带到了东南亚、南亚,甚至欧洲、非洲等地区。商人也把外面的宝石、琥珀、珊瑚带回云南,辗转销往内地。

那是一段朦胧的历史,正因为朦胧,我们才会在想象中看到了遥远的古滇国时期,王公贵族们迷恋上那些外来的海贝、琉璃珠、绿松石等奇珍异宝的情景。也许是生在高原没见过大海的缘故,滇人特别喜欢那些来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水地区的小巧、坚硬、散发着迷人光泽的海贝,并视之为钱币。他们在举行“祈福”、“报祭”和“祖盟”等活动时,以贝做商品交易。从那时起,贝币就一直作为货币使用到了明代。

在滇国古墓群中精美绝伦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豹咬鹿、老虎吃野猪、战争、骑士、狩猎等惊心动魄的图像,以及那些穿兽皮长裤,佩戴铜短剑,深目高鼻,蓄长须,盘发髻的“异乡人”形象,还有汉式铁器、五铢钱和摇钱树等,表明中亚文化、中原文化和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脚步已走到了这里,并在这里生出多彩的寓言和迷人的神话。

此外,还有一条“南方丝绸古道”的东路,其北段被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经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到达谷昌(昆明)。南段叫“步头路”或“通海城路”,从昆明往南,经过蒙自,至中国蛮耗,再到越南老街、河内,主要出口云南大锡,进口煤油、燃料和棉纱等。传说,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马,沿着这条线路进入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故越南历史上也称之为“蜀朝”。

触摸古滇文化之脉络,感知古代商贸活动之纹理。“西南丝绸古道”的开辟,是商人活动的见证,也是商人对古滇国地理发现的重大贡献。

尽管,“西南丝绸古道”不如北方古丝绸之路有名,但其悠远的历史足以让今人充满种种“猜想”和敬仰之情。它比北方古丝绸之路早开通了两个多世纪的意义是无法忽略的。“西南丝绸古道”雄奇、险峻,跨越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在云南境内地段,平均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沿途经过许许多多诸如“五尺道”、哀牢山、高黎贡山、澜沧江、怒江、红河等艰难险阻的生死考验。这条古道既是商贸通道,也是文化教育、政治活动以及战争的见证。它以其特有的方式静静地诠释着无法用文字表述的历史。


 


 

汉王朝的发现


 

《滇略》上说:“汉武时,彩云见白崖,县在其南。故名云南”。《云南通志》也说“元狩间,彩云见南中,云南名始此”。可以说,云,不但决定了云南历史的走向,还注定了历史内涵的某些特征。正如当年庄蹻发现滇池湖畔的美丽山川一样,汉武帝为魔幻般的彩云勾起了征服滇池地区的欲望。

元封二年(公园前109年),汉武帝终于按捺不住,发动了一场开疆拓土的战争。征战的结果是,滇王投降,汉武赐印,彩云之下的“蛮人”归顺汉朝。汉朝在滇王故地设益州郡,辖24县,郡治滇池县(今晋宁县晋城镇)。这在《后汉书》等史籍里均有记载。新设的益州郡有多大,古滇国就有多大。古滇国从此成了大汉王朝版图上的一块“补丁”。虽然汉武帝赐予“滇王之印”,但是,此王非彼王。昔日的滇王是一国之主,而隶属于汉朝后的滇王乃王侯之王。当滇王尝羌情非得已地接过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的时候,滇王的权力已被郡守取代。一个鼎盛于战国至西汉时代的王朝就这样成了滇池历史上一个永不磨灭的史前传奇。从战国到西汉,其间经历了多少眼泪和死亡,只有透过青铜斑斓负载的千年时光来复活那段历史的喜悦和悲伤。 

驻足于滇池东岸,我们切身感受到,在云南这个多山的王国里,晋宁石寨山实在是显得渺小而平淡无奇,但石寨山古墓群里埋藏着的青铜器一经出土,国内外众多的史学家、艺术家和广大民众就被它夺人心魄的非凡魅力、独立的文化品质和丰赡的历史价值以及卓越的艺术成就所折服。

1956年至1996年,先后在这里进行过14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清理古墓86座,出土文物5千余件,是1949年以来云南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这一发现让人们的想象力大为活跃,昔日的古滇之梦也越来越迷人了。原来“滇国”并没有死亡,它活在地下,时间已帮我们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之谜,为我们找到了另一种深度的“地理”。与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一样,石寨山也用它那苍凉而壮美的陵墓保留了“滇人”最精美绝伦的文化。

在前前后后40多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中,最令人难忘的是1956年底的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在第6号墓的墓地发现了一枚纯金铸造的“滇王之印”,印证了汉武赐印的史实。虽然这枚金印不过方寸,但却成了古滇国遥处一方的历史见证。滇王之印,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为金质印,印背上盘着一条蛇纽,回首逼视,印身完好无损,光彩夺目。印面凿刻汉篆书“滇王之印”四字。汉代诸侯王印和文职官印,其印文皆为阳文,是铸造成的,只有部分因急于封拜的军职官印才是凿制而成的阴文。

滇王金印系凿制而成,疑为西汉王朝仓促间制成,用于封赐降汉的滇王。但也不排除,很可能是原铸造之印为滇王世代相传,不能用来随葬,因为此印制作潦草,字体不够严谨,疑为滇人的仿制品。然而,无论如何,“滇王之印“的发现对确定石寨山墓地的性质、时代,以及墓主身份等史实都是十分关键的。

两千多来,世人只知道夜郎自大,却不知道最先流露出自大情绪的是彩云之南的滇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王与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史记》中还有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受宠的小邑自归顺大汉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似乎消失得没有了踪影,广大西南夷地区的民族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始终没能改变古滇国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由此看来,赐印滇王不过是汉王朝对一方诸侯的抚慰,它意味着滇贵族们在政治上从此失去了权柄。

至东汉中叶,随着汉王朝郡县制的推广、巩固及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汉势力渐渐站稳脚跟,滇国和滇人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滇王之名越发黯然失色,其残余势力退回至江川星云湖一带,甚至更远的地方苟延残喘。就这样,辉煌了500多年的古滇国像一个多彩的梦幻,在云南大地上消失的干干净净。以至于《后汉书》和《华阳国志》里没有更多的记载,有的仅仅是重复引述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只言片语。


 


 

殖民主义者的发现


 

历史就是这样,它在帮我们找回记忆的同时,却无法删除那些令人尴尬的章节。对于古滇国的历史,它一直留给我们一个巨大无比的想象空间,而这种想象总是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穿过时光的隧道,古滇国这块热土上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不仅仅因为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与周边环境相比较时所呈现出来的地缘优势,而且这一优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无减。

当时间的指针指向1910年3月31日的那一天,法国人修筑的“滇越铁路”直通昆明,如同巨兽般的火车猝不及防地闯入昆明人的生活,打破了滇池湖畔的安宁。昆明老百姓心奋而又诧异。在他们惊悚的目光中,铁路与火车魔幻般地开始改变着人与城,城与世界的关系。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宿命的力量,彼此改变着对方,而且这种“改变”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多年来,在世界上恐怕没有一种关系像这座古老、封闭的高原城邦与一条“路”之间的纠结更令人感到复杂、尴尬而不可思议的了。

这条路叫做滇越铁路。它是一条从中国昆明通往越南河内的国际性通道,其南段在越南境内,北段在中国云南省境内。北段自昆明至中越边境的河口瑶族自治县,全长468公里,跨越了金沙江、珠江、红河三大水系,在南北海拔高差1807米的线路上,平均3公里1个隧道、1公里1座桥涵。从1903年10月动工开始算起,滇越铁路建成通车是以“一颗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的代价完成的。

因此,滇越铁路创造了太多的奇迹。它是中国目前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条铁路,也是中国惟一一条仍在运行的米轨铁路,还是中国较早连通外国的铁路,开创了中国偏远之地云南最早通向大海远洋的先例。它在修建时就被西方媒体誉为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并列的“世界三大工程奇迹”之一,其工艺制造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它又与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秘鲁安第斯山中央铁路并列为“20世纪世界三大高原铁路”。其在高原运行的长度、规模、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在世界米轨铁路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滇越铁路,是法国殖民主义者以侵略、掠夺为目的修建的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它的建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爱国情感。法国人柏顿认为:“滇越铁路建成后,不仅云南全省商务为法人所掌握,而且云南政府也在巴黎政府掌握之中。”法帝国主义利用滇越铁路不知榨取了云南人民的多少血汗和资源。

事实上,比法国更老牌的帝国英国早在1898年就“异想天开”地计划修一条从缅甸到昆明的铁路,尽管那条铁路尚未进入云南就流产了,但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殖民主义者们因掠夺财富的需要,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古滇国核心地区的地理价值。

滇越铁路开通运营后,客观上替代了过去云南与内地往来的川滇大道、滇黔大道、滇桂大道等三条交通要道,而且使云南成了中国第一个拥有国际铁路的省份,让云南人看到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加速了云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进程,也使昆明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古城邦一跃而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系的重要门户,成为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直接发生联系的前沿城市,对昆明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翻开了另一页,我们惊奇地发现:滇越铁路经历过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解放战争、越南独立战争、援越抗美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严峻考验,见证着人类社会进步的风云变幻。它是世界上被战火破坏得最多而且被破坏时间最长的一条铁路。曾因种种原因停运、拆除、改造过的滇越铁路,却又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气。百余年间,这条铁路记载着法国殖民主义者压榨与中国人民反抗的历史,记载着革命先驱在走向共和之路上艰苦卓绝斗争的一幕幕。


 


 

和平者的发现

 

毋庸讳言,战争带给人类最大的灾难是灵与肉的创痛。医治这一创痛的良方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消灭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将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用智慧、坚韧和力量去解决战争中遇到的难题:滇越铁路被炸断了就修筑滇缅公路;滇缅公路被切断了就开辟空中航线。战争,又是战争,再一次让人们发现了遥远得令中原人难以想象却曾经蕴育出青铜文化的红土高原无法忽略的地理价值。

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沿海几乎所有港口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武汉会战后,中日双方进入战争的相持阶段,战争变成了消耗战。对于中国来说,物资供应问题显得异常严峻。当时的援华物资和中国政府向西方购买的战略物资均由滇越铁路运到昆明。

1940年初,日军侵入越南,派飞机轰炸滇越铁路,法国政府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禁止中国货物由滇越铁路入境,中国抗战物资大量积压并落入敌手。为了阻止日军入侵云南,国民政府下令炸断河口大桥,让滚滚红河变为天然屏障。同时拆除河口至碧色寨177公里路轨以加强防御。援华物资只有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运送。

因此,滇缅公路成了维系抗战的生命线。它东起昆明,经安宁、楚雄、龙陵、芒市至畹町,向西一直通达缅甸腊戌,全长1153公里,曲曲折折地穿过了世界上最复杂的地貌和最崎岖的山区。它是继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之后的又一项伟大工程。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向国民政府提出修建“滇缅公路”计划获准实施后。不到一年时间,昆明至畹町全长965.4公里的公路在来不及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况下就全面通车了。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得到”。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这条公路的工程,可以与巴拿马运河媲美”。

滇缅公路的修通,使大批战略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前线。这是云南人民对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坚强的云南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世界工程史上的奇迹。唤起了世界人民对“滇西角落”的关注。在此之前,其他地方的人对这里知之甚少,如今它不仅在中国和亚洲,甚至在世界上都声名远扬;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中美两个伟大民族在亚洲历史性的相会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42年春,日本人占领缅甸后切断了滇缅公路,所有物资运输被迫中断。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不惜任何代价,开通到中国的路线。由于海陆已无通道,只能开辟空中航线,于是,“驼峰航线”诞生了。“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开辟的一条主要空中通道,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运。“驼峰航线”途经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丛林和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使得空运面临着敌军和恶劣自然条件的双重危险。

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道: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之间,一路上散落的飞机碎片,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形成了著名的“铝谷!所有的美国援华物资就是通过“铝谷”的上空运往中国的。在那里,历史的忧伤复活着英雄的传奇。2000多名美国飞行员把他们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国的天空。

他们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他们的事迹表示由衷的敬意。


 


 

今天的发现


 

历史不肯驻足,便走到了今天。穿过历史的迷雾,不要为那些琐碎而忧伤的细节纠缠不休,只有用古今智慧的结晶擦亮眼睛,才能看清楚: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结果,人类创造一切文明成果的过程始终无法游离于“地理”之外。

以昆明为中心的彩云之南被作家杨杨称之为中国的“西便门”。如今,新建、在建和准备建设的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等立体交通已展现出中国“西便门”灿烂的交通前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东、中、西线和通往南亚四个方向的通道是:昆明至河内、昆明至曼谷、昆明至仰光和昆明至南亚的四条经济走廊。

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像网络一样密集的现代交通线路,竟然与千年古道的走向“不谋而合”。我想,“地理”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不像“历史”会成为“过去”,会被岁月尘封,会被时间淘汰。当古今文明之光在这些线路上交相辉映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做到不为眼前这幅绝妙图景而激动不已的了。

在历史的回声中,云南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地理价值原来是那样的弥足珍贵!云南地处祖国西南,具有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连接中国、东南亚和南亚三大市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良好的自然、社会环境,是我国陆上唯一能够与东南亚、南亚直接相通的地区,相互间“山同脉,水同源”的亲缘地理关系为云南省构建云南国际大通道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前置条件。

建设云南国际大通道,是云南省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根据历史渊源和现实需要,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提出的“三大目标”之一。所谓国际大通道,是指经我国云南连接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南亚及其更远地区,以通信为先导、公路为基础、铁路为骨干、航空为辅助、水运为补充,集多种运输方式和信息网络于一体的综合运输传导体系。 

随着公路干线的贯通,云南国际大通道的雏形已基本形成。国际大通道的建成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步伐。这条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南方丝绸古道”不仅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是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共同繁荣的经济通道和文化交流通道。 

历史上的古滇国就是中国的西南门户,是中华民族与东南亚、南亚地区人民友好交往和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到了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又把云南作为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修建了滇越铁路,以此进行殖民掠夺和政治控制。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修建、开辟的举世闻名的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均成为了战时的生命线。诸多的历史事件一次次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现在的云南国际大通道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古道,其战略地位是一脉相承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昆洛公路的贯通和滇缅公路、滇越铁路改造的逐步完成,云南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进行友好交往的通道地位日益凸显。悠久的历史渊源,厚实的通道基础,良好的人文环境,为云南国际大通道的建设创造了无可比拟的条件。有了这些优越条件和建设者的决心,偏居中国西南一隅的云南人不再为“封闭”而纠结。


 


 

地理决定着历史的走向


 

事实就是如此,通常情况下地理决定着“历史”命运的走向。古滇部落在滇池湖畔繁衍生息,是人类跟随水波浪寻找栖息地的远古图像之一。不管他们因何而来,都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图像”中当然的一员。这些部落在求生的挣扎中逐渐强大起来的一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国,一度时期主宰滇池地区的命运,尽管它无法逃脱由弱变强,又由强变弱并最终消亡的规律,但它毕竟成为了历史的字句,闪烁着迷人的光华。

因此,我们可以说,消失了的古滇国并没有“死亡”,它活在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里是缘于文字,它活在石寨山、李家山、金莲山等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幽光中是缘于“道具”,它活在滇池及抚仙湖周边的传说中是缘于地理……它有了这么多活下去的理由,就是活下去的可能,纵然“滇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也不会湮灭在时间的深渊里。

我们对于古滇国所产生的种种神秘感,源于它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彩云之南西北部有青藏高原,东北部有乌蒙山脉,这些高原和山脉是众神居住的地方,它们用种种神秘力量呵护着一个古老的国度走过峥嵘岁月。当我们寻找这段历史的背景时,总想逾越时光,用神给予我们的时间力量回到这段历史的再生处,去分担它的喜悦与忧伤。

鼎盛于战国中后期至东汉初期的古滇国,时间跨度较大,历经了500余年的风雨,两三百年的辉煌;分布范围较广,东达曲靖,西至楚雄,北迤东川、昭通,南抵通海、华宁等云南大部分地区。它所创造的滇文化在西方与东方的“最后”一个接触点,或者说是在东方与西方“最早”的一个碰撞点上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留给人们美妙的遐想。

清代经济特科状元云南人袁嘉谷在解释云南为什么被称为“滇国”时,有一种别出心裁的说法。他认为云南在得高,“滇就是天,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滇池就应该叫“天池”。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将“滇”从古滇国的历史中剥离开来,实则不然,它恰恰印证了古滇国的地理属性。我们不妨将时光退回到庄蹻开滇之前,面对那个叫“滇”的族群和叫滇池的湖泊,去想象一下古滇国的先民们叫“滇”的心思是否为袁嘉谷一语道破。

从政治的角度来审视,古滇国早已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古滇国真的消失了,而且消失得干干净净,以至于在司马迁的只言片语之外,中华文明浩若烟海的文字中再无关于古滇国新内容的记载。但古滇国的故事并没有结束,2000多年后,滇——这个创造过璀璨青铜艺术世界的王国成为了云南的简称;昆明——这个游历于滇西高原、居无定所、征战不已的游牧民族已然演化成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名字。这不正是那段似乎已经消失了的历史留下来的遗产么?

也许有一天,我们能用身边这些残存的历史碎片,再现那段灿烂的青铜文明,也许有一天,我们再也无法捡拾那些散落在滇池湖畔的青铜文明碎片,但我们一定能够洞穿曾经蕴育过古滇文化的这方水土的地理深度。当世界人民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人民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古滇国的地理质感在推进现代文明的浪潮中仍在不停地涌动,并永恒地影响、改变着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和人们的思想及记忆。


 


 

2012年11月14日星期三初稿

2012年11月21日星期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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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栏编辑 编辑:dch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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