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微信公众号
 
您当前位置:滇池文学网 >> 昆明作家 >> 昆明作家资料库 >> 浏览文章
昆明作家资料库

马可

作者:本栏编辑 编辑: 文章来源:本栏编辑 时间:2016年06月04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马可

 

马可,本名马丽琳。1972年出生,云南昆明人。2003年开始写作,发表作品数十万字。曾获2004年度《滇池》文学奖和2005年度《边疆文学》奖。现为《大家》杂志社编辑。

 

李米露的红玫瑰

//马可


 


 


 

那天和今天一样,气温是18至24度,天上下着不大不小的雨。窗外,天上的云层层逼进,大大的雨点落下来,落在外面的阳台上,溅起一点点水花。电话铃在雨声中响起,像是一段乐曲中不协调的几个音符。话筒里传出沙沙声,好像电话里也下起了雨。伴随着沙沙声,李米露的声音响起来。她告诉我,她要结婚了。还问我,你想得到吗?我想不到。曾经和我约定,我们不结婚,我们自以为把男人看透了。想必那个时候,她也想到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安慰我:“也许,今天一出门,你就会碰见一个想与之结婚的男人。”

我不会碰到一个想与之结婚的男人;碰到一个我想嫁的男人,这个男人也不一定想娶我;一见面就打算和人家结婚的男人不能嫁。我一口气说完所有的话,觉得已经把近期不可能结婚嫁人的思想,表达得相当完美,相当明白易懂了,充分显示了我的逻辑性,我的冷静、理智和成熟。

她不听我的,我说什么她都不听,只是告诉我,她和那个“他”打算看房子去。他们不单单要看房子,还要对新买的房子进行装修,他们还要看家具,在经济情况允许的范围内,购买喜欢的用品,要准备婚礼用的请柬,拟定宴客名单,那时将有一辆长长的凯迪拉克把他们送到酒店,要环城一周,摄影机把一幕幕全部记录下来,要拍婚纱照,准备蜜月旅行。哎呀呀!事情真是太多了,多得她都忙不过来。他们已经打算看房子了,都准备着那么一大堆事了,再没什么好说的。那么,再见,李米露!

放下电话,躺回自己床上,突然间就回到了过去,回忆如同海浪般迎面扑来,以为它会掀起巨大的波浪,会留下雷鸣般的轰响,但它只是推开水面,缓慢而行。听得到松林在风中的呻吟,完全和海浪一样。

本来可以试着祝福他们,却做不到,她结婚那天我没有去,她说:“你是不是不看好我的婚姻?”


 

再见,李米露!我总是对她说。不想跟她说话的时候就说,再见,李米露!

最后一次对她说这句话,是在一个星期之前,在停尸间。她躺在停尸间里,直挺挺的,冰冷,没有一丝生气,一点不像她。

李米露孤零零地躺在停尸间里,李米露成了一具死尸,她的尸体将投进焚化炉,随着一股青烟飘上天。

埋在公墓里的是她的骨灰。今后要去看她,只能对着她的照片说话。

现在我在墓地,对着李米露的照片,什么话也说不出。突然就看到他,和我一样,也打伞,黑色的一身。如同我不喜欢他一样,他也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我和他原本是两个不相关的人,只是因为李米露,我们才认识,只是因为李米露,我们才说过几句话,才在一起吃过一顿饭。而他这个人,只要在场,只要是他在的地方,那地方,就像燃起一丛明亮的火。

他说他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我,他把手里的白菊放到墓前。我也没想到。我那里还有她的一些东西,光碟、衣服、化妆用品。我告诉他,也许什么时候我送过去,或者他来拿。

“留着吧,”他想是要阻止我说下去,眼睛却不看我。“你留着,对我没什么用。她用过的东西,她的那些衣服,我都准备送人。”

他打算干什么?把李米露从记忆里彻底清除?

我们彼此没再说话,只是立在李米露的墓前。不想探查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像死鱼的眼睛,没有任何内容地端详李米露的照片。所以我不看。

“再见。”走之前,他说。

“再见。”

王怀安转身离去。离开后,白菊留下来,洁白美丽,没有任何瑕疵。可李米露喜欢的是红玫瑰。就是这个人,追求着李米露的毫无瑕疵。他的背影,本来还落在积水的台阶上,后来就整个在雨里消失。


 

李米露终于还是和他结了婚。他们的婚姻比我这个害怕婚姻的人所想的要好。至于好到何种程度,外人又能知道多少?反正是,甜蜜,融洽。在婚姻这件事上,她取得了胜利,又胜我一筹。当时我有些嫉妒,仿佛又回到了上小学的时候。

我仍旧没有结婚。李米露结婚的时候,四季还没有离开我,应该说,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把他赶走。尽管没有李米露的丈夫好,不过也不叫我讨厌。就是这样,不叫我讨厌。时间长了以后,还习惯他的陪伴。其实他这个人没有什么,只是有些懒,不过却会察言观色,等懒到快让我受不了,在我到达发火的那个点之前,他能预先知道。他行动起来,至少是做做样子,收拢碗筷,抹抹桌子,搭在茶几上的脚,很有分寸地放下,我洗好的碗,两个指尖拈着,放进碗柜。我们有时候吵,可怒火总能得到平息。一切照旧。我们的生活,这一天和下一天没有什么不同,偶尔晚上出去玩一玩,看看电影什么就算是调剂。

在我们分手前,他没工作。他不工作,并不意味着他愿意在家里做饭,收拾屋子,刷盘子洗碗,做一个家庭妇男该做的工作。他不工作,我来做这一切。“反正你不也是在家里吗?”他说。当时我真想把手里的画笔朝他掷去,不但要把画笔朝他掷去,还要把颜料扔向他的头发,要不是画廊急等着要那幅画,我会那么做。


 

他嫌我不温柔,没有女人味。“有时候,你简直像一个泼妇。”“其实你做还不是一样,我们就两个人,没有多少事,连衣服都送到洗衣店里去,每周还要请一次钟点工。真的没有多少事,你做做又有什么?我发现你真够懒的。”他把语言当作攻击的武器。使用这件武器的同时,脸上还带了笑,浅浅的,意思是说,不过开个玩笑,如果我生气,就说明我气量小。

我们之间再次发生战争。

毫无办法。在寂静的夜里,窗外下着雨;当感觉到这个世界空荡得仿佛只剩了你一个人的时候,也需要一个男人从后面把你搂在怀里。四季知道这一点,四季通晓我的弱点。在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的那几次,我不理他,跑进卧室生闷气的时候,在夜涌进屋里,静得可怕的时候,这个时候,孤独得想哭,四季就悄悄溜进来,躺在我身后,伸出手,搂住我,指尖顺着脊柱下滑,滑到最底。

我曾发誓,决不让男人欺负我。四季对我采取的是另一种欺负方式,我却一直没有觉察。直到有一天,回家的路上,看到他和另外一个比我青春,比我漂亮的女孩在一起,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尴尬位置。到那天,才下定决心要他走,离开我的生活。他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一团糟。五年。回头望去,五年,曲曲折折,如同泥沼中的小路,灰暗,雾气氤氲,点缀着一些没有叶子的光秃秃的树。


 

四季之前,还有过别的男人。在大学里认识的。还没有准备好谈恋爱,就谈起了恋爱。高中的生活太憋闷,一到了大学,人就好比小鸟飞出了笼子,不闹点什么事不甘心。

不闹出点什么事不甘心。那时候,我们,我和另外七个女生,疯了一样,一夜一夜不睡,躺在宿舍的高低床上,谈论着爱情和男生。那时候,爱情这东西,有些抽象,是渴望,想抓,又怕抓不住,外表平静,内心却像夏天窗外柳树上的蝉,鼓噪不已。恋爱是那么神秘。男性也是那么神秘。混杂着雄性特有的汗味,在微暗里,幽幽发光,带着磁性,能把人吸过去。

对男性有很多浪漫多情的想法,巴望着一谈恋爱,就能碰到白马王子。就在那时候,才十八岁,就以为嫁不出去了。全宿舍的女生,上大学前,谁都没有谈过恋爱。有的,只是有要好的男孩子,像朋友一样,说不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怕不是爱情吧?爱情应该是一种让人的心怦怦跳的感觉。是一种感觉。有的,较为现实,喜欢成熟的男人。那种成熟不在于理解力和生活阅历,而在于雄厚的经济实力。这种男人更有保障,比那些个傻小子好,比那些个愣头青好,可以像父兄一样地关心我们,爱护我们,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还有的,是偷偷喜欢过谁。暗地里谈论某个人,说他的长相,他打球的姿势,他笑的方式,他抽烟的动作,烟圈从嘴里缓缓吐出来,他噘起了嘴,那青色的烟就散了。说起偷偷喜欢的人,可就多了,从小学的时候就可以算起。

小学六年级,我喜欢的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教数学的白亚文。一个高个子青年,二十出头,皮肤白皙,睫毛是那样的长那样的密,还是双眼皮。业余时间喜欢打篮球。就这样的长相,在日常行动范围内,已经够引人注目了,更何况,还总是抬起黑黑长长的睫毛,神情悠悠地望人。我们班的女生,没有一个不喜欢他。

我是我们当中最爱提到白亚文的一个。我不断提到他,忍不住这样做。我不会像她一样,什么都不敢说出来,心里明明喜欢他,嘴上却不敢说出来,害怕别人笑话。在她看来,被笑话是一件可怕的事,所以要尽力避免。白老师怎么样,白老师怎么样,这些话向来挂在我嘴边,也从不觉害羞,遇到有人取笑,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不过很快把这样的取笑抛之脑后。

就是这个白亚文。

像她这样把什么都闷在心里的人,注定要生病。后来有一天,她请了十天病假,当时正值我们毕业考,但我还是去看过她一次。她没有住进医院,她住在家里,我去的时候,她妈妈对我说她刚睡着。我就退了出来,说过几天再去看她。可我没去。几天以后,她又回到学校。我一提到白亚文她就从我身边走开,或者扯到别的话题上。

在那之前,和李米露的关系,早不是那么亲密无间了。我们在功课上暗暗较劲,如果这次她考了95分,我就下决心,下回一定要超过她,而下一次我超过她,她就在下下次超过我。这种竞争使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渐渐拉远。我并没有觉察,直到有一天,她悄悄对我说,希望还做我的好朋友。我从来就是硬心肠,没心没肺,对她的主动示好没有上心,仍旧慢慢和她拉开距离。除去分数上的原因外,还因为这个白亚文。

我想从那个时候起,就嫉妒她了,因为她漂亮。


 

班上每个人都看得出,白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是李米露。白亚文要李米露收齐同学的作业本,送到他办公室去的时候,我特别嫉妒。和她的学习不相上下,为什么她可以做班长,收作业本送到教师办公室,有时候还能送到他的宿舍,而我不能?

那时候,以为漂亮是靠妆扮得来的。作为父母唯一的孩子,每天李米露的妈妈都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才来学校。夏天,她有漂亮的湖蓝色格子背带裙,有油黑锃亮的小皮鞋,有雪白的衬衣,有青莲和粉红色的蝴蝶结;冬天,她有土黄色束腰小大衣,长筒靴子,中黄色的拉毛围巾,有时候是杏黄色的帽子。我什么也没有,穿两个姐姐剩下来的旧衣服,这里补补,那里缝缝弄弄。总有哪个地方不合身。我的长胳膊长腿长脖子,包裹在这些衣服里很是扎眼。我妈妈有四个孩子要照顾,每天一大早就要赶到工厂上班,没时间亲自给每个孩子梳头打扮,梳头的事,由年长我两岁的二姐来做。我的头发油油腻腻的,两个辫子,从来一个高一个低,再配上与生俱有的一副乖张表情,和穿着黑皮鞋、白丝袜的李米露在一起,总感到自惭形秽,所以想在分数上超过她。可后来,她还是上了重点中学。

初中第一年,和她保持着通信联系。她在信中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那时她和我一样,也就是和其他,其他,其他学生一样,想考上大学。我们并不考虑,现实中,有没有那么多所大学来让我们上。我们相互鼓励,准确地说,总是她在鼓励我。对于这样的鼓励,为了不失礼,我敷衍着,说着一些鼓励的话。到初中二年级,我不想自欺地和她保持着这样的联系,不想假装和她的交往是欢畅愉快的。她写来的信,我不想回,有时拆都懒得拆开。她在信中谈到,她的学校是如何好,同学之间竞争如何激烈,教师是如何有责任心。这些话,针一样,一下一下扎着我,心里埋怨她,却不能说出来。我在信里没有好学校好同学好教师可说,没有这些可说,自然不想回信。

她最后写来的三封信我都没回,她就没再给我写信了。没有她的来信,我感到说不出的轻松。以后和李米露再没有什么联系,以为就这样散了,的确是这样,各有各的生活。后来是高中,后来我又上了大学。李米露没有上大学,她上的是中专。

李米露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了,可到了后来,得知她没有上大学,还是悄悄舒了口气——觉得自己终于在一个方面胜过了她。


 

对着李米露的照片,我说不出话。他早就走了,雨,没有再下。又有一个人走来,挨个看那些照片,看得很仔细,后来又是一个,又一个。他们是这些和李米露一样躺在这里的死去的人的朋友和亲属。在这里,死与生已然化分得很清楚了。是谁做了这样的安排?这些人,这些,就该死去,而这些,这一些就可以活着?我站起身顺着他走过的路,顺着那些台阶走下去,一层一层全是死者的居所。

来到停车场,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上哪。

上市区。我要去找王怀安,和他谈一谈,他不想听,可我还是要告诉他,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在我们旁边,一辆墨绿色的面包车停下来,从上面下来几个人,为首的,是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孩,怀里抱着一盒骨灰,骨灰盒上有死者的遗像。死者是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大概是她的母亲。女孩穿着黑色的外套,白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袖子上缠着黑纱。跟着下来的男孩也是二十多岁,紧搂着女孩,用手抚摸她的头发,安慰的吻落在脸颊上。

“赶紧走,”我吩咐司机。那年轻的女孩子使我想到李米露。

我们的车驰在公路上,树和电杆一个劲地往后倒。我们离那座山越远,我的心就抑制不住地想哭,也许不是眼泪,而是愤怒。该去怪谁?谁该为李米露的死负责?

我们驰在公路上。靠右,也就是朝东的一边,是泛起白沫的湖水,一队渔船飘浮在水面上,大团的白云在天边不动声色悄悄变化形状。近些,沿着公路而建的是一排灰色的别墅,在阳光下,屋顶反射着青灰的光。不久前,我和李米露来过这里,就在这一带,李米露笑着指这一排别墅,“要是我能住在这里,该多好!每天推开窗都能看到海。”海,是我们对水域宽大的湖水的称呼。现在李米露果然每天都能看到海了,她的墓正好对着海。当时她还说,要是住在这样的别墅里,就可以把父母接过来同住。


 

李米露的父母,曾经开过一家电器修理店,后来专营家用电器。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还没有做生意的意识,他们就做起了生意,有了很多机会。他们属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李米露是这对夫妇的独生女,对她的宠爱自不必说。记得有一次我去找李米露,她跟她爸爸到少年宫学跳舞去了,只有她妈妈在。她妈妈从冰箱里拿出冻梨和汽水招待我。

“我倒觉得还是你这样的孩子好些。”她母亲看到冻梨的水,流得我满脸满嘴时,笑眯眯地说。

我愣住了,我好吗?在记忆里,从没有谁这样夸过我。她不是在说笑话?或者只是客气话?我停下来等着下文。

她进卫生间取来一条毛巾递到我手里,示意我擦拭留在脸上的梨汁,接着说:“你的性格要强,女孩子就是应该这样,这样才不会被人欺负。”

“真的吗?”我半信半疑。因为我妈说过,女孩子应该有个女孩子的样,“像李米露那样,”我妈说,“文文静静的,又懂事,嘴又甜。”从李米露母亲的嘴里却听到了相反的话,我完全被搞糊涂了。

“是的,就是这样,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她还是笑眯眯的。

李米露母亲的笑模样,和我妈一点不同。我妈从来不笑,四个孩子和拮据的生活把她的笑容一点一点从脸上刮掉,每天早晨一张开眼,她就开始埋怨,只要人清醒,嘴上总是不闲着,像那种上了发条就转个不停的玩具。她把我们四个从睡梦中叫醒,如果有谁不知不觉又倒回床上去,指不定会遭到一顿臭骂。而她自己,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拖着拖鞋跑来跑去,忙着做早点,随手还要从地上拣起谁扔下的臭袜子、从前包过鼻涕现在已经干硬了的手帕,时不时被谁头天晚上放在过道上的凳子椅子绊一下。后来又骂我爸跑公共厕所的时间太长。但她不太好当着他的面骂,一骂就会引起一场争吵,还是不要当着他的面好。李米露的母亲不是这样,永远都有耐心,永远都笑眯眯的。李米露母亲夸赞我的话只说过一次,后来再去她家,想听听她夸我,同样的话却再没说过。


 

我还记得,李米露在湖边,双手伸向天空时的背影。穿着白T恤和牛仔裤,背着双肩包的身子那么细瘦单薄。她这身打扮,和我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后,我们初次相遇的那天一样。

那个时候的我,和小学时候的我已经很不一样,可李米露还是在大街上,在那么多人中间把我认了出来。

“嗬!我在后面跟了你老半天了!”她抓着我的胳膊大惊小怪。“我对自己说,这不是董雯吗?我不敢认,你的变化太大了!”

面前的李米露,留着披肩发,穿着白色短袖T恤衫和牛仔裤,背上是一只双肩皮包,脚上是款式简单的凉鞋,脚趾上涂着粉红色的指甲油。还是和小时候一样,非常女性化。这时候她正抬着胳膊捂着嘴咯咯笑着,一边忙不迭地说,“真想不到,还会碰见你,我以为我们再也见不着了。”

我也笑着,有些喜悦,更多的是惊讶,想知道这么多年过去后,在她身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童年时代,我们曾在暗地里较过劲,暗自比试过,想起来,似乎倒有些好笑。可是,我自己,还是有些不自然,而她呢,仿佛把过去的事全忘记了,想都想不起来。不久后我也被她由衷的快活感染了,不再是平日里那种见了人不冷不热的样子。

我们喜悦的叽叽喳喳声,惊动的身边过路的人,令这些人侧目相望。李米露用手捂着嘴,偷眼瞧着旁的人,偷偷对我笑。

“快中午了,走,我请你吃饭!”她爽利地说。

我们找了一家餐馆坐下来吃饭。她吃的很少,刚吃了一小碗就不吃。“我在减肥。”她宣布,掏出纸巾,轻轻擦拭着嘴,轻轻咳嗽。这么些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只从旁人的嘴里听说她中专毕业以后,去了她父母的店里帮忙,已经是少东家了。我们有那么长时间没联系,不知道她有多少改变,但就当时的情况看,她的变化不大。举手投足间还是十分注重仪表,轻轻擦拭嘴,轻轻咳嗽,用手指梳理头发,对着小镜子仔细检查嘴上的口红。为了显示自己和她不一样,付帐的时候,大声叫来服务员埋单。我们争执了一阵,最后还是由我付了钱。也许那时候,由于惯性,我有意要争过她,就像小时候在考试分数上,总想争过她一样。也许还因为看到她那种小鸟依人式的做派,有些嫉妒。当时我以为,那么做是为了向多年不见的她表达情意,并没有意识到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都是这样,很多时候,连自己都看不清,更何况要看清他人。有些更微妙,更难以启齿的想法,被另外那些来势汹汹、名正言顺的想法压在下面,等过了一段时候才能意识到。她在我的强硬态度面前败下阵去,大概觉得两个女人在餐馆里争来争去,实在不雅。我不管什么雅不雅,只是刻意要争过她。

出了餐馆,我和她都不想就此别过,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先前在餐馆里争着付钱的那阵激动过去了,人变得冷静下来,我开始告诉她,我在一家美术出版社工作。她很羡慕,很快说她在父母的电器商店里帮忙。

“那你可是老板了,比我们这些拿干工资的强,”我说。

“怎么比得了你们文化人。”她勉强笑着。

又看看她,她在身旁低头走着,两只手扶着背包带。像她这样的人,应该从不缺乏追求者。我问她有没有结婚,她回答说没有。


 

关于那天的事,记得就是这些。后来我们是怎么分手的却记不清,似乎是最后她说要到店上去。那天之后,过了好多天,我快把我们见面的事忘了,就好像,我这个老朋友,从来没有再次出现于目前的生活中,一切又照旧如常。有一天,她突然打来电话,约我星期六去看电影,那个星期六正好没事,就答应了。我们经常相约一起去逛街,逛完街、买完东西后又随便找个餐馆吃饭。我们一起去书店买书。她还是争着付钱,既然她收入比我高,就随她去,我还真有些心安理得。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夜场,从电影院出来已经很晚了,她就和我一起回我在外面租住的小屋。

“你胆子真够大的。”

第一次她随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爬上两边堆着杂物的楼梯时说。

“我可不敢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

进屋后,开了灯,看到她在灯光下惨白的脸色,就知道她是真的怕。

“你怎么住在这种地方?”她又说。她打开窗,往外看了看,“外面是垃圾堆。臭得很!”她把窗子关了。

“没想到你会住在这种地方,”她红着脸说。

“怎么比得了你!你是什么收入,我是什么收入?你是什么家庭,我是什么家庭?”我有些生气,似乎是因为她说“这种地方”时的口气,又似乎不是。

“别生气喔,我是跟你开玩笑。”

她脸更红。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候就不能管什么臭不臭的,”我为自己辩解。“只图从窗口可以看见外面的稻田。我讨厌打开窗子看到的还是别人的窗子,弄得整天都要拉上窗帘,免得互相看来看去太尴尬。”

可不是,只要坐得离窗户远一些,不去想窗下那堆垃圾,把眼光放远一点,只看着那片稻田,风景还真是不错呢。不单单有稻田,还有竹林,有远山。晚上,天晴的时候,还有高悬于天空的月亮。那个晚上也是有月亮的。经过我的一番指点,她果然不笑了,抬把椅子坐在那里,出神地望着窗外的月亮。

我很疲惫,已经躺下了,她还坐在那里。突然间冷不丁地问一句:

“你谈过恋爱吗?”


 

我谈过恋爱,上大学的时候。

到三年级,还没有人追求过我,我们寝室里的女生,早已和别的班,别的年级,别的系,别的学校的男生出双入对,张口闭口“我男朋友”,“我男朋友”的了。已经是这样了。她们的男朋友,来到寝室,张牙舞爪躺在床上,如果躺到别人的床上倒还好了,偏偏又看中我的下床。我的床成了他们等待女朋友的临时休养地。他们把我垫在床上的棉絮拉起一个角,穿着鞋踩在床板上,离开的时候,床单上还留有一个男性身体的形状。五次三番后,我实在忍不住,抓住一个机会,怒斥了孙洁的男朋友(想不起这个人的名字了):“踩着我的床板干什么?床单脏了,是不是你洗?”那以后,就听到她们在背后议论,“找不着男朋友就看着别人的男朋友眼红。”

那以后,再没有任何人的男朋友,大大咧咧地躺到我床上,可是熟悉的环境变得陌生,她们正慢慢地,不由自主地孤立我,回寝室成了一件难熬的差事。没事的时候我索性呆在图书馆,整晚整晚看书,恨不能把眼睛看瞎。

我真恨不能把眼睛看瞎,所以只盯着书,从来不看人。但有一双手是常常会看到的。这双手总是拿起我摊在面前的书。

“对不起,我看一眼啊。”他说。

看就看吧,我不改姿势地等着他重新把书放下来。第二天,同样的事再次发生。真搞不懂,那么多书,这人怎么只对我看着的书感兴趣?第三天,他干脆坐到我对面。“你看书真够入迷的。”我抬起头,开始认识这个人。在此之前,我凭他的声音和他的手辨认他。这是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长手长脚大喉结。老实说他的样子和他的声音不相配,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

“怎么不相配?”

他想知道。

“这样的声音太轻柔,不像是从一个硬邦邦的身体发出来的。”

他笑,把这句话看作对他的恭维。可后面,一连几天都没有再见到他,等他再出现的时候,跑来跟我解释说他生病了,请了几天假。“病的时候要是有个人在身边就好了,可是没有这样一个人,你说我惨不惨?”他问我,手里的书一会儿放在这只手里,一会儿又放到那只手上。

“你生病,关我什么事?!”

我用眼睛斜他。

他叫陈亚文。建工系。与我同级。

他的名字和白亚文的只有一字之差,当时我的心差点跳出来。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是不是这个名字也起了一点作用?

一个让人心跳的名字。

我把自己当作一枚炸弹,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去。太需要太向往太渴望这样一场恋爱了。他到我们宿舍来找我,四肢伸开躺到床上。寝室里的女生与我合好,在她们眼里,我不是那么奇怪的一个人了。和陈亚文不能满足于在校园树丛里的搂搂抱抱,他偷偷在外面租房子,一放学,就迫不及待奔向爱的小屋,扯掉身上所有衣服,整个地暴露在对方面前,直到学校快关大门了,才一前一后溜回各自的寝室。他爹妈有的是钱,租房子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只要从他平日的零用钱里省下一点就够了。

他父亲,是水利厅里的一个副厅长,母亲也是一个什么处长。他的家庭条件,和我家的一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尽量不去想这些,安慰自己,他家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爱的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爱的是我。有一天,快回寝室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喜欢我?”

“我以前想,你们学艺术的,一定很浪漫。”

“那么现在呢?”我急切地问。

“现在,”他有意停顿下来,做出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等看到我的脸,经历了由欢喜到失望的过渡,才慢慢说:“比我想的还浪漫。”

我喜欢这个答案,抱着他的头,就是一阵粗暴的吻。“只要这个就够了!”我说。

可是,有了这个还不够。

“可是,我,没有谈过恋爱。”月色朦胧中,李米露爬到我身边挨着我躺下,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了过去,这会儿,她突然在梦中呓语般地说。


 

在这期间,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从出版社出来,过上一种艺术家的生活。已经有四五个画廊肯帮我卖画了,而且其中的一个画廊,以一个我很满意的价格帮我卖出了两幅,我完全可以过上那种靠卖画为生的日子。想了两天,在一阵兴奋中做出决定。把这个决定告诉李米露时,她也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她父亲一直赌博,这回赌光了自己的全部存款不算,还在头脑发热中把商店抵押了借高利贷,债主拿着欠条找上门,这一下,连商店也失去了。

真难以相信,李米露的父亲,那样一个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人会去赌博。从前见了他,我连大声说话都不敢。李米露告诉我,她父亲只是外表严厉罢了,其实是一个关心子女的好父亲。当时我那么羡慕,觉得这个世上,一切的好,都被这个叫李米露的人给占去了,而我什么也没有。我没有那样一个严厉又懂得心疼子女的好父亲,我的父亲只是嘻嘻哈哈爱耍嘴皮子,满足于和我妈斗嘴,完全没有一个父亲的样子。这么一个人,一个过去的好丈夫,经典的模范父亲,怎么突然成了这样?李米露不肯说。

“和你正好相反,”她说,“我要去找工作了。”找工作的事并不顺利,她害怕回去面对着母亲愁苦的脸,不时到我那里过夜。“现在,我妈是再也高兴不起来了,我爸爸因为心怀愧疚,所以很少回家。”好在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她母亲还有一些存款,支付目前日常的开销并不是问题。

“你说,男人为什么总是这样?他们做的事,要我们来承担;他们实施犯罪的对象也总是我们。他们只考虑他们自己,仿佛这个世界只是他们的,和我们没有关系。他们发动战争,他们争权夺利,他们制定计划,他们发明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他们破坏自然,一切都是他们。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是让生活变得舒适了。其实,我觉得还不如古代,至少古代的人们总是宁静的,总是安安心心过日子的。他们把世界搞成这样。我们,要的不多,要求的也不多,只想好好过日子。你说说看,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女人生养了这些男人,就为了让他们这样对待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李米露对我说这番话的那天,正好是十五,天上挂着一轮满月,她斜靠在床头,一只手支撑着身体。我坐在她后面。黑暗里,看不清她的脸,但知道这时候她的脸一定红通通的,只要一激动,她原本白白的脸就会发红。


 

一年多以后,李米露才找到工作,她在一家大公司给人当秘书。我请她吃饭表示祝贺。那时候,我完全适应了她的陪伴,本来以为,没有任何人陪着,生活中没有男人,照样可以过得很好。可自从她重新走入我的生活后,却越来越喜欢她在身边转来转去,问这问那,好像我比她懂得多似的。我喜欢这种似乎懂得比她多的错觉。那天,去菜场买了菜,破天荒在家里做起饭来,虽说自从上大学后就再没有做过饭,可别说,除了盐放多了以外,味道还可以。她来了以后,高兴的看着满桌子的菜,尝一口,喝一口啤酒,很享受的样子。我已经准备好一连串的问题要问了。上司怎么样?同事怎么样?工作环境怎么样?工资怎么样?工作累不累?问了之后,她都微笑着说,还行。

我们还是常常一起逛街,看电影,偶尔奢侈一下,进进馆子。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眼里突然涌出了泪花。

“怎么啦?”我问。

起先她不肯说。“别问了,没什么。”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眼泪。我相信这个道理。经不起我的追问,她才说起那个叫卢明亮的经理。

“别干了!”第一个反应促使我说了这样的话。

“其实没什么,”这时候,她冷静下来,镇定地说,“他不敢怎么样。”

的确,他不敢怎么样。只是在来回递东西的时候,本来不必碰她的手,却故意碰了她的手;本来有很大一块供他行走的地方,却有意挤过来用胸脯擦着她的肩膀;本来眼睛可以停留在她的脸上,却要停在她的胸口;本来不必那么近地靠她坐,却偏要那么紧地挨擦着她;本来握手握多长时间,有着不成文的规定,他却把这个时间延长;本来下班她可以自己回家,却要找借口送她回去;本来不需要加班,他却常常要她留下来;本来可以和别人出差,却点名要她和自己去。

“你说我该怎么办?”她用纸巾擦着嘴问我。

怎么办?我能有什么好办法?这大概就是漂亮女人的难处,是我这个不漂亮的女人没有体会过的。

还从没遇过这样的事,在我的一生中。

“要不,我去找他谈谈。”最终我想出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也许谈开了,他就不能怎么样了。”

“你可别去!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反而会说我自作多情。他会说,那是对员工的关心,让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到最后,反而传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了。”

“你打算忍气吞声?”

她没有说话。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说,“你越是这样,他越是以为你向他屈服了,就越要欺负你。你明白不?或者,”我急得找不出适当的词句了,“或者甚至他会以为你对他有意思,觉得,你是那样随便的人。”

她还是不出声。

“你说话呀!”

“你要我说什么?”她软绵绵地说,“这种事,有口也说不清,说出来还会让其他人看笑话。”

“你可以辞职,再找一份别的工作。”

“要是再碰到这种人怎么办?我就不工作了?我就不活了?”

我看我们的讨论只能到此为止,我说一句,她有另外两句或三句等着我,虽然她每句话都那么轻言慢语,丝毫不想惹我不高兴。后来我们再没提到这个问题,有时候,想起来追问起这件事,她只是淡谈地说,没什么了。她再不说别的,她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不想让自己的事被别人说来说去。“我怕被人笑话。”她总是说。她对被人笑话的恐惧超过对死亡的恐惧,当时我并不知道。


 

出租车已驶到市区,我们上了一座立交桥,从无数出口中的一个下来,要是我自己开车,在桥上转上两三个小时,也不一定能找到正确的出口。继续朝南驶去,一路上不断遇到塞车,所有的汽车排成一条长龙,朝前看一直延伸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往后看,好像没有尽头。很多司机不耐烦地按着汽车喇叭,有不少车想从三条长龙的间隙里插过去,最终还是被挡在当中,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

“这条路经常堵车!”司机在一旁抱怨。

现在抱怨有什么用?反正已经困在这里了,就老老实实耐耐心心地排下去好了。卖报纸的小贩乘机兜售报纸,三三两两走在马路上,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伸向一个又一个汽车窗口,西斜的太阳把他们的影子拖得有些长了。 

“要报纸吗?买一份吧。出租房内惊现无头女尸!禽兽教师强奸幼女!买一份吧!买一份吧!”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人们麻木得需要“女尸”、“强奸”这类赤裸、冰冷、坚利无比的字眼来刺激神经。美已经不再能够感动我们分毫。丑和恶,极致的丑和恶却总能令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报社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只能以对此类事件津津有味地报道求得报纸销售量的增加。对着小贩递上来的报纸,我厌烦地掉过头,正好看到一辆挖掘机,尘土飞扬中,把一幢半新不旧的建筑物推倒,听到不远处的打桩机,发出轰轰烈烈的响声。

还好李米露的事没有上报纸,没有上电视的晚间新闻,还好没有一个好事者打电话通知新闻媒体,否则她会走得很不安。我们等到绿灯第四次亮起来,才跟着其它车辆慢腾腾驶过路口。

我们的车慢慢驶过路口,我记起有天晚上,李米露问我:“你还记得那个叫白亚文的吗?”当时我正在把最后的颜色抹到画布上,她的问题让我停下手。“记得。怎么了?”说完这句话,我的心在怦怦跳,尽量掩饰,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常常叫我收齐同学的作业本,送到办公室和他的宿舍去?”

“记得啊。那时候,我还嫉妒你呢。”

我发觉自己竟能轻松地说出这句话了。

“还好没叫你去,否则你会像我一样。”

这话听起来奇怪,引起我的警觉。

“还好没叫你去。”

“我说到底怎么了?奇怪!”

我嘴里责备着她,再也无法画下去,把调色板扔到一边,朝她坐着的地方走过去。“说我听听,我想知道。”“你想知道?”李米露说,她停了一会儿,在我的逼视下终于说出“他把手伸进我裙子里”的话。


 

“别说了!”我求李米露别再说下去。

她把白亚文从我心中的圣坛上一把扯下。她毫不留情地这样做。我不会相信她。怎么可能相信?那个温文而雅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变成一个魔鬼?怎么可能!总得要一个过渡,才能让我们相信。如同从黄昏到黑夜,我们总要看到,那山峦背后逐渐隐没的余辉。

那个每天学生放学后,就在操场篮球架前练习投篮的健健康康朝气蓬勃的人,那个从来不会大笑只会微笑的人,那个腼腆得说话都不愿看着对方的人,那个有着白皙面孔长长眼睫毛的人,那个每次在学校食堂打饭都甘愿排在最后的人,怎么,怎么可能?

“你要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那不是事实。我真的喜欢过,他是一个很讨女孩子喜欢的人,你还记得他的长相吗?我当然不是冲着他的长相才喜欢他的。他刚教我们班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不怎么好。四年级,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下了课还帮我补习,开始我挺紧张,怕他以为我是个笨蛋。后来看出他是一个好老师才没紧张。他帮我补习,我的数学成绩才好起来。以前我的成绩没有你的好。那个时候我一点没想到会发生后来那些事。他来教我们的时候刚从学校毕业,朝气蓬勃的。

“我是从那时候起喜欢他的。五年级。只要注意,是可以从我的眼神里看出来的。我最喜欢上的课是数学课,只要他一进来,我就用眼睛盯着他,有时候他看到我盯着他,就脸红着笑笑,把目光挪开。看到他这样,我得意极了,以为他也喜欢我,就像我喜欢他一样。你说我傻不傻?他没有更多的表示,只在发现我看着他的时候,把想说的话忘记了。放了学,我故意不回去,借口在学校做家庭作业,留下来看他在篮球架下练习投球。我坐在操场边上,手里拿一本书,眼睛却放在他身上。如果他跑过来捡球,我的心就跳得厉害,脸也红起来。这些事你都不知道吧?有时你也会留下看他和别的老师打球,但我留下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

“后来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了。有个女的经常来找他,和他一起回宿舍。我看着他们的背影,难过得哭起来,两天都没吃下饭,我想可能会这样死了吧。我妈看到我吃不下饭,急得带我去看病,医生怎么可能检查出什么呢。我爸爸也跟着急起来,可他忙得很,根本顾不上管我。他们俩都忙着做生意,谁也顾不上我,再说我也不会对他们说。休息了一天,我又去上学了,这回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尽管会偷偷看他的后脑勺。我嫉妒那个女的,觉得她一点不好看,根本配不上他。要是他们俩分手就好了,我这样想。

“但她还是经常来找他,和他一起回宿舍。一直到我们六年级的时候,刚开学,是九月份,一连好几天,我都没见到她来学校。看得出他很不高兴很消沉,我想他们大概分手了,要不就是闹别扭了吧。看到他那个样子,我想安慰他,却不知说些什么。那天我送作业本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上课铃已经响了,是地理课,地理老师最讨厌有人迟到,谁要是迟到他就不会让这个人进教室。你还记得吗?我知道是这样,于是跑起来,想把作业本送到办公室后就赶快回来,虽然地理老师不会不让我进教室。我不是为别的事迟到,而是要收好作业本送去办公室才迟到的。

“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坐在那,两只手垂在身旁,头仰着靠在椅背上,一副很累的样子。我走过去,看到他脸色苍白,双眼紧闭着,有些害怕,把作业本放在他桌上小声说,课本收齐了。他没理我,还是保持原来的姿势不动。我又小声说了一遍,他这才睁开眼看着我。这一下,他完全是个陌生人,两只眼睛通红。看到他这样,我更害怕,只想赶快跑,我刚一转身,他就要抓我,他没抓住我的手,而是抓住了我的裙子。虽然是九月份,可天气还很热,那天我刚好穿着裙子。从那天以后我再也不想穿裙子了。他抓住我的裙子,问我为什么要跑,是不是他很可怕。我说,不是。我就这样裙子让他抓在手里站住了,他盯着我的样子让我想哭,一有这个念头,眼泪就劈劈掉下来,落在他手上。可他没有放开我意思,他说,我最讨厌你们女人哭了,你们女人就会用哭做武器折磨我们。我闻到他嘴里喷出的酒气,这让我更害怕,我求他让我走。他不让,一把将我扯了过去。嗬,我忘了你也是个女人,他说。你们女人都是喜新厌旧的。是不是?你说。你说啊,是不是?他凶巴巴的。我哭起来,不知什么时候他的一只手就伸进我的裙子,顺着我的腿往上摸。

“我尖叫了一声。那声音不像是我的声音,不像是我发出来的,更像一声哨子响。他的手抽出来,说,叫什么叫,只是和你开玩笑。开玩笑,明不明白?他一放开,我就哭着跑了。他真让我难过。你说我为什么要难过呢?我不是一直喜欢他吗?恋人之间不是都会做这种事吗?虽然具体是什么事,那时我还不清楚,但知道男人和女人相爱就会做一些身体亲近的事。为什么要难过?我从办公楼里跑出来,没去上地理课,我不想让地理老师看到我哭红的眼睛和哭肿的脸,他会说什么?更不想让其他同学看见。我顺着操场边跑,边跑边抹眼泪,有两个班的学生正在上体育课,我看都没看他们就从升旗台边跑了过去,跑出了学校的后门。我跑到学校后面的小河边,河边有很多桉树,我就在那些桉树边哭了好一会儿。河堤上有好多蚊子,在草丛里飞来飞去。我一直问自己,你为什么哭?你不是喜欢他吗?这是亲近的表示啊。可我知道那不是亲近的表示,他的心里根本没有我。也许我是为这个哭的。”

我一句话没说,听她讲下去。

“这件事过后,我没有躲着他。我还是喜欢他,是他不喜欢我,不把我放在眼里的。可我也不喜欢他把手伸进我裙子里,他那样做,让我觉得自己既没有用,又渺小,好像不是我,不是一个人,是一件东西。我不喜欢那样的感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还是和往常一样,那个女的也没来找过他。放学以后我不再像往常一样有意留在学校看他打篮球,好像在我和他之间树起一道屏障。

“我并不是说那时候我怕他。我不怕。所以他叫我放学后送作业本到他宿舍时我去了。还会发生什么更让我不愿意发生的事?我相信不会。还能坏到什么程度?那天所经历的是最坏的了。我进他宿舍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那个和他住一起的老师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他叫我过去,问我是不是怕他。

“‘不是。’

“‘可我觉得你在躲着我。’

“‘没有。’

“我不敢看他,眼睛漫无边际地四处乱看。宿舍里有两张床,两张写字桌,两把椅子。写字桌上放着污渍斑斑的镜子,还有几个没洗的碗和几双筷子,一把刮胡刀,两个肥皂盒。靠近门的地方,两只面盆并排放在一起,一双旧拖鞋,东一只西一只扔在床下。

“‘来,’他拍拍床,‘坐这里。’

“我没动。

“‘坐这里才证明你不怕我。我知道你以前是很喜欢我这个老师的,你常常放了学不回家,看我打篮球。’

“刹时间我无地自容,看来他并非完全没有注意我,他注意到我留下看他打球了。我本来应该高兴,可不知为什么非但高兴不起来,还羞愧得面红耳赤。

“‘难道我变了?不是以前那个让你喜欢的老师了?’

“我涨红了脸说:‘不。’

“‘那你就坐过来。’

“我只得坐过去。

“他抬手摸了摸我的脸。‘你是不是很热?你的脸那么红。’他又摸摸我的肩膀,捏了捏,把手放在我腿上。‘你不是很结实,要加强体育煅练。’他的手一会儿停在我脖子上,一会儿停在我胸口,说着我的身体不是很好之类的话,而我竟像个木偶一样听凭他摆布。

“‘你躺下,我量一量你的身体是不是合比例。’

“他的手探到大腿根时,我才突然大哭起来。我的眼泪无止尽地流着,濡湿了他的床单。‘好了,好了,’说着话,他把我拉起来,用枕巾胡乱擦我的脸,边为我擦脸边朝门的方向张望,‘你回去吧。’他背过头,不再理会还在哭泣的我。从这一次开始我有些恨他了,上次还没恨他,这次我恨他,恨他这么做,心里隐隐约约觉得他很肮脏。我回到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给父母,我不想告诉他们,不想让他们觉得我不好。我对妈说我想转学,她问我为什么转学。在这里上得好好的,又要升学考了,为什么要转学。她这么问我。我说不出理由。夜里我做了噩梦,梦见他在我身上摸来摸去。第二天我病了。这你是知道的,我请了十天假。回来上课后他没有对我怎么样过,看着我完全像看一个陌生人,眼睛里冷冰冰的,而我总是躲着他。那以后,我真正开始躲着他,我觉得自己不再爱他了。从始自终,我想我妈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是一个粗心的母亲,可这也没办法,就是那样一个人。”

她讲完了她的故事,我不想相信。可这个故事太哀伤了。这一切,发生在那个遥远的初秋,黄色的季节。我眼前出现的是这样一些不相关的景象:自来水管里的水,在操场边的水池上方流淌着,操场上有我们大扫除后留下的扫帚痕迹,教室纸篓旁,四五团带字的白纸被学生揉皱了扔在那里,讲台上飘荡着白色的粉笔微粒,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在风中轻轻摇晃着,教学楼的走廊,回荡着我们的尖叫声。我脑海里想着这些,下意识地抬起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自以为会看到洗不掉的墨水印子,但上面却是镉红色的油画颜料。

没有比这个更可鄙的。她想干什么?她拥有了我所没有的一切,最后还要把我心中那最纯真的形象带走。

“我不信,”我最后说,说完以后就觉得再没有力气进行下面的对话。她伤心地看着我,“就知道是这样,谁也不会相信我。就知道是这样。但你要知道,我不会编这种事损毁自己,最近的事,老让我想起这些往事。我以为已经忘记了。可是你看,到头来我记得那么清楚,就像才刚发生似的。”

她说的没错,一时间我们都没再吭声。我没追问最近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卢明亮又有什么了?我没问。

后来每当一想起这件事就后悔。当时我只想着自己,想着刚听到的消息,就是说还没缓过来,没想着问问她到底怎么了?如果当时问了,结局可能有所不同的。我常常这么想,以此来惩罚自己。

“那时候,我还嫉妒过你,就因为你可以时常接触到他。他要你收好作业本送到办公室里去。我没想到……”

她的脸被床头的一只灯罩挡着,溶在黑暗里,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只见她听了我的话后,躺在床上的身体轻微地动了动。她什么也没说。

“我时常想,生活的真相是什么?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平时我们看到了表相,就自以为看到了真实,所以当真实来临时,我们就不知所措了。”


 

李米露的话,不仅炮弹一样摧毁了我心目中常存的偶像,也毁掉了我全部的爱情。这种情况下,我还有可能去跟陈亚文见面吗?

在李米露对我说出那番话的前一天,陈亚文打来了电话。那是我们分手后他打来的第一个电话,我当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可是,他却比我平静得多。他问,我们可不可以见个面。我不想和他见面,那天我的心很乱,李米露来的时候,我正琢磨着要不要把这事告诉她,她却说出了有关白亚文的那些话。白亚文。陈亚文。这两个名字在我脑海里盘旋,时时交叉,好像他们是同一个人,这两个形象重叠交织,但又马上分开。他们当然不是同一个人,陈亚文不可能是白亚文,陈亚文不可能做出那种事。第二天,我虚弱疲惫,到了和他约定的时间,还站在房间的窗前。

和陈亚文有三年多没有往来,但还是可以从别人嘴里听到他的情况。他结婚了,认识他也认识我的人对我说他混得不错。在大学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就一向很好,是班里的班长,团支书。二年级就入了党。大家都说他好,他待人和气,从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就是说,在适当的时候,他懂得避让的艺术。他总是高高兴兴,脸上挂着笑容。毕业的时候,他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出乎大家的预料,他没有考取。大家都认为他临场发挥不好。“以你的水平,完全可以考上的。”连他的老师都这么说。但他笑了笑,“不想考了,考不上研究生,仍然可以在比较平凡的岗位做出贡献。”他的话反而让老师有些不好意思了,这样的话,原来应该是自己安慰学生的,没想到却让学生用来安慰了自己。

很顺利地,毕业后他在水利部门里得到了一份工作。尽管父亲是副厅长,他还是从基层干起,不到三个月就提拔到机关科室上班。和以前在学校里一样,他总是高高兴兴,脸上挂着笑,见了人客气地招呼——“李老师”,“王老师”,“邓科长”,“刘老”。腰微微弯着,眼睛四处打量,随时警惕着,怕谁从眼皮子下面溜走,而没招呼到。当然,一个也没放过。他向来目光敏锐。同事都觉得他这个人特别好,有做副厅长的父亲,可还是那么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因为有这样可贵的优点,人人喜欢他,也因为他父亲是厅长,人人更喜欢他。慢慢地,他在单位里一出现,不管是何种场合,都能听到四下里传来招呼他的声音。他们叫的那么欢快自然,用不着担心别人说自己拍马屁。他的确是一个好小伙子。

就在这时,他父亲被提成厅长。真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大家知道,陈克达向来清正廉洁,连独生儿子都下基层锻炼过。虽然也有人说,陈亚文下基层只是走走过场,为了给人看。人们从陈亚文身上同样看出了做官的天赋,相信有一天,他会像他父亲一样坐到厅长的位置。

在此期间,在毕业工作后的一年里,我一直和陈亚文住在一起。我们在城里租了一小套房子,把它装扮起来,买一张双人床放在卧室正当中,一张长沙发在客厅里,电视机前面。下了班,边看电视边把爆米花和其它零食扔进嘴里。我偷偷买来烹饪书,学着做菜,像广东人一样注重煲汤,害怕他胃着凉或者额头上长疮,害怕他有口臭或患上脚气。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有一次他问我。

“这个我还没仔细想过。”

“那先见见我爸妈吧。”

“见你爸妈?”

“害怕了?”

“这倒不是。”我咕哝着。

我还真是怕见他爸妈。他们大概不会喜欢我这样的儿媳妇,我和他们,我家里人和他们,我的家庭和他的家庭太不一样。

“那我就和他们约个时间见面罗。”

这个“罗”说了也白说,他早打定主意要促成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并不想再征求我的意见。

一见面,我就知道他的父母不喜欢我,但我没有把想法说出来,他对我的态度似乎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个过程很缓慢,几乎看不出来。他再没有叫我去过他家,他闷闷不乐,他长吁短叹,他愁眉不展。这就够了,我知道该做什么。

我该做的,是站起身,收拾好包袱走路。以我的性格,不可能走入他的家庭。他的家庭不可能接纳我。他没有说出来,可我已经知道了。在他知道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这样的关系,维持下去没有意义。关键的问题不是他父母,是他自己,他在我与前程之前早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只是没有意识到,不愿正视,或者不想说出来伤我。我帮他下了决心。

“我们分手吧。”我鼓足勇气对他说。

他抬头诧异的望着我,半天才说:“你这么说,我真没想到。”从他的口气里,我捕捉到一丝如释重负。

“这真让人难过,”他说。

他望着窗外,双眼眨巴着。

我等了一会儿,想听到他说我们要在一起。他没有说。我站起身,收拾包袱,希望他站起来,把我手里的包扔到一边,说我不用走。他还是没说。他望着窗外。

直到我走出我们租住的房子,他都坐在窗前,一动不动。

从那以后,他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一直到那天。


 

四季走入我的生活。我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和李米露在一起消磨掉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四季搬来和我一起住,李米露在我的小屋里就没有了位置。她在休息天的早晨来找我,而我和四季还躺在床上。套上四季的衬衣,我头发蓬乱地开了门,双眼惺忪朝外望去,李米露站在门外,失措地看着自己的双脚。“对不起,我没想到。”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四次还是五次,后来她一定要先打电话约好才来找我。她不再像以前一样,有做不速之客的权力。我身上的某些东西,某些气味,使她退却。她从我打开的门缝里,闻到从前没有的,不属于单身女性的性欲气息,从我身上瞥见有男人爱抚的女性成熟起来后的饱满。有时,她打来电话,正好遇到我和四季在争论这个晚上由谁来洗碗。不是我懒得洗,而是不想惯他这种毛病。

“不是我,是你。昨天我就洗过了,难道你忘了?”

我刚听到李米露说她想换个工作,就听见四季在不远处这么说。他的双脚盘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两瓶啤酒和一碟花生,电视上播放的是足球联赛。

“你昏头了!昨天是我洗的!”我拿开电话对他吼道。

“别叫!我要看球赛!”

“一个破球赛,有什么好看?你们男人都是傻瓜!长不大!一个个都像疯了一样!人家踢球和你有什么相干?跟着瞎起哄!”

“你不懂!”

四季一说“你不懂”,我就生气。他高高在上的样子让我反感到极点。他说我不懂,其实不懂的人是他。一个成年人,整天沉浸在游戏里,本来就不正常。这是逃避,是不正视现实。刚想发作,就听到李米露在电话里“喂,喂,喂”叫个不停。

“你忙的话,我改天打过来好了。”

“对不起。明天打电话给你。他太让人心烦了!”

“没关系,”她说。挂电话前还特意嘱咐我,“有话好好说,不要动不动就吵。”

“是我想吵吗?都是他挑起的!好了,好了,明天打电话给你。”

那个时候,真是疲于奔命,和四季在一起一年后,我们就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吵架。原先商量好,家务活两人均分。他在房地产公司卖楼,工作并不繁重;我在家里画画,也并不轻松。如果能够共同分担家务和买房的按揭倒也相安无事,可是他总是找借口逃避应由他负担起来的责任。我不是圣人,常常忍不住和他吵,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真像母亲。和四季一吵起来,母亲的影子就回到我身上——我说出的话是母亲曾经说过的,思维方式也是母亲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想过会像她一样,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每次吵嘴过后,我都在想,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一个搞艺术的人应该做的吗?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前途?这类问题搅得我彻夜难眠,最害怕的是,到了六十岁,仍然是个三流画家,还在为一些小画廊画画。


 

“你和四季怎么样?”

过了两天,而不是第二天,约她出来吃饭的时候她问我。

“还是那样。”

“你们打算结婚吗?”她用手里的勺搅着汤,静静地问我。

“结婚?要是跟他结婚,我肯定活不过四十岁!”

“那你怎么还和他在一起?”

“还不是寂寞无聊吗?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过了半天,她才说:“我想不通。”

“等你有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又像一块鸡肋,就会想通的。”

“我可不想结婚,我想一个人过一辈子。你也别结婚,和我一样,也是一个人过一辈子,怎么样?”

她亮晶晶的双眼露出急切的神情,让我既惊讶又不知所措。见我不出声,她又问:“怎么样?”

她说:“我信不过他们。我不相信会有男人真正爱上我。”

不知是因为想到陈亚文或者四季,或者白亚文,我盯着她的双眼,冲动地说:“对,我们一辈子不结婚,老了,就搬到一起住,相互照顾!”


 

然而我还是没有离开四季,继续着吵嘴的生活和三流画家的生活,李米露却在一年之后认识了王怀安。他们认识的过程很简单,王怀安是李米露所在公司的新客户,他们之间,有了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握手,第一次交谈,第一次告别。接下来的某一天,王怀安意外地送李米露百合花。那是这样一种花,有的人认为它象征着纯洁和高贵。李米露没有说她喜欢的是红玫瑰,也许连她也挡不住纯洁和高贵的诱惑。可是有一天,她却跑来告诉我,她受不了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过去。”她坐在沙发上,双手夹在两个膝盖中间,耸着肩膀无助地看着我。

“这么说,你是动真的了。”

她没有说话,眼睛转开去,望着撒落在桌上的带壳花生。四季此时正在洗澡间里洗澡,我们俩都听得见他从嘴里嘟囔出的不成调的声音。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过去,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和别的男人不一样。他是认真的。我还以为不会碰到一个真正爱我的人,可是你看奇迹发生了。这次我可以肯定,他是爱我的。可是他越是这样,我对过去隐瞒不说就越是内疚。”

“你没有欺骗他,那是你的隐私,你可以不告诉别人。再说那也没什么。”

“可他不是别人。”

“他当然是!别人是别人,你是你。记着,任何人都有可能离开你,只有你永远不会离开你。而且任何时候都不要挑战爱情的底线。”我坚定地望着她。

“你总是教训人,以为自己向来对,一贯正确,”她说。

“我没想到你还相信爱情。”

“我相信,因为我从来没有得到过。”

“你不是真想嫁给王怀安吧?”

“要是嫁给他,我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再说他又成熟又有钱,同事们都劝我嫁给他。”

“那是别人的看法,你自己怎么想?”

“还是嫁了吧,”四季光着上身从浴室里走出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李米露看着他笑笑。

“你自己怎么想?”我盯着她问。

“我还有一个妈要养活呢。自从我爸出事之后,我妈就像变了一个人,什么事也不管,前几天请了尊菩萨在家里供着,早晚都磕头念经。”

我冲动地说:“你别在这家公司干了,我帮你找个工作,结婚的事缓一缓。你不是说过不结婚的吗?怎么这么快就变卦了?”

她没有响应我的话,而是说:“他向我求婚的时候,我真的高兴,还从来没有人向我求过婚呢。”

四季见我们不理他,回卧室穿衣服去了。


 

她没有听我的,嫁给了王怀安。事情并不像她当初想的那样,王怀安虽然收不菲,却希望她能养活自己,就是说她还得继续在公司里干下去。她结婚后我们只见过一次面,因为婚宴我没有参加,她一定要单独请我吃饭。为了这顿饭,我和四季特意打扮一番。我穿上新买的黑裙子,却没有与之相配的凉鞋,只好穿了一双印度黄的鞋。四季到底比我好多了,穿上他天蓝色的休闲西服和白色长裤。我们到达饭店的时候,李米露和王怀安正在外面迎接我们。第一次见王怀安,他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想过他可能不矮,可没想到他竟那么高,他不但高,而且胖,头发稀疏发黄,穿着褐色衬衫和深灰色的裤子。他这个看上去很……很气派。对,气派,就是这个词。他满面笑容地招呼我们。李米露真够漂亮,银灰色的长裙,银灰色的高跟鞋,头发烫成潇洒的大波浪,看上去容光焕发。我则为穿了印度黄的鞋子惴惴不安,不希望别人注意到我的脚。我们走向事先预定好的位子,王怀安替李米露拉开椅子,在她站到桌旁后又把椅子放好让她坐下,做完这一切他才在她旁边坐好,四季还没等我落座,自己就找位子坐了,看到王怀安对李米露如此体贴,他竟无动于衷。这就是找一个比自己小的男人做男朋友的好处,你学会了坚强,学会了从不需要男人的照顾。

我们寒暄了几句,聊了聊我正在筹备的画展和四季想找的工作,又聊了聊王怀安的公司和他的合伙人。“我跟他说过几次,想去他们公司做秘书,可他就是不同意。”李米露不失时机,含笑说道。王怀安说:“不是不让你去,而是我们公司已经有秘书了。我总不能无故把人家辞掉吧。公司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李米露还想再说什么,王怀安又说:“喝汤吧,你的汤凉了。”我们又说了一些杂七杂八事,吃完饭,四个人一起出来,已经有人把王怀安的车开到门口了。王怀安提出要送我们。

“那倒也好,”四季说。

我拉住刚想上车的四季。“不用了,你们先走吧,我和四季想再逛逛。”

他们走了以后,四季说:“让他们送我们多好,你脑子有水呀。过一会儿,我们还得打车回去。”

“你脑子才有水。”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李米露。

好长时间没有和李米露通电话。她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也没有打给她。那次见面以后,我一直忙画展的事,她没有找我,我以为她生活得很幸福。没过一个月,我和四季分开了。事情出在和几个画画的朋友从卡拉OK回来的晚上,大概是夜里一点钟,我,老李、小豆、于金水,我们几个坐于金水的车从停场出来。因为我是女的,他们决定先送我回去。才拐到街道上,坐在前面的老李就说,那不是你家四季吗?车里的几个人都喝多了,听老李一说,就哈哈笑,说老李看花眼了,四季是不可能来接董雯的。老李说,那就是董雯家四季。于金水停下车,一看,果然是四季。四季站在一棵电杆下,路灯刚好明晃晃地照在他头上。我刚要说,真是四季。一个女孩子就朝他跑了过去,双手张开扑向他的怀抱。

“走吧,走吧,”于金水赶快说,“我们看错了。”车子飞也似地开走了。路上他们很体贴地说着小豆开画廊的事,可说完了这些,还会有什么可说的吗?于是尴尬地沉默着。车开到我家,他们很同情地和我告别。再见。再见。睡个好觉。我对他们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四季。他们说,别多想了,早点睡。

可我没有睡着,四季一夜都没回来。平时他并非每天都回家,我一直以为他去他朋友那里,但是这一天,我知道他去了哪里。第二天一早,对着镜子,我检查发黑的眼圈和肿胀的眼袋,给四季打了电话,通知他以后再不用来我这里了。为了散心,我一个人跑出去旅游,以为会收集到很多素材,到头来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根本没想什么绘画的事,想的全是陈亚文和四季。那天陈亚文说要和我见面,我没去,一个人呆在家里,他打来的电话我也没接,后来他就没再打过电话。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回忆过去是很不明智的,我不想把自己的生活陷在过去的泥潭里。我扩大交往圈子,碰到喜欢的男人就和他过一夜,有时候是和一个画家,有时候是和一个诗人,有时候干脆是和在酒吧里说过几句话的人。我以积极参加各类活动闻名,在艺术圈里已经小有名气。这有很多好处,最重要的是,过上这种生活,就没时间回想过去,每天累得一回到家倒头便睡。如果去对方那里过夜,第二天早晨,醒来后看着陌生的床和身边陌生的男人,心里就禁不住发虚,常常澡顾不上冲,穿起衣服跑回了家。

这种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压根儿没想到李米露。我甚至害怕见到她。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想见见我。

“我还有个约会,”我说。

“明天?”

“明天也不行。有一个画商想和我见面。”

她的声音和以前不一样,细细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不过却很镇定。她那细微的声音让我怦然心动,差点因为怜悯她而答应下来。但转念一想,我凭什么怜悯她,她嫁了一个好丈夫,有着稳定的生活,我凭什么怜悯她?如果见了面,她了解到我目前所过的生活,会怎么看?她一定会说,“你这种生活,太……”她不会说出“太”字后面的话,她会觉得我太腌臜,会说我亵渎了蒸馏水般纯净的爱情。我硬下心肠不和她见面。过了两天,她又打电话来,约我出去。我再一次推辞了。

“那好吧,再见,”她说。没想到,这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三天后的下午,接到了王怀安打来的电话。他说正在准备李米露的葬礼,问我去不去参加。我很惊愕,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李米露头一天晚上服安眠药死了,警察现在认定是自杀。“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他这样说。“葬礼明天举行,你来不来?我想她是希望你来的,她一直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听了他的话,脸上一阵发热,脱口说出——“我来,我今天就想见到她。”


 

我在医院的冷柜里见到李米露,她是因为服用过量安眠药抢救无效而死的。她双眼轻合,双眉舒展,和活着时候不一样。和她告别后退出来,坐在走道的椅子上,身上一阵阵发冷。我问王怀安:“怎么回事?你们不是生活得好好的吗?”“我也不知道。只是她最近好像心情不太好,而我又很忙。”忙?忙算什么?忙就可以有不关心亲人的借口?这样的话我说不出。用这样的话指责他,就等于指责我自己。我的心一揪一揪开始疼起来。

第二天,我们为李米露举行了葬礼。来的人不多,她母亲来了一会儿,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她没有把我这个李米露的小学同学认出来,可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和过去没有太大分别,也许皮肤松弛了一些,但看上去仍很年轻。她漠然地面对女儿的葬礼,可能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心包裹起来,不让它受到伤害,她大概就是用这种方法保持不老容颜的。来参加葬礼的,还有李米露的几个同事,她的上司,就是那个叫卢明亮的人却没有来。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着这个卢明亮。他在李米露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是不是罪魁祸首?是不是他促成了李米露的死亡?葬礼后我问王怀安,李米露有没有留下遗书之类的东西,在她死的前一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他说没有。

“她写日记吗?”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我问道。

“没有吧。”他想了想说。

“她是不是有服安眠药的习惯?”

“没有吧。”

出租车停在王怀安家楼下,我没有来过李米露的家,却知道她住在哪里。可这时我却犹豫了,坐在车里迟迟不肯出来。“已经到了,”司机粗鲁地说。我还是犹豫。“你先下车,要是没有想好,先想好,再叫别的车。”

我付了钱从车里出来,出租车一溜烟开走了。站在路口,茫然四顾。一个拾荒的老太太走来,双眼盯着我手里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子。不远处,两个孩子牵着一条金毛狗跑来跑去,嘴里乱喊着叫着。车子一辆接一辆从马路当中驶过。有个男人站在马路那边,像我一样看着飞驰的汽车,似乎没有想好该去哪里。想找王怀安的勇气失去了。见了他后,我说什么?告诉她李米露在单位上遭受的骚扰?提到小学时候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李米露没有告诉他,那么我告诉他是不是就辜负了李米露?我该去找谁呢?是王怀安?白亚文?还是卢明亮?或者说,是自己。站在路口,我脑子里充满各种混杂的声音。


 

(刊载于《边疆文学》2007年第五期)


 


 

旧事

 

//马可


 


 

吴俊繁结婚的时候,对薛梅花说,要多生孩子,孩子多,劳动力就多。那天薛梅花穿着红色的对襟袄,脚上是双锃亮的小皮鞋。她的脚极小极尖,像两只裹得严严实实的粽子。

薛梅花和吴俊繁的婚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使吴俊繁成为村里,乃至镇上人人羡慕的对象。吴俊繁家里有一百多亩地,他本人上过省城里的军校,薛镇长自然要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军校!”那些人啧啧地说,“谁去过?连省城在哪个方向来搞不清呢。”

从结婚那时候起,镇长家的大小姐就不是大小姐了,她成为吴俊繁的所有物;她的时间也不是线性流动的了,而是一个又一个随着腹部隆起又瘪下去,瘪下去又隆起的无限循环。在环状的时间里面,薛梅花生下七个孩子,有三个一生下来就是死的。

村子是灰暗、丑陋、郁闷的代名词。所有的房子都盖得歪歪扭扭、摇摇欲坠,仿佛随时有倒塌的危险。无论谁家盖房子,似乎都在攀比着,看谁能把房子盖得更丑、更节省、更能在有限的地界上增加占地面积。

整个村子只有吴家所在的那条路用青石板铺成。吴俊繁每天骑着马沿着这条路去镇上的营房,后来不在部队了,他也沿着这条路骑马巡视田产。这条路上每天都会响起“得得”的马蹄声。他通常在天黑前到家,薛梅花见他进来,就赶紧将堂屋的灯点上。

“不忙,吃饭的时候再点,不是说过多次了!?”吴俊繁严厉地埋怨。

薛梅花忙把灯吹灭。

他白她一眼。“你这是浪费洋火!”

她什么也不敢说了,低头走进厨房。已经十三年了,她不停操劳,谁都不知道也不关心她在想什么,她完全是一条默然无声的影子,在厨房、堂屋、猪圈之间往来奔波。她身上早没了镇长家大小姐的俏丽容姿,倒像一只长年风干发了皱的核桃。

他们的大儿子已经把马拴进马厩,牛羊也回了圈。“老二,”吴俊繁吩咐,“打洗脸水来。”薛梅花把菜端进堂屋,小声告诉他吴宝家来过。吴俊繁什么也没说,只顾细细洗脸,洗完脸后又细细洗脚。

吴宝家是吴俊繁家的亲戚,按辈份,吴宝家要喊吴俊繁“二叔”。他把他父亲留下的一点田产输光后,一直靠几个本家的接济过日子。谁都知道吴宝家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借米借油借钱,借去的他从来没有归还过。

桌上的油灯被再次点燃,薛梅花退回厨房,独自一人在灶边吃饭。借着灶火的光亮,可以看到她的嘴在默默嚅动。

这时吴宝家像只夜行的猫,又悄悄潜进来。四个孩子愕然望着这不速之客。

“二叔。”他谦和规矩地向吴俊繁鞠躬。

吴俊繁没说话,只是小心地把饭扒进嘴里,生怕掉落一粒。

“二叔。”吴宝家又喊一声。

谁也说不清此时吴宝家在想什么,他一躬到地,脸对着凹凸不平,被踩得起腻的一个个小土丘,露出几近诚惶诚恐的模样。他又是否想过,要在将来的某一天,为如此谦卑又低声下气的一刻雪耻报复?谁也不知道。

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长得足以让两个大点的孩子都感到尴尬,不知所措,吴俊繁才稳稳当当放下碗筷,对吴宝家说:“听说你又添儿子了?”

“是。二叔。是个儿子。”吴宝家的头仍微微低着,眼睛看着地面。

“儿子好。”吴俊繁沉吟着。

“是。二叔。”

“到厨房让你二婶给你拿二斤米,二斤包谷面吧。算给你的贺礼。”

吴宝家的感激溢于言表:“是,二叔。”

吴俊繁再不想说什么了,同意给粮食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这么做,说不定就开了口子,以后大米要哗哗地往外流了。想到这个,他极度心痛。为了不反悔,他用所剩无几的力气挥手叫吴宝家走开。“回去吧。我也要歇息了。”

吴宝家又鞠一躬,来到厨房。

在厨房里,他看到身着黑衣黑裤的薛梅花立在灶边,几乎和烟熏黑的墙壁溶为了一体,只剩下两只眼睛仍然像年轻时那样闪闪发亮。丈夫的话她听到了,已找好两个布口袋拿在手上。

“二婶。”吴宝家恭敬地说。

薛梅花带他到耳房,这里专门用来存放粮食。白花花的大米和黄灿灿的包谷面放在一只只又大又深,反射着富裕幽光的黑坛子里。吴宝家在想象把所有粮食都倒在地上的情景,他很愿意在铺满厚厚一层粮食的地上打滚,让鼻腔充满粮食的芬芳。

薛梅花用口袋装了粮食,叮嘱吴宝家一定要记得把口袋还回来,才小心翼翼递给他。不过吴宝家再送来袋子的时候,又装上粮食拎走了,如此一来,两个布口袋再也不属于薛梅花,她只能在吴宝家来“借”粮食的时候看到它们。

渐渐,吴宝家发现耳房里的粮食从来没有因为他的不断到来所有减少,反而一直在增加。黑色的坛子本来放满了整间耳房,现在已经不得不把它们摞起来了。他不禁替吴俊繁担心,粮食有可能变质的。他甚至发誓说,闻到了吴俊繁家粮食腐烂发出来的,酸甜又令人昏昏欲睡的气味。


 

村子里有了一种传言。传言令吴俊繁坐立难安,却又无法深究传言的出处。他不知它来自哪里,只看到它像瘟疫一样弥散在空气中,使整个村庄一到傍晚即刻沉浸在嗡嗡的震颤声中。

传言说吴俊繁有十箱金子。他不用长工也不用短工,而让薛梅花操持家务,忙里忙外,又让四个孩子像长工一样光着脚板,穿着带无数补丁的衣服在地里干活,归根究底,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多么富有。

听了这样的传言,吴俊繁很愿意能保持一如既往的平静,白天,他依旧骑马到地里巡视,但一到夜里,他就把过去用过的军刀压在铺席下面,还在枕头底下藏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睡在这两件伸手便可抄起的武器上面,他仍不放心,又养了一只狗。这是一条黄灰毛间杂的母狗,乖巧、机警,来年开春,产下四条和它一模一样的小狗。每到夜里,吴俊繁把五只狗放在院中,只要有一只狗叫,其余四条会跟着叫,引得村里其它的狗都叫起来。只要狗一叫,吴俊繁就要下床,在房子各处查看。

“我们家有金子吗?”薛梅花十二岁的儿子问她。

“哪里有!”

“他们都说有。”

“他们乱讲。”

“我要告诉他们,我家没有金子。”

“说了他们也不相信。”薛梅花拿手里的针擦擦头发。

“为什么不信。”

薛梅花没有说。

不久就听说邻村闹土匪,吴俊繁就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钉上木板,路过的人要仔细从厨房窗口的板缝里看,才能看到薛梅花扬起瞪着木呆呆眼睛的苍白脸庞。他们会感叹她真的不是刚嫁到吴家,衣着光鲜、小巧玲珑的镇长家大小姐了。吴俊繁对她的关注,比对那头牛的还少。


 

吴俊繁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军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不在军队了,他回到村里守着父亲留给他的六十亩地。对这样的变化,村里人似乎觉得理所当然,把对他的称呼从“吴营长”改成了“二爷”。也许他血管里始终流淌着农民的血液,是一个对土地有着深深挚爱之情的不折不扣的农民。

吴宝家仍会在某个傍晚拿着口袋来找他,口袋上补了更多的补丁,吴宝家鞠躬,口称“二叔”,见了孩子们喊“弟弟”,见到薛梅花喊“二婶”,然后在薛梅花给了他半袋大米和半袋包谷面后喏喏而去。

有关吴家的传言有了变化,现在有人说,他家耳房下面埋的全是金子。很多人相信了,否则为何吴俊繁要在窗户上钉那么厚的木板?传言愈演愈烈,吴俊繁寝食难安,更加频繁地在夜里起床检查木板是否有撬动的痕迹。白天,他宁可在家里而不是骑马出巡。租他地种的佃农在道上遇见他,会像过去一样低头肃立,一样恭敬地喊“二爷”,但他总感到他们顺从低垂的眼皮下,一定藏着妒嫉和不安分。


 

转眼夏天到来,早晨的薄雾随着太阳的升起向西飘散,阳光从东照射而来,晒在吴俊繁家门前那棵浓荫蔽日的树上,又以沉静的姿式躺进院子里。远处的山峦呈现黛色,在缭绕不绝不断升起的晨雾中像一片连绵的云。

吴俊繁的二儿子踩着开裂的楼梯下来,木板在脚下发出吱吱的响声。他穿过堂屋打开大门,微风吹过,带来田野的清香,吹动着院墙上的茅草。他才刚迈出门就跑了回来,他想尖叫,却只发出呻吟般的呜呜声,头天被教书先生用戒尺打肿的手已不再困扰他,他只顾噔噔冲上楼,撞到闻声出来的父亲身上。

“狗……狗……”

他脸色发白,其它的话再说不出来。

那母狗躺在门外的院子里,微风吹起它灰黄色的毛,苍蝇围着打转。这条狗就这样永远躺在夏天早晨温暖甜蜜的阳光里了——它脖颈上一道长长的刀口划过,流溢的鲜血已经凝结。四只未满周岁的小狗也失踪了。

吴俊繁惊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也许是预兆,又或者是一个警告?可怕之处在于,他一点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随后,一件件事接踵而至。

他不单单死了一条狗,丢了其余四只,他还丢了鸡,丢了羊,甚至有一天,他放牛的小儿子也哭哭啼啼回来报告,说那头黄牛因为他在树下打了个盹就不见了。

“你还有胆回来!”吴俊繁对儿子吼。不知是出于生气、愤怒、焦虑还是害怕,也许全都有,全都是。他感到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这只手正准备把他的心放进手心使劲揉捏。

吴俊繁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孤立,可他指望不上任何人。他本想找大哥商量,但他们因为分家的事很少往来,兄弟俩儿时的亲密无间早已消失得无踪无影。他只得重新加固院墙,在墙上凿出射击孔。他到县城买了五条枪,教几个儿子使用。吴俊繁很清楚,丢牲口只是整个事件的前奏,还有更大更骇人的灾难等着他和他的家人。这个人或者这伙人可能正躲在某处看着他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惶惶而暗自发笑。他能怎么样?对手已经宣战,他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了结。


 

然而日子却日渐平静。除了他之外,村民也在等待着决战之日的来临。在这战役中,很难说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吴俊繁在明对方在暗。正因为对方藏头藏尾,笼罩在村子上空的气氛变得神秘诡异,让人连喘气也不敢大声,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暗暗相信,这次吴俊繁要遭殃了。

连吴俊繁家门前的石板路也很少有人走过,一到中午,太阳热辣辣悬在当空,空气似乎不会流动,偶尔有一只拖长舌头的狗走过,也会因为酷热难耐要在屋檐下或窗台边歇上一两回才能走完那条路。只有那一群群绿头苍蝇不受影响地嗡嗡穿行于巷道,在谁家的院墙内,在猪牛粪或紧闭的门板上停留片刻,又懒洋洋飞起寻找新的着陆点,直至找到一摊新鲜的狗屎或刚被人泼在地上的剩汤,才再次蜂拥而至。苍蝇的嗡嗡声无形中加重了空气的份量,很多人觉得快喘不上气了。到了傍晚,晚霞以其特有的姿态蔓延过来,那边是绛红,这边是金红,再过去是淡蓝,蓝色在逐渐加深。燕子也叽叽喳喳吵着要回巢。只有这时候,人们似乎才觉得生活还在继续,时间没有止步不前。在这份宁静祥和中,时不时有吴俊繁的三个儿子练习打枪的单调沉闷的响声传来。

八月,吴俊繁开始相信,丢失的牛、羊,被杀死和掳走的狗是村里那几个无耻的混混所为,他们或是逞能或是嘴馋,总之不足为虑。他紧绷的神经渐渐舒缓,又恢复了每日清晨骑马巡视的习惯。这时的吴俊繁已经不是发生一连串灾祸前的吴俊繁了,在他内在的某处,变化正悄悄发生。偶尔有一片枯叶从树枝飘落,也会引发他的哀思;河边茂密杂乱的草上映出粼粼的波光,如小小的金鱼在游动,竟也能触动他那变得善感的心弦。

这一晚天空一团漆黑,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黑浓的云在看不见的上空翻卷不止。吴俊繁的四个孩子正在轮流洗脸,暗淡的油灯升起一簇火苗,由于没有一丝风而一动不动。

“别吵!”坐在桌边抽烟的吴俊繁突然打断孩子的喧闹声,问道:“外面什么声音?!”

四个孩子吓得住了嘴,屏声静听。院子里传来“噗”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

“有人!”吴俊繁说。

大儿子已先一步到了大门后,从门缝向外张望。

吴俊繁赶到他背后。“有人吗?”他小声说。

“有。”

“谁?”

“不认得。他们在点火把。”

“有几个?”

“三个。”

“在院子里?”

“院子里。”大儿子说。“他们过来了。”

话音才落,就响起拍门声,声音在旷古的寂静中显得惊心动魄。“开门!开门!不开就烧房子!”外面的人喊。

“走。”

吴俊繁拉着儿子里到堂屋。薛梅花的脸一片惨白,和三个孩子依偎在一起。吴俊繁叫上大些的三个儿子上楼,从屋里拿出枪装上子弹。

“现在是看你们本领的时候了。”他的目光从三个儿子的脸上一一扫过。“记得爹是怎么教你们打枪的吗?”

三个孩子使劲点头。

“开门!不开烧房子!”楼下院里的人再次发出威胁。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一道树权状的闪电照亮了夜空,天空像裂开了道口子随即又闭合,过了一阵,雷声才滚滚而来。

“太好了,爹!要下雨了!”大儿子说。

吴俊繁来到窗前,院子里至少有五个人,还有两个正骑在墙头准备往下跳,其中三人手持火把。吴俊繁把枪插进射击孔,叫三个孩子也照做。

“别打他们,吓跑就行。”

楼下堂屋里的薛梅花等吴俊繁他们一上楼就把灯吹灭,紧搂着小儿子坐在黑暗中。外面的人一喊话,她就吓得哆嗦。接着她听到一声枪响,外面的吵闹声嘎然而止。有人说:“什么声音?”另外一个人说:“不会是枪吧?”有人大喊了一声:“有枪!”紧接着又是一阵密集的枪声传来。薛梅花闭紧了眼睛,怀里的小儿子一句话也不敢说,连哭都忘记了。

这时候她听到外面有人说烧他房子。雨却在这时候下了起来,大滴大滴的雨打在瓦上发出轻脆悦耳的声响,后来就分不表哪滴是哪滴了。

“你们走吧!”薛梅花听到丈夫在楼上大声说。“我不杀你们。”

但下面的人似乎并不领情,还大声地咒骂着。雨越下越大,过了一会儿,她听到杂沓的脚步声离去,只有雨哗哗落下的声音。

薛梅花重新点亮灯。“没事了,没事了。走了,他们走了。”她哄着怀里的小儿子。小儿子这才哼哼叽叽哭起来。


 

早晨像一只灰白色的鸽子,拍打着翅膀降落,夜里吴俊繁赶走土匪的事在村民间不径而走,他们不无遗憾地想到,那个盼望已久的决战时刻竟然在他们不在场的时候轻易过去。尽管他们都听到了枪声,但却因为害怕这会是一场血战而没敢出来,等发现事情竟能如此轻易解决之后,又为当时的胆小而后悔了。很多人为了弥补遗憾匆匆赶到吴俊繁家,巴望在第一时间听到吴俊繁讲述他的英雄事迹,以便以一个消息灵通人士的身份到处传扬。

吴俊繁却在一片热腾腾的气氛中保持着缄默,虽说也很兴奋,但更多的却是莫名其妙的疲倦和郁闷。大儿子把头天晚上的事讲了一遍,作为长子,他很高兴也很得意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言语间流露出沾沾自喜。他一讲完,四周就响起一片赞美之声。

“真是笨蛋!”人群中的吴宝家啐了一口。

他的言语引起众人注意,大家一致把头转向他,以为他有什么更绝妙的评论,但又被他大胆的言论吓了一跳。有人希望他的话被吴俊繁听到,就故意大声问:“你什么意思?村里除了二爷能和土匪干,还有谁有这样的本事?”

“我不是说我二叔,”吴宝家脸发白了,身子往后缩。“我说的是土匪,是土匪。”

众人一愣,吴宝家在这一愣里感到时间像过去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里,他是如此地突出于众人之上,让所有目光都聚焦到他脸上了。终于某个人干笑两声,大家在引导下也稀稀落落地笑起来,不久这笑声不断扩大,变成了哄堂大笑。教书先生在这融洽的气氛中逮到机会发挥文采,大声说:“土匪乃乌合之众,不足为患也。”大家不懂什么叫“乌合之众”,但还是从其乐观昂扬的语气里看到了希望。

然而命中注定,吴俊繁同土匪的瓜葛不会就此画上句号,也命中注定他成不了后人口中的剿匪英雄。就在得到“土匪乃乌合之众”结论的第二个夜晚,吴俊繁被压在脖子上的一种坚硬冰冷的质感惊醒了。他下巴底下,是那把曾给他带来荣耀与自豪的马刀。

他想错了。

轻敌使他以为,对手没有达到目的全赖于他手中的枪,他忽略了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所起的作用。他不是没想到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也料到他们会卷土重来,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简直如急风暴雨。换个人可能会采取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可吴俊繁认为是最危险的时刻最安全,于是长久以来积累的疲倦向他袭来的时候,他放心地安然入睡。

横在脖子上的马刀向他证明,最危险的时刻仍旧是最危险的时刻。

被惊醒的吴俊繁,第一个反应是一跃而起,但身子早被按住。

“再乱动试试看。”黑暗中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说。

吴俊繁看清了床边的两条黑影,薛梅花已经不在他身边。

“你们想干什么?”他问。

“很快你就知道。”还是那沙哑的声音回答。与吴俊繁紧张的声音相反,这个人的声音流露出控制住局势的镇定从容。

吴俊繁被带到楼下。

屋里站着七八个人,他们投在墙壁上的交错身影在火把的光焰下时时摇曳。为首的人示意押着吴俊繁的人把他绑在一把椅子上,他朝吴俊繁走过来。这个人一点不像村民口中的那凶狠的土匪头子。他是所有土匪中惟一一个衣服不带补丁的,长相几乎算得上俊俏。

他走过来问:“金子呢?”

“什么金子?我没有金子。”

“不说可要对不起你了。”这人嘬起嘴,吹了声口哨。

“说不说?”旁边好几个人虎视眈眈。

“真的没有。”

“快说!找死!”

吴俊繁感到无论怎么解释,这几个也不会相信,决定不再开口。

这时从几个人背后走出一个人来,对着为首的耳语了几句。如果不是他站出来,吴俊繁绝不会注意到他。

“是你!”这人是吴宝家,吴俊繁心里的吃惊不亚于恐惧。“怎么是你?”

吴俊繁用眼睛盯着他,想把答案从他脑子里挖出来。吴宝家一说完话就退了回去,尽量避免被火把的光照到。

“把耳房的地挖开。”土匪头子一声令下。

过了一段时间,执行命令的人一无所获地回来了。

“说吧,不说可要吃苦头。”

“我没有金子。”吴俊繁一遍遍地说。

所有的角落一一搜过,没找到传言中的金子。土匪头子望着吴俊繁,脸上显出迷惑的表情。这时吴宝家又凑上来说了几句,土匪头子看了吴宝家几眼,像要重新认识这个人,他沉吟片刻说:“照你说的办。”说完转身出去了。

铁钉被拿了出来,四个人抓住吴俊繁,另一个人把铁钉钉进他的指甲缝里。

“金子呢?”他们一次一次地问。“金子?”

鲜血顺着他的指尖往外冒。吴俊繁痛得大叫,骂道:“吴宝家,狗日的!你不得好死!”

他的骂声久久在村子上空回荡,与其说这是人的声音,不如说更像是野兽的怒吼。一连串的狗叫声随着这声音此起彼伏。置身于群山环抱中的所有村民用沉默回答了他的怒吼,只有他四个被捆在牛棚里的儿子呜呜的哭泣声与这吼声相应。


 

太阳再次冉冉升起,驱散了崇山峻岭中的浓雾,草尖上的露珠在阳光下变成一层雾气氤氲扩散,三两株蒲公英在墙角怒放着,两只黄色的蝴蝶流连片刻后又飞走了。直到太阳升到高空,村民们才陆续走出家门,来到吴家院门外。

四个孩子还被绑在牛棚里,两个小的昏昏沉沉睡了。村民们没有看到薛梅花,只在屋里找到了吴俊繁,他倒在一把椅子上,血在脚下流了一地,十根手指血肉模糊。他的脖子上有道深深的刀痕,像那条死了的狗。

同一天,村民们发现吴宝家不见了。有人说薛梅花和吴宝家其实是相好,是薛梅花开门放吴宝家和土匪进门的;有的说吴宝家的确带土匪进了吴家,但他是被逼的,薛梅花也是被逼的,但薛梅花还跟着土匪做了压寨夫人;还有一种说法,说吴宝家带土匪进吴家是早有预谋,他想利用土匪对付吴俊繁,因为他们虽是亲戚,同样姓吴,他穷困潦倒吴俊繁却富裕有钱。

没有人能为自己的说法提供有力的证据,但三种说法都承认,吴宝家和薛梅花是在那个晚上跟土匪走的。四个孩子后来由薛梅花的娘家人领走,但传言并没有由此消失。这个故事在村民间传来传去,他们有时还因各执一词大打出手。但慢慢的,这个故事还是被渐渐淡忘,直到某天有人说他在丽水河里见到一具女尸,黑衣黑裤,身形像极了薛梅花。于是这个故事重被翻出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直到人们发现讲述它的时候已味同嚼蜡,才终于把它放入时间长河,任其烟飞灰灭。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失踪的吴宝家却在解放后回到了村里。

据他说,他被土匪抓走了。被抓之后,他誓死不愿做土匪,从半路逃跑,可迷路了,一直到现在才找回来。尽管对吴宝家的话心存怀疑,但很多人都承认,吴宝家是最能顺应时代的人,他们对他的这种适应能力,满怀羡慕——他是村里第一个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吴解放”的人,是第一个拥护合作社的人,也是第一个拥护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人。改革开放后,他的适应能力遗传给了他的儿子,他儿子就成了全村第一个买汽车跑运输赚钱的人。

至死那天,吴解放对那晚发生在吴俊繁家的事只字不提。


(刊载于《滇池》2004年12期)

旅游者

//马可

很多旅行是让人难以忘记的。就像那次,他们到达这里时已是午夜,下车后在车站附近找到一家小旅馆。旅馆的卷帘门已经下了一半,他们还是准备进去试试运气。拉起卷帘门弓腰进去的时候,过厅里不见半个人影。“有人吗?”他问,但没人回答,他们只好站在柜台前等,开始对着柜台后的大镜子相互打量起来。他已经两天没刮胡子了,胡子茬从下巴和腮帮两边冒出来;白衬衣的领子也是歪斜的,黑色西服的袖口不知在哪儿蹭上了些白石灰,整个人看起来邋里邋遢。吕俊红也好不到哪儿去,目光呆滞地站在柜台前,用两个手肘支撑着身体,似乎不这么就要马上倒下去似的。她只是巴望着能赶快洗个热水澡,有张平整的床可以躺一躺。而现在,吕俊红也到达这样一家旅店,虽然柜台后面没有镜子,她却还是下意识地抬头瞟了一眼。自然,她既不可能瞧见他,也不会见着她自己。

“你是要住店吗?”柜台后一个女人问,她长了张当地人特有的长脸,眼睛也是细而长的,不说话的时候,薄薄的嘴唇就抿成了一条直线,脸上的笑容很热情。她迅速地瞟了吕俊红的箱子一眼。“是来旅游的吧?”

吕俊红在登记册上写下名字。她想要一个看得到海的房间。但只有四楼的房间才看得见海,不过四楼已经住满了。“三楼看不到?”明知只有四楼才看得到海,吕俊红还是忍不住追问一句。

“三楼房间的窗户被前面房子的墙遮挡住了。”

“那我还是换间旅馆吧。”吕俊红拉起箱子正要出去,这女人在后面喊道:“老实跟你说吧,去别家也不一定能找得到,现在是旺季,能找到房间就不错了!不信你试试看。”

吕俊红略感无奈,只得住下了。入住手续十分简便,只是象征性地填写了名字,而上回,店主让他们两个人都登记了身份证,还询问他们是不是夫妻关系。当时他望她一眼,而她则垂眼避免看他,他便接口说:是夫妻。但是现在吕俊红想,他没有必要看她,他完全可以大方回答,尽管事实上他们并不真是夫妻。

提着行李箱上楼进了房间,房内光线不够明亮,淡淡霉味却自四周隆起,地上铺着暗红色带花纹的化纤地毯。地毯上面兴许有些污渍,不过在发暗的光线下,难以辨清那到底是污迹还是花纹。除了床和床头柜之外,窗边放有两把沙发椅和一个小圆桌。与床相对的是梳妆台,墙上挂有液晶电视。卫生间里没有抽水马桶,只是一个边缘沾有深黄色尿垢的蹲坑。旅店条件简陋,房间又小,但还是比他们上次住的那家旅店好了很多。那家旅店没有地毯,只是清一色灰白地砖,电视柜又歪斜于墙角。好在床上被褥还算干净。那天晚上,她在水流忽冷忽热的淋浴头下洗了澡,他却连澡也没洗就直接倒在了床上。他背对她的样子,她一直记得很清楚,打那之后,吕俊红才意识到,原来一个人的后背也能起到预示作用。

吕俊红对镜梳妆,茫然了片刻,一时想不起来这里的目的,甚至觉得来这里是错了。

放了行李出来时已是下午,空气里洋溢着微苦的却叫人精神振奋的气味。她在旅店旁边的小饭馆里胡乱吃了些东西。这就是他们上次来,打算仔细看个究竟的海边小城吗?横七竖八的小街上,到处是来来往往穿着泳衣泳裤,戴着泳帽的旅游者,这与她最初的想象大不相符啊。那么上回他们想来的是不是此处呢?那回他们想来这里,是因为在青岛一家旅馆看到的一部旅游宣传片,那片子把这地方描述成只有阳光、空气、海水和纯朴渔民的世外桃源。这地方离青岛不远,乘船即可到达,于是第二天他们买了船票就来了。然而宣传片里乘着木船打鱼的渔民去了哪里?为何目光所及之处,就只有度假村,小旅馆,酒店,小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商店?再不然就是商店里堆放得到处都是的,用海螺和贝壳拼串起来的装饰品?

她到海滩散步时天色已晚,游泳的人大部分已经离开了,只剩下不多的几个人还站在沙滩上。她脱去鞋拎在手里,沙子在脚下形成的触感微微剌激着她的脚心。风正迎面吹来,带来了海水的咸腥味。抬眼望去,天边云霞灿烂。望着这云霞,她突然若有所悟:一直以来她都错过了许多,而这错过却是永远都不能挽回的错过。

吕俊红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出来度假休息。在进医院之前,她尝试过很多种治疗失眠的办法。认识她的人也不断给她建议:数数,想象飘浮在一团白云上,想象自己完全在天空中融化,或者干脆什么也不想,再不然就练什么息静功。她还试着哼唱母亲唱过的一首儿歌。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没有用。她只得跑去医院看门诊了。

“这到底是不是病?”她问医生。语气尽量平缓,想表现得完全不在意。

“你要说它是病也可以,要说它不是也行。”医生给出的答案模棱两可,见她不解,随即又说:“这是轻度抑郁。”

原来是抑郁,这算什么病?他实在犯不着卖关子,只要休息休息,放松心情就会好的。不过最后医生还是给她开了一些药。“睡不着的时候就吃一粒。”医生用特殊的潦草字体写出吕俊红完全看不懂的药名。

第二天一早,店主的女儿贝贝告诉她,这里有座白马山,因某个古代名人在山脚下饮过马而得名,如果有机会可以去那里玩。再聊两句之后她还知道,头天为她办理入住手续的女人是贝贝的妈妈。当时吕俊红正坐在旅店门口的椅子上,等着太阳出来好去海里游泳,贝贝蹲在人行道上洗着青菜。

“你去过没有?”吕俊红问。

“还没有。”贝贝害羞地笑笑说。

“离得不远吧,怎么会没去过?”

“我爸和我妈他们没有时间啊。”贝贝耐心地跟她解释,“开旅店的任何时候都缺不了人。”

贝贝是那种长得胖呼呼,看上去没什么心思的女孩,两只眼睛圆圆的,像两个玻璃球。她已经十五岁了,初中刚毕业,正在筹划自己的人生,在盘算着是去青岛找姑妈,还是留在本地帮着父母打理旅店。

“那你想留在店里还是想去青岛呢?”吕俊红问她。

“也许会去青岛。说不准,要按我的意思,还是想去青岛。你看我们这里吧,没什么意思。”

吕俊红想,这正是自己当年曾考虑的问题,只是她远没贝贝幸运。她在门口坐了一会儿,感到热气已经上来,便回房间换泳衣。踏上楼梯那一刻时她又在想,决定来这里是不是错了,本来可以选择其它地方的。下船之后,这海风、这海的咸湿味、这交错的街道、铺着石头的路面,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提醒,她来这里是错的,可她还是踩着错误的步伐找到这么一家旅店,这家旅店和上次他们住的那家又如此相似。

吕俊红在房屋中介处卖二手房已经好几年了,她主要的工作是带领顾客看房,没顾客的时候打电话寻找房源,找到房源后又联系顾客去看。她的收入,除了固定工资外,还从买卖房屋的中介费中抽取提成。每当无事,吕俊红坐在中介处的落地玻璃窗后,常常对现实有种不真切的感受,怀疑这是不是自己要过的人生,窗外来来往往的人影也慢慢变得虚幻不实起来。

吕俊红明白她只不过捱着时间度日罢了。她害怕这样的日子没有尽头,终于想到应该要树立一个目标,并一步步实现它。譬如说,能不能像她的老板朱小文一样,开几个房屋中介处?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吕俊红知道朱小文发家的大致背景。三十二岁的朱小文先前也只是个宾馆的前台服务员。后来,也就是朱小文二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成了他的情人。有了这层关系,朱小文就有了很多卖房产的机会,很短时间内,钱像河水一样滚滚而来了。重要是关系。不过朱小文也对吕俊红和苏茜说过,只有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获得机会。她还说,要想将来成功,一定要把握好现在。

苏茜是吕俊红的同事。苏茜比吕俊红小三岁,常常幻想碰到机会一步登天摆脱目前的生活状况。在领受了朱小文的教导后,苏茜私底下曾刻薄地对吕俊红说:“我很想知道她在床上是怎么努力的。”后来有一次,正对着小圆镜刷睫毛油的苏茜突然停住手,对吕俊红说,朱小文赚了不少钱,很快就要移民澳洲了。说罢苏茜叹了口气,用刷子掸着面颊上的粉说:“想想人家,真是比不上啊。”语气间既有羡慕也是妒忌。在吕俊红看来,朱小文的经历是一个经常发生在身边,却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她只能从远处羡慕朱小文身上名贵又色彩柔和的职业装,还有那修饰得整整齐齐的棕黄色发卷,而很多个白天,她和苏茜只能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流和车辆打发时间,那样的奇迹,她们连沾边的可能性都没有。

吕俊红有部小排量汽车,她每天开着车上班,晚上又开着回来。她租住的房子只有卫生间没有厨房,所以她把做饭用具减少为一个电饭煲——下面煮菜上面蒸饭,煮出来的菜放入调味品后味道与火锅近似。她还在卫生间里安装了淋浴器,这样至少不用到公共浴室洗澡,让陌生人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了。一直到二十岁,吕俊红都在公共大澡堂里洗澡,对女人们的身体早已十分熟悉,而上了年纪的女人的肉体,则让她有种难以言说的哀伤感。

每天晚上回家吃完晚饭,她就坐在床上用笔记本电脑上网。她从不看新闻,不关心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她只是搜索动画片看,再不然就是玩网络游戏。何明辉已经搬走了,她本来也该搬走,就像有些人说的:“离开伤心地。”可她还继续留在那里,连她也不清楚留下的原因,也许想看看究竟有多大承受力吧,要不然就是已然陷入一种不想挪动、不想改变的惰性中。

有段时间,吕俊红觉得游戏和动画片有种解放的力量,把她从单调乏味的现实中解放了出来,为她的身体注入了另外的灵魂。她溶入另一个更为虚幻的世界,进而与现在虚幻的世界断绝往来。最终,她放弃看动画片和玩游戏,是在看动画和玩游戏也成了单调乏味之后,因为这时她又开始觉得,动画和游戏正在消耗和剥夺着自己宝贵的生命。

虽说吕俊红和苏茜都不喜欢卖二手房的工作,但还是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苏茜说:“要是我有钱的话,我也会炒房的。”苏茜为了这个目的节衣缩食,吕俊红不知道她有没有攒够需要的钱。苏茜说,要是还攒不够钱,她就在来买房的人中物色一个,即使这人不娶她也行,只要能为她买套房子。因而看房的人走后,苏茜就对他们挨个打分,得分比较高的,她才在有新房源时主动打电话约他们看房。“我可不看中那点提成,”苏茜解释,她只是把中介处看成一个跳板,正如朱小文之前把宾馆当成跳板一样。吕俊红没有苏茜那样明确的目标,在以前,吕俊红生活中还有何明辉的时候,她只是想和他生活在狭小的两人世界里。他离开后,吕俊红孤身一人,又缺少自信,她担心一旦付诸行动会发现那目标容易破碎。


 

在楼梯转弯处,吕俊红碰到了女作家王思奇。她险些一头撞进王思奇怀里,好在在此之前,先看到了王思奇的双脚。王思奇脚上穿着一双小巧精致的便鞋,她知道那是一种叫“迷你唐卡”的鞋子,据说很多明星都喜欢穿。她抬起头来,看到了穿乳白色长衬衣和浅灰色短裤的王思奇。

后来,吕俊红意识到,她之所以喜欢王思奇,是因为王思奇一点都不咄咄逼人,和吕俊红以往所接触的任何类型的人都不相同,王思奇始终谦逊、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奇怪地一直面带着微笑——王思奇的两个嘴角总是往上翘,而嘴角所指之处正是两个十分对称的酒窝。每次吕俊红面对王思奇的时候,就感到整个人快要被那笑纹淹没了。当然过了很久,吕俊红也想到,王思奇的内心真就如她的笑容一样,平静得只是翻动着小小的波浪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吧,否则王思奇就不会自杀了。

“你先过吧。”这时王思奇侧身让路。

“还是你先。”吕俊红跟着客气起来,因为她实在喜欢王思奇。

“我不着急。”

“我也不急。”

两人都笑,但这并非一个笑话,甚至都无法说这是因为她们太过默契,或者太不默契。

“你住四楼?”吕俊红问。“你的房间看得到海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又说:“我以前一直渴望有间面向大海的房子,每天早上起来,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王思奇平静地说:“这是每个人的梦想。”

“有首诗你听过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吕俊红来了灵感,高兴地问。“是一个叫海子的诗人写的。”

她忍不住把整首诗都背了出来。

有一度,吕俊红疯狂喜欢诗歌,尤其欢喜徐志摩,他的数十首诗她能一口气背出来。除此之外,她也多少读过戴望舒、余光中和席幕容的作品。他们的诗读起来琅琅上口,某些句子能很快勾起愁绪,能让她胸口堵得发慌,非要落下一两滴眼泪,堵着的那口气才能喘上来。她不喜欢外国诗人们写的,超出她理解范围以外的难以捉摸的诗句,其晦涩费解常叫人望而却步。

“可以看看你的房间吗,不过可能有点不合适。”背完诗吕俊红又说。她觉得自己可能太饶舌了。可那股饶舌的劲头,却像一股爆发的山洪,是怎么也挡不住了。

“没什么不合适,来吧。”她们进到王思奇位于四楼的房间,房间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王思奇开了灯。这房间比吕俊红的房间可大多了,除了吕俊红房内的陈设这里一应俱全外,还多了个衣柜。房间的床上、梳妆台上摆了好些书。王思奇告诉她,书是从街角那家小书店买的,如果吕俊红喜欢,可以拿几本去看。然而吕俊红早就不看书了,她只是感到好奇——“你就那么喜欢看书?”她在床头柜上看到一摞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就问:“这是你写的吗?你来这里写作?”还不等王思奇回答,又接着说:“这倒是个写作的好地方。”

“是啊。”

吕俊红听着王思奇的声音,像是从更远处传过来的,更像是一个奇怪的回声,这让吕俊红又突然感到兴奋。生活就应该是这样,随时准备迎接新事物,认识新朋友,拥有新友谊。她们打开窗眺望大海,一艘轮船正推开浪花向这边驶来,若是仔细聆听,还可听到海浪阵阵。吕俊红深吸口气说:“这里真好。”她想到还要去游泳,就说:“我们还是出去吧。”紧接着又说:“你刚才不是正要出去吗?真不好意思,又让你折回来。哈哈。”

下楼的时候王思奇问她:“你喜欢旅行吗?”王思奇以极其轻巧的姿态走下楼梯,吕俊红不禁被她细致的动作迷住了。

“我去过南方一些城市。”其实南方她只去过广州,在那里待过三天。

王思奇又说:“我喜欢人们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喜欢每个地方都一样。生活就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不过现代科技却把生活的丰富多彩抹杀了。”

这个观点听起来倒新鲜,然而吕俊红并不反对科技。在她看来,科技为生活带来很多便利,科技并没有让生活变得单调,反而让生活更丰富多彩了。许多人不是正绞尽脑汁为人们设计提供着新鲜玩意儿吗?吕俊红没什么理由反对。不过想想之后她又马上表示同意:“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此时她想到了汽车排放的尾气,不断被污染了的河流和海洋。不过说实在的,这没大要紧,因为不管是大气还是海洋都不为你一人所有,既然非你的个人财产,也就可以视而不见姑且忍耐了。

吕俊红回房间穿上泳衣,拿上浴巾出来的时候,店主正在门口和几个男人打牌,见到吕俊红店主就说:“你最好带个救生圈,海边有租的。”吕俊红正想说什么,旁边一个小个子男人却笑着说:“小心不要被海水冲走了。”吕俊红故做惊诧:“哦,那我可要小心了。”小个子男人又说:“不要以为我开玩笑,你问问他们,每年夏天有多少人被海水冲走。”吕俊红愣了一下,店主很宽容地笑着说:“不要吓她,不是每个去游泳的人都要出事。”小个子男人说:“提醒一下没坏处嘛。”吕俊红心说,他可真是个较真的人。等去到海滩,看到那么多人在海水里泡着时,她把小个子男人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她脱下拖鞋,小心翼翼把浴巾放到鞋上。

海水介于蓝色与灰白之间,海面在阳光照射下升起了白雾。吕俊红舒展胳膊,做着准备。她没在海里游过泳,只在家乡小镇旁的小青河里游过。夏天天气炎热的那几天和邻居的小孩到河里纳凉。河岸两边长满了茭白和茨菰,河边用碎砖石块铺成小道上嵌入了一些摔坏的瓷碗,带着红或蓝的碎花。河水清澈见底,阳光直射而下时,可清楚看到河底满是苔藓的石头。后来镇上建了纸厂,孩子们就不去游泳了。她鼓起勇气朝海里走。在家乡的小河,她可以捏着鼻子潜入水里达三十秒之久,她实在没必要怯生生去租一个救生圈,只是海水似乎比河水显得粘稠滞重,好像一大锅糖水似的。吕俊红钻入水中,一口气朝前游了一百米。海水自然而然托举着她的身体,这决不同于在家乡河里游泳。决不。

她感到一种可以勉强称为快乐的气氛。幸福其实就是知足,就是不奢望无法得到的东西。

自何明辉离开后,吕俊红就再不想说出他的名字。无意间想到他,他就只是一个头发理得很短,经常穿深色西服,个子并不高大的男人的形象。原来吕俊红以为,那次旅行之后可以与他重拾旧爱,因为人们说旅行是修复受伤爱情的良机。当时正巧他有一个为期十五天的假期,吕俊红提议,愿意请假陪他一道出门旅行。起初他们从南到北,沿着铁路线旅行,一路之上,路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峰,一个接一个的山谷,一处又一处的丘陵。然后是平原,广袤得像没有边际。河流、瀑布、农田、果园,飞快地在眼皮底下一闪而过。他坐在车窗边看外面的风景,有时连着几个小时不和她说一句话。他们经过了很多城市,还不及到站,靠近站台时火车就开始减速;及至进站,就“嘎嗒”一声停下。一般停两三分钟,有时停六分,要看这个站是不是一个大站,是不是中转的枢纽。那么多旅客,拎着扛着提着拖着抱着背着挑着行李赶到站台,急切地寻找有空位的车厢。一会儿,站台空了,所有的人全被吞进车厢,火车又开动起来,徐徐按原定方向开去。

那时是十月。

有时她很怀疑是否真的有过那样一次旅行。如果没有那些留下来的船票、车票、火车票、飞机票、门票,没有那些地图,没有那些照片,没有那双走坏的旅游鞋,那只磨旧了的行李箱,没有她和他在照片上的合影,她真会以为旅行只出自她的想象。那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正是此处。不过第二天他们就各自返回青岛,乘飞机离开了。吕俊红想,其实在船上的时候他就已经打定了主意。当时他们和其他人在船舱看电视,苍蝇飞来飞去,不是停在这个人身上,就是停在那个人脸上。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出去找他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湿气在栏杆下凝成一排排水珠。她从船的左舷找到右舷,又去了船头,最后才在甲板上找到他。他站在栏杆边,望着下面的海水,她模糊有种不祥的预感,可还是打起精神,走过去从后面搂住他。第二天早晨,在小旅馆醒来后见不到他,也看不到他的行李箱,她发现自己并不感到十分意外。 

算来这已经是吕俊红第二次被人抛弃了。第一次是她刚从学校毕业到云城的时候,在商场化妆品柜台找了份促销工作,刘加山来取他妻子订购的特效美白面膜,他们随便聊了几句。他问起她的情况,她就如实回答,提到了从小生活的小镇、父亲、母亲,还有妹妹。吕俊红从小居住的小镇曾是一个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地方,那里没有什么新闻,有的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时间一久,她从这平静中感受到一种烦闷,特别对她这样在过大城市读书的年轻人来说,在那里生活一辈子,真是不可想象,非得给憋得生病不可。吕俊红对刘加山谈起这些的时候,他表示理解与同情,她感到刘加山要比其他人更关心她,这种关心让久居异乡独自谋生的吕俊红十分感动。再后来,她就不再对人提起那个小镇,因为那地方不值一提。她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刘加山又来了,问她有没有男士用的化妆品,比如男用洗肤水,洁肤乳什么的。

吕俊红按刘加山的要求辞去了化妆品柜台的工作,住到他租下的一套精装修小公寓里。她知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包养”。

刘加山从未说过他是做什么的。通常,他晚上七点来,九点半准时离开,周末和节假日都不来。不过有一次刘加山去广州出差,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会议时也偷偷把她带了去。他安排她住进开会的宾馆,每天都只出席上午的会议,开完会就来房间找她。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五年之后,一天,刘加山突然告诉她,他并不害怕离婚,只是怕离婚伤害到女儿,所以只有狠下心结束与吕俊红的关系。他给吕俊红留下两千五百块钱,说了吕俊红“还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之类的话就再没出现。吕俊红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回想与刘加山一起生活的五年,自问曾经幸福过么,或者不要说什么幸福不幸福,只说她是不是快乐吧。很难谈得上,可能有时她表现得快乐,但那也只是表现出快乐的样子。吕俊红在房租期满后,搬离了那套公寓,重新找了份工作。这时她二十四岁,在一家发廊给人洗头。发廊的老板很快成了她的男朋友,但这次交往维持得十分短暂,在发现他还有别的女朋友时,吕俊红离开了他。


 

在淋浴喷头下洗完泳衣,拿到楼顶晾晒,从那里望出去,海面一览无余。天空中有大团大团的白云飘浮。临海大道上,三辆旅游大巴刚一停下,一大群人就从车里出来,朝海滩蜂拥奔去。海滩上很多人正在做日光浴,海水里同样多的人随着波浪上下飘浮,像是被波浪卷到岸边的垃圾。即便隔了这么远,吕俊红也能听到他们兴奋的喊叫声。

她准备去码头看看,便戴上太阳帽和太阳眼镜出了门。在路边等了很久,也没见到公交车,听路边蹬三轮的说,要等船开来后才会有公交车载人过来。好在三轮车夫现在可以载她去,她就上了他的三轮车,让他带自己去了。

鼻腔里一直充斥着海的咸腥味,皮肤上、衣服上沾粘着海水的潮气。坐在三轮车上,阳光从头顶晒着,却并不感灼热,反倒是路边临时建筑物的白色墙壁,以及柏油路面反射的热气叫人受不了。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周身充满了活力,她那原本白晳的皮肤,已被太阳晒得带上了健康的棕色。她的每根神经和每个细胞好像也都预备好了迎接剧烈运动的挑战,似乎因为从太阳那里吸收了太多能量,就要把能量都放射出来。她心里雀跃着,无名激动着,想那医生要是见到此时的她会怎么说呢。

码头建在海湾里,吕俊红到的时候,一只船也见不到,但海岬上有白色高塔。一只海鸥飞了过来,紧接着又是一只。它们以极快的速度飞行着,银灰色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蓝灰色海面上。远处的海面波平如镜,可海水还是逼过来,一遍遍拍打码头,飞溅起白色泡沫。尔后泡沫很快坍塌,缩回海里,直至另一轮海浪涌来。有时浪头稍大,海水便带着泡沫滞重地飞溅到码头的水泥地上,把那水泥地染成深色。吕俊红用了很长时间观看海浪和码头,直到渡轮缓缓驶来。渡轮离防波堤越来越近,又一批游客来了。从船上下来的人在码头拍照,背影通常选定远处的三个小岛。看了一会儿,吕俊红离开游人纷乱的码头,走入附近的集市。集市上人群熙来攘往,她对那些有名的贝壳产品没有兴趣。除了贝壳之外,还有珍珠和珊瑚。经过讨价还价,她跟摊贩购买了十串珍珠项链,打算带回去送人。

傍晚时分,太阳隐没在云层中,天上就只剩下几抹淡红色。摊贩们陆续散去,光线也渐渐暗下来。吕俊红在夜市摊上吃了五串鱼丸,又到另外一个烧烤摊边吃了几串烤鱿鱼,再喝了两杯散装啤酒。嗬,这就是健康吗?健康就意味着旺盛的食欲?摊贩的灯光将道路照得发红,像是着了火。碰巧的是,她在街道尽头又遇到载她来的那个三轮车夫,这次他的要价比来时高了许多。“现在天已经黑了。”他说出要价高的理由。吕俊红别无选择,只得上了他的三轮车。回到旅店,吕俊红又吐又拉,折腾一夜之后终于在黎明时睡去。睡梦中,她又回到一九九九年,那时她刚中专毕业,跑来云市闯荡,做过一个月的洗碗工。她梦见自己站在洗涤槽前洗碗,旁边的脏碗已堆积如山。她一直洗,碗却越来越多,她想她这一辈子也无法把这些碗洗干净了。最后,她在极端绝望中从梦里醒来,听到外面正在敲门,起身去应,原来是店主来通知她预交的房费已经用完,问她还打不打算住下去。吕俊红又交了一个星期的房费。店主带钱下去,打发贝贝上来送收据,并问要不要替她买药,或者找辆车送她去医院。吕俊红说已经好多了,不用吃药,也不用上医院,她觉得不管是吐还是拉,都起到了排毒的作用。

贝贝走后,吕俊红又想起她还做过四个月的快餐店服务员,还帮人家卖过两个月的童装,做化妆品促销员是半年后的事了。这些工作让她得以接触许多人,每认识一个人,她就有意无意揣测他们身后的故事。她捕捉这些故事,这些故事被她从虚空里抓来,想象之后又放逐于虚空。她渐渐明白,其实整个人生都是由想象构建起来的。

她整个下午都在街角那家廉价咖啡馆度过。起先她坐的地方离空调机比较远,等空调机边的客人刚离开,便飞快过来抢占位置,动作迅速得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即使挂着门帘,凶猛热气仍自外面海浪般扑来,咖啡店老板说天气热得这样反常,可能要下雨了。她趴在桌上昏昏欲睡,三两只苍蝇在旁边飞来飞去。一群身着泳衣的年轻女孩边走边笑从外面经过,她们像群被海风吹跑了的彩色蝴蝶,一到沙滩便失去踪迹。有人骑着租来的马在道路上驰骋。她曾经幻想和心爱的人骑着马彻夜狂奔,经过一片盛开紫罗兰花的田野。当她把这想法对何明辉说时,何明辉警告说:“不要再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他说得没错。

四点的时候,云层聚拢起来,看起来马上要下雨了,沙滩上的人正四散而去,只有少部分人依旧顽固留守彩色帐篷。海水的颜色正在变暗,刚才还阳光普照的世界,马上变得阴郁沉闷起来。街道上的梧桐树在风中颤抖,风裹着被人抛弃的垃圾腾空而起,连沙滩上仅剩的几个帐蓬也被吹得歪歪斜斜,强劲的风迫使帐蓬下的人狼狈逃出,收起他们暂未被吹走的帐蓬和物品小跑着离开。雨点噼叭落下,在路面上砸下铜钱大小的斑点,很快,排水沟的水就像小溪一样汩汩流淌了。

这时有人走到桌边,吕俊红转身的时候,他对她说:“不知道这雨什么时候停?”他大约二十二三岁年纪,衣着光鲜,头发修剪得时尚内敛。

“可能要下很长时间。”吕俊红回答他。

她耳中全是大海咆哮的声音和风的狂吼,声浪一阵接一阵拍打耳膜,似一股股火苗点燃了神经的末梢,她想跑出去站在风中,任狂风穿透身体,希望风最好能把她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下起雨来就不好玩了。”他又说。

“下雨有下雨的好,甚至下了雨风景才更好。”她觉到自己的语气太过于强调,好像正在谈论的这件事很重要似的。但她后悔了,她不应该搭茬的,她只想一个人待着,不想被人打搅。

他刚说了句“可能吧”,就就势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对面小吃店的铁皮屋顶,在风中虚弱无助地噼叭作响,而一只苍蝇却不受外界任何影响,镇定地停在吕俊红的咖啡杯边缘,贪婪地汲取着上面的糖分。这刻,更多的人涌入咖啡馆,桌子全被占满了,服务员在人群中忙得团团转。咖啡店里人声鼎沸,人们都在谈论这场雨。

他们都不再说话,一齐望着窗外的雨——雨幕遮挡住了视线,既看不到海,也看不到沙滩。过了一会儿她又听到他说:“这里的宾馆条件太差了,比不上夏威夷,更比不上马尔代夫,连泰国也比不了。我下次可不来了。”

好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啊,她斜眼瞅着他身上的李维斯牛仔裤和耐克运动鞋,他说话的口气可真大。

吕俊红说:“我觉得还好,只是不像在一个风光片里看到的好。”她抬手驱赶杯子边上的苍蝇。

“什么风光片?”他漠不关心地问。

“两年前在电视里播放的一个风光片。”她回答。“片子里这地方可真不错,没这么多人。不但没那么多人,还有打渔的渔民。不过来这里之后我可没见到什么渔民。你看到了吗?”

“宣传的总是比实际要差。”像很多从不思考问题的人一样,他草率地下了结论,只是不想冷场。

“你是一个人还是和其他人一起来的?”

“我一个人来的。上次去马尔代夫的时候是和一个同学。本来这次我们约好了去日本,他突然又不去了,我就一个人跑到这地方来了。”

他不说话的时候安静得像没有呼吸,吕俊红却难以从那里得到平静,相反,每当他不说话,她就有种强烈的,想打破他的无声无息的欲望。这会儿,她又听到咖啡馆那边起了一阵哄闹,便和他一起掉头去看。

“怎么了?”她在问。

“没什么,他们在打牌。”紧接着他又添上一句:“不过我看是赌钱。”

他们又不说话,又看了一阵雨。吕俊红把杯里的咖啡,一小口一小口地嘬着喝完了,他没要咖啡,也没要别的饮料,他只是进来避雨的。雨小了,雨点零星地打在路面上,他已准备起身离开,吕俊红问:“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一起去游泳?我也是一个人在这里度假。”她想起第一次和何明辉相遇,他们闲聊了一会儿,她打算离开时,何明辉说话的口气和现在的她非常相似,连句子的形式也很相似,只是何明辉那句话的内容是——“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我给你拍几张照片?我业余喜欢摄影。”

“我叫欧阳非。”他说。“就住在前面那个度假村,2号楼406号。有空来找我玩啊。”

“哪个度假村?”为抵制时光倒流的恍惚感,她强迫自己问了一句。

“喏,就前面。”他抬手指了指。“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叫‘金苑’什么的,大概是这个名字,反正不是这个名字也和这个差不多。”他站起来,越过几张桌子和人群,去柜台找老板要了笔和纸,把地址写下来。已有不少人开始离开了,他们站起身来,用膝盖推开身后的椅子,往门口走去。走到门口,他们又停住,往外看着零星落在积水上的雨点,又望望天,判断着是否应该离开,最后他们终于鼓起勇气走了出去。

他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都写得很仔细,却没问她的名字就走了。在他走出去的过程中,吕俊红仔细端详他的背影,他有着发达的背部和肩部肌肉,走起路来身子一颠一颠的,如同脚跟下装了两只弹簧,他看样子是那种对生活抱有幻想的男孩。但谁又知道呢,也许抱有幻想的是吕俊红自己,而不是欧阳非。也许欧阳非实际得连他也吃惊,只是他现在还未发现。他穿过还在咖啡馆避雨的人群走到门口,掀开门帘看了看,走出去消失在吕俊红视野中。

天放晴之后,吕俊红跑到了沙滩上,把双脚陷在雨水泡透的沙里。这时的海水重又变得温顺驯服。她想那天早上离开时,何明辉肯定没有来得及把双脚踩在过这片沙滩上,一定没有仔细看过这片海,他不知道乌云散去时,阳光从云层缝隙中钻出,探照灯一样照在海面上的情形。如果他见到,会说什么呢,他会爆发出惊叹,说这真是太好了。他还会抬起相机,噼里叭拉拍个没完的。此刻,泪水盈满眼眶,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继续沿沙滩前行的时候,她一路上捡了不少海螺和贝壳,把它们放在随手捡来的塑料袋里。太阳在色彩斑斓的云彩中坠向大海,空气像蒙上层玻璃纸一般发亮,海风吹过,她感觉倒像是要乘着风飞起来了。这是他离开后,她头一次觉得自由。奇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会任由自己沉溺于这束缚中不知自拔?她不一定非得要个伴,只是难以忍受抛弃的羞辱,并不是那黑色的孤独就如此可怕。

吕俊红又往前走了一段,停下来注视太阳。太阳在她眼睛里燃烧成两个半圆形的红点。快走到礁石那儿的时候,她见穿着藕灰色连衣裙的王思奇正独自一人坐在礁石上。吕俊红爬上礁石,喊了声“王姐。”她朝四周望望,这地方不错,有沙滩、礁石、海水、落日,更远处有松树林。

“我每天都来这里看落日,”王思奇高兴地大声对她说。

“刚才那场雨真大!”吕俊红嚷嚷着在王思奇身边坐下。“你没淋到吧?”

“雨停了我才来的。”王思奇说,问她去了什么地方。

吕俊红告诉她之后,她又指着礁石下面靠近沙滩的那边说:“下面有些小螃蟹,我经常来这里看它们。”

“走,我们下去捉。”吕俊红坏笑着跃跃欲试了。

王思奇说:“等下去天就黑了,到时候上不来怎么办?”

“那我们明天再来吧。”她在想把螃蟹捉来烤了吃是什么滋味。

“明天吗?”王思奇神情恍惚地问。

后来吕俊红知道为什么会有王思奇这一问了,因为对王思奇来说,明天并不存在,她只拥有这个晚上,这一天,这个时刻。

“是啊,明天。怎么啦?”

王思奇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

空中的云朵正在慢慢变暗,吕俊红觉得它们很像一群奔跑的马,但很快,这群马又幻化成一头熊,一只鹦鹉,一个射箭的人。她突然说:“王姐,你来的时候坐的晚班船吗?”

“我是上午来的。”

“上次我来的时候坐的是晚班船。当时海上一片漆黑,只有船上亮着灯。”

“你什么时候来的?”

“两年前。”

“一个人?”

“不,和以前的男朋友。”

吕俊红站起身来。“我们还是走吧,”她说,“总不能在这里坐一个晚上。”她害怕王思奇问起何明辉的事,她可不想再谈起他了。

王思奇跟着她起身。下来的时候吕俊红又大声说:“一艘船无论怎么大,与大海相比都很小。”她不习惯在岩石上行走,绷紧的肌肉让她出了身汗,内衣已经湿了,正黏在身上。

王思奇笑道:“那是自然。”

“我的意思是说人与大自然相比很渺小。我不是指体积上的大。你懂的,是吧?”

王思奇没有回答,等下到沙滩,借着暗下去的天光,看着卷过来的浪花,她低声咕哝了这么一句:“看吧,海水正在上涨,它们从远处飘来,滞留在此……”

吕俊红没听清王思奇在说什么,回过头来问:“王姐,你说什么?”

王思奇已然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四周的光线越来越暗,吕俊红几乎看不清她的脸,她的脸在这暗淡的光线下闪现模糊的白光,像只围着火焰飞舞的白蛾。她妒嫉她那个世界,在那世界里,人们似乎可以免除俗事,貌似超凡脱俗。

王思奇没理她,仿佛她根本不存在,仿佛她只是舞台上一道布景,她自顾自笑着向前跑去。“悲哀像黑色的幕布,我想要一条水晶做的渔船。没有希望这种东西,它是漂流瓶里的一张纸。”与发出的呐喊和呐喊带出的激情相反,王思奇的动作仍旧拘谨。她像个冻僵了的木偶似的,正抱着两条胳膊回头望着吕俊红,像是刚刚发现了她。她对她说,“我小时候想做个舞蹈家。”她抬着双臂踮起脚尖原地转了个圈,这圈划地并不完美,在圆的四分之一处停住了,而那两只手倒像是两个光秃秃的树杈,在渐黑的天幕上留下了剪影。

吕俊红不知所措,然而仍像个小女孩似地咯咯笑着:“你今天怎么啦?这么高兴?”

王思奇只顾看着远处的海说:“一个奇怪的词——漂流。我已经准备好上路了。别再婆婆***,前面没有更好的风景了。”

吕俊红跑向前试图追上她:“你说什么?”她感到她们之间的距离拉得太远。王思奇没有回答她。后来,她默不作声了,发现王思奇的眼角泪光闪烁。

“走吧,我们回去。”王思奇怕冷似地缩起身子,表情变得疏远淡漠。


 

海滩上很拥挤,有人在沙滩上烧烤肉类食物,空气里四处飘散着烤肉香气。到处是帐篷和阳伞,还有一群群围坐着喝饮料、吃烤肉、打牌的人,大些的孩子在扔飞碟,小些的坐在大人边上玩沙子,把沙堆成了城堡或者挖成了水渠。临海大道上已经停满汽车。吕俊红一直走到松林附近才停住脚步。刚才她一直飞快地走着,像是被什么人在后面驱赶着似的。这里人不太多,停了好几艘废弃的渔船,船身深色的木头已被阳光晒得发了白,木质的纹路反而显得美丽异常,手指抚摸上去时触感又略显晦涩迟钝。吕俊红想起位于大山深处的家乡,山里并不像海边,山里的风不这样一马平川地肆意前进,山里有的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沉静,却又感到随处生机盎然。吕俊红在一艘木船上坐下,两个脖颈上系有裙带的年轻女孩招摇走来,裸露的臂膀晒成了棕色,她在她们细碎的步影里找到一种夸耀和演戏的成分。就在她们身后,三四个穿泳裤的男子逶迤而来,他们必须想出一句什么俏皮话,才能自然而然与她们搭讪发展进一步关系。两个孩子正在路上追逐打闹,差一点撞到吕俊红身上,她“嘿”了一声,这时她看到了欧阳非。她冲着他挥了挥手,她的手在太阳光下,就像一面飘舞的白旗。欧阳非过来在她身边坐下,“我正要去游泳呢,”他说。

“你还在上大学吧?”她有意不理会他要去游泳的事实,这样问道,“你毕业后打算做什么?”

“还没想好,可能去我爸爸的公司。”他做出很有耐心的样子。“不过其实我很想多玩两年。”

接下来,还不等她往下问,他自顾自说开了:母亲在银行工作,父亲是国有地产公司老总,两人福利待遇都特别好。他们家住别墅,有可以停放四辆车的车库,他甚至提到幼年时父亲教他踢足球,以及想让他成为足球明星的事。

吕俊红的第一反应是他在吹嘘,这种人她见得多了,总是迫不及待告诉别人自己过得很好,总是在炫耀,总是被人发现他们在说谎。吕俊红就问他有没有去过白马山。

“那是什么地方?”

“好像离得不远,几公里路程。”为了找个伴,吕俊红把白马山的景致向他吹嘘一番,最后欧阳非终于动心了,“好吧,一起去,反正闲着也闲着。”

她说要去租一辆车。

“租什么车,我开车来的。”

欧阳非游泳回来,看到吕俊红还坐在那儿,就走过来问:“你知道码头那边有个酒吧吗?晚上很好玩,今晚要不要一起去?”她跟他约好了再次碰面的时间。

吕俊红回到旅店,还没走到大门口,就看见了停在门口的警车和殡仪馆的车辆,几个路人正在旅店外面围观。吕俊红拨开人群走进旅店,正好看到殡仪馆来的两个人把王思奇的尸体从楼上抬下。走在后面的警察拿着王思奇放在房间里的所有东西——她的书和衣物。店主、店主的老婆和几个没出去的客人正在接受另一个警察的询问: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以前认不认识她?最后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警察背对着她,是店主的目光引起他的注意,他才扭身看到她吃惊的脸。接下来就轮到她了。她认不认识她,和她有没有什么交往,知不知道她的情况,最后见到她是什么时候。吕俊红谈到头天晚上在礁石附近见到王思奇,后来她们一起结伴走了回来。对,是有点不同,昨天她很兴奋,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对她的家庭了解多少?不了解,从来没有谈过。今天早上有没有见过她?不,没有。她瞧见他煞有介事在记事本上写着,钢笔在纸上挂出的沙沙声十分刺耳,好像那笔尖装了个扩音器似的。还有别的什么吗?他抬起头望着她,目光尽量带出笑意,像是在告诉她,他并没有怀疑她和她的死有什么关系,这只是一次例行公事的询问。

吕俊红十岁的时候,一个女邻居在过道栏杆上上吊自杀,尸体就垂挂在一楼楼梯口。被惊动的邻居七手八脚把尸体从绳子上放下来,等吕俊红不管母亲阻拦出来看时,尸体已经被放到地上,只剩那空荡荡的绳子还在悬在空中,还在肆无忌惮散发着威慑力。这事件就像一记重音,长久停留在吕俊红记忆深处。

“不,没什么了。”

警车和救护车走了以后,店主惊魂未定,小声告诉吕俊红,“肯定是自杀”,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他上去的时候,王思奇已经躺在床上不会动了,床头柜上散乱地放了几个药瓶。这一刻,吕俊红想到了自杀的女邻居,她清楚记得他们费了好半天劲,才把死者肿胀的舌头放回嘴里。

吕俊红害怕回房间独自面对王思奇刚刚死亡这件事,她还想跟其他人多待一会儿,可他们都忙自己的事去了——店主要对王思奇住过的房间做消毒处理,要找修理工来修理某个间房堵塞的水管;店主的妻子要去洗衣房开动洗衣机,把上午换下的床单洗出来;其他人也匆匆出了门,他们说最好找家别的旅店,做离开这里的准备,发生这种事,搬到别的旅馆去住才是最明智的办法;有人报怨,说真是倒霉,竟碰上这样的事,败坏了度假的兴致。受了别人的影响,吕俊红也出了门,她匆匆走着,脑子已经跑到动作前面,甚至没停下来仔细想一想。她一连问了好几家附近的旅店,全都客满了。“都有人在海边搭帐篷住了,”有个开旅店的对她说。这时正是旅游旺季,房间可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她又匆匆走回旅馆。

现在她知道王思奇头天晚上那句“我已经准备好上路了,前面再没有更好的风景了”是什么意思。王思奇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像放电影似地在她头脑里过了一遍。她把有些画面做了定格处理,想知道那一刻蕴藏的深刻含义。王思奇为什么自杀?她还不知道,但模糊觉得那一定有更深的意味,只是永远不可能透彻理解。然而她知道自杀事件所起的作用,它是用最强音吞噬掉所有单调乏味、无所事事、毫无目的,直至新一轮单调乏味、无所事事、毫无目的再度降临。

旅馆里并不安静,过厅有人进进出出,楼梯有人上上下下。三楼有个房间的门大开着,里面的女人正坐在床上抽烟,她穿着黑色上衣和短裙,染成黄色的头发凌乱地簇拥在脸侧,她的两个手指夹着香烟,目光漠然地看着路过的王思奇,其实是对她视而不见。然后是那个打扫卫生的妇女,她五十来岁,模样富态,体格健壮,正从刚才吕俊红没有看到的角落闪现出来。她听到她们说,我早知道这个人有点怪……客气……送了我一块手表。

吕俊红知道她们口中的“这个人”指的是王思奇,她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进了房间有意将门半开着。

“她送你手表?”

“是啊,有一天我进她房里打扫卫生,见床头柜上放着这块手表,就说这表真好看,她就送给我了。

“呵呵,真是头一次见这么大方的人。”

“她是一个作家?”

“他们都这么说。”

“你的指甲染成这个颜色很好看。”

“是吗?是谁最早发现的?”

“除了我还会有谁?”

“你肯定吓了一跳。”

“哎呀,我的妈呀,可不是吗……”她们的声音小下去,吕俊红听到的是只言片语,这些话语就像是昆虫拍打翅膀发出的沙沙声,又像一条小溪,在有的地方深入地底,在有的地方又冒出头来。“躺在床上……药瓶……没气了……”与此相反的是,黑衣的女子声音却很大:“是吗?”“哦。”“吓!”“换作是我,要自杀也会选在旅馆,至少有人收尸呀。”

“嗬。”打扫卫生的妇女说。

吕俊红把门关上,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却感到像是坐在一块石头上。王思奇在吃下药的那一刻面对的是什么?一个黑漆漆的房间?她有没有拉开窗帘,从她的窗口看看海,看看海岬和海岬上的灯塔?她到底有没有看见这些?她是不是根本不看,只是把窗帘严严实实拉起来,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开?

下楼去吃晚餐的时候,她留意饭馆里的人们有没有谈论死去的王思奇。没有人提起这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但她知道,还是有些东西,一些真实的东西发生了。他们都是对生活有太多要求的人,吕俊红愤愤不平地想,这种愤愤不平几乎使她的泪水夺眶而出。由王思奇她联想到顾城、海明威、三岛由纪夫。

其实她尽可以把这名单一直排下去:马雅可夫斯基、迦尔洵、弗吉妮亚·伍尔夫、茨威格、安妮·塞克斯顿、杰克·伦敦、川端康成、莫泊桑、叶塞宁……在一个完全由世俗物质构成的世界里,精神的命运就只能是退避三舍。

人们炫耀物质,因为物质可以以量来计算,可以用数字来衡量。而精神的无法计算性和脆弱性,使它不可避免被放于不起眼的位置。吕俊红认为他们要求得太多,除了吃穿住行之外还有别的需求,其实这取决于站在何种角度来看。你也可以说他们要得很少,只求得到几乎可忽略不计的东西。而这最最容易被忽略的,到了最后,反而具有了一种无限性,无限的宽和广,以致惟有死亡可以进入。


 

吕俊红去沙滩的时候,她想要是此时王思奇站在窗口,一定会到自己正自楼下经过,会看到她很小的圆点似的脑袋。有人正在向路边的渔民购买刚钓上来的鱼,新一班轮船正渐渐靠拢,而那些准备离开的人,此时大概正在码头等着上船。吕俊红在商店里买了烟和打火机。自从何明辉离开后,她发誓再不抽烟,然而此时要是能坐在海边石凳上点支烟,深深吸一口,吐出口烟雾,她也许会觉得好受些。她转念又想起昨日那个美丽的夜晚,要是今天她等不到一个闪烁着星光的夜晚,听不到海水安祥平缓的喘息,看不到那样一个完美的落日就太糟了。

欧阳非正在路口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玩扔飞碟,他开的是一辆红色保时捷跑车,看来欧阳非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并没有多少夸张的成份。在车上,吕俊红想谈点什么。是文学么?欧阳非对文学不感兴趣,没听说过戴望舒、余光中和顾城。徐志摩这名字倒听过,但不知他写了什么诗。欧阳非的专业是工商管理,不过对专业也没有多大兴趣。音乐?不,他不喜欢音乐,从不去看演唱会。“那么轻音乐和古典音乐呢?”吕俊红问。这句话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欧阳非喜欢的是汽车。“你知道吗?兰博基尼LP640使用的是6.5升V12发动机,”欧阳非说,“汽缸的内径更宽,长度更深,能够在8000转的时候爆发出631马力,配合6档新变速箱,百公里加速成绩仅为3.4秒。当然喽,宾利欧陆GTC也很好,采用全轮驱动技术,所有车轮上应用了空气悬架,6升W12汽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百公里加速时间是4.8秒,最高时速可达318公里。它可是全球速度最快的双门四座轿跑车。”他津津有味滔滔不绝地说着,如果不是被吕俊红打断了话头,他还会一直往下说。

“今天我住的旅店里有个女的自杀了,”她说。

“为什么自杀?”欧阳非问。

这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吕俊红却马上感到懊悔——我怎么能随便评论?只是为有个引人注意的话题?只是为了讨好他,让他感到新鲜有趣么?她深深自责。

“不知道。可能看不到希望吧。”她的语气变得含混不清起来。

他没说话,过了半天才说:“自杀的人是懦夫!我爸经常这样说。不过我妈说,‘自杀是有罪的’。”

吕俊红不知说什么好,她没法与他争辩,这观念非他所有。在他身后是他的父亲,也可以说是那催人奋进、要人奋发图强、在物质世界不断取得成功的主流价值观。她不可能对他说,与其穷尽一生追逐一个目标,最后发现那目标与期望大相径庭,不如珍惜眼前生活。也不可能说人应该生活得很淡泊。设若他父亲听了这番话,会怎么说?一定会说她是堕落而颓废的,是不思进取的。她会反击说:难道让这世界变得满目疮痍,就只是为了把某几个人的钱包变得鼓起来?而他则会皱着眉,瞪着眼睛说:这是人类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她会冷笑着回应:是的,这进步确实不吝成本。她挥挥手,像赶一群苍蝇似的,把这场想象中与欧阳非父亲的辩论赶开,兀自笑了。

欧阳非问她为何发笑,她说没什么,又重新调整了坐姿,让自己坐得舒服些。空中片片彩霞飘来荡去,让人联想到水中游来游去的鱼。她闻到一股橡胶的气味,一股汽油的气味,还有空气清新剂,闻起来像是一种杀虫剂的味道。以前何明辉也在她车里喷洒空气清新剂,还在车后座上放了许多小熊玩偶。

有段时间,吕俊红学习过写作。她报名参加文化宫里举办的业余写作班,把以前和刘加山的经历写成一个故事。教写作的老师说,这个故事太庸常,毫无特色,这种故事随处都是——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已婚男人发生关系,然后那个男人抛弃了她。这种故事太没教育意义,太没启发意义,建议她写些别的,写些有教育有启发意义的,写些反映现实的。或者她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来写,有了真实经历的支撑,读者就会有更真实的感受。照着写作老师的想法,她写了一个矿工的妻子在矿难发生后如何与矿主周璇,最后拿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赔偿金的故事。“这样就很好,很有现实意义。不过情节推进得比较混乱,有些线索你没有理清,”写作老师说。从那以后,吕俊红再不想写作了,她觉得如果写作只是到处收集新闻素材,她宁可不写。

吕俊红是在朱小文那里做房屋中介时认识了在地区法院做书记员的何明辉的。吕俊红为何明辉的表姐找到了一套合意的房子,为表示感谢,表姐搬家那天把吕俊红也请了去。那天去的人很多,何明辉长相不起眼,只是那副一直安静待在角落的样子吸引了吕俊红的注意。她学习写作正是在认识他不久以后,也许是为了让他觉得她特别,才去学写作的。不过看来他并不在乎,他是喜欢端着相机到处摄影,不过并不希望女友跟他一样;他可以追求精神享受,但女朋友最好老老实实做女人们该做的事,安分守纪。他常说,现实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必须养活自己。吕俊红放弃写作,何明辉感到很高兴,其实吕俊红对放弃理想后,随之而来的放松也感到满足。在此同时,她却发现她所拥有的某些东西正松动起来,一点点从手里溜走了。她眼睁睁看着自己完全融入他的生活圈子中,任由他带领着,走进一个由虚礼客套、温情脉脉装点的世界,一个注重门面外表的世界。他们开着她的车赴朋友的约前,他总对她的衣着打扮挑剔再三,希望朋友们看到他有一个漂亮能干的女朋友。

何明辉搬来和吕俊红同住后,上班的地方就变远了,他每天晚上十点前必须上床,因为第二天要赶早出门,以防路上塞车。“你知道吗,”他告诉吕俊红,“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临睡前,他坚持把衣服、裤子、袜子整整齐齐叠好放在床边椅子上,那架式好像只要有需要,随时可抱衣服走人。早上六点,她还睡意朦胧,他就已催促她起来开车送他上路了。他说:“看吧,我根本不需要闹钟,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一个人要有意志力,否则什么也干不了。”他强调意志,相信人定胜天,而她却觉得这是用一根稻草抗击整个天空的愚蠢。下班回家一起吃饭,他们不再像相恋之初那样有说有笑,他总是盯着电视,要不就摆弄相机,再不然就听他喜欢的古典音乐。周末,他也再没有空陪她逛街了。吕俊红每次打扫房间,看到门背后挂着她和他的外套,就在琢磨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难道就为将两个人的外套挂在一块儿?他们之间这种微妙的不对等性,决定了她付出的必须比他更多,一旦哪天她对这一切受够了,也正是他觉得够了的时候,因而她只得一再付出。她维持他们的关系维持得小心翼翼,防备别的女性走入他的生活,这正是吕俊红陪同何明辉参加那些无聊聚会的原因。

欧阳非带她去的酒吧建在一艘废弃的船上。船已被拖至树林边,树林前面有块空地,许多人都把车停在空地上。看着楼梯上上下下攒动的人流,甲板上以及船舱里的人群,吕俊红感到既兴奋又熟悉,好像刚从荒蛮世界回归了文明,觉得会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愉快的夜晚。顺着楼梯上甲板,舱里面挤满了人,许多人是挤不进去的,就只能待在外面。甲板上沿着栏杆放置了一圈沙发,有人坐在沙发上喝酒,有人则在甲板上跳舞。

欧阳非带着她挤进舱里,他们在柜台边要了两杯酒,最后因没有找到座位而退出来寻一处角落坐下。沙发上有好些对相互搂抱依偎的情侣,她问欧阳非:“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他扑哧笑了,“我不明白她们,她们眼里好像只有钱。”

“不是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反正我接触的多数都这样。”他还保持着孩子式的腼腆,脸微微发红,却又有些得意。“她们都想要保证,不过谁又能给谁保证呢,真受不了这些人!”

他的话刺痛了她,让她觉得他说的正是她。她在想是不是何明辉也这样在背后议论过她。

她想起与何明辉一起参加的那些聚会。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竟当着她的面和女同事搂在一起亲热。那时为什么她会以为这是他喝醉酒后的胡闹?为什么非要等他离开三个月后,她才从他朋友那里听到他和这女同事结婚的消息?事情的变化常常出乎吕俊红的意料,也许是因为她思维运行速度过于缓慢,早已跟不上发展的速度了。

她觉得心口一阵刺痛,这种刺痛感已经不是第一次,每一次她都想,或许下一次这刺痛会要了她的命的。欧阳非正在哼唱一首歌,尽管音乐声很大,她还是听得出他五音不全,数次跑调。不止如此,他还把歌词全给唱错了。她把酒杯里的酒一口喝干,纠正他说:“是‘我们的心向远方,一直向远方。’”“不可能,我一直都是这么唱的。”他又接着唱起来。离他们不远,四五个年轻的女孩正嘻嘻哈哈说笑着,吕俊红感到头上像罩了一个罩子,昏昏沉沉,“我想下去走走。”

“去那里?”

“就在下面树林里。”她把酒杯放到沙发旁的地上起身离座。

他跟在后面走了几步都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你们女人都这样,莫名其妙。”

吕俊红停住脚问:“小弟弟,告诉我,你对女人了解多少?”

他挑衅地说:“不多,大姑妈,但肯定比你想到的多。”

他们目光交锋了一会儿,她在他眼里没看到一点善意,其实她早该知道会是这样的,而此刻只得悻悻地说:“那我真是应当对你刮目相看了。”

“再坐一会儿,过阵子我们一起去。”他突然转变态度,口气软下来说。

吕俊红也想和解,却又不想马上妥协:“这里太乱了……我受不了。”

“我说了,过阵子一起下去。”欧阳非的口气再次变得无礼而傲慢。

他站在她面前,整整高出她一个头,这一个头的高度让她感到压迫,这才发觉他脸红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喝多了酒。

吕俊红没理他,继续向舷梯口走去,才刚走到舷梯口,就被人猛地从后面推了一把,从舷梯上滚了下去。好在舷梯不高,吕俊红摔得不重,她只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愣了半晌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抬头望着舷梯上端的欧阳非,竟在他嘴角看到了一丝笑意。这笑意让吕俊红感到一种暴力,让她有想冲上去狠狠打他两个耳光的冲动。如果换做从前,她会这么做,她确实想把他脸上自以为是得意洋洋的笑意打掉,然而,现在她只是感到胸口揪心的痛。

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捂着摔伤的大腿愤然离去。

欧阳非愣了一下,从舷梯上下来:“我喝多了,不是故意的。”

他并没有道歉,只是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令她再次感到愤怒:“如果你杀了人,可以说声不是故意的了事吗?”

“这又不是杀人,你说得太严重了。”他甚至还能笑着说:“你不是没什么事吗,我是跟你闹着玩的。”

她一言不发。

“你去哪?我开车送你。”

她认为他十分虚伪,似乎又不全是虚伪,还有孩子气的阴晴不定。“不用,我自己走回去。”

“走回去?开玩笑!”他很夸张地说:“这里过去至少有六公里!”见她不答,他就站在原地,不再挪动一步,看着她越走越快,最后竟在路上小跑起来。

吕俊红一口气跑出四百多米才停下,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酒吧的音乐声也已经离她很远了。她脸上一直火辣辣的,她一次又一次对自己说,这是一种耻辱……终于,她慢慢平静下来,又重新感受到大海的存在。她发现天早已经黑下来了,还发现这里的夜晚其实很冷。吕俊红没带外套,只穿着一条裙子,最糟糕的是脚上的高跟凉鞋,每走一步都得非常小心。公路上有汽车开着大灯呼啸而过,吕俊红又想起在甲板上找到何明辉的那一刻,也是像现在这样,在她心头激起彻骨的寒冷。她这才想起检查腿上的伤,但天色太暗,什么也看不清,好在不像有伤口,大概最多只是摔得青紫了吧。这可真是一次教训。

第二天,吕俊红准备坐下午二点的船离开。收拾行李的时候店主上来了,说有件事想请她帮忙。贝贝要去青岛姑妈家,想要吕俊红在船上照应一下,船一到岸贝贝的姑妈就来码头接人。吕俊红想对贝贝说,那你要清楚会面对什么,你得有心理准备。她还想说别的什么,不过最终什么也没说,因为她知道不管将来面对什么,贝贝都会像一颗易碎的鸡蛋,危险地裸露在怪石嶙峋的河床上。

她们拉着箱子到了码头,随着人流从船尾上船,走过一段钢板搭成的斜坡进入底舱。舱里很开阔,即使停了四五辆轿车还绰绰有余。贝贝说想去甲板。她们转进一道小门,绕过楼梯进另一道门来到甲板上。贝贝趴在栏杆上往海里看。“喏,看到了吗?那是水母。”她指着海里一个白塑料袋状的东西。吕俊红走过去站在她旁边说:“哦,原来水母是这个样子,和一个塑料袋差不多。”水母在海里沉浮几下就不见了。“你去白马山了吗?”贝贝又问。“没有,”她说。也许那白马山只是一个幻想,并不真实存在。吕俊红惟愿它是一个幻想。

船开动起来,底下涌起雪白浪花,一只燕子不知从哪里飞出,绕着船的左侧飞行,一会儿又消失在由管子和钢铁组成的缝隙里。吕俊红朝她所住的旅馆方向望去,猜测着要是此时走到王思奇房门外,推门进去,会不会看到王思奇还坐在床边椅子上?她知道她只会看到一张空荡荡的床、一张写字桌、两把空着的没人坐的椅子,和任何等待客人到来的旅店房间没有什么两样。她重新想到这些与她交往过的男人,有时他们确实让她倍觉失望,但无论他们对她做了什么,她现在想到他们,只是感到慰藉,因为他们确实是给过她一些快乐的。


 

(完)


 

(刊载于《滇池》)


上一篇:潘上九
下一篇:马成云
(作者:本栏编辑 编辑:dchwx)
分享按钮
发表评论
相关评论
 以下是对 [马可] 的评论,总共:0条评论
相关新闻:
  • 2017《滇池》编辑部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综合成绩及拟进入考察人选公示
  • 《滇池》编辑部二〇一七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
  • 张庆国
  • 《滇池》编辑部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成绩 及拟进入资格复审人选公示
  • 犯人三哥
  • 依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