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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作家资料库

徐兴正

作者:本栏编辑 编辑: 文章来源:本栏编辑 时间:2016年06月04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徐兴正

徐兴正  1976年3月出生于云南省鲁甸县乐红乡徐家寨子。1999年毕业于昭通师专中文系。现为《云南通讯》编辑。主要写作小说、散文。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2007年在昭通参与创办同仁文学杂志《小地方》。


 

母亲的疾病

徐兴正

 

癸巳年腊月二十三日,即2014年1月23日,晚饭前,我终于写完那部十余万字的文稿。自从2007年到昆明后,幸得朋友提携和照顾,我在工作和写作之外,一直卖文为生。那部文稿,于2013年9月底接单,获得稿酬预付金一万块。此前8月,母亲入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续交住院费,这一万块钱救了急。对此,我对派单者心存感激。派单者当然不是东家,他必须执行东家规定的时限:2013年12月31日前交稿。按情理和经验,撰写时间可谓充裕。我曾经接手的文稿,都比这次还急。但这次情况不一样,其一,我此前接手一篇要求10月底完成的报告文学文稿,在结束采访时,母亲病重入院;其二,我还接手一部近十万字的文稿,完稿期限是11月份。母亲暂时出院后,我利用10月长假写完五万字的报告文学文稿,很快获得两万块稿酬,得以用来为母亲购药。这对我也是一种安慰。然后,我着手准备撰写第二部文稿。幸好,对方要求暂停,我只到完成创意提纲这一步,毕竟省下了一个月。基于这些情况,我请求派单者,推迟到2014年1月10日前交稿。不料,2013年12月,母亲又入云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治疗,守护期间,我勉强阅读资料,未能动笔。不得已,我请求将交稿时间又推迟10天,再推迟5天,最终推迟到1月25日。2014年1月1日,那部文稿总算正式动笔了。所幸,之前充分酝酿,撰写得比较顺利,每天保持六七千字的进度。期间,除一两日因亲友专程从鲁甸赶来看望母亲而有所耽搁外,每日写稿不低于10小时。23日中午,尚能坐一段时间的母亲感觉到很难受,整个身体仿佛处于漂浮状态,说起话来也气若游丝。我妻子的想法是,立即送母亲去医院。但医生曾提醒过我,如果母亲在医院离世,因昆明殡葬政策的控制,将无法送其遗体回老家徐家寨子安葬。我强忍住泪水,放弃再次送母亲入院的打算。“放弃”的更重要的原因,其一,看到我满脸泪水,母亲的主治医生曾告诉我,面对因病死亡,医学并不能人定胜天,最终只得接受;其二,一位亲人有类似遭遇的师友曾说服我,不要试图延长身患绝症的亲人的生命,每一次不甘心的挽救,都是残忍的折磨。下午至夜晚,母亲的状况还算平稳,只要高枕而卧,全身出现的痛苦还能忍受。我默默祈祷,请求上天多给母亲一点时光。怀着期待,我在连日来的疲惫中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24日凌晨三点,未能入睡的母亲,对坐在她床前陪伴的父亲说道,我的事情忙完了,她明天准备交代我一下。这句话,我在隔壁卧室里听得十分清晰,心里一惊,立即来到母亲床前。母亲脸色苍白,嘴唇乌青,整副面孔仿佛覆盖着一张粗糙、冰冷的棉纸。就像往日那样,母亲责怪我说:“你自己不好好休息,一晚上要起来看我几回!”我的泪水涌了出来,这一次,我没有躲避母亲。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场景:守护母亲在云南省肿瘤医院住院,碰上昆明多年罕见的寒冷天气,一天深夜,母亲下了病床,脱下身上的羽绒服,盖在我露在睡袋外边的肩膀上,还反复将衣领在我脖子那里理顺、压实。为让母亲安心,我每天夜里都装作随时可以入睡。那时,泪水打湿了我的脸,但我不敢哭出声来,生怕被刚刚回到病床上的母亲察觉。但是,此时,母子连心的预感告诉我,一切都不像往日,这很可能是母亲的弥留之际了。顿时,一种无法弥补的愧疚,一种无法挽回的绝望,一种无法承担的悲伤,将我推向崩溃的边缘。

母亲离世后,我多次想过,如果我早一点写完那部文稿,或者不需要撰写它,那么,我就会安排出更多的时间陪伴母亲。在母亲最后一个月时光里,我虽然几乎天天在家,但随时随地陪伴她的,还是父亲。这是我人生的遗憾。但反过来,我也常常安慰自己,母亲以终其一生的耐心和坚韧,等待着我闲下来,再交代后事,正是我的忙乱挽留了母亲,上天看顾,多给了她一点时间,而这些时间,其实也是给我的。如果真是这样,我更是不肖之子!

母亲性情沉静,这恰恰是我所缺少的。但看到我一脸的泪水,母亲难免心情急切,她开始喘息,并出现抽搐。父亲不停地拍打着她的背,妻子连声叫妈妈,母亲的状况还是平稳下来了。父亲对母亲说,我的事情已经忙完,她现在就可以交代我了。在我的泪眼中,母亲本想强忍住泪水,但没法忍住,两只眼角都涌出了泪珠,那是对活着的不舍,也是对亲人的不舍。母亲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她没有想到,自己到了最后,还要如此拖累我们。我将其视为母亲的临终遗言,这加深了我的愧疚、绝望和悲伤,我几近崩溃,顿时失声痛哭。母亲说的第二句话是,我已经够苦了,她那么心疼我,但在走之前,还要让我更苦。

就在母亲说过那两句话后,我终于说出,母亲得的是不治之症。在所有的亲人中,一开始只有妻子知情,后来我告诉了大哥,再后来,也告诉了大姐。我虽然向母亲本人和父亲隐瞒了病情,但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随时护送母亲从昆明回徐家寨子。就在昨天中午,妻子提出,立即送母亲去医院,我没有照办,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一切治疗都只能加给母亲痛苦。我提起这一点,也是向母亲解释。我担心母亲误解,以为我忙得顾不上送她去医院。其实,母亲恰恰从这一点上判断,她的病已无法医治了。母亲还说,昨天中午,她发现我迅速从她身边跑开,是不让她看到我哭了。母亲始终把我当孩子看,她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吗?我的病,你要隐瞒我,我就假装相信你。”这话让我更难受。

四个多月前,主治医生告诉我,母亲的病理检验结果是:肺腺癌。此前,在母亲肺部抗炎治疗无效,又未能确诊的情况下,医生进行了为期十多天的抗肺结核诊断性治疗,由于咳嗽、咯血的症状没有得到缓解,准备调整为抗肺部真菌感染诊断性治疗。入院时,从带来的昭通、鲁甸医院诊治资料,以及母亲的病情表现来看,医生比较乐观,认为母亲的病,很可能就是反复发作的肺部炎症。尽管如此,医生还是给母亲安排了结核、真菌、肿瘤的检验。遗憾的是,进行支气管纤维镜检查时,母亲的肺部出血不止,无法按计划取出病灶组织进一步检验;多次进行的痰检、血检,检验结果都不是确定性的,既不能肯定,也不能排除。抗肺部真菌感染多使用进口药,对于我们来说费用极为昂贵,主治医生出于体恤患者和慎重治疗的考虑,费尽苦心帮助协调医院CT室和病理检验科,给母亲施行肺部病灶穿刺术,以取出组织进行检验。而在常规情况下,母亲肺部病灶是分散的,被认为不具备施行穿刺术取组织的条件。所幸,母亲肺部病灶穿刺术,成功取出组织送检。不幸的是,母亲被确诊为肺腺癌。这是藏在母亲体内的重大疾病,较之于肺鳞癌,它藏得太深了,几乎不可能通过CT一类的机器扫描出来。我请求医生和护士向母亲隐瞒病情,但在签字同意医院采取这一保护性治疗措施时,我还是哭了。一位已经熟识的女医生安慰我说,她被我和母亲之间的亲情所打动,我又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忍不住就哭出来,但要记住,不能让母亲知道。实际上,亲人和朋友都在安慰我,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在关心我。如今想来,最孤单的还是母亲,因为对她隐瞒病情,也就不能过多安慰她。母亲虽然一字不识,但她眼明心亮。我原以为确实隐瞒过去了,而实际上,母亲的相信是假装的。

现在,母亲完全是出于对生命的不甘心,才问我:“我得的是癌症吗?”

我多么想说,不是,不可能!但面对母亲不舍的目光,我只得含泪点头。

母亲闭上眼睛,这一次,她将所有的泪水都忍住了。

我走出母亲和父亲的房间,来到卧室,给此前约定好的老家卫生院的亲友打电话,请求他安排救护车。然后,给在老家的大哥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情况,我尽快护送母亲乘救护车回去。我再次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不让我守在那里,她要求我和妻子休息,父亲陪着她就行了。母亲认为接下来就是操心、奔忙的一天,她生怕我们身体支撑不住。

当时是凌晨三点过,我不可能入睡,就用后半夜的时间,校对那部刚刚完成,必须尽快交出的文稿。幸好母亲没有出现更加突然的情况,这也是上天对她的看顾了!

远在温州打工的二姐、二姐夫,我之前告诉过他们母亲还没有康复,希望他们回家过年时绕道昆明看望母亲。我给他们订了温州经金华到昆明的火车票,恰好是1月24日早上到昆明站。天亮时,我询问了一下母亲是否想吃东西,这本来是安慰她,让她感受到,她的病还不至于那么重。让我欣喜的是,母亲还真喝了几口包谷糊糊。母亲喝包谷糊糊的样子,让我想起昨天早上,她说腹内寡淡,有一种被掏空的难受,父亲热了一点包谷饭给她,那是大哥、大嫂之前带来的包谷面做的,她每吃一口,都得停下来喘息,吃过三四口,因无法下咽而放弃。四个月以来,母亲将吃东西当作人生功课,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和耐心,忍受无味、反胃、恶心、呕吐带来的一切痛苦,最近一个月,她甚至接受了从来不愿意喝的牛奶,每天坚持早晚喝下一杯去。在对药物不敢再报任何信心之后,我寄望于食物,希望它们能挽留住母亲的生命。留下父亲陪伴母亲,我和妻子一同出门,她去火车站接二姐、二姐夫,我去单位,一则给领导请假,二则到附近银行取款,以备不时之需。

或许是见到亲人的惊喜,随着二姐、二姐夫的到来,母亲的病体似乎轻松了一些。我回到家,看到父亲已经收拾好行李,主要是母亲的衣物,也有一些他自己的。我提议将制作包谷糊糊的豆浆机带回徐家寨子,考虑到集镇上可能买不到青包谷,就打电话给住在鲁甸县城的姨妹,让她马上帮我去菜市场买一些,我们路过时带回去。母亲先是同意的,到了下午又反悔了,原因是,她此时已经不想喝包谷糊糊了,回去更不想再喝,不带了,用不上。这倒不是母亲情绪波动,她坚决不让带豆浆机时,刚刚呕吐过一回,往后,不说她害怕吃东西,至少也厌食了。事实上,母亲此后就没真正吃过一次东西,尽管她在离开昆明前几小时多次念叨过,想喝徐家寨子水井里的凉水,也想尝尝她一辈子做过无数次的一种被称为“连渣捞”的豆制品。但母亲对于生命,却一直不舍。呕吐之后,她担心刚刚服用的易瑞沙失去药效,对二姐说,这种药一天吃一片,一定很贵,但究竟是多少钱一片,我又不告诉她。二姐让我给母亲重新服药,但我考虑到母亲太难受,就没给她药片了。在母亲说这些之前,她要求二姐收好一些她穿不了的衣服,如果不带回去,将来可能会被我们扔掉。二姐不能谢绝,她一边流泪一边收拾。母亲一无所有,这是她留给二姐的礼物。我对母亲说,她的所有东西,一件也不会扔掉,我要好好收起来做纪念。说到这里,我也泣不成声。

母亲一生勤劳、坚韧,身体几乎不知疲惫,在离开老家到县城居住前,她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无论在家做饭,下地干活,还是外出赶集,都比我的姐妹、嫂嫂这些晚辈手脚麻利和轻松自如。以至于,我对其他所有亲人的身体放心不下,唯独不会担心母亲的健康。到县城居住后,母亲自己也没把几年前就开始的咳嗽放在心上,只是可有可无地服用甘草片一类的镇咳药。母亲的咳嗽引起了我的不安,在我坚持下,她总算答应去医院检查、治疗。县、市医院将母亲的病确诊为支气管扩张,认为这种老年慢性病无法根治,患者不必太在意,尽量减少感冒,病情就能稳定,但也不可不在意,一旦咳嗽厉害,痰中带血,立即入院治疗。县城冬有严寒,北风呼啸,夏有酷暑,烈日当空,春秋一天有四季,日温差较大,母亲遵医嘱,多穿衣,生怕着凉,打个喷嚏就吃药,避免感冒,尽管如此,“支气管扩张”的病情时有发作,反复入院治疗。在住院治疗之外,母亲几乎尝试了她听说过的所有单方,比如蜂蜜蒸梨、泡白芨,冰糖蒸甘草片、煮粥……母亲还坚持服用县城一位中医的处方药,达百付之多。一次,我陪母亲去那位中医那里开药,她怀着对疾病的怨恨,说她的病恐怕是癌症,那位中医立即否定,并宽慰她不要东想西想的,想法多了,小病也会变成大病,她马上像孩子似的给医生保证,自己从不多想,只是担心拖累我。类似的话,母亲后来在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也说过,较之于县城中医,主治医生的回答显得十分谨慎:母亲接受的检查并没有排除肿瘤可能,但从症状上看,暂时不去考虑。主治医生的话,母亲听不懂。不料母亲一语成谶,她得的竟然就是癌症!有时候,母亲毫不犹豫地将病因归结于自己的一次“大意”。母亲话少,但对于那次“大意”,却反复说起过。大概七八年前,母亲赶集,来去都是负重而行,回到徐家寨子附近一个叫半坡的地方,实在口渴难忍,就在路边喝了一饱凉水。母亲所说的“大意”,一是根本不该喝凉水,二是至少应当歇一会儿再喝凉水,三是既然喝了凉水就得立即走路,这三点她都不小心,回到家就病了一场,从此开始咳嗽,落下病根。母亲一生小心翼翼,其中包括只喝开水、不喝冷水。这对一个农民来说,还是显得奢侈了。这是母亲唯一的奢侈。

在此之前,母亲满怀活下去的奢望。县城医院给母亲开了云南白药,以治疗咯血。母亲对云南白药怀有一份十分特殊的感情,在二十六七年之前,母亲得过一场重病,血液源源不断地从子宫流出,仿佛要弃她而去,救她一命的是徐家寨子一种叫野红稗的草药,但真正控制病情、渐渐治愈疾病的,还是云南白药。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我上小学三四年级,大哥上到初中二年级辍学回家。当时村上有两位赤脚医生,他们都给母亲治过病,云南白药就是其中一位要求服用的。村卫生室不卖云南白药,乡卫生院也没有。在父亲安排下,大哥就带上我,一起去临县巧家,一个叫小河的地方,买到了云南白药。小河离徐家寨子至少十五公里,因位于牛栏江峡谷,气候溽热,周边出产甘蔗,集镇上常年有用甘蔗榨取的红糖卖,除了红糖,还卖冰棍,我的感觉是,从牛栏江上的溜索飞快地滑过去,上岸所见到的景象,比我们乡集镇繁华多了。我见到一些姐姐和嬢嬢,她们与我们乡处于高寒地区的集镇上的穿着完全不一样,大哥告诉我,她们穿的是裙子。那时,云南白药三块八角一瓶,而在小河,包谷一角五一斤,鸡蛋八分一个,买一斤红糖三角,看一场电影两角。得病前,母亲总是将鸡蛋拿到小河去卖,比在我们乡集镇上要贵一两分钱。除了鸡蛋,母亲还去卖过凉粉和麦芽糖。我们家的钱,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么来的。两相比较,云南白药简直贵得要命!昆明医院也给母亲开了云南白药,这等于帮助母亲建立起对云南白药的信念:那次,因无钱买来足够的云南白药,母亲时断时续服用,最终治愈流血;这次,母亲可以连续不断地服用云南白药,就一定能治好咯血。在母亲看来,她这次咯血的疾病,比起那次流血来,要轻微得多。母亲的顾虑仅仅是钱,她从护士那里打听到,一瓶云南白药二十多块,如果像过去那次一样,两三年服用下来,需要多大一笔钱啊。虽然云南白药一直止不住母亲咯血,但她信赖它的疗效。毕竟,服用还不到两个月!母亲是这样想的。

在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期间,我已得知母亲的真实病情后,一天,她忽然回忆起来,那次得病,连同云南白药一起服用的,还有云南七龙散。我曾多次与大哥去小河买过云南白药,是否同时买了云南七龙散,却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打电话询问大哥,他说是一起买的,就叫云南七龙散。我找机会向主治医生说起云南七龙散,医生不在意这个药名,但认为云南白药已经是最好的止血药了,遗憾的是,对于母亲来说,所有止血药都没有用了。我到医院便民药房打听,现在没有这种药了,再到其他药店,均不知道。在网上查询,得知现在的云南红药就是过去的云南七龙散。想到医生的提醒,我最终没去买云南红药。

母亲从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出院后,2013年9月25日上午,我的邮箱收到一份电子版的药理检测报告。这是出院前夕,医院将母亲肺部病灶石蜡组织切片送至上海鼎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由该公司完成的药理检测。从这份报告得知,检测的四组基因,其中一组在吉非替尼药理作用下发生突变,这就意味着:吉非替尼有望抑制母亲的病情,以延长她的生命,减少她的痛苦。这一检测结果令我和医生欣慰。遗憾的是,我不可能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因为,我一直设法隐瞒她的病情,而且,药理检测超出了母亲的人生阅历和理解范围。吉非替尼商品名称为易瑞沙,由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制造,对肺腺癌有值得期待的治疗作用,较之于化疗放疗,其毒副作用是最小的。前提是患者对吉非替尼敏感,而母亲接受的药理检测出现一组基因突变,恰好表明她具备了这个前提。下午,单位领导和同事帮助,约请他们熟识的云南省肿瘤医院一位医生,耐心地查阅了我带去的母亲病历资料,这位医生的结论与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一致:母亲肺部病灶分散,全无外科手术可能;在母亲这个年纪,这种病情,不宜化疗放疗;如果吉非替尼药理检测不敏感,就只得放弃抗癌治疗;所幸检测结果为敏感,总算还能尝试一下。经这位医生帮助联系一家医药公司,我于26日购买了第一个月的易瑞沙,母亲即停用其他一切药品,包括她一直信赖的云南白药,开始服用易瑞沙。

感谢上天,母亲服用易瑞沙十来天后,咳嗽情况缓解,咯血现象停止。为此,母亲还真的相信,我告诉她的病最后确诊为肺部真菌感染,无需住院治疗,回家服药就行,最多,服药时间比较长,可能半年,也可能一年。在接下来两个多月时间里,母亲看到了自己康复的希望。大姐、大哥、二姐、三姐和妹妹打来电话询问病情,母亲总是说,三分的病已经好了两分,不要再担心她了。她还说到,今年就在昆明过年,我也不准她回去,因为每个月要到医院复查一次,县城医院复查不了;但明年春天,只要天气变暖和了,她就与父亲回鲁甸去,到时候,亲人们来看望她,就不至于这么远了。妻子听到母亲的话,心中充满怜悯,她担心,母亲如此简单的愿望,都可能实现不了了。母亲服用易瑞沙一个月以后,我将实情告诉了大姐和大哥,听到母亲这么说,加上大哥、大嫂又到昆明看望过母亲,他们都指望奇迹出现。三姐眼窝浅,最忍不住泪水,二姐远在温州,本来就凄苦,妹妹生性脆弱,加上家庭不和睦,我都不敢对她们说实话。之所以告诉大姐和大哥,是因为我同样脆弱,并深知母亲将不久于人世,让他们分担心理压力,一起准备母亲的后事。三姐在大哥和大嫂之前,到昆明探望过母亲。母亲服药不到一周,正逢10月长假,妻子与儿子回鲁甸,我在昆明没日没夜撰写那篇报告文学文稿。那几天,三姐陪着母亲、父亲去菜市场买菜,在家做饭,偶尔逛逛附近公园,母亲的体力、精神,都给我们带来康复的希望。三姐笃信基督,她觉得神与我们同在,神一定会看顾母亲,帮助母亲逃出这次劫难。母亲、父亲此前也皈依基督,三姐的信念,也给母亲带来安慰和力量。

为使母亲不至于总是惦记病情,我没有阻止她每天陪父亲去买菜,天气暖和的日子去公园,甚至让她参与一些简单省事的家务,比如淘米、拣菜。某一天,母亲临睡前,我照例问了一下是否服药。母亲像一个平时格外细心的孩子,粗心了一回,忘记服药,很是不安。我的心,顿时五味杂陈:母亲之所以忘记服药,是因为她的情绪轻松下来,淡忘病情,这对我本来是一种宽慰,但我即使出差也不忘打电话提醒母亲服药,是因为大脑始终绷紧那根弦,对母亲的病不敢掉以轻心。某上午,我们上班走了,父亲买菜去了,母亲换洗衣服,但全自动洗衣机上次使用后被我关掉电源和水龙头,她虽然多次用心观察过操作按钮,却无法正常启动,就手洗。对此时的母亲来说,手洗那些衣服,比以往任何劳作更难为她。母亲意识到,如果将手洗的衣服直接挂在衣架上,就会滴水弄湿阳台地板,因而,她就等待我中午回到家打开洗衣机脱水。我打开洗衣机,将母亲手洗的衣服一一放入,关好,启动,脱水……心里满是愧疚。某下午,母亲的本意是将孙子喜欢吃的薄荷多泡一会儿再洗,但她打开水龙头后离开厨房,忘了及时关掉。父亲发现时,水已经漫出,在橱柜台面上奔流,倾泻到碗柜、抽屉里,浸泡到液化气灶、电磁炉。我听到父亲的惊呼,从书房下来,见母亲与父亲慌作一团,心有不忍。我担心母亲和父亲在被水打湿的地板上滑倒,就让站着不动,先将母亲牵到沙发上坐下,再安顿好父亲。当时,我的侄儿,也就是大哥的儿子,从温州某工厂流水线上赶来探望母亲,也在家。我和侄儿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将厨房重新收拾好。我一再安慰母亲,橱柜是前任房主留下的,要是菜盆的泄水管道不坏掉,她忘了关掉水龙头,多余的水也会自动流走的。不过,母亲总觉得她犯了大错,是我性情好,才没责怪她。这让我悲伤不已。母亲的病,将她置于恍惚之中。以往,母亲心细不说,而且记性特别好,家里的农具,比如镰刀,哪一把放在哪个地方,从来不会记错。

易瑞沙为进口药,在中国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黄山路2号完成分包装。外包装是一个方正、精致的小纸盒,内附一份宽度和A4纸相等、长度为A4纸一又三分之二,文字为浅蓝色、小五号、新宋体、汉语言,折叠起来的《吉非替尼片说明书》;内包装是一只扁平、华美的塑料袋,袋子里面有一层锡箔;每盒药为十片,圆形,褐色,一片一片密封在一块锡板上,装在那只塑料袋里。

易瑞沙在中国大陆统一售价为五百元一片,以盒为单位购买。从医药公司开具的发票上看,其中的17%为购买者缴纳给国家的税费。患者服用易瑞沙,每天一片,一个月药费为一万五千元。易瑞沙不列入中国医疗保障用药,但中华慈善总会设有易瑞沙援助项目,其要点是:患者自费服药一百八十片,在六个月时间里不出现一次超过十四日的中断,按规定进行复查,表明疗效明确的,可以申请免费赠药。方案如此设计,即便进口易瑞沙的成本确实那么高,也能保证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事实上,参与此项目的患者,在自费服药期限即六个月以内离世者占了绝对数量,有机会获赠者寥寥无几。当然也有特别幸运的患者,服药后存活一两年,甚至两年以上。

我希望母亲也是幸运的一位。

对母亲的病,选择服用易瑞沙的治疗方案,我要做好充分的经济准备。购买易瑞沙最大限额为九万块,好在并不要求一次性支付,时间上最宽松的方式是每隔十天准备好五千块。我毕竟已接手至少两部文稿,能得到的报酬让我心中有底。再说,我持有一张信用额度为三万块的银行信用卡,身无分文时可以透支应急。大姐、大哥、二姐、三姐和妹妹,家庭成员不是在家务农,就是出外打工,手里十分拮据,告诉了,也只能徒增他们的心理负担,不说还好些。让我感激不尽的是,单位领导、同事,以及我的老师、朋友和其他亲人得知情况,他们几乎是尽自己所能,在经济上给予我极大帮助。帮助我的人还不止他们,单位领导的一位朋友也来帮助我,他与我素不相识,至今未能对他说上一声感谢。此外,几位手边并不宽裕的朋友,纷纷借钱给我。其中的两位,我购买二手房所借的钱都还来不及还他们。面对这些帮助,我产生了一种宗教般的内疚。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这是第二次产生这种内疚。第一次是六年前的2007年圣诞节,“百名记者进怒江”,到福贡县山边的一座教堂,受到正在用傈僳语为上帝唱赞美诗的千余名基督徒夹道欢迎,并在那里得到一顿庄严而朴素的午餐款待,作为其中的一员,面对来自上帝的爱,我的内疚是:小子何德何能!母亲虽是基督徒,但我只能对她说那么多人在尽力帮助我们,不敢透露具体情况,如果让她也背负内疚的十字架,我于心不忍。

母亲服用易瑞沙后,第一次复查,情况特别好,肺部病灶与之前CT片所示比较下来,还略有缩小。母亲晕车,我陪她步行去云南省肿瘤医院,单程要走一个半小时。医生认为,母亲这样的体力,对癌症的抵御时间一定能比较长。了解到母亲厌食,吃任何东西味同嚼木渣,医生就鼓励她,必须想方设法多吃,只要吃得下去,什么都行。医生询问我,母亲的体重是否锐减。我听出了医生问话中的悲观,他毕竟接诊过那么多的癌症患者,无一出现过奇迹。我有所安慰的是,较之于从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出院前,母亲的体重只下降了一公斤。但这次复查,也发现不好的情况,母亲胸腔积液比出院前要多,肺癌有肋膜转移的可能。

母亲第二次复查,情况就变得糟糕,胸腔积液已大量增多。为此,母亲入云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治疗,排除积液四千毫升。医生与我沟通,或许可以给母亲再进行化疗,据观察,最少还能进行三次吧;一旦母亲的身体很快垮掉,打算化疗就不现实了。这就意味着,通过一个月一次的化疗,有望挽留母亲三个月。因为一直对母亲隐瞒病情,我没法征求她本人的意见。不管我怎么决定,都是武断的,或者残忍的。我与大姐、大哥、侄儿,以及几位朋友通电话,最终还是放弃化疗。医生推断,之后,母亲的胸腔积液可能会迅速增多,她的心脏、肺,将再次被大量积液浸泡着,呼吸艰难、痛苦。母亲在这次复查前,她一改毕生的坚韧,听从父亲和我的安排,不出门,少走动,以争取不可能实现的平缓呼吸。母亲已经不能平卧,在床上半靠半座,几乎不能入睡。如此煎熬两周后,排除胸腔积液,母亲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医生采取折中的方案,利用排除积液的管道,给母亲灌注了一次化疗药剂,也许能为她的病情赢得一个月的平稳。较之于滴注化疗药剂,灌注的毒副反应要小得多。但是,在医院的最后两三天,母亲恶心、呕吐,出院后,一周无法正常进食。

母亲这次出院是2013年12月26日,一个月后她就去世了。

这是母亲最后的时光。

新历进入2014年1月,农历进入腊月,快要过年了。母亲接到子女询问病情的电话,她有信心,并且愉快,反复说,这一次住院真是拿准病根治疗,虽然难受十来天,什么也吃不下去,但“逃出来”就轻松了,现在一点也不累,只是身上这一处不疼那一处疼,不怪别的,就怪一天闲着不动,开春回鲁甸,每天出去走动就好了……母亲说到疼,我就恐惧起来,实际上,在医院全身骨扫描检查结果表明,肺癌到处转移,医生提醒过我,最后,到了最后,母亲整个身体都将是疼痛的。

在这最后的时光里,母亲还同时服用中草药。那是一位老家在四川大凉山的朋友,托付村中赤脚医生从山上采来的。第一回带来一味药,应当就是石韦,赤脚医生希望用它控制住母亲的胸腔积液。我将那些石韦分成三份,先后煎熬给母亲喝下去。蔫败的石韦,加水煮沸之后,看起来反而更鲜活,让人感觉到,只要将药罐摆在阳台上,揭开盖子,它们就能复活,生长成一盆花草。我将此视为好兆头。从网络查询来开,石韦确有止咳、润肺、利水的药效。母亲说,石韦就是徐家寨子的“岩皮褂”,生长在岩石上,早知道,就不让我的朋友费心了。第二回带来的中草药,除了石韦一味,还有一副,包括五六种,都是新鲜的,我知道其中两种是鱼腥草、血藤。赤脚医生上山采药已是不易,把药带到昆明,更是费尽周折。第一回,朋友的父亲请村中一个小伙子,骑摩托下到金沙江边,过江,走一段,我请巧家县城的朋友去取,然后再设法带到昆明。第二回,碰上大雪天气,摩托车上不了路,朋友的父亲步行送到约定地点。我怀着一点指望,母亲服用这些中草药,多少能减轻一些痛苦。2014年1月23日,母亲病情突变,我将刚刚煎熬一天的石韦取出,腾出药罐,煎熬那一副中草药。就像二十多年前煎熬一种叫野红稗的中草药给母亲服用一样,我所有的指望都在这副中草药上了。汤药熬好,母亲只喝下一小口,就呕吐,不敢再喝。到了此时,母亲还交代我,从药罐里取出的石韦,不要丢弃,晾晒好,喝完了这副中草药,再拿来煎熬了喝。

母亲服用易瑞沙即将四个月时,我开始准备申请免费赠药的资料。这些资料,原本是在购买第六个月药品前才提交,但十分繁琐,除了医学资料外,还需要父亲的资料,以及母亲所有成年子女的资料。为了减少一些麻烦,在成年子女中,我计划只准备大哥和我的资料。父亲和大哥的资料,需要请求户籍地派出所、镇政府、县民政局等处出具,经亲友协调、说情,前前后后耗时近两周,终于办好。我打听到,中华慈善总会易瑞沙援助项目总部对资料的审查细致、严格,即使尽最大可能准备,也会出现缺漏甚至无效,需要补齐资料,最终办妥,这样一来,免费赠药时间就得推迟一两个月。因而,我打算在购买第五个月药品时,就向医药公司提交资料。但医药公司告知我,这并不可行,原因是,在所有资料中医学资料最重要,而在医学资料中两份资料最重要,一份是连续购买一百八十片易瑞沙的发票,另一份是服用易瑞沙满五个月后的复查结果。2014年1月22日,我给母亲购买第五个月易瑞沙,不过只买了两盒,我的想法是,过完年再买第三盒,到时将其他资料先提交给医药公司。

第五个月易瑞沙,母亲仅服用两片,她就离世了。

2014年1月24日,中午,昆明天气暖和,通透的阳光照进客厅,母亲坐在沙发上,二姐、妻子紧挨着她坐着,父亲、二姐夫、儿子和我,都在她周围,一起等待救护车的到来。我向母亲,也向在座的其他亲人掩盖自己的悲伤。救护车快要到了,但不是送母亲去任何一家医院,而是送她回徐家寨子。我感受到,母亲也在掩盖她的悲伤。母亲的悲伤汇入了我的悲伤,仿佛又一次孕育,她将自己的血脉化为我的血脉。当时,我多么想在母亲身边痛哭一场,用泪水来慰藉她的悲伤。但听信母亲的话,她要我撑住,我就连悲伤也不流露出来,一副铁石心肠的样子,直到与她阴阳相隔!这对于弥留之际的母亲来说,无异于冷漠,或许也是伤害!

母亲离世后,我回想起来,这一天,将母亲压制得几乎窒息的,不再是即将夺去生命的疾病本身,而是她不得不舍弃亲人的悲伤。

母亲对所有亲人都难以舍弃,她对一切事物都放心不下。

母亲对我的感情和牵挂,我自己最明白。

我离家上学那些年,经常挨饿。这些年,所有亲人都不受衣食之苦了,母亲却不时觉得对不住我,原因是,她认为那些年,家里没有更好地供养我,以至于我在学校长时间吃不饱饭。数年前的秋天,一位朋友与我回了一趟老家,一同回去的还有正在县城上高中的侄女,也就是大哥的女儿。一天晚上,在大哥家里说话,基于鼓励侄女志气和吃苦的初衷,我当着母亲的面,说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其中说到,2007年冬天,我在昆明,曾用仅有的十块钱渡过一周。那一年,我已参加工作八年,因不得已的原因离开鲁甸,到昆明漂泊,人生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发工资的时间被无意推迟,本来,我可以让留在鲁甸的妻子打款,也可以向昆明任何一个朋友借钱,但我都放弃了。我买来两公斤多一点大米,不做饭吃,只熬粥喝。那一周,我没出门,在出租房里撰写文稿,业余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还过得去。我和朋友都属于小山村里,依靠苦读,从国家手里分配到一个饭碗,最终逃离了农民命运的人。朋友也说了他的某些经历,以激励我侄女拼命读书。这等于是向母亲暴露了我的苦处。母亲将我生活中小小的苦处放大,她联想到,参加工作后,我每次乘坐班车回徐家寨子,在集镇上从不吃饭,饿着肚子步行十五公里到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母亲觉得,我早已是领工资的人了,但没有穿过一件漂亮衣服;母亲记得,我儿子出生后,她到县城照顾,我说好了要买早点吃了才去上班,她就在出租房窗口张望,发现我根本没到小吃店,直接就去单位了。实际情形并不完全像母亲所认为的那样,这个矿区的集镇,饭店本来就贵得让人生气,而且还常常宰客,犯不着自找不愉快;我的穿着,颜色、款式都不是母亲喜欢的,其实有的衣服买得比较贵;有好几年,我和妻子确实需要精打细算,才能维持吃喝用度,但还不至于断炊。身为一个农民,母亲不会去想,单位究竟给我们发多少工资。领工资的“公家人”,怎么会像靠天吃饭的农民那样贫穷呢?于是,母亲就开始抱怨和记恨我和妻子的其他亲人,将我们对他们经济上的帮助和照顾,视为我受苦的全部原因。我和妻子给母亲钱,她经常谢绝,我知道她的用心,除了不忍加重我们的经济负担而外,也含有赌气的意思,让其他亲人看到,她在自己解决困难。在我参加工作后近十年间,母亲和父亲在徐家寨子,种地,养猪,经营几棵核桃树,不仅吃喝用度不让我和妻子管,搬到县城后,还将分分厘厘节省出来的钱,一笔交给我,担心我们应付不了生活!母亲的狭隘,并不是自私。如果只能用自私来解释母亲的缺陷,那么,她自私的也是我这个儿子,决非她自己!无论我受到多大委屈,面临多少无奈,我都不敢指责母亲的狭隘。我只希望多挣一些钱,让母亲看到我和妻子的宽裕,甚至阔绰,那样,她就不至于再狭隘了。在母亲重病之前,我曾和一位朋友说起,计划2014年下半年去考驾驶执照,我想买一辆车来开。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以物质上的占有,让母亲知道我的人生,已经苦尽甘来。如今,再去实现这个愿望,已豪无意义了。

母亲的小气,曾让妻子难以接受。那是孩子出世后,妻子的堂姐来住处看望。正在做午饭的母亲,就将炖排骨的锅偷偷藏了起来,堂姐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总之,妻子没留住她一起吃午饭。以那一年为界,前后的两三年,我就像是饿死鬼附身,不仅饭量奇大无比,而且一吨能吃一大碗肉。母亲看到我不是每天都有肉吃,更不是每次都吃够,就将难得买一回的排骨藏起来给我吃。这样的“小气”,连二姐也不接受。那是我复读小学五年级的一个星期六傍晚,从平时寄宿的学校回到家,赶集的二姐稍后回来,但带着几个比较疏远的亲戚,母亲本来煮好了米饭,见状,将锅移走,重做包谷饭。母亲让我到二层竹楼上去,三姐躲着所有人,在碗底埋下一坨猪油,盛上热米饭,撒上盐巴,送给我,让我拌转了吃掉。母亲一直“小气”。2013年春节前,我在河南上大学的侄女,也就是大姐的女儿,放假回来路过昆明,捎带了那边特产的一些小食品。母亲品尝过,还合口味,但她不肯多吃。一天晚上,我在家里接到来访的朋友电话,就到小区门口去接他们。朋友们在客厅落座后,我发现摆放在茶几上的那些小食品不见了,母亲的“小气”也让我不快。几天后,妻子和儿子从鲁甸返回昆明,他们一进门,母亲就将那些小食品全部拿出来了。

莫言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题为《讲故事的人》的获奖演说,其中讲到: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莫言的母亲具有与狭隘、小气相反的品性,堪称伟大。但我并不为自己的母亲感到羞愧,莫言这么说,也许是出于“讲故事”的需要,我母亲的狭隘和小气,不是故事需要,而是命运使然。

莫言1987年发表过一部题为《欢乐》的中篇小说,其中有很极端的写法,被认为是对母亲形象的亵渎,遭致非议和谩骂。余华写过一篇题为《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的随笔,为莫言的《欢乐》辩护,认为小说所写不是我们共同的母亲形象,而是坍塌衰落的母亲形象。换句话说,天底下的母亲都是母亲,但所有的母亲都是不一样的。

狭隘、小气,这是母亲命中注定的形象。要说母亲的形象,至少还有一面,那就是酸楚。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暑假,我因在路边忽然滑倒,摔到一棵树下,被正在砍树的斧子砍伤,住进村卫生室治疗。我记得,卫生室病床上的棉被遍布窟窿,到处都有棉花团冒出来,母亲趁守护我的机会,偷偷摸摸地从棉被窟窿里掏棉花,藏在一个包里带回家。母亲扯来几尺青布,用偷来的棉花给我缝制了一件棉衣。那是我的第一件棉衣。后来,母亲从卫生室棉被窟窿里掏棉花的事情,被医生的儿子知道了。医生的儿子与我同班,他在班上宣布了这事,让我无地自容。一天下午放学后,当他知道,母亲偷走的棉花被缝进棉衣,就穿在我身上时,他就邀约了几个孩子,强迫我脱下来,平铺在地上给他们撒尿,最后再命令我穿上。

这事我一直没告诉母亲,她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不知道。

我在《读库》2008年第5期,绿妖采访周云蓬的长文《歌者夜行》中,重读到周云蓬《中国孩子》的歌词: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一筐煤,你别想再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我感到悲愤欲绝。

但这肯定不是所有中国父母的形象。再说,即使所有中国父母都是如此,我们也还得做他们的孩子!

狭隘、小气、酸楚,也是母亲的疾病。母亲像饲养疾病一样,饲养着她一生的缺陷。

母亲的不幸恰恰在于,她是一个饲养疾病的人。不管疾病对她感恩戴德,还是忘恩负义,她都为它们的不离不弃而养育一辈子。想到这里,我的心里涌起无限的悲凉,因为,我,我这个儿子,很可能也是母亲饲养了一辈子的缺陷,恰如她的疾病!

在2014年1月24日下午至25日凌晨,在救护车十来小时、四百多公里行程中,母亲在打点滴的药物作用下,基本处于沉睡状态,所幸没有出现严重的晕车。

死亡的恐惧,暂时还没有攫住母亲的身心,但是,死神已经朝她一步一步逼近。母亲的意识是清晰的,心性也是明朗的。25日凌晨,救护车在鲁甸县城短暂停留,以便护送母亲的亲友到我朋友家里简单吃点东西,那时,母亲甚至要求去一趟县城家中,因为,她担心父亲寻找不到之前从昆明带回的冰糖,收拾不妥准备带到徐家寨子的行李。我制止了母亲,如今想来,当时我的态度过于粗暴,几乎是吼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这样操心!”仿佛经我提醒,母亲才回到自己的病情中来,实际上,她让我解开担架床上的带子,却全身瘫软,无法下来……毕竟是回老家,母亲从救护车颠簸和拐弯的迹象上判断,马上要到徐家寨子上边了。母亲已听说救护车上的医生和驾驶员,就在公路上等待,我们用担架将母亲送到家里,再将担架送回救护车上,他们就返回镇上卫生院,她就觉得非常对不住他们,奔忙了一天,连我们家里的一杯茶水都不得喝。

25日凌晨5时,在家的亲人和到场的邻居,将躺在担架上的母亲,摸黑护送到离公路一公里左右的大哥家里。

26日凌晨2时30分,母亲离开人世。

在母亲离世前,这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亲友、邻居闻讯赶来看望她,她一一与来人打招呼,回应他们的问候和安慰。下午四点,母亲按时服下最后一片易瑞沙。这一天,母亲整个人被疼痛所控制,子女守护着她,但无论坐着,躺着,还是靠在我们怀里,她都痛苦不堪。除了疼痛,让母亲更难受的是呼吸。这让我想起周云蓬《沉默如谜的呼吸》的歌词:

千钧一发的呼吸,

水滴石穿的呼吸,

蒸汽机粗重的呼吸,

玻璃切割玻璃的呼吸。

(我的疼是肉体的疼,

我怕一只肮脏的烟头摁在肺上,

我吱吱冒烟缩成一团,

又彻底松弛,

如崩溃的大坝,

任疼痛的洪水泛滥。

我怕二十万根生锈的针插遍全身,

每一根敏感的神经都被疼痛拨响,

折断的竹筷从鼻孔插入脑组织,

思索的大脑变成疼痛的蚂蚁窝)

鱼死网破的呼吸,

火焰痉挛的呼吸,

刀尖上跳舞的呼吸,

彗星般消逝的呼吸。

(我怕在铁水沸腾的熔炉里永生,

在热与疼的颠峰我清醒、我存在,

我奢望昏迷和死亡,

逆着时间的湍流追寻,

我怕温暖过游子的母亲不是起点)

沉默如鱼的呼吸,

沉默如石的呼吸,

沉默如睡的呼吸,

沉默如谜的呼吸。

(我怕时间将一切锈蚀,

而让追寻者独自锃亮)……

尽管周云蓬歌唱的是我们的呼吸,而不是母亲的呼吸。这一天,我相信上帝的呼吸也是沉默如谜。遗憾的是,在这样的呼吸之中,母亲感到上帝抛弃了她。母亲的身体是徐家寨子的一部分,她希望从这里得到抚慰。能用什么抚慰母亲呢?我们打来水井里的凉水,用大哥家种植的黄豆做好“连渣捞”,从大姐家树上摘来柑橘……但是,母亲并不能从这些食物中得到任何安慰,她在凉水中喝到了苦,在“连渣捞”中吃到了苦,在柑橘中尝到了苦,一切的回甜、香甜、甘甜,最后都变成了一样的苦,这既是土地的苦,也是母亲的命苦。

这一天,母亲的手几乎是冰凉的。天气本来暖和,不管我们怎样给母亲捂手,它们都是冰凉的。中午,我打电话托朋友到鲁甸县医院,凭之前交给他的母亲的诊断证明,购买杜冷丁片。在昆明,医生就提醒我,到了最后,不得不给母亲服用麻醉止痛药。那时,我期望母亲还有更多的时光,始终不愿接受“最后”的现实,就一直没有购买杜冷丁片。傍晚,母亲向我的一个侄女,也就是三姐的女儿,打听我一天没有露面的儿子。此前,我对儿子作了一个错误的安排,就是凌晨路过县城时,将他留在姨妹家里,让他去做寒假作业,计划过年前一天再回徐家寨子。晚上,侄女告诉了我,我预感到母亲即将离世,急忙打电话给姨夫,他们立即从县城赶来,也带上了朋友购买到的杜冷丁片。我儿子赶到,在母亲身边连续叫了几声,“奶奶,我是晓晓!”母亲已不能说话,吃力地睁开眼睛,一只眼角涌出她的最后一滴泪水。

到了最后那一刻,我将母亲从床上抱起,抱到堂屋里,所有亲人搀扶和簇拥着她。母亲依靠着我们,端坐在一张桌子上。父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不管哪个都有这一天的,你就走吧,不要再遭罪了!”母亲睁开眼睛,似乎还有清醒的意识,环顾了一周,看到了所有亲人的脸。父亲担心母亲没记住我儿子已经赶到,就让他又叫了一声,“奶奶,我是晓晓!”三四十分钟以前,我们让母亲服用杜冷丁片水溶液,她还举手扶了一下杯子。现在想来,我们做儿女的,真是太粗心了,为什么不用调羹呢?用调羹,更容易将适量的汤药喂到母亲嘴巴里,以便她咽下。在杜冷丁片的麻醉下,母亲临走前,她或许从疼痛中游离出去了。而这样的游离,母亲也就没了!母亲走了,她的嘴巴里还残留着苦,此前服用杜冷丁片水溶液,她张了一下口,好像说出一个字,苦。

苦,或许是母亲对人世的最后感受。

徐家寨子接纳了母亲,就这一点而言,母亲是有福的。即使上帝抛弃了母亲,故乡也不嫌弃她,不仅不嫌弃她本人,而且也不嫌弃她的疾病。

此后,天大地大,徐家寨子最大!大哥、大嫂,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三姐、三姐夫,妹妹、妹夫,我和妻子,以及母亲的孙辈,我们给母亲清洗,更衣,入殓,守灵,请来道士给母亲摆道场,做法事,度亡魂。母亲的丧事恰逢过年,邻居们在这里帮忙,亲友们赶来悼念,我们怀着极大的愧疚,以阳间的方式,隔着棺木,陪伴着阴间的母亲。

2月3日,也就是甲午年正月初四,母亲被安葬在徐家寨子的一个小小角落。母亲的坟地,稍微偏离多年前她与父亲选定、修整过的那块土地,是邻居相让过来的。

写完本文的此时,已是2014年3月10日,也就是甲午年二月初十日,恰好是母亲七十二岁生日。再过五天,母亲离世就满“七七”了。到时,亲人将在坟前化一些纸钱,并将母亲生前的一些衣物烧给她。

愿母亲摆脱尘世之苦,在地下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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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谈理想之时,更要保持理想

——胡正刚、徐兴正文学对话录


 


 

近年来,通过不间断的阅读,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决定一位作家作品品相与气质的,是作家本人的胸怀和襟抱。写作之路没有捷径,在跋涉之时,作家的创作与对内心的锤炼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具体到日常生活中,观察一位作家的生活态度,常常是理解、品读其作品的最佳方式。

因为有相似的乡村记忆、求学经历,以及对文学的共同热爱,我和兴正大哥一起交流的时候几乎没有隔阂。他是我所接触的人里面十分优秀的一位,理智、清醒、幽默,胸中一直奔涌着炙热的理想主义之血。去年年底,我去参观兴正大哥的书房,他的藏书量和阅读量让我艳羡不已,因为能在昆明有一间书房和一张书桌,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兴正大哥介绍自己的藏书时,就像一位农人在介绍地里的庄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意。整齐有序的藏书中,《托马斯·沃尔夫短篇小说选》十分引人注目,这是一沓装订整齐,封面已经破损的复印稿,因找不到原书,兴正大哥只能以此方式阅读,并视为珍宝,每一次搬家都会在书柜里为它留出位置。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写阅读与写作的重视。

“羞谈理想之时,更要保持理想”,这句话既是兴正大哥对自己的勉励,也可以视为当下很多写作者的内心参照。


 

胡正刚:去年年底王单单从昭通来昆明,刘年、我,三人去你家小聚。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路都在讨论你的书房,十分艳羡。可能每个作家都有一个书房梦,可以聊聊你的书房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吗?

徐兴正:这间书房并不独立,是用衣橱在卧室之中隔离出来的,但毕竟有五六平方米,这对我来说可谓奢侈。由书房说起,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幸运啦。在滇东北那个姓徐的寨子里,我一字不识的父亲视字纸、字书为神灵,他像敬神一样供存着一部国家发行配备的《毛泽东选集》,这是我家里唯一的藏书,而邻居们则以书页卷烟丝来抽,据说够用三五年。我父亲之所以视字纸、字书为神灵,是有原因的:他与我母亲曾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云南某水利工程的工人,他能用一张当年工程上出具的字纸证明这一点,许多年后每月领到了二十九块钱的民政补助,而我母亲的那张字纸则不幸弄丢了,教训深刻而惨痛。我小学时代无书可读,《毛泽东选集》读过多遍。我有时为了逃避父母派活,就会装模做样拿起此书,父亲心怀敬畏,将我看成一个通灵的孩子,可与另一个世界打交道了,他就不敢再打搅。那间房子,那个寨子,就是我只有一本书的书房。在县城上中学,我有机会进入学校图书室,进入恰好位于学校附近的县图书馆,那些书房短暂地收留过我。在昭通师专(今昭通学院)读中文系时,我因为庞大的图书馆(以及杨昭等几位学养渊深的老师)深深地爱上这所学校,在宿舍熄灯后的很多个夜晚,我将始终亮着一颗昏暗灯泡的公共厕所,当作一个人的书房,蹲着坑位读书,或者将笔记本贴在墙上写作。之后,在一个叫做龙树的乡村和一个叫做鲁甸的县城,我先后住过多处出租房,呆过几间办公室,尽管张皇失措,同时也有些不务正业,我得以将它们挪作书房。幸运的是,2002年,一位朋友在他不赚一分钱、我延期付款的情况下,将一套毛坯房转让给我,我得以在县城安家,拥有一间真正的书房。朋友们戏称我那里为“学生之家”,家里寄居了好几名在县城上学的学生,他们是我的侄子侄女,书房遂为学生宿舍。到昆明五年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去年终于当上幸福的房奴,有了安放一张书桌的地方。从原本意义上讲,住房、书房确实重要。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子》总是被不同的人们以不同的动机提起。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常被解读为旧式文人的悲悯。李劼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后记里,虽然表明自己无意于作一篇陋室铭绘境言志,但他也十分不满地说,“从当年陈景润的六平方米到我今天的九平方米,历史只不过前进了三个平方。”

我很清楚,你真正想让我聊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书房”。但我想说的是:与我的兄弟姐妹在贫瘠苦寒的本地务农,或到水深火热的异乡务工不同,我是从那个寨子走出来的一介书生,端着纳税人供养的饭碗,享有起码的尊严,有时还显出些许的从容,可以阅读、写作,乃是三生有幸!


 

胡正刚:进入你阅读视野的,主要是什么作品?

徐兴正:成为我们寨子识字最多的农民后裔以来,读书就是我最主要的生活方式。我不加辩解地承认“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己就从来没有立下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天生我材可读书,仅此而已。我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小学时代,中学时代一门心思为升学,读书还算收敛,后来发展到贪得无厌、丧心病狂的地步,阅读了成百上千的书籍以后,就逐渐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书了。现在,我经常阅读的书籍不到一百部,反复阅读的书籍仅十余部。阅读,加法之后是减法。在我阅读的书籍中,文学作品数量过半。但是,有的典籍,我看得和文学作品一样重要,比如马丁·莫内斯蒂埃的《人类死刑大观》,一本记录人类酷刑的书;《怀斯曼生存手册》,一本“教你如何在野外、在任何天气下、任何条件下生存下去”的书。我曾在金沙江边了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革命者将反革命用绳子串联在一起,牵至崖边,忽然以竹竿击打为首者,为首者因剧痛而动弹,其余人受牵连,一同坠崖而死。遗憾的是,这一多快好省、干净利落的创举没被《人类死刑大观》所收录。我在向约翰·怀斯曼致敬的同时,也会向他发难:先生,您能撰写《黑监狱存活技巧》和《疯人院防止精神病指南》吗?如果能,我会不遗余力地把这两部书推荐给那些准备上访,可能被关进黑监狱、送往疯人院的人们。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常常会超出我们的经验与想象,书到用时方恨少!有的典籍,我也会当文学作品来阅读,比如《圣经》。我的老师杨昭说,文学就是一种换魂术。如果以此为圭臬,那么,阅读《圣经》,就是接受换魂。我记住了《圣经》上的一句话:“当归凯撒的归凯撒,当归上帝的归上帝”,并以此调整对世界的看法。


 

胡正刚:你的书柜整齐有序,书籍排列十分严谨,左右两个柜子,分别码放着外国的和中国的,它们的数量几乎相同。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在阅读中外作品,从中汲取养分时,有着某种严格区分,同时在刻意保持某种平衡?

徐兴正:我藏书的唯一目的就是阅读,而我的阅读,是世界文学中可能读到的部分,至于中国的与外国的数量相当,完全是偶然,分类摆放则为了方便取书。一个国家的文学与另一个国家的文学,存在“同”与“不同”。“同”能让我感同身受,“不同”能让我耳目一新。事实上,这样的“同”与“不同”,在一个国家的不同作家身上一样存在。对于作家的“同”与“不同”,李劼在《给大师定位——20世纪西方文化风景》中进行过才华横溢、性情饱满的描述。和许多读者一样,我常常能在外国小说中读到中国人的命运,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部小说写到,马孔多镇在一场飓风中消失了。我们的村庄也在消失,只是说,它们消失于另外一场风暴。李洱甚至认为,应该特别感谢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外国作家,他的《百年孤独》是专门为中国人写的。我相信,外国读者也能在中国小说中读到他们的命运,比如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全世界的人命运莫不如此啊!前些年,我年轻气盛,会对某些读过的作品不以为然。现在,作为写作者,我对任何正在阅读的作品都保持足够的尊重。当然,我尊重的是同行的真诚和创造。坦率地说,阅读既使我自卑,也让我自信。一些作品俨然文学高峰,我深感自己可望而不可即;另一些作品,我坚信自己能写得和它们一样好甚至更好。


 

胡正刚:你强调写作者的“真诚和创造”,小说是一种需要具备极大“创造性”、艺术加工、虚构、想象、解构的文体,在这个过程里,你的“真诚”是如何维持的?

徐兴正:在地面上种花不是创造,但在电线杆上种花就是创造吗?创造确实需要想象力,追求与众不同,但它是有伦理的,这个伦理就是真诚。一个真诚的园艺师,会在电线杆上种花吗?我认为,真诚并非“维持”的问题,它不属于方法论,而是本体论。只有有了一颗真诚的心,一个写作者的创造,才可能直指世道人心。但是,在作家那里,真诚各不相同,比方说,艾青的真诚是这样的:“为什么我眼里常含着泪水?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刘震云写作《故乡面和花朵》时,他也是真诚的:“为什么我眼里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小说的虚构和历史的杜撰,同样的无中生有、似是而非,但动机截然不同,前者是要揭示真相,后者是要掩盖真相。作为以虚构为主要手段的文体,小说本身恰恰是真诚的。


 

胡正刚:你评价一件文学作品好或不好的标准是什么?

徐兴正:好作品从世道中来、往人心里去。以这个标准看,《水浒》虽然写出了世道,但它不太关心人心,较之于《红楼梦》,可能只是“好作品”的一半。


 

胡正刚:你在《滇池》发表《牛村》时,是23岁,那个年龄你在做什么?你记得第一次发表作品时的情景吗?

徐兴正:1999年秋天,我被分配到一所名叫古寨小学的村完小教书。发表自己小说处女作《牛村》的《滇池》样刊寄到学校,收发员送至课堂,因为激动,我立即中止讲述一篇课文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羞涩地打开信封,就像打开一封情书。我写的是,在遭受盗牛贼洗劫和牛瘟夺命只剩下最后一头牛的村庄,一位多么好的姑娘,也被来自外乡的货郎带走了。这个故事让我无比忧伤。小说得以发表,仿佛那位姑娘又回到了故乡,我的内心充满喜悦。


 

胡正刚:你的写作,有一个明确的起因吗?

徐兴正:这需要回想一下……写作的起因,可能是基于我对这个世界的“怀疑”。现在回想起来,这几乎是明确的,最初却很模糊。记得小学课文《在八角楼上》写道:“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毛主席穿着单军衣,披着薄毯子,坐在竹椅上写文章……”“每当”,未免太绝对了吧,难道不会有例外的情况吗?比方说,夜幕降临了,那个穿单军衣、披薄毯子的人坐在竹椅上陷入沉思,没有察觉到眼前的黑暗,以至于忘了准时点亮八角楼上的灯,这是否存心让多年以后的本文作者难堪?我向语文老师提出自己的怀疑,结果被认为是捣蛋,罚站到放学。因为怀疑,从那时起,我就渴望在作文中写出更为真实的东西。举一个例子:1987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村支书到我们社宣布,国家关心农民生产,平价供应每一个包产人口半斤云天化生产的尿素。次日,我跟着社里的邻居往返共30公里,从供销社买回四斤化肥。我看到集镇上化肥门市云天化尿素堆积如山,但价格昂贵,农民买不起。我以十一岁的耳朵和眼睛怀疑听到的看到的,认为真实的情景没有人说出来。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这样的世界、我们的生活,通通让人怀疑,只有写作能为自己和他人描述可靠的世界肖像,提供真实的生活图景。


 

胡正刚:在人生的哪一阶段,你觉察到自己拥有文学方面的特长?

徐兴正:我从小就是一个胆怯的人,因为胆怯,我常常回避现实,耽于幻想。“幻想”,很可能就是文学方面的特长之一吧。1987年的某一天,我在从集镇背着国家供应的四斤化肥回家的山路上,就幻想过,那些少得几乎以颗粒来计算的尿素,要是有特效功能就好了,一株玉米施以一粒,到了秋天,就能长得颗粒饱满,冬天向国家上缴公余粮,能讨到粮管所的欢心,不被左一次右一次地苛刻。但在这样幻想的时候,我对由村支书宣布的侮辱性施舍愤愤不平,对玉米保持的自主性成长惴惴不安。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似乎表明,我不仅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也是一个有内心的人。天地之间有杆秤,头上三尺是神灵。这样的尺度和敬畏,我的内心里也有。


 

胡正刚:你怀念你的大学时代吗?

徐兴正:非常怀念。我一直认为,自己曾就读的昭通师专是一所优秀学校,我在中文系得到了良好的文学教育和充分的写作训练,并从杨昭等几位老师那里领受到了一颗钟情文学、热爱生活的心灵,这不是每位大学生都有的福分!我的文学理想和信念,在大学时代就建立起来了,而且,后来无论经受到多么强烈的冲击,都从未动摇过。这得益于昭通师专中文系赋予我的文学根基,它牢固地支撑起我人生的整个价值体系。


 

胡正刚:从乡村、到县城、再到省城,生活、工作环境的变迁对精神世界产生的影响,会反映到你的创作中吗?

徐兴正: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时代,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之大,可谓天壤之别。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发现,世道之衰败,人心之荒凉,则到处都差不多。一切皆是幻象,我真正想写的,还是世道人心。但是,“礼失求诸野”,我的心中,毕竟还存在那么一个“野”。


 

胡正刚:我曾经做过近两年的专职喜剧编剧,同时坚持写诗,虽然都是“文字工作”,但前者对后者所造成的语感摧毁近乎灾难。你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是如何解决的?

徐兴正:类似的问题一直在折磨着我。我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因为从事的是公文写作,那种催逼实际上已牵涉文学理想和信念。我小学时代读《毛泽东选集》,隐约感受到它所开创的话语体系是一只严丝合缝、滴水不漏的铁桶。大学时代读到卡夫卡的《铁桶骑士》,这篇很短的小说太荒诞啦,寒冬里,一个家里断煤的人,竟然可以骑上一只脏兮兮、黑漆漆的铁桶,滚下楼梯,飞过天空,去讨一铲哪怕是最次的煤,以取得哪怕是一瞬间的温暖。我恍然大悟,原来作家就是铁桶骑士!最近,读到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微型小说《声音模仿者》,小说主人公能模仿世界上存在和不存在的声音,唯一遗憾的是,他不能模仿自己的声音。在从事公文写作的同时进行文学创作,这就要求我既能模仿他者的声音,又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命运的嘲讽、教训和煎熬,对于命运,只能听从卡夫卡的建议:甘于屈服,至少要有屈服的耐心。我也采取过一种类似于“物理隔离”的办法:我有一支LAMY钢笔,只用于写作,决不挪用于会议记录;我有一台联想笔记本,只用于写作,决不挪用于公文。显然,这种办法是可笑的。


 

胡正刚:优秀的作家都拥有一颗比常人敏感的心,而这常常会加剧现实社会带给作家本人的痛楚感与无力感。在某种程度上,写作能否由苦难的催化剂质变为止疼剂?

徐兴正:我认为,一个作家最正当的使命就是:通过写作,为自己和他人提供“第二现实”,展示“第二人性”,创造“第二世界”……这个第二现实,是作家体察之后,敏锐地抓住的;这个第二人性,是作家省察之后,深刻地发现的;这个“第二世界”,是作家观察之后,完整地呈现的。但它们都是“第二”,没有“第一”那么重要,也发挥不了“第一”的作用。生性敏感,常有痛楚,只能说明一个作家并不麻木,还保持着良知良觉。作家在写作之外肯定是无力的,写作无用,他不能通过无用产生用处。至于苦难,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苦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苦难,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怕我配不上这人世间的苦难!按我的理解,陀氏说的是写作。面对苦难,作家唯一能做的是,使自己的写作与之相匹配。


 

胡正刚:去年我采访画家李志旺先生时,他谈到作者与作品(画家与绘画)存在一种互动,作者创作作品,赋予作品生命气息,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作品也会对作者的精神世界施加影响。我有兴趣知道,在写作中,具体到你个人化的写作中,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感触?

徐兴正:这是很多作家的共同经验。曹雪芹的人生,是通过创作《红楼梦》而最终完成的;列夫·托尔斯泰也一样,《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构成了他比较完满的人生。莫言强调,《丰乳肥臀》是他文学殿堂的重要基石,如果抽掉,这座殿堂就会坍塌,可见,此书对其一生的作用和意义。就连注经家都说“六经注我”,作家的心路历程,更是由创作铺垫和开创的。虽为业余写作,但我并不缺乏这样的经验,可以说,一次写作就是一次“灵修”。有的作家声称自己“为文学做贡献”,仿佛他们就是文学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我的情况恰恰相反,文学给予了我:比较真实的心灵、比较饱满的感情、比较坚韧的性格、比较完整的人性、比较谦卑的生命,几乎是人生的一切。当我写作的时候,文学趁机施以换魂术,把我变成作品中的人物,让我替他们承受这世道人心,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现实人生,使我一分钟前“像上帝一样思考”,一分钟后“像市民一样生活”,今天还是一只顽劣不化的猴子,明天就是一位西装革履的绅士。总而言之,文学对我情深似海、恩重如山,何以回报?唯有写作。


 

胡正刚:有一次聊天你提到文学就是人学,就个人写作经验而言,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徐兴正:文学就是人学,这是我信奉的文学常识。李劼有一部专论,叫做《文学是人学新论》,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读到它。我阅读文学作品,读到的是人的处境和命运,是人的心灵和感情。我的写作,关乎的也是世道人心。常常听到这样的指令:作家们,请写出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作品来!我想说:请注意,先生们,人民也是活生生的人!


 

胡正刚:你已经在昆明安定下来,妻子孩子都在这里,你为什么还一直近乎偏执地写你们村徐家寨子,而很少写昆明?

徐兴正:事实上,我的笔下已经出现了“昆明”。不过,我必须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寄居昆明的外来者。与昆明不同,我们村徐家寨子常常在我的梦中出现。对中国人来说,故乡太意味深长了。这一点,从刘震云的两部长篇篇名即可依稀看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悲伤的是,因为国度和时代使然,无论是谁,“还乡”已无可能。故乡正在一场看不到停歇迹象的风暴中消失,国在山河破,城春无草木,国人没有故乡。但愿,写作能挽留和重建内心的故乡吧。


 

胡正刚:以写作“挽留和重建内心的故乡”,此举是否会加剧你的悲观?你是否想过当现实故乡的根基完全坍塌之后,你该怎么办?

徐兴正:加剧悲观?这倒不至于,原因是,我已经不可能更悲观了!现实故乡被连根拔起、斩草除根,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啊。“故乡”,作为一种隐喻、一次寄托、一个归宿,它存在于一个写作者的内心,只要内心不死,故乡就还在。故乡可能就是以《诗经》等典籍为源头的大河,它源远流长,虽不断被截流、改道、填充、污染,但暂时还不至于断流、枯竭吧。作为写作者,对我们的古老文化,应当抱有朴素而坚定的信念。说到文化,被代表的只是其中的“先进”部分,还好。


 

胡正刚:你为何说你的写作是“业余”的,同时又一直是“专注的”、“非写不可的”?

徐兴正:所谓“业余写作”,针对的是我的生活状态。这些年,我成天忙于应付自己和家人的生计,可自行支配的时间只是一些零散碎片,尽管我将它们几乎全部留给了写作,也实在太少了。我认为自己的写作“专注”,是因为我清晰地看到:一个名叫徐兴正的写作者,在“写作之夜”(借用史铁生语),从他个人的档案、单位、工作、职员等重重围堵中逃脱,投身于第二现实、第二人性、第二世界,成为一个明是非、会爱憎、知善恶、懂美丑、有理想的人,从中尝到了做人的尊严、甜头和幸福。


 

胡正刚:你在鲁院西南六省区青年作家培训班学习时,曾做过一个名为“让地域性经验在写作中获得现代感”的发言。在写作中,你理解的“现代感”是什么?假如“地域性经验”与“现代感”产生冲突,你会如何权衡取舍?

徐兴正:“看法总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这句话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教导他的。艾萨克·辛格本人和其他不少作家的创作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写作中,我理解的“现代感”,就是那个“事实”。而“地域性经验”,就是对“事实”的那些“看法”。我认为,可取的写作,不是一味卖弄你有多少“看法”,而是要让你的“看法”直指“事实”本身,使它们不至于速朽。以张承志的《心灵史》为例,不难看出,从材料上讲,基本上是西海固回民的“地域性经验”,了不起的是,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这些“地域性经验”获得了这样一种“现代感”:现世生活和心灵信仰之间的裂痕与弥合。这部小说告诉读者,裂痕如何被制造,弥合何以达成。让地域性经验在写作中获得现代感,成功的例子很多,比如云南作家雷平阳的系列散文《三甲村氏族》,海南作家韩少功的辞典小说《马桥词典》等。


 

胡正刚:你受了什么触动,销毁了多年积攒下来的习作本?如果视这个行为为对之前写作的一种否定,在这之后,你找到自己的方向了吗?

徐兴正:我销毁旧作的心理因素,无外乎两个:一、羞愧,二、虚荣。我以前怎么写得这么差啊?付之一炬,就查无对证啦。我的写作方向无疑是分岔的,但其中的两个指向很明确:一个是自我救赎,一个是抚慰他人。


 

胡正刚:这么些年的写作,什么价值取向是你一直坚持的?

徐兴正: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发现,如果能更进一步,那就是一种价值重建吧。在写作中,我明确要求自己热爱进入作品的每一个人。但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我做得不够好。读我的作品,嘲讽、抱怨甚至诅咒还随处可见。当我读到莫言的《十三步》(原题为《笼中叙事》)开头一句“马克思也不是上帝”时,我嘀咕道: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是清楚的,这不是他的错!就连莫言老师也忍不住替笔下的主人公发牢骚,我得以趁机宽慰自己:你的修为,还得慢慢来啊。


 

胡正刚:我一直认为散文写作的难度丝毫不亚于诗歌、小说,而你无疑在散文、小说两个领域内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以具体的文本为例,面对一件具体事件或者一个人物、一种情绪时,你是如何在两种体裁间作出选择的?

徐兴正:简单说,散文可以直截了当、一语中的地写;而小说,将这两个字拆开,它要求在小地方好好地说。我的散文《姑娘草》和小说《奶水》,都是抚慰姑娘的,一位是“姐姐”,另一位名叫“李艳”。一棵姑娘草,足以让我目睹姐姐的命运,用柴静的话来说,那就是“看见”,所以我写成了散文。而李艳的奶水,蕴藏着她的悲伤,看不见,摸不着,说来话长,一不留神就说偏了,我只能选择小说这种文体。


 

胡正刚:最后,请允许我以一名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向你表达敬意,阅读你的作品,让我很感动。

徐兴正:谢谢。同为写作者,我们致敬的是文学!

 

水塔记

徐兴正


 

坠落

我的二叔摔死时的暂时身份是一个民工。

工期长达半年的水塔,马上就要完工了。我估计,我的二叔,一个干最苦、最重活计的工地上的民工,他没有染上赌博和嫖妓这两种即使是在小县城也司空见惯的恶习,所以开始盘算,工头老板扣除已经预支掉的生活费,能挣到多少钱。二叔肯定在计划买一些什么东西,比如给二婶买一件毛线衣,一双纯棉袜子,给堂弟买一只水枪。二叔也许打算捎一支烟锅回去送我父亲。水塔工头老板以前在我们单位搞过装修,二叔是通过我在水塔上找到一份活路的。进城民工很难找到事情做。工头老板已经是一个老人,快七十岁了,他将我们城市乃至整个世界解释为“一个工地”。

水塔修建得足够高。按照二叔的说法,“那是一种让人手足无措的高”。二叔和他的一个工友到过我的居所,当时我们一家住在一间租来的矮平房里,我记得那个工友说过这么一句话:“水塔,那么高,真拿它没办法。”二叔和工友对水塔说出了大致相同的意思。他们在矮平房里,通过窗户指着水塔对我说:“你看。”当时,妻子和孩子不在家,我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旁边的书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另一本是《博尔赫斯小说选》,这一本打开的部分是《曲径分岔的花园》。我离窗户较远,看不到即将完工的水塔的顶端,只看见中部以下的那一截,是一些钢管搭成的架子,架子上拉着防护网,无法窥见钢筋、水泥、沙子和砖头,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乱糟糟的工地。我不太注意他们的想法和情绪。再说,他们的到来,打断了我正在进行的阅读,我心里有点烦。

坠落事件发生在黄昏。最多再过三分钟,工地就要收工了,因为天就要黑了。在这个慢吞吞的地方,人们对速度没有热情。二叔和别的工人一起拆架子。这种活计,二叔并不熟练,他拆得很慢。这样,旁边的两三个人不得不过一会儿就停顿一段时间等待他。实际上,到了最后,就只有他一个人还在拆了。他的安全帽模模糊糊地晃动着,其他所有安全帽则都静止不动。这一场境蕴含着某些不确定因素。二叔的进度终于赶上了别人(他们早已停止下来),他准备把拆下来的最后一根钢管在固定的地方放好,然后收工“回家”(回工棚)吃饭。不知道是拿在手里的钢筋使他失去了平衡,一个趔趄,摇摆到了脚下架子的边边上;还是他想站在那里眺望一下小县城的夜景,生发一些其他民工不常有的感叹,而手里还在拿着两端不平衡的钢管,以致摇晃起来。总之,二叔在没有使用电灯泡的水塔工地上,在依稀可辨的光线中,从高空失足坠落。二叔发出“哎呀 ——”一声惊叫。

二叔的坠落十分缓慢。我们在梦中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钢管仍然抓在二叔手里。也许是要抓住什么东西心里才踏实,也有可能是根本放不开手。工人们纷纷走过来,站在二叔坠落的方位,下面一片漆黑。唯独高天之上、一视同仁、大恩大能的上帝,对二叔的坠落一目了然。二叔手里的钢管和水塔架子上的钢架连续不断地碰撞,发出“叮当——咣啷”的响声。就像我们在梦中从乡村的悬崖上坠落,沉重的身体压断生长在岩石上的一些树的枝桠一样明快、清脆、悦耳,一样余音袅袅、绕梁三匝。钢管,二叔手里的,不经意间套在了架子上。本来,他完全可以抓住这根钢管死死不放,并在上面反复来回晃荡身体,待到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紧张的肉体松弛下来,再慢慢移动双手,靠近架子,腾出一只手来撕开防护网,钻进去,瘫倒在架子上好好歇一歇,歇够了,水塔顶上的工人会来到他身边,真诚地感谢上帝,热泪盈眶地祝福他死里逃生,搀扶他回到地面,送他“回家”,并到医院为他买来打痨的云南白药,在附近的店铺里打来一公两白酒做药引子,看着他把药渡下去,安排床铺给他睡觉,前半夜,将有几个工友轮流守护他,后半夜,守护他的工友会把头埋在膝盖上呼呼大睡……他们第二天会聚众与工头老板交涉,目的是让他既能继续休息一两天,又不被克扣工钱。二叔憧憬着这种结局。但是,要么钢管没套稳,最多短暂地挂了一下,二叔只能在坠落过程中作瞬间停留;要么,钢管在套住架子的那一刻,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反弹,二叔的双手承受不住,怎么也承受不住,它们放弃了。这两种之中的一种情况,使二叔的双手和钢管截然分开,各做各的往下坠落。二叔脱离钢管后,不由分说翻了一个跟斗,耗费了一段时光,所以钢管在下面,他在上面。二叔已经进入梦境。在梦中,二叔觉得水塔比实际的要高得多。如果我们在梦中问二叔:“天底下哪样最高?”二叔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肯定是水塔最高。”二叔说不定接着还要补充说:“比水塔更高的东西,我再也没见过了”。坠落的二叔总是想在什么地方逗留下来,他不时伸过手去,想抓住架子、防护网。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二叔在梦中绝不是自由自在的,他什么也抓不住,他继续坠落。二叔使用漫长的坠落时间,回忆他十分短暂的一生。作为一个平庸的生命个体,二叔对过去的时光、事件的回忆始终抓不住重点、分不清主次。这种情形就像我们在结婚周年纪念日回忆那场走向婚姻的恋爱,只是隐约记得初次见面,女方穿着红裙子,抹过淡淡的、银灰色的唇膏。……二叔是穷孩子、苦孩子出身,他在回忆过去时,怀念母亲熬制的麦芽糖。麦芽糖是二叔吃过的最香甜的食物。我们老家是一个生长着油楂树的村庄。油楂树是一种古怪的植物,先结果、后开花。油楂籽可以榨取食用植物油。油楂树春天结果,夏天开花。油楂树开花的时候,一片惨白、一片芳香。只要天气好,就能看见成群的蜜蜂在油楂树林里飞舞,偶尔也有一些无所事事的少年儿童,用熟地草的空心茎,伸进花蕊中吸食花朵的汁液。秋天,油楂籽长老了,它们的壳就自动裂开,油楂籽迸出来,杂乱无章地掉在地上。捡油楂籽的活路,在我们村庄,都是留给干不了繁重体力活的少年。但这种活路并不轻松。当我们看到一树林分散的油楂籽时,我们的心在发毛,我们对什么时候能捡完在此之前从树上掉下来的油楂籽根本没谱。每当二叔捡完油楂籽回来,母亲就把一块事先砍好的麦芽糖递给他,他就乖漉漉、心满意足地坐在门边的一块大石板上吃起来。母亲喂完猪, 爖 火做饭。猪圈里飘出生草难闻的味道,房顶上升起陈旧的、千篇一律的炊烟,父亲、哥哥和姐妹就要从山上地里回家吃饭了。二叔感觉到一根钢筋戳进了他身体的某个部位,但拿不准究竟是哪个部位。这种感觉也与我们在梦中完全相同。钢筋戳进身体,就像一支筷子插进一个煮熟的土豆。二叔闻到了一股微微发甜的血腥味,就像麦芽糖和油楂树花朵的混合味道。二叔在回忆往事,他也许来不及感知钢筋直接在身体上造成一个深洞,血液冒出来,在空中飘落。……二叔在我们村庄一个叫做“梁梁上”的场坝里,在一棵半活半枯的板栗树上挂起了一个秋千架。秋千架的绳索是用一种被我们当地人称作“血藤”的藤蔓绞成的,坐板则用村庄废弃的臼杆翅膀改制而成。二叔在我们村庄秋千荡得最好,坐板能荡到超过悬挂秋千的板栗树杈。村庄里的大人们老是对秋千架不放心,对板栗树杈、血藤、坐板顾虑重重,对孩子严加看管,不准去荡秋千,即使是观看也必须站在远处,生怕秋千上的人(主要是二叔)甩过来撞上,或者秋千散架飞过来击中。二叔经常上山割来鲜活的血藤,更换秋千架的绳索。尽管秋千架从未出过事,二叔仍然因此而得到一个永远长不大、惹是生非、不务正业的坏名声。据说,直到二叔的孩子出世,我们村庄都还有人对二婶说二叔的坏话。但二婶一笑置之。就这一点而言,二婶是我们村庄最伟大的妻子和母亲之一。二叔被钢筋弹起老高,然后狠狠地栽在地上。二叔就这样坠落到地面,享年三十五岁。我们认为,二叔的死,相当于梦见自己在荡秋千,这个梦已经结束。


 

水塔

我们单位有一个年纪不太轻的男人,姓牛,由于尚未结婚,并且仍然没有女朋友,大家都称他小牛。小牛比我至少大十岁,我第一次冲他喊:“小牛,你的电话”,还有些难为情,但喊上几次就习惯了。

我们喊:“小牛!”

小牛答道:“唉。”

整个单位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这种单位在当代中国依然比比皆是,谁都习以为常。我们就像农民父母种在乡村土地上的卷心白菜里的一条条虫子,钻进体制和机构,有时候连动都懒得动一下。现在,我们都有一个暧昧的称谓:公务员。我们上班时喝喝茶,翻翻报纸,聊聊天,挖挖鼻孔,抹抹口红,剪剪指甲,等等,等等。但小牛与我们略有不同:他坐在办公桌前,总是长时间朝窗外张望。我注意到小牛所坐的方位没有正对窗户,这对他朝窗外张望造成了困难。小牛总得把脖子向一边歪一歪,才能勉强张望到窗外,他看起来很像一只鸭子,有点滑稽可笑。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得停下来转动转动有些酸、有些麻的脖子。紧接着,他还要伸一下懒腰。观察小牛的一举一动,不知不觉成了我每天工作的主要内容。虽然其他人对小牛的怪癖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然而小牛对他们始终心存戒备,他小心翼翼,每个动作都尽量做得隐蔽。至于我,小牛似乎一点也不提防,他在张望窗外时与我心照不宣,有时还向我投来会心的微笑。我所坐的位置几乎看不到窗外,因此无从得知小牛到底在张望什么。我猜,小牛所谓“8小时之外”的生活各种可能性都有,不像我们这些已婚男女,建立了固定的家庭,基本上天天一成不变、按部就班。比如,小牛某些夜晚肯定在胡闹,很少睡觉、没睡好或彻夜未眠。我们看到小牛端端正正地坐着,双手四平八稳地打开一张报纸,表面上正在认真阅读,其实他已经睡着了。我们对小牛能以这样的姿态进入睡眠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就做不到。小牛也不会睡过头,最多下班时就一定醒来。况且,小牛睡醒时面容安祥,眼角没有眼屎,嘴角也没有梦口水。小牛是那么端庄,是那么不容易。这样的年轻人,怎么会没有女朋友?我感兴趣的还是小牛在办公室的举动。小牛一旦打瞌睡,那一天我就无所适从。小牛偶尔也会不来上班。他不在的时候,我难以打发时光。每逢小牛不在,或是小牛睡着了,办公室的同事们往往把他作为一个话题进行谈论。小牛这个话题常谈常新,他们永不厌倦。

女同事说:“小牛好像睡着了。”

另一个女同事说:“昨天夜里,我打完麻将回家,看到了小牛。你们说当时几点了?凌晨两点。小牛在县委会大门外徘徊。这边是‘1949酒吧’,那边是‘姑娘草发廊’。二者必居其一,他一定在里面耗完后半夜。”

再一个女同事说:“小牛呀小牛,他一天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

男同事说:“你们应该多关心关心小牛,别让他堕落了。”

第二个女同事说:“你说什么,堕落?我的身体就是我的王国。小牛还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都成了殖民地了。”

这话说得聪明、机智、含蓄、透彻,让人不得不服气。

第一个女同事说:“你们嗅到过没有,小牛身上有某种气味;他的气味一天不同一天。”

另一个男同事说:“在这方面你最有经验,我们都相信你。”

第三个女同事说:“这么一个小牛,他能有多少享不完的艳福!”

以这种方式谈论别人,在我们村庄被蔑称为嚼舌根。同事们嚼舌根的事情,小牛不可能一概不知道。我怀疑,小牛有时候肯定在假寐。还有,同事们在嚼小牛的舌根时,小牛本来不在,但他像一个幽灵,突然就进办公室来了,给人的感觉,仿佛他早已来到门外,由于要偷听一段时间或是需要回避才没有进来,虽然他们立即警惕地中断谈话,也难免让他觉察到。小牛之所以信赖我,也许就因为我不嚼他的舌根。同事们硬是要求我发表意见时,我也只是敷衍一下:“小牛这个人嘛,是有一点神秘,但我们都不十分了解他。”我知道同事们谈论小牛基本上没有什么恶意,他们津津乐道的只是他的隐私,无非有些庸俗和无聊。

单位搞装修,调整办公室,我和小牛的工作有一点点变动,我俩在一起上班,和其他同事就相对分开了。我俩的办公室是一个套间,小牛搞收发,在外边一间;我搞文秘,在里面一间。

我仍然喊:“小牛。”

小牛答道:“唉。”

我说:“把这个文件送给领导。”

小牛拿着文件就走。

有一天,小牛在外边喊我:“老徐,有人找你。”

我从里面出来,见到了二叔,我们村庄来的民工。

虽然小牛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沉默寡言、缺乏生活情趣,但我们相处却非常坦诚、友好、愉快。小牛甚至在一天下午对我说:“我找到女朋友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老徐。”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早上,小牛还把女朋友带到办公室。小牛的女朋友穿着红裙子,抹过淡淡的、银灰色的唇膏,既不太漂亮,也不怎么丑陋,一个常见、普通的姑娘。小牛的女朋友翻了一早上的报纸,喝了一早上的白开水,其间,她不少于五次进入卫生间。卫生间在后阳台上,她从我的身边走了十个来回以上。进去的时候,她总要拘谨地看我一眼;出来的时候,她下垂着的刚刚洗过的手指正在滴水。我推测小牛的女朋友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姑娘。

很多天以后,小牛对我说:“老徐,我女朋友姓赵。”

我问小牛:“她叫赵什么?”

小牛说:“我只告诉你她姓赵。”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不该提出这样一个既突兀又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

小牛说:“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立即回想起小牛的女朋友穿着红裙子,抹过淡淡的、银灰白的唇膏。我十分勉强地说:“小牛,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姑娘。”

你们猜,小牛对我说什么?小牛说:“她姓赵。她是姑娘草发廊的一个妓女。”

我不知道该对小牛说什么了。

小牛把一架望远镜带到办公室。大部分上班时间,他都使用望远镜朝远处张望。由于办公室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小牛无所顾忌。

我忍不住问小牛:“你在看什么?”

小牛没有正面回答我,他把望远镜收回抽屉里。小牛说:“过几天,我要去一趟昆明。”

小牛好久没来上班了,我替他搞搞收发,单位这架机器每个部件都运转正常,领导也没有过问小牛。趁小牛不在,我一时也没什么公文需要处理,就有事没事坐在小牛的座位上。我们俩的办公室就在单位一进大门的地方,我坐在小牛那里,就有人特别是原来那几个同事,上下班时窥探我。我不怀好意地向他们伸出舌头。我发现小牛的座位是如此适合于向远处张望。你只要坐在椅子上放眼窗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已经完工的老城区,正在开工的县城新区、郊区的民房,以及生长着庄稼、树木和其他植物的土地,看到若干正在眼前的事物。

我看见了水塔。

水塔矗立在医院背后,它实在是太高了,实在是太嚣张了。水塔,被漆成耀眼的银灰色(小牛女朋友唇膏的颜色),不知道是谁要求这么干的。

我控制不住从小牛抽屉里拿出了望远镜。望远镜把水塔拉近了,我甚至可以看清用钢管焊接成的长长的楼梯上锈迹斑斑。

我还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小牛的女朋友爬上长长的楼梯,站在水塔顶端。小牛的女朋友仍然穿着红裙子,抹着淡淡的、银灰色的唇膏。这种时候,我无论如何都不愿相信她是一个妓女。小牛的女朋友,她在水塔上。她为什么要爬上水塔?小牛的女朋友,她可能从水塔上跳下来吗?小牛的女朋友,在这种特殊的场境下,她是圣洁的。

小牛的女朋友,她也端着一架望远镜,朝我这边张望。她的望远镜与小牛的一模一样。两至三分钟后,我们的镜头对在了一起。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对方的眼睛。距离之近,如同我们的额头和鼻尖就靠在一处。小牛的女朋友肯定将我错认为小牛了,确信我已经看见她以后,她把望远镜挂在脖子上。

小牛的女朋友越过水塔栏杆,她从水塔上跳下来。

小牛的女朋友姓赵,我们暂时叫她赵小姐。赵小姐穿着红裙子,像一支俗艳的红玫瑰,以一种通俗的方式飘落下来。


 

医院

我们说门诊大楼是县城最高的建筑,不包含水塔。水塔应该比所有建筑都要高,否则人们还修水塔干嘛。

门诊大楼呈倒写的T形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像一座墓碑。下部作为底座,给人以一种阴森森的印象。上部,仿佛碑面一样高高耸起,遮住了下部的阳光。常住人口不到两万的小县城,把门诊大楼修得那么高是不必要的,再说,让病人及其家属连续不断地上楼,也是不道德的。

小牛对高大建筑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热爱,在他眼里,门诊大楼很可能就是一座梦中的宫殿。小牛感到蹊跷的是大门口的示意图只涉及五楼以下,也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墓碑的底座。按照示意图的指示,小牛在一个窗口挂号,然后来到三楼,进行病人在医院的程序化流通。在这几分钟时间里,小牛被一个问题死死困扰着。这个问题就是:门诊大楼五楼以上,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小牛外出办事,老是缩头缩脑的。这一点,凡是与他出过差的人感觉都普遍相同。当小牛那颗可疑的脑袋在门口晃过来又晃过去时,医生很生气。医生质问道:“你干嘛?”

小牛说:“看病。”小牛看见房间里只有医生一人,暂时没有病人。小牛走进去,乖漉漉地坐在医生办公桌对面,并用双手托住下巴,肘关节撑在桌面上。

医生问:“你怎么啦?”口气已经变得十分缓和。

小牛有这样一种经验:去医院看病,一般情况下,医生都要问“你怎么啦?”或是“你哪里不舒服?”“你要找我干什么?”这是人命关天的问题,病人千万要谨慎,不能乱回答。

小牛的经验完全来自我们单位两个同事的遭遇。一个同事是女的,四十多岁。她依次患过胆结石、肺糜烂、胃溃疡,先后开过三次刀。第四次住进了医院,医生问:“你怎么啦?”女同事满有把握地回答:“我胃疼。”她还简单地向医生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病史。然后,她就躺在床上接受胃病治疗。其间做过一次胃镜检查,操作机器的医生说:“你的胃好像是有一点问题。”五天以后,她的病情毫无好转。第六天,医生才发现她的阑尾已经严重穿孔、化脓。第七天中午,她死了。据说,她是这家医院里死于阑尾炎的首例病人;另一个同事也是女的,但要年轻得多,不到三十岁,结婚才两年多一点,孩子满月不久。她因为全身乏力、情绪烦躁而去医院。一个实习的小护士认真询问并详细记录了她的病情。医生根据小护士提供的硬皮夹子里不足一页的病历,把她的病诊断为新婚综合症和年轻妈妈忧郁症。医生对她和一同前往的丈夫说:“严格说来,这不能算作病。关键要从心理上调整,要以一种正常、健康、快乐的心态对待婚姻生活和哺乳扶育孩子,扮演好妻子和母亲双重身份。同时也要适当控制夫妻生活。另外,也可以服用一些药物辅助治疗。”她几乎没有力气抱稳不到五公斤的婴儿,坐在医院的过道里喘息。丈夫抓好药,就搀扶着她回家去了。不上一个月,她就死了。死因是白血病晚期。死时,她的体重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死前十天上下,她还为日渐消瘦的身体感到高兴,因为她原来比较胖,一直渴望减肥。

其实小牛的经验也是我们大家的经验,它几乎是我们的两个女同事用生命换来的,但我们当中,只有小牛把它当一回事。

所以,小牛回答说:“医生,我不知道。”

医生有点鬼火,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小牛想了想,回答说:“也许是吧。”

医生恶狠狠地瞪了小牛一眼。小牛感觉到医生在瞅他,但他不明白医生为什么要瞅他。医生把手里的圆珠笔狠狠地扎向桌面,他想要发作,但最终还是控制住了。

医生填写了一张彩色脑电图申请单,推向小牛这边。

小牛手执脑电图申请单,划价、交费后,来到五楼“脑电图室”。脑电图室空无一人,小牛局促地走进去,坐在一张木制硬板小床床沿上。小床铺着一条雪白的床单,床单上一个污点也没有,小牛感到舒服。墙角还有一棵盆栽橡皮树。橡皮树长势蛮横,叶片霸道地向四面八方铺开。这棵意外的橡皮树使小牛对正在经历的生活产生了某种偶然的热爱。当然,这种热爱是可疑的。

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医生走了进来。女医生脸上挂着在医院这种地方少见的微笑,垂着手,全身散发出浓郁的来苏味。

女医生说:“对不起,我去洗手间,让你等久了。”

小牛说:“没关系。我没有别的事情,不忙。”

女医生一边看着小牛递过来的彩色脑电图申请单,一边吩咐小牛平躺在小床上。

女医生漫不经心地问:“你经常头痛吗?”

小牛回答说:“偶尔头痛。”

女医生:“偶尔失眠?”

小牛:“经常。”

女医生:“做梦吗?”

小牛:“夜夜做梦。因为睡不好,所以我做梦,也许就是一些想象,或者想象的翻版。”

女医生:“梦见什么?”

小牛:“梦见一个人,这个人在看不见的地方呼喊我。”

女医生:“这个人是谁?”

小牛:“这个人永远在看不见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是谁。”

女医生:“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医生熟练地把一些小夹子夹在小牛的头发、额头、耳朵、手指上。小夹子和那部机器用若干导线连接着。

小牛有点紧张,说:“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

女医生“扑哧——”一声笑了,问:“还梦见什么?”

小牛:“梦见一个人从高处往下跳。”

女医生中止提问,反复移动机器鼠标,并专注于机器视屏上那些意义模糊的亮点和曲线。女医生近四五分钟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小牛似乎看到女医生的脑袋里也有若干亮点在闪烁,不计其数的曲线在纠缠。

女医生叫小牛坐起来,她一个接一个取下他身上的那些小夹子。小牛一动不动地在小床床沿上坐着。女医生在机器下面空出来的桌面上填写脑电图报告单。填到“检查时意识情况”及“智能”两栏时,女医生十分犹豫,不知分别该在“清楚、混乱、较为混乱、昏迷”及“佳、一般、差”哪一个上打勾,在看了小牛一眼后,她还是选择了“清楚”和“佳”。小牛逐渐明白医生诊断和脑电图检查是怎么一回事。

小牛说:“门诊大楼真高。”

女医生在“诊断意见”一栏写下:“正常范围脑电图。”但又一笔划掉,接着连续不断地在上面划线条,仿佛要用线条把这行字严丝合缝地覆盖住。

小牛又说:“简直高得太过分了。”

女医生放弃了在一时之间写出诊断意见的打算。女医生与小牛搭话说:“确实有点高。也许是我们县城最高的建筑吧。”

小牛说:“五楼楼梯口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上楼’。那是什么意思?”

女医生脸上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愠怒的神色,仿佛“五楼以上”就是她的隐私,被人直接打听了似的。女医生脸红了,小牛对此匪夷所思。小牛想,即使五楼以上是太平间、解剖室、澡堂、会场、舞厅一类的地方,也不至于如此暧昧吧。女医生关掉机器,起身拉开窗帘,因为有风,那一载打印着彩色脑电图的热敏纸,卡在机器上摆动。女医生站在光线突然明朗起来的房间里说:“我建议,你到昆明去检查。昆明有专门的精神病医院。”

但是,女医生还是向小牛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梦见过一个人从高处往下跳。你知不知道那个人是从什么地方往下跳的?”

小牛说:“水塔!应该是从水塔上往下跳的!”

这个房间所处的方位和高度,很可能是观察水塔最理想的地方。水塔,就在窗外不远处。女医生和小牛虽然一个是站着的,一个是坐着的,但他们都便捷地看到了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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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栏编辑 编辑:dch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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