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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作家资料库

凌之鹤

作者:主编 编辑: 文章来源:滇池编辑部 时间:2016年06月04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凌之鹤

凌之鹤,本名张凌,回族。隐于庙堂僻廊,沉沦下僚谋生,浪迹诗酒江湖,迄今尚未被主流文坛招安的自由写作者。1971年10月生于滇中嵩明。16岁在省级刊物发表处女作。常用笔名荆棘鸟、安兰、凌之鹤、小李伊人、西门吹酒。迄今已发表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600余篇(首)。出版文化散文集《醉千年——与古人对饮》(云南人民出版社);有手抄本《流浪诗人的独白》(散文集)、《在心灵高处》(散文诗集)、《我隐居在我的内心深处》(散文诗集)、《酒杯中的月光》(诗集)、《只言片语》(随笔集)《发现文字里的陡峭之美——读心记》(文学评论集)流传文友间。自谓一个一本正经的后现代浪子;一个在古典青石铺就的现代雨巷中迎风冒雨独行的过客;一个目前仍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摇来晃去的人。


 

 

我内心的内花雪月  (序)

爱情地图

床前的月光

梦醒后,我又失去一首诗

底牌

城市配角(三章)

此心即彼岸

母亲

三十岁的秋天

走在秋天的边缘

异调情歌

沿着春天的方向

背景

旧时书信

关于一张白纸的另类叙述

心上醉翁亭

独上幽州台

公元2003年春天纪事(三章)

月光的三种读法(三章)

悲情沸腾的人生之歌

词苑双璧(二章)

人体零件的另类诗意解读(九章)

红嘴鸥让春天的高原春深似海

剑客

金色的向日葵

在凌晨听到鸡鸣

麦子熟了

乡愁

玫瑰的境界

颂诗

在梦的悬崖上

寂寞

艳遇

目的地

广陵散断想

童年

山村月夜

山妹子

推敲一道门

如果花突然开了

我隐居在我的内心深处

起风了

无题

我决定留下希望

春天收到的一条短信息

现代归去来辞

树叶、或者手相

夜读古碑帖

忧伤的呓语

今晨我关了手机

进城的蟋蟀

夜归人

邂逅自己

一个人的精神之旅

献歌

时间

与天地默契

站在玉米地边上的老妪

真相:当下的一种生存状态

在酒中游泳的鱼

中秋的清唱

总有一场雨

时光倒流

心境:游向白云的鱼

在路上

像紫色风铃我的心

阅读风景

写给母亲

敞开心灵

接近自然

独自上路

打捞人生岁月如流


 


 


 

目     次

 

自序


 


 


 

第一辑:爱的旅程


 

远去的女孩

天国遗火

青春纹痕

爱的旅程

缅桂花

春天的素描

默读仅有的一棵树

给莲子

玫瑰之门

月升之际

风铃

驿站

 

第二辑:寻找果园


 

清明

台阶

寻找果园

生命断章

新月的颤动

摘果

最初的树叶

鸽子:最后的警示

寂寞是一朵鲜花

忽闻马啸

重复

 

 


 

三辑:风花雪月


 

回答

午夜的旋律(二章)

春天的窗子

负载使命

难是命运女神的玩笑

夏日断章

站在路口

邂逅吉他

风花雪月(四重奏)

漫过生命高度的温柔

把伞收起来

 


 

 

第四辑:接近村庄


 

访望川寺(二章)

十月的邀约

悼爷爷

山之魂

午夜星光

一间小白屋的回忆

夏夜纪事

春晓

接近村庄(四章)

兰茂(二章)

倾听阳光

一只在大地上散步的鸟

秋日原野的舞蹈

消失的行道树

 

 

第五辑:在心灵高处


 

灵感

日子

怀旧

我说了我不能不说

印象

心事

缪斯

天空

深夜读诗

盛宴之后的饥饿

在心灵高处

梦如飞蛾

回首辉煌


 


 


 


 

 

酒海浮沉漫说醉

凌之鹤


 

来来请坐,我要与你共饮

这历史中最黑的一夜

你我显非等闲人物

岂能因不入唐诗三百首而相对发愁

——洛夫:《与李贺共饮》

【1】

寡人好酒,自弱冠伊始操卮执觚以降,迄今行走酒江湖已廿余载矣。而吾之好酒,在酒趣旨向上庶几与刺客荆轲相似。《史记·刺客列传》叙荆轲刺秦前夕云:“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如此大张旗鼓、大俗大雅、自娱自乐的非官方街头饮酒表演,大约算得上正史中记载最早的行为艺术了。让我感兴趣的是,“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之饮,意不在酒,志在结识天下英雄豪杰也。吾饮酒固有此情志,但更看重缘分:凡有幸同饮者,除却蛇鼠之辈,若性情相近且情趣相投,则无论贫富贵贱、老少贤愚,均引为酒友。所谓饮者不问出身,来的都是嘉宾,相逢意气为君饮,吾只求以酒结交天下至真至情至性之人。若问何以乐此不分尊卑、不拘男女、不论亲疏、不管远近之欢聚痛饮?如我一样习惯于酒食征逐的晋人刘公荣回答得好:“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

谪仙李白邀饮: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苏轼举杯轻叹:光阴须得酒消磨,明朝酒醒知何处。补白大王郑逸梅安慰:饮酒得其趣,高朋满座不饮酒,有负人和。窃以为,饮酒乃浮生快事也,闲来畅饮得遇知者,岂非人生大快事耶?酒海浮沉漫说醉,笑看世态且举杯!


 

【2】

“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成欢”。“以水为形,以火为性”,“既冷又热、既是水又是火、既形而下又形而上、既是物质又的又是精神的、既是个体的是集体的、既晕眩又清醒”之美酒,在好酒擅饮者心目中,绝对是世间第一等神圣妙物,是生命之光芒,是文明的火花,是欢乐的源泉,是消愁的忘川之水。人间无佳酿,何以遣有生之涯?人生倘无宴饮之乐,岂敢称此生无憾?但凡有点名士风范的嗜饮之辈,一天不饮酒则感觉浑身不自在,甚至精神萎靡、面目可憎、言语无趣。

中国古人将酒美其名曰琼浆玉液(因工艺和酒味厚薄之异,酒之古称多达十余种),西方人则称酒为“天使的眼泪”。酒在上古是罕见的奢侈之物,非遇大事或贵人不轻饮。时至今日,作为俗世烟火生活中大小事务(关乎礼节或颜面)的日常必需品,酒已成为与水一样寻常的饮料;酒的诸多功效、酒的文化形象和酒对人性的深刻影响,似乎已毫无任何秘密或新意可言矣。象征着礼仪、情谊、欢乐和热闹的酒,无疑是一种营造宴席气氛、滋润情感的独特的神秘液体:它有时是打动人心的眼泪,有时候胜似沙漠中解渴的清泉,有时候则譬如救人于危难的热血,有时是瞬间可化干戈为玉帛的蜜汁。关于酒的无穷魅力及其对饮者的直接影响,《名家论酒》的编者唐大斌有一段精彩妙论:酒,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像冰;它缠绵如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可杀可戮;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绝对自由的时空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

自酒入愁肠以来,由于人们对酒的无限崇拜和过度依赖,自然就诞生了酒神,进而衍生出了悲剧意味浓郁的酒神精神。在面对死亡的恐惧与人生的诸多苦难时,人类可崇奉生命旺盛而意气昂扬的阿波罗精神为信仰来获得强大的生存力量,亦可以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酒神精神为支柱而求得人生的安慰与庇护。毫无疑问,西方的酒神精神亦即狄俄倪索斯精神,是在彻悟人类与人生的悲剧意味之后,以敬畏和感恩之心在哲学的高度上构建一个狂欢的梦幻世界,它狂热追求的是人类原始欲望和冲动的彻底解放,抵达的是完全忘我的人生至乐境界。令吾辈酒鬼尴尬者,是拥有漫长酒史和博大精深酒文化的中国虽然不乏酒神,但在意识形态领域,真正具有清晰理论意义和崇高人文价值的酒神精神似乎一直没有形成。聊以自慰的是,没有酒神精神引领的中国人,总能创造性地将酒的功用、妙处和魔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像某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一样,他们总能找到心安理得惬意自在的生活方式);在日常饮酒生活层面上的随心所欲与肆无忌惮,恰恰形成了独具特色且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中国式饮酒风度:

对酒当歌的旷世忧思,青梅煮酒的绝对自信,玉山倾倒的惊艳奇观,曲水流觞的自然率性,会当一饮三百杯的豪迈放达,月下独酌的闲情逸致,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睿智洒脱,汉书下酒的怡然自得,酒后诵《剑侠传》的豪情雅兴,无不令人神往;温酒斩华雄的神勇,独上景阳岗的孤胆,举杯邀明月的潇洒,斗酒诗百篇的才华,诚然让人称叹。那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绝侠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慷慨悲歌,岂不令人热血沸腾拍案称奇;而举杯投箸的郁闷、拔剑四顾的茫然,今霄酒醒何处的凄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无奈,春风桃李一壶酒的浪漫、落拓江湖载酒行的不羁,飘零酒一杯的淡定、一醉三千秋的梦想,却又令人柔肠寸断低徊再三;刘关张生死契阔的桃园结义酒、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酒,红楼玉女万艳同杯的哀婉酒,西天取经“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功德圆满酒,无不令人感慨嘘唏。金貂换酒的待客深情厚意堪称美谈,而以妻妾易酒解馋的荒诞无情则让人齿冷。不论是惊心动魄、功亏一篑的鸿门宴,还是谈笑风生、杀机四伏的“杯酒释兵权”,无不彰显政治权术的高深莫测;而传说中的蒙汗药、鹤顶红、千机引,绿林的阴谋诡计和皇帝的冷血绝情,直叫人心惊胆战魂不附体。

以酒为镜,可鉴人性,可知兴亡。不夸张地说,珍珠般散落于官方典籍或坊间野史中的饮酒轶闻和酒宴佳话,妙手一串就是一部活色生香动人魂魄的酒史,慧眼看去就是一部生气勃发颇具性情的人文史。而红尘间浮世众生变幻莫测的饮姿醉态,神笔点染俨然一幅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宴乐狂欢巨卷,尤为神奇的是,彼时,天地同欢日月交辉,人与神在酒意阑珊之际已浑然一体矣。

【3】

“仪狄造酒,杜康润色之”。酒令方兴,觞政风行。上古先贤以玄酒(水)行礼乐,祭祀天地神灵及祖宗,其间除了些许假醇酒而阴行夺权谋财害人之类不义的丑闻外,鲜见饮酒取乐成气候的文字记录。直到夏商周风云际会、秦汉风起云涌之际,因为代有其人的嗜酒暴君荒淫乱政之“酒事”频繁出现在各种典籍中,酒才一跃而成为人类饮食生活中的主角,酒文化亦因此而日渐繁荣。其中汉末魏晋名士挥麈谈玄的烈烈酒风尤为引人瞩目。卑意以为,魏晋怪才辈出群星璀璨之饮酒气象,既是中国酒文化的滥觞,也是酒文化成就难以逾越之巅峰。

魏晋上层社会的酒风,乍看上去怎一个“乱”字了得!这其实是一种表象上的误会。对那些于今看来堪称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酒人酒事,《晋书》一语道破了个中玄妙:“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说得更清楚:“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在那个据说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最动荡、生活最痛苦、思想最复杂的时代,许多傲骨峥嵘的清谈名士,面对朝廷“求贤令”的威逼利诱始终装聋作哑无动于衷,他们或纵酒放浪形骸,倾其才智和心血疯狂地追逐生命的原始欲望;或借酒逃名避祸,以酒遁隐修之策求全身守节之道。然而,正是这种令人欲仙欲狂、忘乎所以的美酒和风行一时且高潮迭起的传奇酒事,悄然滋生了弥足珍贵的自然主义和自由精神,萌生了后世所谓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也成就了彼时文人雅士们渴望的人生愿景:自由自在自然自得意,我思我行我乐我做主。因此,宗白华称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当其时也,挟天子以令诸侯、“把黄袍当内衣穿”(王充闾语)的曹操,以一首千古绝唱《短歌行》表达了君王招贤纳才的良苦用心,其中名句“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经意间竟将酒的神效与地位抬到了无可比拟之境。斯时之真饮者、假名士对此当然心领神会:横槊赋诗的魏武帝非借酒浇愁,实乃困惑于“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他是在向可助其取天下之贤臣良将招手也。

酒以人名,人以酒聚;酒杯一端,大有文章。且说因聚饮而流芳百世的竹林七贤,抛开迅翁所关切的药、文章和风度不论,虽然他们喝的都是同样的“竹林酒”,但这酒喝下去之后,各人心中的感受却大相径庭,人生际遇亦因此泾渭分明。胸中有块垒、善使青白眼的阮籍为守名节,曾经很固执地喝过“不合作酒”,为拒绝与司马氏家族联姻,他可以佯醉假寐达两月之久;可惜,深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阮步兵,最后还是迫于权势,以倚马可待之雄才不得不喝下了暧昧的“劝进酒”。酷爱鼓风锻铁、明知“酒色令人枯”的稽康固然想弃酒服药修仙,可他一直喝的是肝胆相照,是高山流水一腔碧血,在千古名曲《广陵散》的绝响中,正当不惑之年的他慨然喝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杯“莫须有”。悲哉!酒之于藐视潜规则的稽中散既是逃名之途,也是取祸之道。寒门出身,全心全意想当三公的山涛呢,他和恋权贪财的俗物王戎一样,诚然也喝过义薄云天的竹林酒,但喝得最多最好的仍是明哲保身的政治敏感酒。精通音乐的阮咸,虽勇于以大盆酣饮,敢于不顾体面与群亥争饮,但此君饮得最性感最迷人的仍是风花雪月、琵琶胡姬。清朗而悟性颇高、素不善饮的向秀喝的则是老庄哲学、是养生之道、是稻粱谋、是竹林情谊、是令人怆然涕下的《思旧赋》。唯独以东方酒神令誉垂名后世的刘伶,他“以酒为名”,“唯酒是务”,以一篇微博似的《酒德颂》,便穷尽了“大人先生”畅饮的豪情与乐趣。尤令吾辈酒徒称羡者,是这位一向喜欢裸饮,以“死便掘地埋我”的豁达而丑陋的酒神,“竟以寿终”。端的是酒鬼不畏死,鬼神亦敬之。

魏晋豪饮之风,到了挂印归隐的五柳先生那里,饮酒便成了潇洒浪漫而自然纯粹的生命享受:有酒不畏贫,不做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烂醉卧白云,懒说话,“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作为正始名士和竹林精神的唯一传承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生活一度穷困潦倒到“乞食”的地步(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王维曾为此讥讽他“忘大守小”,自取其辱),但他穷且益坚,“忧道不忧贫”,“道胜无戚颜”,甘愿自己种秫酿酒、撷菊为食。梁昭明太子是陶潜的知音,他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

酒风乍起,酒旗猎猎。秦汉一统中国、文治武功的明月,没酒岂能如此光耀千古?唐宋诗词,少了酒的灵气,怎会酝酿李杜的豪情、苏辛的豪放?委婉骂世的元曲不必说了,元之虎狼雄师,血管中若非奔流着来自草原的烈酒,哪里会有所向披靡的剽悍与纵横世界的英武?明清的才子佳人和各路文艺怪杰,没有酒的滋润和刺激,江南的风流、人世的辛酸何以演绎诸多传奇并演义?“太平村酒贱,农歌早稻黄”。甚矣,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农耕文明盛景不再,灯红酒绿的都市文明蓝图日新,“江山代有酒仙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壶浊酒喜相逢”,美酒飘香的市井酒楼、烹牛宰羊且为乐的乡村小院,仍是世俗生活最后的桃源!


 

【4】

中国酒史显然是一笔糊涂账。因为没人能准确讲出酒源自何时,所以只能笼统地说,酒史可能与人类史一样悠久。《酒谱》记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与其天地并矣。朱肱《酒经》云:大哉酒之于世也。酒是集天使与魔鬼为一体的玄物。酒是原罪,也是忏悔。有人发现,“我国风俗最奇怪处之一,是以酗酒为美德,温克为无趣”。激励喝酒者和反对喝酒者从未停歇过论战。酒,一直伴随着热忱的颂扬与恶毒的咒诅之声:爱其者视之为生命之火,乃上天所赐的欢乐圣水;恨其者视之为人生迷药,是撒旦故意生发的祸水。酒后失言,因酒误事,借酒滋事的人并不鲜见,因酒色乱政而致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也不少。酗酒者易滋事甚至到了“大乱丧德”的地步,所以古今中外许多国家皆屡兴禁酒限饮之举。《战国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曹操亦尝禁酒。但希望“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的名士孔融却对曹操的禁酒令说“不”: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他的意思是,不饮岂非罪过?禁酒的实际效果是,反酒阵营“好不容易写出一篇《酒诫》”,爱酒分子“十来篇酒赋醉赋之类已一涌而出了”。《酒诫》说喝酒“穷害智性,任欲丧真”,“形绝于所托,万感无累于心”;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四两拔千斤。反对有理,然而终究抵不住喝酒的魔力:“一杯颜色好,十杯胆气加”。难怪《红灯记》中李玉和要如是唱道: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博学睿智的蒙田在《论饮酒》一文中不无厌恶地说,我觉得喝酒是一种无聊和愚蠢的罪恶,而酗酒应该说是一种严重与粗暴的罪恶:“因为酗酒是肉体的,粗俗的,这个罪恶摧残智力,损伤身体”;更糟糕的是,“饮酒过度也会使心里的秘密不知不觉地吐露”。在某些非常场合,酒相当于测谎器,它可能使醉饮者无意识地泄露个人隐私甚至国家机密。贺拉斯也有同感,他说,圣贤纵酒作乐,也会表现内心的忧虑和暴露内心的秘密。“兔子是狗撵出来的,话是酒引出来的”,如此滔滔不绝、津津乐道的人物,我们在酒宴上见得多了。

习惯于每夜省思修身的明人吕坤曾痛心疾首地说过,“苦醉酒饱肉,恣谈浪笑,却不错过了一日?乱言妄动,昧理纵欲,却不作孽了一日”?这位吕先生误会美酒不算,为躲避美人,居然还辟有“远美轩”,此君“非不好美,实则避祸也”。慎对酒色诱惑是应该的,但活得如此拘谨,这般无趣,在我看来,这也未免过于矫情而近于虚伪了。

酒的危害真有那么恐怖?非要一棍子将天下酒徒打死吗?剖析饮酒乱象和酒后失礼的各种现象后,刀尔登在《无事和酒读离骚》中写道:一般来说,越是自我节制的风俗,产生的醉汉越多。古代优容醉人,未尝不是“给人留条活路”。反正这条路只是幻象,于大局无碍。在饮者一方,暂得宽缓,便以为酒能令人自远。——也罢,如果连这点快乐也要反对,未免太扫兴了。

勿庸讳言,酒文化有消极的一面:酒精伤害身体自不必多说,贪杯误事乃至滋事的案例和教训亦层出不穷。古今中外,直到当代,国家层面和体制内的禁酒令不知颁布过多少遍了,因酗酒惹祸的公职人员也确实处分了不少,但酒风劲头似乎依然。酒之祸耶?人之过耳!若因为纵酒而损人害已甚至危害公共安全、影响公权形象,丢了自家面子和饭碗不说,亦有损酒德,不饮也罢。

在下熟悉的一位老酒友曾经说过:酒这东西,没喝之前,你管它,喝下之后,它管你。此乃颇富哲理之大实话也。据《清稗类钞·粤西偶记》载,平乐等府山中的猿猴善采百花酿酒,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猴酒”。——猴子固然聪慧,但其变成人需要上万年的进化苦旅,但人若要变为“猴”,也许只饮一瓶酒即可。此事焉敢不慎,饮酒须量力,不然有失风度。《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足可为好饮者铭也。


 

【5】

明人屠本峻将喝酒分为“饮者八德”:独酌、浅酌、雅酌、豪饮、狂饮、驴饮、痛饮、畅饮。恕鄙人狂妄,身为资深酒徒,就像人们指责老加图用酒培养他的道德一样,这“八德”在下都有所“培养”。但我偏爱的还是独酌、雅酌和畅饮。

明人陈眉公于饮酒可谓颇有心得,他著《幽窗小记》说到饮酒的场合与时机:法饮宜舒,放饮宜雅,病饮宜小,愁饮宜醉,春饮宜庭,夏饮宜郊,秋饮宜舟,夜饮宜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大抵是不错的,但局面和器量未免显小矣,人生一场,毕竟得意时候少,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也别问什么场合,想喝便喝,失意之时,更要举杯畅饮,休管它春花秋月,哪怕它风刀霜剑严相逼!这才见饮者之胸襟与风度,这才不辜负那解人的佳酿!

清代平民艺术大师李笠翁深谙饮酒之道。他认为,“饮酒之乐,备于五贵、五好之中”。五贵者,“饮量无论宽窄,贵在能好;饮伴无论多寡,贵在善谈;饮具无论丰啬,贵在可继;饮政无论宽猛,贵在可行;饮候无论短长,贵在能止。备此五贵,始可与言饮酒之乐”。五好、五不好者,“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谈;不好长夜之欢,而好与明月相随而不忍别;不好为苛刻之令,而好受罚者欲辩无辞;不好使酒骂座之人,而好其于酒后尽露肝膈。坐此五好、五不好,是以饮量不胜蕉叶,而日与酒人为徒”。李渔之论《饮》,颇获我心。而世间知饮者如知我者稀,故不如向隅独饮,以求笠翁所称许的“燕闲独酌,其为乐也,全在天机逗露之中,形迹消忘之内,有宴饮之实事,无酬酢之虚文”。

书和剑是历代书生的左右手,酒杯则是他们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最佳圆梦道具。风流倜傥、粪土当年的书生无不喜欢将酒当剑来挑破心机。吴从先说,“读奸佞论宜击剑捉酒,以销愤”。张潮则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清醒者如在下则以为,更多时候,除了消磨时间和斗志,酒其实消(销)不了什么,无论忧愁、奸贼还是胸中块垒,若真想彻底消灭这世间一切肮脏丑恶的人和事,必须靠强大的实力。

“快意人生,除了那些宏大的主题之外,不过酒色”。当芳龄十九岁的北溟鱼在《风流绝》一书中发出如此骇人妙语,我不仅欣赏她的机敏,而且佩服她的胆识。如是大俗异想,我辈酒鬼都有,可没人敢轻易说出口,更不会明目张胆写在文章里。梁文道坦言:对我而言,每天酒池肉林就是我人生的理想境界。此浅薄话亦诚实可爱。只是,享受奢糜生活的成本毕竟太高了。不然,这样的生活难道不是很多平庸之辈的梦想吗?自谓性格“忠肝义胆,一丝不挂”,喜好“饮恨”的李碧华更是毫无羞涩地宣称,她最大的愿望是不劳而获,财色兼收,醉生梦死;她向往的快乐人生是七分饱,三分醉,十足收成 ,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努力,享下等情色。河山信美非故国。佳人的愿望虽好,可这位才女最终坦承:遗憾,上述愿望均成泡影!曾经在宗教理想与世俗欲望间挣扎的最美情郎、雪域之王仓央嘉措有如是领悟:他们倾向于酒色,并不断翻越美人痣/挺进的过程反复排毒。诚哉斯言!酒色须排毒,健康、美好的人生更需要排毒!


 

【6】

寒夜客来茶当酒,允称风雅;但使主人能醉客,不亦快哉!

酒宜敬,饮宜和,群酌宜畅,畅则不醉不归。吾饮酒向来最讨厌斜刺里忽然杀出一干人马来横加阻挠,尤其不喜与惧内者同饮。胡适当年遭遇劝酒,每次皆高举他太太送他那枚镌着“戒”字的金戒指表示免战。在下倡议,凡不肯让老公喝酒的胭脂虎,最不济也当学学胡太太,给亲爱的小夫君戴个戒酒的紧箍咒,那总比在酒宴上当众揪其耳跺其脚或撒泼发飙恶语相向来得文雅些。东坡尝在《后赤壁赋》中对友人抱怨,“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霄奈何?”朋友说无肴简单,薄暮可张网捕鱼,但愁酒没法找到。东坡贤妻安慰道:“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同样令人艳羡者,是金圣叹多年不见的老友黄昏来访,他顾不上寒暄,直奔内室径问其妻“君岂有酒如东坡妇乎?”金娘子没有藏酒之习,乃欣然拔金簪替相公换钱沽酒待客。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圣贤也好,浮名也罢,问君能饮否?吾但求一醉,赛似活神仙!素有“江东步兵”雅号的张季鹰常仿阮籍狂饮,有好心人劝他:卿纵情一时,独不为身后名所虑?他淡然一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而堂堂的吏部郎毕世茂居然因盗酒被捉!他有名言曰:“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以清都山水郎自命的北宋隐逸文人朱敦儒则公然放言: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王侯!如此淡泊,如此痴迷,如此风骨的酒徒,今日那些道貌岸然、附庸风雅、脑满肠肥,满口道德文章,一肚子男盗女娼,背地里蝇营狗苟、作奸犯科的硕鼠、吃货岂能望其项背乎!

自知“消磨傲骨唯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的明末清初第一快人金圣叹说,世间至痛之事莫过于砍头,世间至乐之事莫过于饮酒。“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砍头的事姑且不论,即使不小心遇上了,也不妨痛饮一番,大喊一声: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俗语云,喝酒交情越喝越厚,赌钱交情赌越薄。喝酒的人最大方,总担心别人喝不够,最希望饮者尽其兴;赌钱的人则最小气,总担心别人赢,最希望赌友输。饮酒是群欢,赌博是独乐。我只饮酒,不喜赌博。遗憾的是,以前“酒逢知己千杯少”,如今“酒逢千杯知己少”。一生能有三五个风流酒友,足矣!

《十国春秋》有语曰:“酒有别肠,不别长大”,我以为应当再加一句,“不别男女”。既然酒量的大小与身体的大小或强弱不成正比,强壮者未必能喝得过瘦小的人,那么,酒量的大小又怎么可能与性别成反比呢?“女人喝酒,必有妖法”固然是无稽之谈,“女人天生三两酒”的异禀却不容置疑。酒席上只有一群壮豪饮,气氛无论怎么好,也总觉得过于粗犷而稍逊婉约;若有三两个擅饮的美人锦上添花软语呢喃,那才真叫人明月入怀成酒量陡增。一边写诗一边经营“白夜”酒吧的翟永明是善以酒浇胸中块垒的,她有诗云:一杯解闷 两杯解人/三杯四杯解我的风情/十杯就要你的命了!颇识酒性的简媜说:清酒宜流水曲殇,浊酒宜行吟独酌;滔滔世序,清浊各有饮法。喜欢以女酒鬼自命的徐坤是善品酒的,她曾一针见血地批评中国有酒却没有建立起酒神精神,而是走向了狂欢的背面,把酒与孤独相连。且听她半酣之际媚眼汪汪论某名酒曰:“好酒毕竟是好酒,况且又是深藏多年世风不曾日下时的醇,先入一口,就是绵软,渐而甘冽,渐而强劲,渐而暴戾,渐而深长,渐而缠绵,渐而欲仙欲死,渐而不知今夕何夕,今年何年。”读到如是酒香四溢的文字,知饮者当浮一大白!何况,这风流的女酒鬼还有如此壮烈情怀:“今朝有酒,莫问前程;今夜有酒,无论路上发生什么,也就当是,殉了罢!”酒宴上遇此知酒红颜,大丈夫宁不醉乎?即或舒婷那样有着“烟酒,下山虎也”家训、严守“斗酒不过三杯”极限的弱女子看来,因为自己好歹写过几行诗,“不往上喷点酒香不太符合国情”,会饮者不曾大醉过,也是人生一大遗憾。

习惯于喝酒破闷的张中行说过,诗意的人生中必须有个美人。愚意以为,倾国倾城的尤物难得,不如有美酒——饮酒总比意淫来得痛快些。以馋人自嘲的美食大家唐鲁孙暮年始操觚品味平生美食,其中谈酒妙文可谓颇多见识。有遗老情结和纨绔子弟情怀的董桥感慨,人生苦短,酒肉岁月太匆匆,朋友的情谊才是青山绿水。他认为,家国多难之秋,一介书生固然应该以文章血汗乃至躯体报国。但平常的日子则宜读书不忘生活,大块肉大碗酒也可饱出性灵来。“微雨,甚思酒,何日具鸡黍约我?”寂寞独处时能收到这样一封水墨书写的邀饮信,恰如苦等爱情佳音的沈从文接到张兆和的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何其幸福也!

柏拉图告诫孩子在十八岁前不要喝酒,在四十岁前不要喝醉;但对于过了不惑之年的人,则劝他们尽情享用,以助灵魂的情欲变得温柔婉约,像火使铁软化。这位大哲可能不知道,“诗酒趁年华”,年少不饮,何以傲王侯、轻天下?喝酒毕竟有别于莫名其妙的“精神之恋”,何况恋爱须在青春时节最美。曾经酗酒经年又成功戒酒的雷蒙德·卡佛说得好:有关喝酒的神话很多,但我从来不对它们感兴趣,我只对喝酒感兴趣。乐于斗牛猎狮的海明威曾跟一头熊一块儿睡,一块儿喝得酩酊大醉。——我想说的是,这样的饮者,才是我喜欢的。让那些夸耀当年酒量的醉鬼去骗初涉酒界的毛头小伙吧!


 

【7】

我虽无长鲸吸百川的海量,但年少轻狂时,也曾乐于酒战,故于喝酒颇有些许心得。我一直以为,要想了解真正国人的心灵生活,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酒席上。酒席是一个信息交换或传播的平台。酒的一大妙处,全在于它能显现饮者的情怀。酒喝到高处,饮者的神秘面具也就脱下了,真性情就自然流露出来,举凡天下秘闻,各种轶闻趣事乃至八卦笑话心里话真诚的话就是酒后说出来的。正如老舍所说,喝酒的可爱之处是可以结交莫逆,因为人喝了酒后,说话做事都要比平时豪爽真诚一些,会把专为敷衍人用的一套生活八股抛开,而敢露一点锋芒和“谬论”——“这就减少了我脸上的俗气,看着红扑扑的,人有点样子!”“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遥劝彗星一杯酒、醉卧美人膝、拿枣子掷皇帝、天子呼来不上船……,如此放荡不羁,如此无所顾忌,如此胆大妄为,皆酒醉所致也。

在某些醉翁心里,酒是入世的捷径,也是遁世之坦途。众所周知,在特殊场合,喝酒能使人“进步”,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些跻身于官场、商场的俊男靓女,只会埋头苦干也许永无出头之日,但凡有酒量且有酒胆者,大多有机会从酒场上脱颖而出,获得上峰的信任甚至重用。尤其那些长袖善舞的酒肉官僚或无知无畏的美少女,能喝五湖四海者,习惯于“领导随意我干杯”,或直接在关键时刻主动舍身为上位者帮酒,总能赢得所谓老大的欢心与青睐。这挡酒比挡子弹还有效啊。而在潜规则大行其道的地方,能喝会喝敢喝的巾帼英雄,其前程几乎都比昂扬须眉要远大、光明得多。当然,须警惕物极必反。酒场就是战场,无论喝多喝少,切忌酒后失德,万不可倚酒装疯卖傻,尤其不可信口雌黄。否则,就是海量之材或第一酒仙亦不可造也。至于那些不会饮、不善饮、不敢饮者,通常只能坐冷板凳了。“酒场不举杯,饭后被事追”。相信那些常与各路官老爷或豪商巨贾斗法酒场者皆有此难堪的经历。“千杯一过,非官即富”。如此因饮酒而走运的人,似乎并不多见;因为喝得过量而殉酒者,近年来倒是传闻颇多。

都说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但酒毕竟只是酒而已。身处当今这样一个剧烈变革、快速发展、物欲横流,社会急剧转型、信仰严重缺失、生活压力巨大的时代,兴来小酌一杯固然可以减压,但终日醺醺无为,何以立身处世?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又何以养家糊口?王蒙说,“酒是人类自慰的产物。酒是存在的痛苦的象征。酒又是生活的滋味、活着的滋味的体现”。酒,只是俗世苦闷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一种情感滋润,一种自我馈赠,适饮则饮,当止必止,唯妙处在于把握良好的分寸。好饮者,野俗一点要喝出快感,解口舌之欲,让身体舒服;文雅一点要喝出精神气象和艺术感觉,像许淇所说,“喝酒,要咂辨人生的况味,要喝出酒中的诗和哲理”。真知酒者,须敬畏酒之神秘力量。窃以为,喝酒固然以量雄为尊,但能饮者未必就胡乱以酒仙、酒圣自诩——擅饮而不乱,且文采风流,有令德名篇泽惠后世者,乃敢称酒圣。不然,酒量再大,顶多算一介豪客罢了。

酒,这曾经象征身份和地位,仅供极少数权贵享用的美物,如今已成为普通饮品,好饮者皆可来一杯。只是,这一路喝下来,酒精融入血液,早已积累为毒素,昔日的酒文化和风雅不再,饮者之风流亦被愚风俗雨扫荡殆尽矣。在酒祖、酒魂、酒业复兴的太平时代,在酒乡、酒国、酒池肉林遍布的华夏大地,煮酒偷欢的盛宴虽然还很热闹,但与推杯换盏间诸多的功利算计比起来,饮酒之乐几可忽略矣。昔日“鲁酒千钟,赶不上(今朝)一瓶二锅头”。当纯净的天然粮食酒已被掺杂太多工业酒精甚至药物的精制酒代替,当酒水被贴上各种华而不实的金贵标签,无论喝什么档次的酒,吾侪得志之时的风光之饮或许只是名气和财富,而失意之后不小心则可能喝到假冒伪劣的苦水。至于纯粹醇美的人情趣味、月白风清的精神享受,即使有太多热情的期待,恐怕也很难感受到了,唯独受罪的是日渐不堪的肉身。七贤畅饮高谈的盛景,早被钱雨打烂金风吹干;青青竹林随处可见,只恨高人已杳如黄鹤。退而求其次,就连闻一多那样“痛饮酒,熟读《离骚》”的名士风度亦难得一见了。嗟乎!盛宴豪饮之后,繁华事散之际,醉汉醉鬼遍地都是,传说中的诗仙酒圣却踪影无觅矣。


 

【8】

酒是饮者生活的附丽,也是饮者性情才华的生发剂和显影液。

巴什拉尔说,酒精的火是最初的灵感,酒精是言语的因素。 

拉伯雷说:酒有能力使人的灵魂充满真理、知识和学问……真理在酒中。巴赫金对此解释道:拉伯雷透过一切高雅的和官方文体虚假的严肃性,看到了昔日那消逝了的政权和消失了的真理……酒驱散了任何恐惧,并使话语获得了自由。

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中说,他寄居友人鲁半舫家萧爽楼时,常与夏淡安、张闲酣诸君子茶酒相契、诗画共品。期间年余,诸君子“如梁上之燕自去自来,贤妻陈芸则拔钗沽酒,不动声色,良辰美景,不放轻过”。如斯情调人生,足以羡煞俗人也。而吾推崇者,乃萧爽楼之“四忌”与“四取”。沈复说,“萧爽楼有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犯必罚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噫,以今日情势观之,此四忌四取,殊难合时宜也。眼见得当代人纠缠于俗务,弄潮于官场商海,奔波于富贵场中温柔乡里,耳听得麻将哗哗更兼情歌缠绵,即或饮酒亦各怀心事,古人闲情逸趣,真如世外传奇也。

朱天文在怀旧散文《一杯看剑气》篇末,仿大侠口吻对三毛曰:“一杯看剑气,二杯生分别,三杯上马去!”吾少时读到如是“三杯”,虽不明白才女“三杯”之深意何在,但感觉热血沸腾,豪情满怀,亦颇想痛饮一番,而后如李白一样仗剑去国,直奔长安。结果长安没去成,我却东施效颦,木剑舞松风,把酒邀明月,和着想象中的古筝清泉余音,兀自写了个《少年三杯》:一杯春风。白马踏雪云,尘埃落定时;龙泉斩奸佞,长箫贯裂石。二杯美人。不问芳名,但求红袖添香夜读,不负英雄心。三杯菊花。不必东篱,不望南山,把酒临风,胸中有菊香。人生得此三杯,饮尽千古风流!——后来饮过千杯,才惊觉人心不古,酒里有毒。那滋味,正如稼轩所叹: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如今回看当年涂鸦,情何以堪?真格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书生偏有几分狂。“世事从头减,秋怀澈底清”,人生何止“三杯”?而三杯复三杯之后,又有几人清醒如初,雄心依然、豪情依旧?! 

诗人洛夫说,中国古典诗歌中经常流着两种液体,一是眼泪, 一是酒。此言不虚。检阅独步风流、瑰丽迷人的唐诗宋词和绝响天下的元曲,无酒无泪者颇少。但那些“让人心不死”的古典诗词中的酒和泪是作为表情达意的意象来经营的,是水墨传统文化的灵气渊薮与文脉线索,具有生命的质感和特别的美学意味。

张潮说:有美酒便有佳诗,诗亦乞灵于酒。

丰子恺说: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

文坛酒徒古龙醉吟《风光》:王孙公子裘马轻,马后仆从众发云。鞍旁一壶花雕酒,行前轿中是美人。

董桥说:文字下酒,吃得风流。

张柠深谙中国人饮酒的秘密,他在《酒的诗学》中写道,中国的集体性饮酒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阴谋,因为酒的功能并没有将饮者引向生命自由的本质,更没有对解放的希冀,甚至连迷途的感伤、悲痛、孤独、逃避、自虐都没有,而是沉湎于历史和现实的中途胡搅蛮缠。独饮几乎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他感叹,今天没有孤独者,今天的酒太阴险了。在今天的酒吧里,将酒和秘密一起吐出来的酒徒十分罕见。没有酗酒者,到处都是借酒装疯的人。

凌之鹤说:酒,是喝到高处秋波明媚惊鸿翩跹,是柔情似水嫣然一笑春风得意。酒是色媒人,因为此色非彼色,是情色而非色情,是秋水伊人而非风尘女子。酒是千种妩媚,是万般风情,是眼中有嘴上无的暧昧,是心有灵犀的喜悦,是曾经沧海的淡定。

“酒,德劭者不轻言戒。若胸中有块垒,不必借他人酒杯,且进”——

再注满那只空杯吧!

把那满盈的饮干,

我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是:

既不满也不空。

我轻轻吟唱着这首法国民歌,将进酒,举杯无人,不禁想起青藤道士之叹:“欲与知己言,回头无人,奈何!”

2013.8.

通联:嵩明县水务局 张凌  邮政编码:651700

 

 

 

一份能指繁复的历史证词

——捕捉《汤因比奏鸣曲》的几个关键音符


 

凌之鹤


 

《汤因比奏鸣曲》给我最直接的阅读印象,是其结构精致新颖、思路开阔、感情丰盈、能指繁复,视角和心态俱佳,省思意识强烈而深刻。读完这篇小说后我所获得审美奇异感和由此产生的想法要比所谓的震撼来得多;我的反映一如小说的叙述者本身,忽而冷静、从容而严肃,忽而兴奋莫名、激情飞扬甚至击节高歌。这是一部“国家版”的致青春——我从这故事里——正如小说中的我们看到李南的父亲很帅地与李南跳了柴可夫斯基的《花之圆舞曲》的美妙感觉,我“看到了一种特别整齐悠远的东西”,感受到了久违的含蓄之美和生命昂扬而有力的状态。化用托马斯·曼关于瓦格纳音乐的妙评来说,《汤因比奏鸣曲》的史诗性(或心灵)品格具有某种英雄(理想)主义色彩的凝重、缓慢的向往、节奏中的断裂和为走出阴暗的混乱在美中得到解脱所进行着的搏斗;这是一部承受着重负的心灵的小说,它并非舞蹈般地对肌肉讲话,而是宁肯天生机智所准确认定的,隐忍着其他作家(或彼时整个社会)所没有的艰辛的一种摸爬、挤压和推进。——这就是当代文学的灵魂与力量所在。

恋曲1980 

1980年,既是《汤因比奏鸣曲》创作的历史坐标,也是此曲之基调。上世纪80年代是许多中国人记忆中最美好、近乎神话的一个时代。与本篇小说中主人公一样有过骑自行车远行经历的于丹不无夸张地说,80年代是一个电光火石、奔放豪迈、诗意飞扬的奢华年代,那个时代的人几乎是“野生的”,那个年头的人们还信任友谊、人性与爱情;那是一个诗歌与武侠繁荣,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盛行的时代,是一个“心有多远就可以走到多远”的年代。在《汤因比奏鸣曲》中,宁肯以抑扬顿挫的抒情笔调,不厌其烦地讲述了1980年的心灵传奇。

在一切都在解冻、冰消雪化,一切还有明显的旧时(“文革”)影子的1980年,几个劫后余生的大学生意气风发地从北京骑自行车到海边游玩,那是何等风流何其浪漫的事啊!1980年,绝对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史诗性光芒和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年代,是“荷尔蒙与使命感同样充沛”、激情燃烧的年代。从思想史和断代史的角度考察,1980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的十年,是一个极端封闭、压抑、荒诞而苍凉的小时代,此后的十年直到今天,则是一个改革开放活力迸发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骑行这种看似寻常的体育运动,一旦成为一种象征或仪式,在彼时就意味着自由、独立、开放、青春与活力四射的时代精神已然诞生。压抑得太久,骑行,便是生命理想的飞翔状态,是感情释放,思想解放的“身体革命”,一如小说中杨修和孟繁佳你追我赶的“奔腾”较量,“他们那种对身体的‘承认’是对过去的最有力的否认”。因为“我们”相信,目标与大海是可以让一切清零的,“1980年的海,还是很朴素的海”。由于精神饥饿得太久,读文学作品、看外国电影、听西洋音乐之类的艺术活动,在那个时代便显得异常迫切而重要。

就是在那样一个原初、坦诚、真实、生机勃发而意气高昂,人们的关系“离爱情很近、离钱还太远”的清纯年代,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我们正在呈现,在生猛的白色雨雾中”。四个风华正茂的天之骄子的自由骑行,“八十年代那种集体的欢乐如同一个人的快乐,在我的生活中只有这一次”。是的,人生中许多美好的经历,也许仅有一次。但一次也就足够了。赫拉克利特说过,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八十年代看事物有一层纱,也不会用词把感觉一戳到底,但力量是非常大的”。不错,那是思潮涌动、朦胧诗勃兴的年代,那时的人们在表达方面还持有几分含蓄,不是说不出来,而是不想也不愿意全部说出来。面对大海,口若悬河的叙述者“我”虽未能发出“春暖花开”之类空洞虚幻的呓语,但“我较早地越过了启蒙初期特别的确定的审美情绪,发现不可能里面——有着很多的可能。”而简单的责任感,比如将凌乱放倒在海边的自行车摆放整齐,竟让“我”无意中发现了富有秩序感的美。对,就是“秩序”,按照我们的内心愿景和意志,通过自身努力即可亲手创造出来的美的新秩序!在这里,普拉滕式诗意的直觉让我们深信:美,它简直就是人的行为规范,与一切心灵的阴暗、奴隶的狭窄心胸和暴政造成的一切屈辱形成反差。我们欣慰地看到,美正在成为一种人文主义的源泉。

仿佛回眸一场甜蜜又伤感、美好却失败的初恋,在对1980年满怀深情的再三回望中,我们注意到,作家因为对“文革”曾经造成的伤害和影响不可能遗忘,也许还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但他显然在内心和情感上已给予了宽恕。在这温情脉脉的回望中,宁肯没有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字里行间也没有大而不当的道德义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固然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但历史不能总在我们身上重蹈覆辙。这显然是《汤因比奏鸣曲》的弦外之音。

梦幻乌托邦

乌托邦是《汤因比奏鸣曲》中的高音部或摇滚乐。《汤因比奏鸣曲》具有明显的乌托邦元素或特征,据此而论,宁肯显然是一个具有乌托邦意识和气质的作家。否则,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坚守纯文学创作理念的作家,在此缘何刻意选择了“通俗作家”惯用的乌托邦叙事策略。而乌托邦作家的写作传统,就是雅克·巴尔赞所说的,他们善于用琐碎的细节和细腻的描述来增强故事的逼真性和可信度。

略萨认为,作为非常人为的产物,时间是小说家用来创建小说整体印象的方法之一,即某种具有审美趣味的、自成一体的要素。为了呈现一个完全封闭的故事并将一切都囊括在故事中,他说,“我不得不虚构一位叙述者——我要权衡故事中将告知哪些内容,哪些内容仅仅需要暗示或干脆不提”。宁肯同样采用了略萨的创作手法,在《汤因比奏鸣曲》中,他使用(或创造)了1980年这个特殊的时段,并将自己需要讲述的事件全部封闭在特定的故事框架里,偶有溢出,比如那些长篇议论和注释,亦显得自然贴切而不嫌累赘。

宁肯以随笔、散文、评论、注释等诸多笔法或文体构建了一部风格独特的小说,以逆袭的办法和历史修辞,以温情回眸的姿态,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对一个崭新时代启蒙的宏大叙事。从音乐学的角度看,我更愿意将《汤因比奏鸣曲》视为多种乐器合奏的交响诗:1980年是遥远、雄浑而清晰的背景音乐,而“如在眼前”的现实感和“人的发现”无疑是高亢嘹亮、响遏行云的主旋律。这不是一篇严谨意义上的小说,其叙述口吻仿佛回忆录或自传,其中散珠串玉、近于琐碎的细节描写,让读者颇有亲历亲临亲见的恍惚感。在小说中,作家以汤因比式的乐观态度深情回顾过去,豪情展望未来。那情形恰如汤因比在阅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后所指出的那样:你不仅在阅读历史,而且也在了解历史;你不仅在与过去沟通,也在与现实对话。

像略萨那样创造一个隐秘的叙述者,是宁肯实现通向写作成功之路的自觉选择。作为准神职人员的叙述者,“我”信赖并迷恋“灵魂共同体”,“如同有的神是共同的”;特别是在完胜吃拿卡要的流氓“伪军”(警察)之后,尤其神往共同体——“后来我接触乌托邦议题才知道乌托邦的感情就是大家一起度过险象难关之后产生的,它本质上是一种集体的取暖与相互的依存感,通过集体个人变得强大,实现那不可能实现的东西”。这种朴素而真诚的乌托邦意识,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在这个物欲横流、消费过度的时代,在这个公共精神淡漠,人的生存日益呈沙聚状态的复杂的当代社会,人们的集体观念显得脆弱而单薄,稍有风吹草动,即成一盘散沙矣。

不得不承认,美好的乌托邦理想,总经不住现实生活有意或无意的考验,哪怕只是因为一次聚会的缺席,也会让“我确认了乌托邦的幻灭,自己的无足轻重”。因为感觉不到李南的关心,“让我越发确信了某种东西。乌托邦,哪有什么乌托邦,有差异就不会有乌托邦。事实上我的乌托邦也是自私的,我不过是借助乌托邦实现自己单一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乌托邦意识的不断萌生和不断幻灭,集体依赖感的持续淡化和消解,正好为“人的独立”(或人格完善)提供了可能的途径:人,人性,人道,人道主义,遂顺理成章成为那个年代呼唤的主旋律。乌托邦就这样在幻灭中获得了哲学的品质和诗意的重构。

用政治做一道菜

“政治”是《汤因比奏鸣曲》中的一面铜鼓,它时而悠然轻敲,时而急促狂响。总之你无法忽略它的力量。《汤因比奏鸣曲》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特殊背景。作为叙述者的“我”是古董商的后裔,特立独行的李南是首长的千金,桀骜不驯的杨修是中上级军官的儿子,极富心计的鸡胸孟繁佳来自书香门第。而小说中出现的场景,比如北戴河的五号海滩、围有铁丝网的浴场、红塔礼堂、李南家居住的神秘大院,无不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权势影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小说以北京为舞台,展示了几个官二代和富二代这个特殊群体的青春、命运、成长、爱情、友谊、思想和一种“绝望之痛”。他们是一代人的缩影。后来,杨修因利用职务之便买卖人体器官和另有其它案底而锒铛入狱,李南和孟繁佳去了美国,只有“我”一介书生还守在北京。

宁肯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高度敏感而清醒的。他在《大雅大俗——为什么叫〈三个三重奏〉》这篇创作谈中,十分认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即文学不为政治服务,反过来政治要为文学服务。他进而断言:远离政治已使中国文学严重缺钙,缺一种拉美式的想象力与冲击力。从“政治”视角看,——我们就能明白李南为什么不可能与“我”以为最般配的杨修携手人生,因为渴望平等的爱情不喜欢野性的政治,“她对杨修有克服不了的居高临下的障碍,甚至是上下级的障碍,她不想有,但他总是提示她有”。杨修从一个死刑犯改判死缓,再无期,再到二十年。这是明显的政治较量和权力运作的结果。看到这个昔日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如今沦为阶下囚的体制内的人,面对“我”时依然牛气冲天,不可一世,仅仅拥有话语权的“我”顿时感觉到“系统的自负”和权力异化(公权个人化)的可怕,恐惧之余难免感叹“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品性与学养分开的时代,甚至无关的时代”。因此,尽管“我”能容忍私人领域的特殊,却无法接受公共领域内的特殊,不认可神秘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海边舞会和铁丝网与流动哨。而“我”对象征政治符号的自行车的整齐摆放,其实是对极权(或无序)政治现象的一种自觉修正。在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作家注意到当时的“政治”其实很先锋。作为具有政治属性的礼堂,无疑是政治的窗口,许多禁区就是先从礼堂开始冲破的。看过《巴黎圣母院》《孤星血泪》之类的西方电影,听过斯特恩、小泽征尔的演奏,作家写道:当你从红塔礼堂进来你可能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但是出来时你已是一个新人,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夸张。某种意义上说,红塔礼堂,或京城四大礼堂,或数不清的礼堂,是走出并非艾略特的而纯然是我们的“荒原”的起点。这是另类梦幻的政治风景,这是宁肯的高明之处,仿他的话说,他用政治这块肉骨头做了一道菜,做出来的却不是寡味政治,而是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活。

文化传承的秘密

文化是《汤因比奏鸣曲》中灵气飘逸,令人心澄澈的优雅和弦。马修·安诺德说,文化即人类精神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从其孕育、生成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繁荣、文化自信,是一个相当漫长而艰苦的淬炼与扬弃的过程。

文化也是“我们要和世界对话”的底气。《汤因比奏鸣曲》的叙述者“我”,是一个认同博尔赫斯的“图书馆宇宙观”的自由文人,一个喜欢躺在轮椅上读书的书痴。窃以为,这个在小说中滔滔不绝发表高论的叙述者,其实更像一个思想者:“我”相信在图书馆里活人或死人都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新生,成为灵魂的共同体;“如果不阅读每个人都狭隘,充满桎梏,有认识上的桎梏,有情绪上的桎梏”—— 唯有阅读才可能最终打破桎梏。“我”还发现了文化得以传承的秘密。在看过几部外国经典电影,从红色礼堂走出来的“我”,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那些电影实得益于老一辈电影人的推介,“我”不禁感慨:多亏白垩纪般的“文革”时间还不算太长,还能有一批之前的人类老艺术家能起点很高地接上文明的薪火,否则我们能否很快地再次进化到“人”真是难说;在目睹李南的父亲与她跳完一支圆舞曲后庄重离去的那刻,“我们集体目送李南的父亲,感到一种共同的这个国家的东西。它在我们身上是新的,在李南父亲身上却仿佛老的或者说是延续的,从未中断过,看看墙上康有为的题字,简直可以追溯到康梁变法甚或以前的中国,当然要隔过‘文革’”。这个在谎言中成长起来,一度感觉内心一无所有、精神一片虚无且毫无自信的叙述者最终惊觉:直到后来有一天读到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书,我的文化自卑感才得到具有嘲讽性的纠正。“我”终于意识到,“尽管难以置信但某种作用却至关重要,西方的东西也不一定全信,我们的传统文化也需要重新审视”。在西风东渐、欧雨扑面甚至席卷天下的时代,相信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脉未断,无疑是一个重大而有价值的判断。“文革”以降,言必称西腊,动辄拿欧美文化中心论或萨特、马尔克斯说事的中国文艺界多有消极悲欢之论,以为中国文脉已断——其实不然,宁肯以卓越的见解和诗性的论述,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中国文脉强劲有力的搏动。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人格,余秋雨说,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就是为灵魂找到故乡,或者说找到有故乡的灵魂。1980年诗画联袂的“星星美展”,让“我”感觉到了国家层面上的语言裂变与新生,让“我”看到了“火,灵魂的火,闪电,灵魂的闪电”,看到了变革的希望和光明;勇敢地叩问历史与现实的重大问题,在灵魂的废墟上重建崭新的灵魂,理性地去历史化而非虚无历史——正是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的自觉自省,让我们获得了温暖而有质感的、现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汤因比历史观之隐喻

在那个循着琴声就能找到爱情的年代,——限于篇幅,我不打算将“爱情”列为关键音符,尽管四人骑行经历中有令人心动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想象和泛滥的荷尔蒙。最后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音符,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是汤因比而非贝多芬、瓦格纳、切·格瓦拉或斯宾格勒甚至是黄仁宇“奏鸣曲”?如果不是牵强附会的误读,我确定余音绕梁的《汤因比奏鸣曲》始终回旋着汤因比清晰的历史观的铿锵之音。汤因比的历史循环理论关注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他不仅注意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而且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令吾侪欢欣鼓舞的是,汤因比赞赏中国文明并将“中国模式”与“西腊模式”相提并论。他曾说过:“我们已经发现,艰苦的环境对于文明来说非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我想,这也许是“汤因比交响诗”之隐喻吧。

汤因比说的不错,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博尔赫斯则相信,或许世界历史就是几个隐喻的不同调子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汤因比奏鸣曲》其实可以当作一份能指繁复的历史证词来细细品味。

没有反省的回忆不值一提。曲终之际,我发现《汤因比奏鸣曲》亦可作野史观。宁肯试图描述一个时代巨大而清晰的转型,——他庶几做到了:他以饶有趣味的野史笔法偶然记录了一些偶然的价值;他彻底摆脱一切桎梏,以回归自我的巨大勇气和英雄审美气度,在反浪漫主义的追忆与无比真诚的思索中实现了自我启蒙、自我批判和自我成长。文本独异的《汤因比奏鸣曲》雄辩地表明,阅读的愉悦有时来自陌生化的书写(表达)方式而非既往熟悉的文学经验。能够从人们熟悉的生活(历史)里发现并发掘出更为新鲜的审美趣味和炽烈的感情认可,需要卓越的才情与学养。中国当代文学需要萨拉马戈所说的开拓文学新道路的作家,哪怕他们至今还在路上。宁肯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我们期待和重视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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